二、“世界”體驗與“進化”學說

與上述出口轉內銷的“革命”一詞相類似，“世界”一詞也是由日本新語句重新回傳給中國知識界的。

“世界”一詞，當源自佛經，可以說是屬于印度佛教文化早就傳遞給古中國文明的詞語?！独銍澜洝吩疲骸笆罏檫w流，界為方位。”也就是說，“世”為時間，“界”為空間，“世界”一詞有點類似于《莊子·庚桑楚》、《尸子》卷下里的一個詞語“宇宙”。在如《智度論》、《俱舍論》這樣的經書里，“大千世界”也主要側重于意指空間。但是，在中國文化的漫長歲月里，除了參禪論道，“世界”一詞并沒有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描述他們現(xiàn)實感受的普遍用語。早期的外國傳教士在翻譯world一詞時，通常使用的是“四?！薄ⅰ凹t塵”、“萬國”、“全地”一類更符合中國人習慣的比喻性語言或“模糊”語言。用“世界”一詞譯讀world究竟是始于日本還是外國傳教士，這在學術界還有些不同的說法，但我們至少可以發(fā)現(xiàn)，的確是在近代的日本，“世界”已經成為了知識分子描述其地理空間感受的新語句，而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也的確是在談及其日本見聞的時候，將“世界”引入文中，例如王韜的《扶桑游記》，黃遵憲的《日本國志》，20世紀初，留日中國知識分子掀起了日書中譯的高潮，其中，地理學方面的著作占了相當?shù)臄?shù)量，據(jù)統(tǒng)計，在1898年至1911年間，中國“大部分地理學譯著的原本也是來自日本”。隨著中國留學生陸續(xù)譯出的《世界地理》、《世界地理志》等著作的廣泛傳播，“世界”也才成為了整個中國知識界的基本語語。

世界，這是一個沒有中心的空間概念?！笆澜纭币辉~回傳中國、成為近現(xiàn)代中國基本詞語的過程，也是中國知識分子認知現(xiàn)實的基本框架——地理空間觀念發(fā)生巨大改變的過程。

中國知識界在近代的一切思想的變遷都可以追溯到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而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帶給中國知識分子的最直接的沖擊就表現(xiàn)在地理空間觀念上。失敗將一個殘酷的事實呈現(xiàn)了出來，即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并非如我們想象的那樣以中國為中心。南中國海上射來的西洋炮彈擊碎了我們原有的渾然完滿的地理空間觀感，世界由此破裂開來。正如王富仁先生所分析的那樣：“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地理大發(fā)現(xiàn)’，但這個‘地理大發(fā)現(xiàn)’卻不同于西方人發(fā)現(xiàn)了美洲新大陸，也不同于中國古代的張騫通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經、三寶太監(jiān)下西洋。這些發(fā)現(xiàn)都沒有改變發(fā)現(xiàn)者本人的關于世界統(tǒng)一性的觀念，都沒有造成他們本人空間的分裂和破碎感。而中國知識分子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發(fā)現(xiàn)的卻是一個無法統(tǒng)一起來的世界，一個造成了空間割裂感的事實?！?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3/19/20262479622202.png" />如果說，明末清初的傳教士們第一次為我們帶來世界地理知識的時候，遭遇的是中國知識界的普遍抵觸與抗拒，那么，由中國人今天在槍林彈雨中所目睹的這一次的“地理分裂”的事實卻讓所有的中國中心論者都啞然無語了。

從魏源旁征博引編撰《海國圖志》到梁啟超及更年輕的中國學子奔走東瀛、苦讀日文，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地理知識第一次從想象的構圖演變?yōu)榍袑嵉纳娓惺?，從少?shù)人經由特殊機緣而來的見識發(fā)展成為大規(guī)模的群體共識，這真是一個極具歷史意義的事件。據(jù)統(tǒng)計，從1819到1897年，中國出版的西方地理學譯著單行本共51種，年平均只有0.65種；但從1898至1911年，在這短短的13年間，同類譯著就多達157種，年平均為12.1種。1898年前的著作多出之于傳教士之手，1898年以后的大部分譯著都來自日本，絕大多數(shù)又是由留日學生譯出，一些譯著還直接由留日機構印刷出版，以后，這些留日學生歸國成立的出版機構中，也不斷推出據(jù)日文翻譯的西方地理學著作。留日學生在中國地理學的近現(xiàn)代轉換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也是因為他們有著比一般的國內知識分子更直接的空間生存的體驗。

留日中國知識分子在最直接的生存意義上感悟地理空間，這首先體現(xiàn)在他們升起的“鄉(xiāng)土關懷”中。十分有趣，當這些負笈東渡的游子決意“別求新聲于異邦”的時候，他們迅疾產生的卻是編織鄉(xiāng)情的愿望，“同鄉(xiāng)會”似乎就是彼此心靈慰藉的很好的形式。“在這一階段的留學團體中，各同鄉(xiāng)會相繼產生和發(fā)展，比較活躍的有云南、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山西、四川、廣東等同鄉(xiāng)會。”除同鄉(xiāng)會外，尚有不少建立在鄉(xiāng)土因緣上的社團組織，如廣東的廣東獨立協(xié)會，湖南的土曜會，長江流域的共進會，兩湖的鐵路協(xié)會等等，正如有人所描述的那樣：“留學界勢力方興，多有地域之見，興中會看來很像廣東人的組織，外省人參加者不多?！薄肮鈴蜁瘸闪ⅲc會者獨浙皖兩省志士，而他省不與焉?！?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3/19/20262479622202.png" />

我們千萬不能僅僅停留在人際關系的表層來讀解這樣的現(xiàn)象。這些同鄉(xiāng)會組織的建立，除了人與人之間本能的互助互慰外，其文化的意蘊實在值得我們玩味、咀嚼。因為，在“鄉(xiāng)土中國”，雖然小農經濟將人們牢牢地分割在各自的“鄉(xiāng)土”里，但究其實質來說，血緣才是這一社會的穩(wěn)定性力量。“在穩(wěn)定的社會中，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空間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們卻用了血緣的坐標把空間劃分了方向和位置”。相反，“地緣是從商業(yè)里發(fā)展出來的社會關系。血緣是身份社會的基礎，而地緣卻是契約社會的基礎?！薄皬难壗Y合轉變到地緣結合是社會性質的轉變，也是社會史上的一個大轉變?！?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3/19/20262479622202.png" />也就是說，恰恰是在游學日本、掙脫血緣束縛的新生活里，當這些來自“鄉(xiāng)土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需要以某種方式達成社會性的組合的時候，他們便選擇了最簡單的聯(lián)結紐帶——地緣。在這個意義上講，人們借助于地緣關系重返自己最原初的地理空間——鄉(xiāng)土，這并不僅僅是一種自我衛(wèi)護的本能，它更可能成為自我的試探性展開的起點。

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在一代留日中國學人的鄉(xiāng)土感懷中，其實已經沒有了傳統(tǒng)士人的纏綿鄉(xiāng)愁，倒是充滿了重審鄉(xiāng)土空間的冷峻、重估鄉(xiāng)土價值的理性以及突破既有空間束縛的激情，而且，狹小的鄉(xiāng)土空間的感念又往往擴展而為宏大的中國空間的體悟。這些都可以說是關于地理空間的現(xiàn)代體驗的必然要求。

在20世紀初葉的留日同鄉(xiāng)會雜志上，我們隨處可以讀到這樣一些既流連固有鄉(xiāng)土又力圖突破其束縛的心靈悸動。

《湖北學生界》、《直說》、《浙江潮》、《江蘇》、《洞庭波》、《鵑聲》、《豫報》、《云南》、《晉乘》、《關隴》、《江西》、《四川》、《滇話》、《河南》……當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紛紛選擇這些地域性的名目作為自己的文字空間之時，我們所看到的分明是一次次的精神的“還鄉(xiāng)”。他們在精神上重返自己原初的生存世界，以新的目光審視它，以新的理性剖析它，又以新的熱情激活它，他們在這一原初的地理空間中積蓄著自己的生命能量，為以后跨上堅實的人生之旅準備好思想的內容與思維的形式。

為什么要重返鄉(xiāng)土呢？《江蘇》雜志上關于江蘇同鄉(xiāng)會的“創(chuàng)始記事”明確指出：“愛國必自愛鄉(xiāng)始。無他，事之由小以成大，自邇而及遠，亦必至之勢，無可如何者也。”在作為創(chuàng)刊號的這一期雜志上，江蘇留日學生精神還鄉(xiāng)的激情與理性都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在了它的《發(fā)刊詞》里：“美哉，我江蘇之人民！美哉，我江蘇之人民如我支那！我支那之人民以薄弱聞于世界，我江蘇之人民又以薄弱聞于支那?！薄盎蛟幻涝眨医K安樂地，或曰美哉，我江蘇文學藪。嗚呼是益，咒罵我江蘇也是益。陷溺我江蘇也，是猶以我支那之安樂文學夸示于世界也。我愛支那者，請得而大聲呼曰：我支那無所有，所有者惟腐敗！我愛江蘇者更請得而垂涕道曰：我江蘇無所有，所有者惟腐?。∏腋v言以明之曰：我江蘇者，我支那之支那，而腐敗者，我江蘇之特色！”這里的激情在于他們對于自己原初生存空間的深深的依戀，而理性則體現(xiàn)為一種清醒的自我反省精神，一種嚴峻的地域批判意識，一種在民族生存的困境中發(fā)現(xiàn)鄉(xiāng)土的困境、又將鄉(xiāng)土的體驗連接到民族整體的思維方式。激情與理性的復雜糾纏，鄉(xiāng)土與國土的相互連接，這就是20世紀中國正在生長著的地域空間意識。類似的雙重復雜意識可以說是構成了留日同鄉(xiāng)會雜志的“基調”。

湖南留學生愛撫著自己的錦繡山川與璀璨文明，豪情滿懷：“粥熊子孫從皆拿破侖，湘中城池處處號圣彼得?？v橫上下，不可一世。以湖南比近世之帝國，一曰日耳曼二十五聯(lián)邦中之德意志也；以湖南比世界之共和國，一美國十三州中華盛頓也?！比欢?，在奔向現(xiàn)代的征途中，誰也無法回避其中的昏聵與惑亂：“維新一派，鎖國一派，天下孰不曰：湖南者，支那商業(yè)中之雜貨也。時而贊成，時而反對。天下孰不曰：湖南者，20世紀上之大怪物也?！薄鞍Ш险吣辉唬汉显诮袢諏樘煜碌诙《取ⅹq太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3/19/20262479622202.png" />

這樣愛怨交織的地域感受在浙江人那里則激蕩成了聲勢浩大的“浙江潮”：“其勢力大，其氣魄大，其聲譽大，且?guī)в幸欢螛O悲憤極奇異之歷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紀念。”浙江留學生對“浙江潮”的體悟還帶有十分明確的文化地理學觀念：“抑吾聞之，地理與人物有直接之關系在焉。近于山者，其人質而強；近于水者，其人文以弱。地理之移人，蓋如是。其甚也，可愛哉浙江潮?？蓯墼?，浙江潮，挾其萬馬奔騰、排山倒海之力氣，以日日激刺于吾國民之腦，以發(fā)其雄心，以養(yǎng)其氣魄。”

奇譎詭異的蜀中山川也布滿了20世紀的危機，所謂“雷霆鞠盍，飛電環(huán)身，山岳崩頹，流石逼體”，所謂“劍關析斷”、“瞿塘怒鳴”，四川留日學生發(fā)出了“警告全蜀”的吶喊。

至于“平原無垠、泉甘草肥”、文明悠久的中州大地，也在走向現(xiàn)代的歲月里日漸困頓，“溯諸秦漢以上，則不知其退化幾千億萬級”！“旅東同胞有慨于斯，組織《豫報》以作先導”，發(fā)出了振聾發(fā)聵的“鄉(xiāng)音”：“自今而后，吾河南文者憶過去之腐敗，當激其恥心；睹現(xiàn)在之危險，當興其心；更慮及將來之苦痛而矢其奮心。而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促黃河流域一部開化最早之民族雄飛于世界，不至與尼羅河流域之哈米低克族、印度河流域之阿利安種徒為后人所憑吊?！?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3/19/20262479622202.png" />

幾乎每一份當時出版的以地域命名的同鄉(xiāng)會雜志都以“發(fā)刊詞”、“弁言”之類的形式表達了留日中國學生的強烈的空間意識：對自己原初生存環(huán)境的關切和同樣強烈的憂患促使他們常常“精神還鄉(xiāng)”，從最熟悉的地方解讀危機，同時也設法汲取力量。在他們看來，正是這種“具體而微”的空間組成了當代中國最基本的生存環(huán)境，而所有這些來自于具體生存環(huán)境的真實最終決定了我們的命運與選擇。

下面這個統(tǒng)計大約可以見出當時留日學界雜志對于各自地域的重視。

從以上這個表格的統(tǒng)計我們大體上可以一睹當時“鄉(xiāng)土關切”的“盛況”：在大量的本省時政報告（以批評暴露為主）的烘托中，是一篇又一篇措辭激烈的“社說”、“時論”，它們悲愴地追憶地域的歷史與過去的榮光，痛陳現(xiàn)實的腐敗與晦暗；它們煽動衰歇的“民氣”，召喚飄失的“魂靈”。散布于其中的那些關于地理與文明的理性思考似乎是凝聚和升華這些激越情緒的力量，它提示我們在一個新的理論平臺上建構地域與民族的未來，而那些由本省籍學人創(chuàng)作的大量詩文則營造出一個更加富有情緒色彩的世界，吟古詠今，直抒胸臆，這正是激情瀉導與鄉(xiāng)土認同的基本方式，甚至包括人們在那時所大量使用的筆名，如壯夫、公猛、公勇、六郡莽男兒、鐵聲、鐵崖、鐵郎、磨厲、俠少、義俠、悲谷、痛生、晦鳴、思艱、孑遺、回天、補天……這里既有深刻的憂患，也有奮發(fā)崛起的勃勃雄心。需要說明的是，在當時其他大量的非同鄉(xiāng)會刊物中，同樣也發(fā)表了為數(shù)可觀的鄉(xiāng)土、地域感慨，尚不在我們的統(tǒng)計之列。

除了這些同鄉(xiāng)會雜志上的鄉(xiāng)土感慨之外，留日學生也出版了一些倡導各省“自立”、激發(fā)鄉(xiāng)土空間活力的著作，如《新廣東》、《新湖南》等。用當時一位廣東留日學生的話來說，就是在偌大的“中國”范圍內談論救亡難免空疏，“泛而不切”，所謂“見小者不可以語大，見近者不可以語遠”，“夫治公事者不如治私事之勇，救他人者不如救其家人親戚之急，愛中國者不如愛其所生省份之親，人情所趨，未如何也。故窺視現(xiàn)今之大勢，莫如各省先行自圖自立，有一省為之倡，則其余各省，爭相發(fā)憤，不能不圖自立”。“吾廣東人，請言自立自廣東始。姑名是議曰‘新廣東’，以念我廣東人欲享新國之福分者。”我們注意到，同一時期的國內出版界，也出現(xiàn)了一些由各省士紳創(chuàng)辦的以地域命名的報章雜志，如重慶的《渝報》（1897年），成都的《蜀學報》（1898年）、《蜀報》旬刊（1903年）、《蜀報》半月刊（1910年），西安的《陜西》（1909年），長沙的《湘學報》（1897年）、《湘報》（1898年）等。在批評社會時弊、宣傳維新變法這方面，這些雜志與留日學界的出版物有共同的指向，都代表了中國近現(xiàn)代報刊的發(fā)展方向。不過，真正與留日學界這些由“圖畫”、“記事”、“時評”、“文苑”及各種“社說”、“論述”所組成的聲勢浩大的地域氛圍相比較，我們就會清楚地發(fā)現(xiàn)，來自國內出版界的聲音分明要平和、矜持得多，而聲色俱厲地痛斥現(xiàn)實、滿懷憂憤地注目于鄉(xiāng)土，處處以“警告”、“危機”、“痛吊”、“招魂”之語擊楫中流，作黃鐘大呂之聲的還都是留日學界的出版物。而且后者的憂憤也更多地轉換成了對各地域“民氣”、“民性”及原有生命潛力的開掘和呼喚，這在國內的那些鄉(xiāng)土根據(jù)地倒并不多見。這個有趣的對比是不是正好說明，真正現(xiàn)代意義的地理空間意識的產生恰恰需要我們走出鄉(xiāng)土的束縛，在更廣大的空間世界里獲得體會與認知，也只有在與其他地理空間的比照性體驗中，我們才有可能更加切實地發(fā)覺自我生存環(huán)境的局限和困頓，同時也才更自覺地進行精神的返照，努力開掘自我空間的生命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