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現(xiàn)有文獻來看，對相和歌及歌辭的研究，至遲在晉代就開始了。西晉崔豹《古今注》“音樂”門，是現(xiàn)存最早解釋樂府歌曲本事及緣起之作，共有十八條，涉及相和歌辭的有《箜篌引》、《平陵東》、《薤露》、《蒿里》、《長歌行》、《短歌行》、《陌上?！?、《董逃歌》、《上留田》、《日重光》、《月重輪》等，對這些古題的主題、風格也間有論述，頗為寶貴。又有大音樂家荀勖著《荀氏錄》，荀氏曾采撰舊辭施用于世，對相和三調做過改編、完善的工作（沈約《宋書·樂志》），想必于清商三調歌詩深有研究，該書對相和諸曲調及其分類多有記載和敘述，可惜原書已于唐時失傳，今天只能憑借《樂府詩集》所引《古今樂錄》一書的記載了解一二。

南朝時期，對于“相和歌辭”的著述與研究頗多。比較重要的有劉宋張永的《元嘉正聲技錄》，蕭齊王僧虔的《大明三年宴樂技錄》，梁沈約的《宋書·樂志》，陳釋智匠的《古今樂錄》。前二書唐時已佚，其內容多為《古今樂錄》所引，而《古今樂錄》原書也在趙宋后佚失，所以此三書內容，今天只能從《樂府詩集》所引及清人《古今樂錄》的輯本中見到?！端螘分尽吩凇跋嗪透柁o”研究中的重要價值和意義主要在于：其一，論述了相和歌的由來、名義及發(fā)展，指出“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并漢世街陌謳謠，《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白頭吟》之屬”，“始皆徒哥，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魏世三調哥詞之類是也”，“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zhí)節(jié)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為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為十三曲”，對人們認識相和歌音樂與歌辭的基本性質與特點至為重要。其二，在卷三中最早著錄了漢魏相和歌辭，其中清商三調歌詩，系根據(jù)西晉荀勖《荀氏錄》轉錄，歌辭均注明解數(shù)，對研究相和三調的歌辭與音樂體制很有價值?！豆沤駱蜂洝肥橇瘯r期敘錄樂府總匯之書，也是研究漢魏六朝相和歌詩極為重要的著述，其對相和歌曲辭、曲調、類別、演唱體制、樂器、流傳等，都有明確而詳備的論述。此外，這一時期，對相和歌辭的主題內容及藝術風格也有論述與評價。如劉勰論及曹魏三祖的相和歌詩時說，“至于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jié)平。觀其《北上》眾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于滔蕩，辭不離于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又指出《艷歌行》、《怨詩行》兩歌是“艷歌婉孌，怨志訣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充分表現(xiàn)了其宗經(jīng)衛(wèi)道的文藝觀。

魏晉六朝以降，雖有清商新曲、燕樂代興，但相和歌以其特殊的藝術魅力，仍然受到世人的喜愛和文人們的重視。在唐代不光仍能聽到相和歌的演唱，伴隨著唐代詩壇借復古而創(chuàng)造的文藝思潮，文人相和歌辭擬作也非常繁盛。在相和古題的擬制同時，他們對相和歌也會有深入探討。這方面的代表如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劉《樂府解題》、元稹《樂府古題序》等。吳氏書從各種傳記及諸家文集中采搜樂府所起本義以解釋古題，在體例上，各列曲題，每題大致說明其起源、古辭內容及后人仿作等，又有對相和歌辭的總體敘述，于漢魏相和歌辭尤為詳備。劉著解題較吳氏多類同而簡略，所解相和古題有《白頭吟》、《泰山吟》、《挽柩歌》（《薤露》）、《烏生八九子》、《陌上?！?、《東門行》、《明妃曲》、《坎侯》（《箜篌引》）等篇。元稹的《樂府古題序》對一味的模擬古樂府作了批評，并歸納了兩類擬作古題的方式：“雖用古題，全無古意者”；“頗同古義，全創(chuàng)新詞者”。對相和歌辭作過詳細而較有價值論述的，還有著名的歷史文獻“三通”，即唐杜佑的《通典·樂典》、宋鄭樵的《通志·樂略》、元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樂考》，它們大多綜合歷代史書中的樂志，從整體上對相和歌、相和歌辭作了梳理，也表現(xiàn)了自己的一些認識。此外，《晉書·樂志》、《舊唐書·音樂志》或述及相和歌的淵源、性質，或論及清商三調的歷史、與清商樂的關系等等，也足資參考；宋朝陳編著《樂書》，其中樂歌、樂舞項，亦有與相和歌相關者。在對相和歌辭進行全面搜集、編輯與總體研究方面，宋郭茂倩的《樂府詩集》是最重要的書籍，其“征引浩博，援據(jù)精審，宋以來考樂府者，無能出其范圍”，堪稱集大成之作。該書“相和歌辭”類收編漢、唐千余年相和歌古辭與擬作，分九小類編成十八卷，是全書十二大類樂府歌辭中數(shù)量最多的一類，全面展現(xiàn)了相和歌辭的整體風貌與歷史發(fā)展情形。郭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相和歌辭總敘、各曲類小序及各曲調解題部分，對相和歌的曲類、音樂、表演體制，曲調沿承變化等等，都有相當深入、翔實的考核與論斷。在具體分類編排上，也頗見郭氏的研究心得，“每題以古詞居前，擬作居后，使同一曲調，而諸格畢備，不相沿襲，可以藥剽竊形似之失。其古詞多前列本辭，后列入樂所改（筆者按：這與我們今天所見通行本的情況正好相反）”，尤著意體現(xiàn)相和諸調的流變軌跡。這些都為后人在這方面的拓展與深入，提供了十分豐厚的研究基礎。

郭茂倩《樂府詩集》之后，歷元、明、清三代，樂府歌辭的編集、選錄、注釋與研究專著大增，“相和歌辭”的研究也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與充實。比較重要的有陳可恕輯《樂府補題》、徐師曾《樂府明辨》、馮定遠《鈍吟雜錄》、朱嘉徵《樂府廣序》、朱乾《樂府正義》、江邨綬《樂府類解》等。有些頗具學術參考的價值，如《樂府廣序》的注釋部分，多采各家評論文字，又有集考，專門解釋詞句，可資參考。而朱乾的《樂府正義》，除了注釋詞句外，尤注意對詩中事實、背景等加以考訂，援引豐富，議論翔實；但亦有穿鑿附會之論，如謂《楚妃嘆》系石崇讒事賈謐、賈后之作，《王子喬》系以太子喬比戾太子諷武帝，《步出夏門行》系諷刺東漢末年宦官弄權等。朱氏對樂府體制有獨到研究，如論《雁門太守行》云：“按古辭詠雁門太守者不傳，此以樂府舊題《雁門太守行》詠洛陽令也。與《秦女休行》詠龐烈婦者同?！庇秩缯摗讹嬹R長城窟行》古辭云：“《古詩十九首》，皆樂府也。中有《青青河畔草》，又有《客從遠方來》，本是兩首。惟《孟冬寒氣至》一篇，下接‘客從遠方來’，與《飲馬長城窟》章法同。蓋古詩有意盡而辭不盡，或辭盡而聲不盡，則合此以足之。如《三婦艷》及《董嬌嬈》‘吾欲竟此曲’之類，皆曲調之遺聲也?！边@對探討漢代相和古辭與文人古詩的關系也是很有啟發(fā)意義的。但在《公無渡河》篇下論漢魏相和擬作時，指出內容雖多通變，“但須不離其宗”，這就不免失之拘泥。又如論《陌上?！窋M作云：“至于擬古之法，一轉而為《楚辭》鈔，以含睇宜笑比羅敷，以子戀慕予善窈窕比使君，以思念公子比夫婿，猶羅敷之意也。再轉而為魏武《駕虹蜺》篇，則言自有神仙為侶，羅敷雖美，非我思存。魏文《棄故鄉(xiāng)》篇，則言從軍萬里，伴旅零落，惆悵自憐，有室家之思，與羅敷全不相涉；而言外見意，不離其宗。此漢魏擬古之法”，顯屬牽強迂腐之論。其他如論《平陵東》、《君子行》、《猛虎行》、《董逃行》、《秋胡行》、《隴西行》等題相和歌辭，大都如此。不過在客觀上，卻也正好描述了相和歌舊題的某些流變特點，對于我們從正面就此一問題作深入研究，有啟發(fā)意義。此書在明清兩代同類研究中，是材料最豐富、見解最突出之作。另外，一些古詩選注、點評本，如明鐘惺、譚元春的《古詩歸》、劉履《選詩補注》、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沈德潛《古詩源》、陳沆《詩比興箋》、陳本禮《漢詩統(tǒng)箋》、張玉谷《古詩賞析》、李因篤《漢詩音注》等，在相和歌辭的訓詁箋釋，以及藝術表現(xiàn)方面，也往往有獨到的研究與評價。

唐宋以后，特別是明清兩代，傳統(tǒng)詩話中也有一些相和歌辭的考辨或評論。像許學夷的《詩源辨體》論《董逃行》、《雁門太守行》“詞意與題全不相類，疑別有古詞，此但習其聲調耳”；論《白頭吟》“沛然從肺腑中流出，其晉樂所奏一曲，乃后人添設字句以配音節(jié)耳。樂府《滿歌行》、《西門行》、《東門行》及甄后《塘上行》皆然”；論《相逢行》、《陌上?！返取肮派珒群A藻外見，可為絕唱”，《滿歌行》、《西門行》、《東門行》、《艷歌何嘗行》等，“文從字順，軼蕩自如，最為可法。《烏生》、《王子喬》、《董逃行》、《孤兒行》、《婦病行》語雖奇古，中有不可解不可讀者，然《滿歌》以下，為孟德、子桓雜言之祖。學者茍能一一強記，則識見高遠，下筆蒼古，而于后人擬古之作，可別其遠近矣?！?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3/31/21474484879721.png" />從樂辭關系、藝術風格到制作沿承，所論皆中肯綮。又如楊慎《升菴詩話》論古《胡無人行》、甄后《塘上行》以及相和樂曲名解；王世貞《藝苑卮言》論瑟調諸小曲的特色與擬作，等等。這些雖屬零篇碎簡，卻也是吉光片羽，難能可貴。

20世紀，隨著社會與學術的巨大變革與轉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也走向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其中漢代詩歌研究，雖然與對其他時代的詩歌研究相比還相對落后，但就漢代詩歌研究本身來講，無論在文獻考證還是藝術分析和理論闡釋上，“其成就都是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的”。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相和歌辭”研究也取得了更加豐碩的成果。20世紀以來的相和歌辭研究，大體上可以分成三個階段：20世紀初到40年代末、50年代到70年代末、80年代至今。

1919年五四運動后，隨著白話文運動和平民文學思潮的興起，世俗、民間樂府越來越受到學人的重視，而相和歌詩正是其中的代表樣式和主體部分。徐嘉瑞《中古文學概論》（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年版）一書對以相和歌辭與鼓吹、橫吹為代表的漢樂府歌詩的產生淵源與音樂的關系、藝術特點等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并對其文學史地位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代表了“五四”以后對所謂漢樂府“民歌”新的評價方向。

梁啟超在《中國古代美文及其歷史》的“漢魏樂府”一章中，以審美的眼光，對相和歌辭的題材、結構、語言音節(jié)、境界、氣格作了較為精致的賞析與評論，對于艷、趨等體制也有所辨明。梁氏還批評鄭樵誤讀《宋書·樂志》，在《通志·樂略》中將清商三調歸屬相和歌是大錯誤，提出了不可將清商三調混屬相和歌的觀點。從此，相和歌、清商三調、清商曲的類屬關系遂成為研究與論爭的熱點之一。梁氏的觀點后為陸侃如《中國詩史》（陸侃如、馮沅君合著，1930年初版）所繼承，在該書中，陸氏并且只承認相和歌包括“相和曲”、“四弦曲”、“六引”三小類，而把三調及大曲看做漢魏清商曲。而陸氏在前此所作的《樂府古辭考》（商務印書館1926年初版）中，則是依《樂府詩集》分相和歌辭為十小類，考訂了102曲漢代相和古辭，并注明各曲調的存佚情況。而黃節(jié)、朱自清在《樂府清商三調討論》（《清華周刊》39卷第8期，1933年5月8日）中，也就清商三調與相和歌的類屬問題展開了討論，黃節(jié)針對梁啟超的觀點為鄭樵辯護，而朱自清則認為梁氏的說法有道理。

這一時期，還出現(xiàn)了樂府研究通論和專史著作。像王易的《樂府通論》（神州國光社1933年版），著重從音樂方面進行論述，其“辨體篇”取消雜曲歌辭一類，依其內容風格，分別散入相和歌辭等類中，對于研究相和歌辭與雜曲歌辭的關系，有一定的啟發(fā)。樂府專史則以羅根澤《樂府文學史》（北平文化學社1931年版），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重慶中國文化社1944年版）二書為代表。羅著所論起于漢止于唐，其對相和歌辭的研究分見于各章，而以“樂府古辭及其他”、“魏晉樂府”兩部分為主。對一些代表性的相和古辭及擬作皆作了討論，突出體式探討，旁及古辭的本事、年代、曲調關系考證，對作品的情感表現(xiàn)、藝術特點方面論述較簡略。相比于王、羅等人的著作，蕭著在以相和歌辭為代表的樂府詩的研究上則要深入全面得多。對相和歌辭的年代和本事的考訂、其對后世文人詩的影響以及文體上的發(fā)展演變等都有論述；在作品研究上，注重相關歷史背景的闡發(fā)，注重作品藝術特性的分析，常能細膩入微，頗多獨到之見。此外，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首創(chuàng)“音樂文學”研究一目，從音樂與文學的關系入手，研究中國古代詩歌的特質與規(guī)律。其“論樂府”一章，對相和歌辭的曲調、可歌性、音樂表演體制等方面，做了較詳細的論述，對我們今天從音樂與娛樂表演的角度，對相和歌辭作綜合形態(tài)研究，極有啟發(fā)意義。

對一些相和古辭為適應音樂與表演的需要，而出現(xiàn)的歌辭拼湊與分割現(xiàn)象的研究，余冠英先生的《樂府歌辭的拼湊與分割》（《國文月刊》第61期，1947年）是一篇重要的文章。而逯欽立的《〈古詩紀〉補正凡例》（寫于1943年，后收入作者《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則對相和歌辭中“本辭”與“晉樂所奏”有所考辨。此外，逯氏《漢詩別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涉及五言詩的論述中，對相和歌辭也都有一些有價值的判斷。

在對相和歌辭的訓詁箋注方面，較早的代表性著作有黃節(jié)《漢魏樂府風箋》（北京大學出版組1924年版），全書總共十五卷，卻有十三卷的篇幅專釋漢、魏相和歌辭，其他兩卷分別為漢、魏雜曲歌辭，跟前人多對漢《房中歌》、《郊祀歌》、《短簫鐃歌》等漢三大歌調作專門注釋相比，此書反映了“五四”后學人對當時所謂“民歌”研究的重視。此書于每首歌辭之箋釋，大致分解題、箋釋詞句、釋音和集評四部分。箋釋詞句征引繁富，集評多采清代諸家之說，是研究漢魏相和歌辭之訓詁、音韻方面材料最豐富的著作。聞一多《樂府詩箋》（后收入《聞一多全集》，三聯(lián)書店1982年版），除長于訓詁詞義，對各曲的本事、主旨等也有考釋，并能提出新的見解，如論《蒿里》即《下里》，論《董逃行》與《董逃歌》實為二歌等，辨正了崔豹《古今注》的錯誤。此類文獻或語言訓詁方面的研究，還有王越的《漢代樂府校釋》（《文史學研究所月刊》1卷第4、5期，2卷第1、2期，1933年版），彭麗天的《樂府詩集古辭校正》（《清華學報》12卷第1期，1937年），曲瀅生的《漢代樂府箋注》（北平我輩語叢社1933年版）等。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學術研究帶有非常鮮明的時代和政治色彩。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立場，從文學反映論角度，對作品的思想內容、人物形象的分析成為重點，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藝術上則著重對作品現(xiàn)實主義表現(xiàn)手法的揭示。以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為代表的各類文學史著作和教材，有關相和歌辭的論述大多如是。論文方面，鄭孟彤《漢代樂府詩里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43期，1955年2月27日）、王運熙《漢代的俗樂和民歌》（《復旦學報》1955年第2號）可作代表，涉及對相和歌辭時代背景、思想內容、現(xiàn)實主義精神和藝術成就的分析，最有深度，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影響。另外，王作還對相和歌在漢代上層社會和文人中的流行作考察，從內容、形式、名物方面與“古詩十九首”比較，探討了相和歌辭作品的時代問題。

這時期，各種古詩選本所選樂府古辭也以相和歌辭居多。其中最有學術價值的是余冠英的《樂府詩選》（人民文學社1954年版），其注釋融會前人和自己的研究所得，深入淺出；無論本事、背景介紹，還是詩旨概括，皆能詳細考校，扎實立論。而在具體的作品研究中，《陌上?！穭t成為一個熱點，發(fā)表的文章最多，主要圍繞著作品的時代背景、主題思想、羅敷的人物身份和性格特征等問題展開討論。其他反映漢代社會階級壓迫和人民悲慘生活的代表作，如《東門行》、《婦病行》、《孤兒行》等，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學術關注，都有單篇論文出現(xiàn)。

實證研究方面，王運熙的文章最有影響。收在《樂府詩論叢》（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里的幾篇文章，除前面提到的《漢代的俗樂和民歌》外，《清樂考略》一文主要提出了相和歌屬清商舊曲說，并詳細考論了相和的含義、引與和的音樂特點、相和歌與清商三調的關聯(lián)、側調歸屬、相和歌與楚聲的關系、三調與房中樂、曹魏清商樂的昌盛、西晉清商樂的雅化及清商舊曲的衰亡等問題，非常全面。《說黃門鼓吹樂》一文，論證了漢代的黃門鼓吹樂包括相和歌，并且“尤以相和歌為首要部門，它是宴樂嘉賓時娛心意悅耳目的最美妙的樂歌”?！稘h代鼓吹曲考》則在前文的基礎上，進一步從“鼓吹”的含義上，考證說明相和歌與短簫鐃歌都可以叫做鼓吹，同屬黃門鼓吹樂署。從以上的文章可以看出，王運熙的相和歌辭研究是系統(tǒng)而翔實的，代表了這一時期實證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王達津的《漢樂府相和歌即漢清商說》（《文學研究》1958年第1期），陰法魯?shù)摹稘h樂府與清商樂》（《文史哲》1962年第2期），是繼續(xù)對相和歌與清商樂關系問題的討論，也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在相和歌的音樂性研究方面，邱瓊蓀的《漢大曲管窺》（《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1962年），則對《宋書·樂志》里所列15首大曲在魏晉時期的流變及其演唱形式等問題進行了比較詳細的研究，很有學術價值。該時期，能代表音樂史學界關于相和歌整體研究成績的，是楊蔭瀏先生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音樂出版社1964年版，1980年修訂版）。該書對于相和歌的由來、性質、音樂構成、相關概念、表演情況及大曲的曲式等作了全面論述；也提出了代表性的意見，比如對相和諸調曲及大曲中的“解”的經(jīng)典性解釋等。港臺方面，張世彬的《中國音樂史論述稿》（香港友聯(lián)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較重要，該著專列《清商三調曲》一章，對清商三調的名義及唱奏方式、漢大曲的結構、清商樂的沿革以及清商三調的特點都有所探討和論述。

這一時期，港臺地區(qū)述及相和歌辭的論著，還有李純勝的《漢代的相和與清商》（《大陸雜志》第23期，1961年）、張壽平《樂府歌辭類別考訂》（《大陸雜志》第31期，1965年）、胡純俞《漢代樂府與古辭》（《中國詩季刊》1970年第1期）、韓屏周《兩漢樂府古辭研究》（昆山工專學報，1973年第1期）、方祖燊《漢詩研究》（臺灣正中書局1970年版）等。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再次經(jīng)歷了重大的社會變革，并且給學術研究帶來了廣泛和深遠影響。突破過去單調僵化的研究模式，拓展學術思維和學術角度，尋求廣大的學術空間，運用新理論新方法，多學科交叉，多文化視閾融合，成為這個歷史時期學術研究的新動向，同時優(yōu)秀的學術傳統(tǒng)和研究方式也并未放棄，因而形成了傳統(tǒng)研究與創(chuàng)新研究并存，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格局。相和歌辭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首先是對過去研究熱點的進一步討論。關于相和歌、清商三調、清商曲的概念及離合關系，是這一領域中的老問題了。“五四”以后，梁啟超對鄭樵《通志·樂略》的觀點首先提出異見，認為清商三調不屬相和歌，應是與相和歌并列的樂府類別。隨后，形成兩派，朱自清傾向于贊同梁說，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亦取梁說，而黃節(jié)、蕭滌非則持相反意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王達津、陰法魯?shù)热司瓦@個問題繼續(xù)討論，王氏同黃、蕭，而陰氏則循梁氏觀點。這個問題牽動了古典文學界和傳統(tǒng)音樂史學界的好多學人，卻沒能形成統(tǒng)一的認識，進入80年代以來，這個問題仍在討論之中，不過研究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深入與拓展。曹道衡《相和歌與清商三調》（《文學評論叢刊》第9輯，1981年），逯欽立《“相和歌”曲調考》（《文史》第14輯，中華書局1982年版），王運熙《相和歌、清商三調、清商曲》（《文史》第34輯，1992年版），三文在考辨相和與清商的關系的同時，也各從不同角度對相和歌的產生、來龍去脈以及其音律和演唱方式等，作了較深入的研究。王運熙涉及相和歌辭研究的文章還有《略談樂府詩的曲名本事與思想內容的關系》、《樂府民歌和作家作品的關系》、《讀漢樂府相和、雜曲札記》（皆收入《樂府詩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等，前文揭示了歌辭內容與曲名關系的三種類型，對研究相和歌辭的生成與演變具有參考價值；《樂府民歌和作家作品的關系》一文則對相和歌等樂府歌詩藝術，通過演唱傳播對文人及文人詩歌的影響作了闡發(fā)；《札記》則對相和歌中五首歌辭《薤露》、《蒿里》、《雞鳴》、《烏生》、《西門行》、《艷歌何嘗行》做了一些考辨，偏重句式、語詞、本事方面，又對《文選》、《玉臺新詠》所選相和曲、相和歌評價的歷史變遷等進行了辨析和梳理。而王小盾的《論〈宋書·樂志〉所載十五大曲》（《中國文化》1990年第3期）則在丘瓊蓀先生《漢大曲管窺》的基礎上，對十五首大曲的演唱方式及其時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其次，研究隊伍有了大大的擴展，產生了一大批涉及相和歌辭多方面問題的較有質量的研究成果：

論文方面，有探討相和歌的音樂構成、音樂特性的，如許健《相和歌與琴曲》（《音樂研究》1985年第3期），鄭祖襄《相和三調中的“部”“弦”“歌弦”考釋》（《音樂藝術》1993年第3期），丁紀元《相和五調中的清平瑟調新論》（《黃鐘》1997年第1期），丁紀元《相和五調中的楚、側二調考辨》（《黃鐘》1997年第3期），劉明瀾《魏氏三祖的音樂觀與魏晉清商樂的藝術形式》（《中國音樂學》1999年第4期），齊天舉《從〈飲馬長城窟行〉說到相和三調的解、艷和趨》（《文學評論叢刊》第31期）、安海民《試論漢魏樂府詩之艷、趨、亂》（《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1年第1期），丁承運《清商三調音節(jié)調式考察》（《音樂研究》1989年第2期），馮潔軒《說“解”》（《藝術探索》1995年第1期），褚歷《漢魏“解”與隋唐“解”辨異》（《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0年第1期），黃仕忠《和、亂、艷、趨、送與戲曲幫腔合考》（《文獻》第52期，1992年），崔煉農《相和唱奏方式與辭樂關系——樂府唱奏方式研究之一》（《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歌弦唱奏方式與辭樂關系——樂府唱奏方式研究之二》（《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等。

有涉及相和歌辭各方面文獻考證與辨析的，如楊明《〈樂府詩集〉“相和歌辭”題解釋讀》（載楊明《漢唐文學辨思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喻志意《〈歌錄〉考》（《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等。

有論及相和歌辭藝術特點的，如葛曉音《論漢樂府敘事詩的發(fā)展原因和表現(xiàn)藝術》（《社會科學》1984年第2期），李伯敬、朱洪敏《漢樂府民歌的戲劇審美創(chuàng)造》（《江蘇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廖蔚卿《漢代民歌的藝術分析》（臺北《文學評論》1983年第7期），程湘清《樂府民歌的修辭美》（《語文教學》1980年第5期）、《試論樂府民歌的語言美》（《古典文學論叢》第2輯，1981年），阮忠《漢樂府敘事詩的戲劇性》（《南都學壇》1996年第1期）等。

有涉及相和歌辭的流變及影響的，如江艷華《論樂府古題〈燕歌行〉的發(fā)展演變》（《云南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商偉《論唐代的古題樂府》（《文學遺產》1987年第2期），秋楓《試論樂府民歌與建安文學的關系》（《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86年第2期），齊天舉《古樂府艷歌之演變》（《陰山學刊》1989年第1期）、《挽歌考》（《文史》第21輯），錢志熙《齊梁擬樂府詩賦題初探：兼論樂府詩寫作方法之流變》（《北京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樂府古辭的經(jīng)典價值——魏晉至唐代文人樂府詩的發(fā)展》（《文學評論》1998年第2期），吳懷東《建安樂制及擬樂府形態(tài)考述》（《江淮論壇》1998年第2期），岳珍《“艷詞”考》（《文學遺產》2002年第5期），王淳美《西漢民間樂府與后人擬作之研究》（臺灣《南臺工專學報》1991年第7期）等。

有涉及相和歌辭與其他詩歌樣式關系的，如孫洪明、李愛華《淺析漢樂府民歌與古詩十九首的異同》（《東岳論壇》1990年第12期），范能船《古詩十九首和漢樂府及建安詩歌》（《江淮論壇》1986年第4期），齊天舉《樂府與漢魏五言詩》（《文學遺產》1988年第5期）等。

后三類的文章，雖然大多不是直接以相和歌辭為研究對象，但由于相和歌辭是漢晉世俗樂府歌詩的主要代表，因此在行文中，實際上是以相和歌辭為重點或者是有較多的論述涉及了相和歌辭的。

其他還有許多對相和歌具體作品的分析研究之作，包括單篇發(fā)表的論文和各類賞析文選、鑒賞詞典等，不再一一列舉。其中尤以《陌上桑》為典型和代表，粗略統(tǒng)計，20世紀80年代以來，包括港臺地區(qū)，發(fā)表的論文已在120篇以上，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多種多樣，文化學的、民俗學的、原型理論、主題學、結構主義與形式主義等等，頗多新穎獨到之見，達到了很高的研究水平。而法國漢學家桀溺的《牧女與蠶娘——論一個中國文學的題材》（載錢林森主編《牧女與蠶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以相和古辭《陌上?！窞橥黄瓶?，“對美女采桑這一中國文學題材進行了相當細致的文化研究，并與西方文化進行比較研究”，很有特色。桀溺還對相和歌辭中10組“晉樂所奏”與“本辭”（皆見郭茂倩《樂府詩集·相和歌辭》）提出質疑，并作詳細考辨，得出“晉樂所奏”曲辭才是原創(chuàng)，而所謂“本辭”是文人改造之作的觀點，對逯欽立《〈古詩紀〉補正凡例》指出的同類問題作了更詳細的論證。

專著方面，除前面提及的王運熙《樂府詩述論》，較重要的還有姚大業(yè)《漢樂府小論》（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王汝弼《樂府散論》（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徐仁甫《古詩別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楊生枝《樂府詩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倪其心《漢代詩歌新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張永鑫《漢樂府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鄭文《漢詩選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漢詩研究》（甘肅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趙敏俐《兩漢詩歌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漢代詩歌史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等，或考證梳理，或辨析決疑，或箋釋賞評，或理論闡發(fā)，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影響。

近十多年來，也出現(xiàn)了一些別開生面的研究成果，他們以新視角、新方法、新材料，為樂府歌詩的研究開拓了新的學術空間。如潘嘯龍《漢樂府的娛樂功能及其對藝術表現(xiàn)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蕭亢達《漢代樂舞百戲藝術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錢志熙《漢樂府與百戲眾樂之關系考論》（《文學遺產》1992年第5期）、《漢魏樂府的音樂與詩》（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劉明瀾《中國古代詩詞音樂》（中國科學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吳相洲《論唐代舊題樂府的入樂問題》（載吳相洲《唐詩十三論》，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廖群《廳堂說唱與漢樂府藝術特質探析》（《文史哲》2005年第3期）等研究?；蚩疾鞓犯膴蕵仿毮芎鸵魳穼犯姳憩F(xiàn)藝術的影響，或考察樂府詩與其他表演藝術的關系，或探討古詩詞的音樂背景，或探討唐代舊題樂府的傳唱問題，或從出土文獻的角度討論廳堂講唱與漢樂府藝術的關系，對于相和歌辭的創(chuàng)新研究，都有很好的借鑒作用。尤其是如下的學術思考及研究成果更具有新的學術意義：趙敏俐《音樂對先秦兩漢詩歌形式的影響》（《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2年第5期）、《關于中國古代歌詩藝術生產的理論思考》（《中國詩歌研究》第2輯，中華書局2003年版）、《漢樂府歌詩演唱與語言形式之關系》（《文學評論》2005年第5期），趙敏俐、吳相州等《中國古代歌詩藝術研究——從〈詩經(jīng)〉到元曲的藝術生產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等。這些研究揭示了漢代詩樂新變的特質，從以表演為中心的歌詩藝術生產的角度作原生態(tài)研究，探析樂府歌詩的藝術構成，因而更貼近樂府詩的歷史真實和本質特征；對于更新學術觀念，從新的視角進一步深入細致地研究相和歌辭，具有極大的學術啟發(fā)和理論指導意義。

1. 《宋書》第19卷，第21卷，第549、550、603頁。
2. 〔南朝梁〕劉勰撰，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243、253頁。
3. 〔唐〕元?。骸稑犯蓬}序》，《白氏長慶集》第23卷，《四部叢刊》本。
4. 《四庫全書總目》第187卷，第1696頁。
5. 同上書，第187卷，第1696頁。
6. 此處評述參考了王運熙先生的《樂府詩述論》中相關內容?！稑犯娛稣摗罚虾＃荷虾９偶霭嫔?，1996。
7. 〔明〕許學夷：《詩源辨體》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第70、61、68、69頁。
8. 趙敏俐師：《20世紀漢代詩歌研究綜述》，《文學遺產》，2002年第1期。
9. 趙敏俐師：《20世紀漢代詩歌研究綜述》，《文學遺產》，2002年第1期。
10. 〔法〕桀溺：《駁郭茂倩》，見《法國漢學》，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