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詩與樂的關系至為密切，早在《尚書·舜典》中，就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的經典表述。此后，整個中國古代詩歌發(fā)展史，歷《詩經》、《楚辭》、漢魏六朝“樂府”以至唐詩、宋詞、元曲，詩與樂的血脈關聯從未斷裂過。不了解詩樂關系，不重視詩樂關聯，就不能真正完整和更加深入地了解與研究中國詩歌史。宋朝郭茂倩編撰的《樂府詩集》，正是一部上古至唐五代的樂章和歌、謠總集，也是現存成書最早、流行最廣最完備的樂府歌詩總籍，在中國歌詩、音樂和詩歌史上有著奪目的光彩；該集還輯錄了大量的古樂書佚文文獻資料，其“征引浩博，援據精審，宋以來考樂府者，無能出其范圍”。因此，《樂府詩集》對于研究中國古代的詩歌、音樂，研究中國文學藝術歷史，研究中國民俗風尚史，挖掘和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神，以至對于當代音樂文化活動和歌辭、詩歌創(chuàng)作來說，都有著無可取代的資鑒價值。明末清初重刻該集的汲古閣主人毛晉稱其“可謂抗行周雅，長揖楚辭，當與三百篇并行不朽”，然而，與其他早成專門之學和顯學的古代文學總集的研究情況相比（比如，《詩經》有《詩經》學，《楚辭》有《楚辭》學，《文選》有《文選》學等），《樂府詩集》研究，還比較薄弱；并且因為觀念、方法的局限，已有大多數研究都存在著與樂府詩衍生、發(fā)展的歷史真實相疏離的問題而難以深入。因此，目前亟待從新的學術理念出發(fā)，運用新而有效的方法論，對《樂府詩集》作全面、系統(tǒng)、深入且富有創(chuàng)新性的研究。出于對《樂府詩集》重要價值的認識，吳相洲教授也提出了“建構現代意義上的樂府學”的觀點。總之，對《樂府詩集》進行全面、系統(tǒng)的創(chuàng)新研究，或把《樂府詩集》置于“樂府學”的視野下研究，無論是對于樂府歌詩本身，還是對于全部的中國古代歌詩；無論是對于文學藝術史，還是對于中國學術史，都具有非常重要而長遠的意義。《樂府詩集》如一座蘊涵豐厚的寶藏，完全可以展開多角度、多層面、多方法、多領域的研究。其中，分類研究就是很好的方式。通過分類研究，可以綜合運用文學、音樂、表演等多學科知識，探討每一類樂府歌詩藝術的來龍去脈，弄清其獨特的藝術個性和藝術成就，從而將樂府藝術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歌詩藝術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而郭茂倩將《樂府詩集》分成十二大類，兼顧樂府詩的來源、用途和音樂系統(tǒng)，在具體編排上，又以音樂曲調分類著錄詩歌，著意體現樂府詩的流變軌跡，也正為分類系統(tǒng)研究《樂府詩集》奠定了方便的基礎。本論題選取“相和歌辭”作為研究對象，正是對上述研究構想的具體實踐之一。

秦漢以來，中古音樂史進入了以絲竹清樂為主的歌舞伎樂時期，作為傳統(tǒng)清樂重要構成的樂府“相和歌”，正是漢代俗樂歌詩藝術的主要代表。另一方面，樂府歌詩藝術自秦漢這一中古詩歌史的起點興起，經魏晉而綿延不絕，對于漢、唐中古詩歌發(fā)展的意義及影響尤大。而“相和歌辭”實為漢樂府歌詩之大宗，在《樂府詩集》不完全的收錄中，“相和歌辭”就有18卷，占的比重最大。相和歌也是樂府古題中，極具活力，被后世文人擬作最多的一類，給文人詩歌發(fā)展積累了豐富的藝術資源。那么，相和歌辭的藝術魅力何在？其獨特的藝術個性是如何生成的？“相和歌”、“相和歌辭”的藝術生成與發(fā)展演變，體現了古代歌詩藝術怎樣的規(guī)律性？我們又應該選擇一個什么樣的理論視角，才能真正走近相和歌辭，從而看得更深更遠更清晰？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在對研究對象進行深入了解、歷史考察的基礎上，本書所要努力回答的。

1. 〔唐〕孔穎達：《尚書正義》第3卷，〔清〕阮元編《十三經注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31頁。
2.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第187卷，北京：中華書局，1965，第1696頁。
3. 毛晉重刻宋本《樂府詩集》卷末題辭，《四部叢刊》本。
4. 參黃翔鵬《中國古代音樂歌舞伎樂時期的有關新材料、新問題》，《文藝研究》1999年第4期。
5. 有關中古詩歌史的發(fā)生與總體特征的論述，參見趙敏俐師《論中國詩歌發(fā)展道路從上古到中古的變更》，載《周漢詩歌綜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6. 另有“雜曲歌辭”也是18卷，但雜曲歌辭多為不明所起或樂調難考的歌辭，“兼收備載”者，實非名義明確、嚴格意義上的樂歌種類。而且雜曲歌辭與相和歌辭的關系非常密切，其中或即包含一些無法確考其淵源的相和歌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