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路遙小說空間結構生成的歷史語境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在這里，所謂的“新”是指社會文化各個層面的一切都在發(fā)生著深刻的變化，新的事物、觀念層出不窮，沖擊著人們既有的觀念認識。這個時代在文學史和文化史上被冠名為“新時期”。對于這個時期剛剛開始時的時代特征，洪子誠有這樣一段描述：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廣泛存在于社會各階層的“新時期”意識，其核心是“科學、民主”為內(nèi)容的對于“現(xiàn)代化”的熱切渴望。這種意識表現(xiàn)為兩個主要層面，一是在與過去年代（“文革”）的決裂和對比中，來確立未來道路，另一則主要是反觀“歷史”作出的發(fā)問和思考。

這種“發(fā)問和思考”帶來的就是所謂的思想解放“運動”——“運動”這個詞很奇妙，尤其是在中國特殊的政治文化歷史中，這個詞就更加意味深長了。從社會政治角度來看，思想解放清算的直接對象就是“文革”，反思的目的無疑是為了通過徹底否定“文革”，承繼中共“八大”的正確歷史判斷，并使歷史得以延續(xù)下去。也是通過這種形式，“新時期”與新中國歷史的統(tǒng)一性及其話語的合法性才可以延續(xù)下去。但同時，知識分子的反思又進入了對“文革”前的17年歷史——尤其是文學史、文化史——的重新審視。也因此，我們可以從反思中看到知識分子反思和國家最高權力階層反思之間的時間性差異。后者強調反思中對歷史的承繼性，尤其是對1956年中共“八大”指導原則的承繼性。這些指導原則被寫入了中共中央對“文革”和毛澤東的評價中，也在很長的時間內(nèi)成為指導新時期政治經(jīng)濟工作的基本方針。

而前者則強調反思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意識和觀念價值，尤其是對失落多年的“五四”精神的承繼性。而這也是為什么“民主”與“科學”能夠成為那個時代中最響亮的口號的原因。我們可以在巴金的《隨想錄》中看到老人的懺悔，但這種懺悔直接追問的是個體的獨立思考的精神意識的喪失，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觀念的喪失。因此在巴金老人追求情感和觀念“真實”的表層敘述中，在其對個體天良痛苦的自我拷問的表層下，隱藏著的是個體面臨的巨大歷史危機，以及對失去的“五四”精神的緬懷與呼喚。也是在這種追問中，國家政治話語和知識分子個體話語面臨著分離的危險。而“思想解放”的過程就是一個歷史宏大敘事不斷面臨困境的過程，在這個不斷反思質疑的歷史進程中，原有的一切價值觀念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如同康德的宣言：“我們這個時代可以稱為批判的時代。沒有什么東西能逃避這批判的……因為只有經(jīng)得起理性的自由、公開檢查的東西才博得理性的尊敬的。”

國家政治話語和知識分子個人話語的真正分離以20世紀80年代文學史和文化史中的以下幾個事件為標志：其一是在文學史研究中提出了所謂的“重寫文學史”的口號；其二是在審美本質的討論中“體驗美學”誕生；其三是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賈平凹的《浮躁》等小說出現(xiàn)。在時間上是1986年到1988年之間。

一般認為，“重寫文學史”的提出與1985年北京大學三位學者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在《文學評論》上發(fā)表的一篇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在這篇論文中，他們提出了將20世紀中國文學視為一個整體的觀點，而這個觀點的提出將打破以國家意識形態(tài)、社會制度為標志，為文學史研究做時間性劃分的學科研究方式，其隱含的文化沖擊力是十分明顯的?！爸貙懳膶W史”的口號提出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1988年4月，上海的兩位學者陳思和與王曉明在《上海文論》上開辟了“重寫文學史”專欄，每期專欄包括對已經(jīng)有過“定論”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作家進行重評，同時加上兩位學者“編者的話”。專欄一直開設到1989年第6期結束，統(tǒng)共有9期的內(nèi)容。陳思和與王曉明的主張得到了國內(nèi)多數(shù)學人的支持。事實上，對“重寫文學史”的討論并沒有限制在《上海文論》上，在許多專業(yè)性的學術期刊上，我們都可以看到相關的討論。

在專欄第4期中兩位學者復制了近七十年前胡適提出的那個著名的口號：“多分析問題，少空談主義”，并將此作為遴選文章的重要標準之一。在這里，對“問題”的關注與對“主義”的疏遠暗含著以一種新的價值判斷標準去衡量研究者的學術活動及其價值觀念，并對原來過于政治化的理論權威提出挑戰(zhàn)，在與舊的話語權威的爭論中塑造新的話語權威和衡量標準。我們都知道任何人是無法回避社會政治的，因此，所謂“問題”和“主義”之爭，不過是當代知識分子表達話語權的一種方式和策略。而十分有趣的地方就在此：關注“問題”就是以“美學”原則作為衡量作家及其創(chuàng)作價值高低的標準，因而應該關注文本中藝術因素的表達。同時，評論中應該去討論“具體”的問題，甚至是“小”的問題，而不是重大的思想價值，尤其是方針政策、政治方向的對錯與真?zhèn)?。我們在兩位學者的衡量標準中已經(jīng)看到了對過去學術研究中政治話語宏大敘述方式的反叛，對歷史連續(xù)性的質疑。進入學人視野的不再是一個宏觀的、龐大的歷史過程，而是這個過程中一個個分散的點。每一個點都應該有自己在文學史中的價值，關鍵在于發(fā)掘這些“點”的價值和意義。進一步，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思維方式發(fā)展的邏輯必然就是，這些文學史中的“點”可以被連接起來嗎？如果可以，是通過什么方式，什么觀點，什么視角？又是怎樣被連接起來的？在這個追問的過程中，“批評家的主體性”、“研究者精神世界的無限豐富性”成為決定性的因素被突出了出來。

“重寫文學史”的話語意義在于，將70年代末知識分子啟蒙意識對社會的話語權力訴求由一種口號演變?yōu)橐环N具體的行為。它是啟蒙意識進一步自覺和成熟的表現(xiàn)。啟蒙話語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與國家話語還有扯不清的各種關系，甚至存在一種“共謀”行為。知識分子對“民主”和“自由”的話語要求與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政治指導原則之間存在著精神氣質上的一致性，也因此知識分子才會積極投入到國家話語的表達中去。“重寫文學史”的提出則意味著知識分子話語在努力廓清與國家話語之間的關聯(lián)，尋求一種獨立的表達方式。當代文學史一直是“官修史”，現(xiàn)在這種統(tǒng)一的“官修”行為被個體的要求所打破，開始變成一種個人行為，而學術研究也應該是“個體化”的。

但是，“重寫文學史”的問題并不意味著對政治的徹底反叛；恰恰相反，它只意味著當代學術研究中對政治傳達應該采取一種新的修辭方式。政治只是學術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尤其不是最后因。這樣，學術研究中衡量標準的多元化、個體對歷史和文本闡釋的多元化就慢慢浮出地表。

如果說，“重寫文學史”的提出暗示的是知識分子自我意識與國家話語在理論思維領域中的分裂的話，那么，體驗美學誕生的意義則是這種分裂進入到了審美意識。

從發(fā)生上講，體驗美學觀念的出現(xiàn)無疑是80年代初期再次出現(xiàn)的關于“美”的本質問題爭論的一個延續(xù)；進一步來說，它是五六十年代那場著名的美學大討論在80年代的最后回響。這決定了它在表述上必然采取宏大敘事的方式，將審美體系化；而且這種對“敘述”和“體系”的追求是一種極為自覺自愿的行為。但它在具體觀念的傳達上，又必然具有強烈的反叛色彩，從而在表述形式和表述內(nèi)容之間發(fā)生斷裂。而在這個斷裂中，暗含著宏大的國家話語和個體審美訴求之間的沖突和分離。

從1986年到1988年，有關體驗美學的幾部主要著作相繼誕生，如胡經(jīng)之的《文藝美學》、劉小楓的《詩化哲學》、王一川的《意義的瞬間生成》、葉朗撰寫的《中國美學史大綱》及其主編的《現(xiàn)代美學體系》等。他們的共同之處是在理論資源上都有德國古典哲學、浪漫派詩學、胡塞爾現(xiàn)象學、海德格爾和薩特存在主義哲學的影子；同時，他們都在自覺而努力地對中國古典美學中的“意境”、“感興”等范疇進行再闡發(fā)，通過這種形式將這一概念融會到當代美學話語中。而對“意境”、“感興”、“中和”等術語的再理解，對中國古代美學中以老莊思想為源頭的美學思想的清理，甚至是對德國古典哲學、浪漫派詩學的再體認，無疑又都受惠于宗白華的那本《美學散步》——盡管這本書中的大部分文章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經(jīng)面世了，但對它的再發(fā)現(xiàn)和再闡釋卻是在40年后。

體驗美學觀念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對審美欣賞中個體存在的關注。這一點可以從體驗美學著作中關鍵詞的使用上看出來，如“體驗”、“生命”、“瞬間”、“直覺”、“存在”、“詩性”、“意境”、“興發(fā)”、“體悟”“自由”……但是體驗美學實際上面臨著一個巨大的困境：如何協(xié)調個體和歷史、現(xiàn)實和理想、平凡和神圣之間的關系？體驗是一種具體的“此在”通過對自我肉體和欲望的超越與揚棄而實現(xiàn)的，而且也只有如此，體驗才可以擺脫具體的束縛，“目擊道存”，感受到蒼茫的歷史與個體的統(tǒng)一。那么體驗是不是一種個體的“迷狂”狀態(tài)呢？在體驗美學的所有專著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撰寫者對個體審美高峰體驗中精神狀態(tài)的敘述，但是這個狀態(tài)似乎又不是人人能夠得到的，它似乎只是具有極高的胸襟和素養(yǎng)的人才可以達到的。這意味著參與體驗的主體是一個被神圣化了的主體，而且也只有主體是神圣的，才可以感受到神圣的存在。馬克思說得好，對音樂的欣賞要求的是那個能夠欣賞音樂的耳朵；同樣，體驗的生成要求的也是被體驗敘述“后”的個體。因此體驗美學是知識分子啟蒙話語對權力訴求的巔峰狀態(tài)，它把主體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在這個主體身上寄寓著啟蒙話語一統(tǒng)江山的理想和訴求；同時，也是在這個位置上，啟蒙話語發(fā)現(xiàn)了自己背后所面臨的深淵。

問題是體驗的背后是什么？或者說這種類似于“迷狂”的狀態(tài)的背后是什么？當我們領悟了巨大的歷史蒼茫感，感受到了歷史和現(xiàn)實的統(tǒng)一之后會怎么樣呢？從個體體驗上看，應該是一種精神的失落。而這正是體驗美學所面臨的嚴重危機。體驗美學中隱含的邏輯悖謬就是，通過理性方式獲得的審美體驗卻是非理性的。甚至可以說，體驗的過程——莊子的所謂離形去智、老子的所謂玄覽、胡塞爾的所謂現(xiàn)象與本質在意向性心理結構中的統(tǒng)一——本身就蘊涵著非理性的因素。而這正是啟蒙話語的巨大尷尬所在，也是啟蒙話語必須解決的問題。在那個整齊、嚴密、精致、理性的宏大理論敘述和推理結構之后，顯示出來的卻是個體體驗的非理性狀態(tài)、對歷史理性的背叛、瞬間的空間體悟與漫長的時間結構之間的分裂。

因此，體驗美學試圖建構審美的宏大敘述的背后，暗示著宏大敘述的破產(chǎn)；那種試圖在瞬間體驗中融合現(xiàn)實與歷史、個體與集體、平凡與神圣的努力，卻宣告了二者不可調和的分離。如果說在歷史、集體、神圣中還寄寓著啟蒙話語對國家、民族的美好想象的話，那么在現(xiàn)實、個體和平凡中，則暗示著對這種想象的放逐。作為知識分子的個體終究是無法融入國家話語中去的。歷史也在說明，體驗美學之后，對審美絕對性、中心性、體系化的宏大敘述開始崩潰了。

無論是“重寫文學史”的提出還是體驗美學的誕生，都暗示著知識分子話語和國家話語分離的狀態(tài)以理論的形式提了出來；而這種分離的深入，則是進入藝術形式，以藝術文本的方式傳達出來。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為1986年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和賈平凹的《浮躁》的誕生。關于《平凡的世界》的意義，我們將在本書后面的相關章節(jié)中具體討論，這里先簡單說一下。

在路遙的小說《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孫少平最后似乎有一個十分不錯的結局，但實際上，這個結局暗示著作為“邊緣人”的孫少平被放逐。孫少平被放逐的另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田曉霞的死。田曉霞死后，孫少平的夢也就醒了，同時路遙精心結構的個體追尋歷程也走到了盡頭。田曉霞的死意味著，作為個體的孫少平將永遠無法進入到國家權力結構的網(wǎng)絡中——退一步想，假如田曉霞不死的話，有多少人會懷疑孫少平的似錦前程呢？從某種意義上講，孫少平的出現(xiàn)是路遙對《人生》中關于高加林的問題——高加林的未來是什么樣——的回答，但是作為高加林替身之一的孫少平不是像高加林那樣進入大都市，而是在都市的邊緣做了一名礦工，這就意味著高加林最后永遠也進不了城，同時也就暗示著路遙對高加林未來的悲觀意識。因此，作為個體理想符號的孫少平的結局超出了國家話語希望的邊界，并在這一點上與國家話語分道揚鑣了。

現(xiàn)在，讓我們一起看一下賈平凹的小說《浮躁》。其實，《浮躁》的情節(jié)結構與《平凡的世界》具有某種相似性：都是富有才華的鄉(xiāng)村才俊，都渴望做一番不平凡的事業(yè)，都對城市充滿了幻想，帶著征服者特有的野心走進了城市，又都在最后被城市拒絕。孫少平最后淪落到城市的邊緣隱藏了起來，而金狗則在與城市和制度的對抗中殫精竭慮，最終回到了鄉(xiāng)村，做起水上漂流的買賣。孫少平找到了賢惠的惠英以償還高加林對劉巧珍犯下的罪孽，而金狗則迷途知返，身邊有靚麗的小水陪伴終身。無論是孫少平還是金狗，都是作家心中的理想人物，但他們經(jīng)過漫長的奮斗之后，一個被流放到都市的邊緣，一個則回到了自己的起點。在這種幾乎是宿命般的結局中恰恰暗示著敘述人對歷史的失望。

如果我們再看一下賈平凹的創(chuàng)作歷程，就可以感受到他對待歷史態(tài)度的巨大反差。80年代初期，賈平凹先后創(chuàng)作了《小月前本》、《雞窩洼的人家》、《臘月·正月》等小說。這些作品中，敘述人對歷史充滿了美好的憧憬。門門渴望著在將來和小月大干一場，如同他們共同挺立在排頭時沿著湍急的河流向遠方眺望那樣。而烽煙也與禾禾結合到一起，在雞窩洼接了電，買了電動抹面機?！杜D月·正月》中韓玄子眼看著自己的孩子都跟著村里的能人王才跑了，也只能發(fā)出“我不服??！”的無奈感嘆。這幾篇小說的結尾無疑都具有一種特殊的象征意味。歷史烏托邦的美麗景象就在時間不斷延伸的盡頭，而個體只要努力就可以把握自己的命運，盡管個體會遇到各種困難。所以在三部小說中，賈平凹筆下的正面主人公形象在具備鄉(xiāng)村能人的各種才華的同時，又有一種特殊的清晰感、單純感。而這正是啟蒙話語對自己開始美好想象的表征。

1985年，當賈平凹創(chuàng)作出《黑氏》后，風格為之一變。黑氏是賈平凹小說中少有的女性主角，她同樣具有鄉(xiāng)村能人的才華與吃苦耐勞的精神。但是富裕起來的黑氏對于未來已經(jīng)不再有美麗的希望了，有的反而是困惑和迷茫。黑氏不知道自己更愛誰，不清楚自己未來的歸宿，命運不再是可以把握的，不再是確定的。黑氏的困惑實際上也是啟蒙話語的困惑。富裕起來的農(nóng)民究竟會有怎樣的未來？這個在80年代初期本來是十分清晰的問題現(xiàn)在開始模糊起來。其實，黑氏的痛苦在《小月前本》的小月身上已經(jīng)表現(xiàn)了出來，選擇了門門的小月卻又在思念著割舍掉的才才。門門和才才表征著未來和過去，如同《雞窩洼的人家》中的禾禾和山山。但是才才和山山都面臨著被歷史淘汰的命運。小月內(nèi)心中渴望二者統(tǒng)一的焦慮不僅在歷史中沒有被實現(xiàn)，反而在黑氏身上變得越發(fā)模糊了。啟蒙話語那種特有的清晰和自信在這個時候變得猶豫不決、茫然無措。

賈平凹在《黑氏》中沒有找到問題的答案。這個問題在1986年的《浮躁》中再一次以悲觀的方式提了出來，而回答也是悲觀的。城市，是金狗所面對的外在于個體的、龐大的異己力量，它試圖收編鄉(xiāng)下來的窮小子；而面對城市，金狗要么與它同流合污，要么被它驅逐出境。金狗選擇了后者，而金狗選擇的勇氣來自于敘述人對商業(yè)的夢想，那畢竟是個體的事業(yè)。而且金狗挾美女小水漂流于水上，很容易讓我們想起范蠡挾西施放浪于江湖的傳說，那的確是個不錯的想法。但金狗真的會如此嗎？1992年賈平凹給出了答案，金狗的結局就是那個徹底墮落的文人莊之蝶。

當金狗離開城市之時，也就意味著知識分子啟蒙話語徹底地失落了，它不得不被國家話語放逐掉；也可以說，知識分子的理想與國家政治統(tǒng)治者的理想在此分道揚鑣。如果說，“重寫文學史”是知識分子在國家話語之外對自我重新定位的行為，體驗美學是神圣主體看穿歷史真相前的最后掙扎，那么《平凡的世界》和《浮躁》的誕生則是兩種話語分離的藝術傳達。它意味著，那個對未來有過美好憧憬的主體開始由中心走向邊緣。

1.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頁。
2. 同上書，第226頁。
3. 無論是在1978年的《中國共產(chǎn)黨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中，還是在1981年的《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都可以看到對1956年中共“八大”的肯定性文字，而毛澤東的錯誤之一就是違背了“八大”做出的正確原則。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171—172頁。
4. 〔加拿大〕約翰·畢特生編選：《康德哲學原著選讀》，韋卓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7頁。
5. 《文學評論》1985年第5期。
6. 《上海文論》1989年第1期，第20頁。
7. 《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第4頁。
8. 1978年12月，鄧小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強調，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而解放思想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民主，“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見《鄧小平文選》卷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4頁。
9. 關于“體驗”的討論，可參見葉朗的《現(xiàn)代美學體系》中第542、565—571頁的論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王一川：《意義的瞬間生成》，山東，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6頁；胡經(jīng)之：《文藝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66—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