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世界中的諷刺家

一

1720年10月。喬納森·斯威夫特在給女友的信中寫道：“人們開口就是‘南海事件’和國家的毀滅，此外什么都不談?！鼻д嫒f確，那時轟動朝野的“南海氣泡”（South Sea Bubble，或稱“南海騙局”）剛剛破滅，正攪得全英國雞犬不寧呢。

南海公司創(chuàng)建于1711年，從一開始就是官方發(fā)起的。其最初的設想是：英國和西班牙之間長達30年的戰(zhàn)爭行將結束，政府在和西國媾和時將為該公司爭得與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做交易的壟斷權，而公司則為國家的上千萬鎊的戰(zhàn)爭債務支付略高于法定私人借貸利率（為百分之五）的年息。雖然后來兩國的和約對這一官辦公司并不那么有利，它的生意也算不得怎么紅火，但英王喬治一世于1718年親自出任公司的總督（govennor），人們不由不對它信心大增。1720年，南海公司提出要直接全面經管國債，它表示將把5000余萬鎊國債中的大半增值后轉化為本公司股份，它的提議在議會通過了。一時間草民百姓深信它有秘密的生錢方略，紛紛搶著購買股票或用國債券兌換，公司也乘機大肆發(fā)行新股。其股票年初每百鎊售價約為128鎊，隨著投機狂熱席卷上下，價格扶搖直上，4月賣到三四百鎊，到7月已突破千鎊，六個月中幾乎漲了七倍，形勢如烈火烹油。南海股票的賣價總額高達5億鎊，而當時全英國一年的地租收入據(jù)估算超不過1400萬鎊。此時，明眼人覺得有點不大對頭，開始拋售，于是立刻引起股票一路狂跌，如江河瀉地。到9月時已跌回150鎊，12月落到124鎊，并連累其他各種股票一起下跌。不到半年，全民的投機狂歡迅速地拆臺收場了。待政府最后收拾殘局，每百鎊股票只能換回30余鎊了。

喬納森·斯威夫特

隨之而來的是信用危機。所有的金融票據(jù)（包括各種票據(jù)債券）都貶值甚至被拒收，公司、商號和企業(yè)之間拖欠嚴重。成千上萬的人破產了，1721年破產的人數(shù)是1719年的兩倍。

“在這舉國迷狂的災難之年，當人們期待著從南海公司撈到甚至遠遠超過秘魯財寶的巨額財富，當貪婪如流行病感染了所有人的頭腦，當詩人們也個個都渴望著發(fā)家致富時”（約翰遜博士語），斯威夫特們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在商海歷練已久的笛福1719年就賣掉了自己的一份股，后來沒再參與這場投機；但他當時正主持數(shù)種與政府有密切瓜葛的報刊，因而自始至終是個活躍的“局內人”。他曾批評說，這些計劃、買賣和活動都是些“氣泡”，結果沒有造成“從事有益的商務的商人，卻見大批的托兒騙子和傻冒憨大蒙來騙去”；“賣者是騙子……他收了錢，卻什么也沒給；買者也是騙子……因他意在騙別的人；他買的是空無，賣的是氣泡”。更年輕一茬的文人，如斯威夫特的朋友蒲柏和蓋依等則都卷進了投機浪潮。蒲柏總算明智而又幸運，在大災變來臨以前及時地出手了部分股票；貧寒的蓋依則因急于一舉獲得夢寐以求的經濟獨立，把出版詩集所得的上千鎊收入全部投入購買南海股票而又遲遲不肯拋出，結果滿盤皆輸，落到“赤貧”邊沿。他1728年的一部劇本被定名為《乞丐的歌劇》，實屬“名”出有因。

遠在愛爾蘭都柏林的圣帕特里克教堂教長斯威夫特恐怕是受影響最小的人之一，然而連他也感到了這場風波的巨大沖擊力和象征意義。因為人們所感受的不僅僅是個人的損失。這是利令智昏的時代，是錢成為中心、一切最終都歸結于“錢”的時代?！澳虾ｒ_局”以最充分、最戲劇性的荒誕形式向世人宣告這一時代的到臨：整個事件從官方最初開始策劃，到公司運作人一路打通關節(jié)，直到全民熱情參與，無不是圍繞一個“錢”字。投機風潮鼎盛時關于作弊的傳言就四下蜂起，事后披露出來的腐敗現(xiàn)象更是觸目驚心。下院的調查表明至少有三名大臣和若干議員接受了賄賂并參與投機。輝格、托利兩黨都有不少人曾在這場騙局中漁利，在公眾手中的國債被兌換成股票以前就有價值50余萬的股份被兩黨政客瓜分，從而買到了議會的支持。后來有關的賬目和文件被嚴重破壞銷毀，更有一批肆無忌憚的投機者和作弊者借此大發(fā)橫財，腐敗和追逐金錢的狂熱成了最觸目的社會景象。風波過后，作為政府雇傭文人的笛福表現(xiàn)了顧全大局的精神，協(xié)助當局穩(wěn)定人心，紓解危機；而蒲柏等一干人卻因這場攪渾水的鬧劇而痛感社會敗壞失序、亟待整頓和救贖?？峙鹿帕_馬的賀拉斯和朱文奈爾批評都市文明弊端的諷刺詩正是因為針對這樣一種世界圖景，才成了他們心目中的典范文章。18世紀英國也因此才如巴瑟爾·韋里所說“特別出產諷刺作品”，并得了“奧古斯都時代”之稱。實際上，這一時期的新古典主義文學主張，恐怕不是對井然有序的世界的“反映”，更大程度上倒是對失范而多變的世界的一個應對，是一種追求秩序和和諧的企圖。

二

若干年后，畫家威廉·霍加思專門作了一幅關于南海事件的諷刺畫。畫面正中是玩旋轉木馬游戲的人群，左邊有熙熙攘攘的人擁向魔鬼的店鋪爭相賭一把，右面是一座紀念碑，上刻“此碑紀念‘南海騙局’1720年毀滅本市”。還配有一段詩文，點明主題是“金錢的魔力”：“榮譽和誠實成了罪過／公然遭到來自／私心和邪惡的打擊?！边@正好和蒲柏在《道德篇·致巴赫斯特》中的憤憤之言相呼應。蒲柏說，“兩邊”（指輝格、托利兩黨）都被南海公司收買，社會中上上下下一時全財迷心竅：

終于，腐敗猶如洪水鋪天蓋地

……

將淹沒眾人；貪欲潛行不止

像霧靄從地面騰起，遮蔽了天日

政治家和愛國者全都玩股票

貴婦人和仆役頭兒一同把難遭

此外，他的《仿賀拉斯諷刺篇（第二卷）》和蓋依的諷刺詩《致托馬斯·斯諾的贊辭》等也都一再明言抨擊“南海騙局”。（斯諾是當時眾多的兼營錢莊業(yè)務的金匠之一，他不失時機地在“南海事件”中興風作浪，發(fā)了大財。）

“錢”自然也就成了詩的主題?！镀蜇さ母鑴　分械钠啬烦洚斄藦氐咨虡I(yè)化的經濟人的代表，這個人物以大名鼎鼎的喬納森·魏爾德為原型。有關賊黨頭目魏爾德的案子曾轟動一時，菲爾丁就此寫了《大偉人魏爾德傳》。劇中的皮徹姆一面為眾盜賊銷贓，一面和監(jiān)獄看守等人勾結，出賣那批好漢收取告密費。而所有這些舉動都完全出于經濟動機，全看當時怎樣干收益更高。全劇中除了兩個陷入情網的年輕姑娘外，其他所有的人幾乎都在互相出賣，互相算計，正如其中的強盜頭子麥基斯所說：“選對時機，用得恰當，錢就無所不能?！?/p>

蒲柏說，神譴來金錢，為的是讓“傻瓜們耍鬧不息”。他的議論有時不失新古典主義的平衡：“它或許能促進商業(yè)，發(fā)展社會；但也引誘海盜，腐蝕友朋；它聚起軍隊為國效力，但也收買議員，從而出賣國家。”但更多的時候，他筆下出現(xiàn)的似乎是近乎無奈的展示：

天助紙通貨，最后最好的財源

有了它，腐敗便能高飛翅展

黃金如添翼，所向皆披靡

國家入囊中，君主呼來去

區(qū)區(qū)一紙便能把大軍調遣

或將議員送往遙遠的海岸

如西伯的葉子，一片就能操縱

我們的命運財產，使之搖擺隨風

內藏千百隱秘交易和勾當，無聲無臭

就賣掉某個國王，或收買一位王后

斯威夫特由于被放逐到了帝國的邊緣，所以較少卷入風波本身，但卻由此見證了這場金融騙局更深更廣的后果，即被壓迫者的苦難。當時，愛爾蘭的經濟狀況持續(xù)惡化。在1721年的頭幾個月里失業(yè)、貧困和饑饉日益嚴重，南海騙局造成的連鎖破產使之更是雪上加霜。按斯威夫特的計算，僅都柏林就有超過1600人因找不到工作而挨餓?！澳虾Ｊ录背闪水敶鐣膯栴}和弊端的一種象征，在他看來，當今的世界被“權術、‘南海氣泡’、聚會、歌劇和假面舞會所主導”。這個短短的單子里前兩項指的是統(tǒng)治者的政治經濟騙術，后三種涉及的則是他們的奢華的生活方式。正是在這一段時間里，斯威夫特個人完成了某種立場的轉變。此前他幾乎一直在卓有成效地為英國的王室和兩黨高層政客效力，并一次次指盼得到一個好職位作為回報。此時，這位向來對被“放逐”到愛爾蘭耿耿于懷的教長終于開始在他的作品中把愛爾蘭人稱為“我們”。

耐人尋味的是，斯威夫特在愛爾蘭參與各種政治性宗教性事務無不是以筆為工具或武器，又都圍繞經濟或錢這個中心。他自1707年以后曾一次次代表愛爾蘭圣公會向安女王請求豁免上繳初次收益；在多年沉默之后的1720年，他的第一篇政論文章的主旨是號召愛爾蘭人普遍使用國貨。即使不是對歷史的變化和所謂“現(xiàn)代化”有充分的自覺，殖民地的處境顯然也使他明白了經濟已成為政治、人生和思想舞臺上最被關注的問題?！恫忌痰男拧罚?724年）借一布商之口猛烈地抨擊英政府出賣向愛爾蘭提供鑄幣的特權，損愛爾蘭大眾的利益以肥少數(shù)人的私囊?！安忌獭钡玫搅藧蹱柼m民眾的熱烈支持，最后當局被迫放棄了這個計劃。信中滿頁觸目的“錢”字，固然是由于話題決定，但也說明金融問題波及上下民生。《愛爾蘭狀況簡述》（1727年）則首當其沖地力陳對愛爾蘭的經濟剝削：英國剝奪愛爾蘭的出口權、攫取了愛爾蘭年收入的二分之一等。在著名的《一個小小的建議》（1728年）中，“建議人”一本正經地論證有錢人食用愛爾蘭貧民的嬰兒在經濟上如何合算，如何有助于解決貧困、饑饉和失業(yè)問題等等，以無比辛辣的諷刺筆觸鞭笞了造成愛爾蘭民不聊生景況的英國統(tǒng)治者。

可以說，在詩人中，唯有斯威夫特由于處境不同，沒有止于從道義和道德出發(fā)譴責澆漓敗壞的世風，而是進一步把諷刺的矛頭指向了造成這種狀況的政治、經濟秩序本身。

三

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代：一方面人們目睹了統(tǒng)治者的腐敗、人性的貪婪和不可理喻；另一方面又像“南海氣泡”投機過程中的熱烈氣氛所示，全社會洋溢著不可思議的樂觀情緒和勃勃的生機。笛福筆下人物的不間斷的積極行動印證著這個時代的活力。蒲柏、蓋依及霍加思等人作品中的“狂歡”成分（這在《乞丐的歌劇》中表現(xiàn)得極為突出）也證實著這一點。斯威夫特的文字雖然如伏爾泰所說，缺一點“歡快”，但其中怪誕因素的使用，想象的自由不拘，褻瀆神明的大膽言辭，以至大人國、小人國的構思與民間文學和拉伯雷的《巨人傳》的血緣關系，都無不披露了某種深層的狂歡因素。這些作品充分體現(xiàn)了時代的兩面性。他們的作品中使用的夸張手法和如此戲劇性、如此夸張的事態(tài)之間有著某種不可忽視的關系。

但也許更自相矛盾，也更能說明社會商業(yè)化程度的是，在私人生活中，這些抨擊金錢罪惡的詩人的行為方式實際上也已經非常“資本主義”化了。且不說蒲伯是英國第一位在新型出版市場上靠寫詩、譯詩掙得可觀家業(yè)的詩人，也不必再提詩人們介入股票投機的事實。就是以“保守”聞名的斯威夫特，雖然在“南海風波”中介入最少，揭發(fā)揮斥貪婪物欲和金錢關系最力，但他本人在處理財務、經營家產以及處置和他人的關系時，其方式、態(tài)度也都被強大的市場邏輯一脈貫通了。“我請我手下的牧師吃晚餐。”他曾這樣記述，“并付給他太太一先令，讓她每月兩次陪我下一小時的雙陸棋。”他不假思索就把共進晚餐、陪伴消閑等都列入了等價交換的范圍之內，而且在掂量這些交易時頗為“摳門”。他1733年為仆人制定家規(guī)：男仆喝醉，扣工資一克朗；外出超時，每半小時罰六便士；仆人撒謊，扣伙食費一先令，等等。如此量化而又縝密的管理是否簡直能讓我們的某些當代企業(yè)家自嘆弗如？在這里，我們恐怕很難把家規(guī)看作是斯威夫特的獨創(chuàng)，而是應透過它看到在18世紀早期的英國，人與人的關系已在何等程度上市場化了?；舨妓乖?7世紀中葉申明“勞動力是商品”，看來不過是對已經相當通行的社會關系的總結。

對于自身的局限性和矛盾性，目光犀利的諷刺作家們未必沒有相當清醒的自覺意識。有一個關于斯威夫特的小插曲似乎頗能說明這一點。

據(jù)蒲柏說，有一天傍晚他和蓋依去看斯威夫特。他們一進門，博士就招呼說：二位何故光臨？“你們怎么丟下了你們所衷心愛戴的達官貴人，跑來看一個窮教長？”客人答道，較之那些大人物，他們更愿見他?！耙皇俏抑銈兩跎?，也許就信了這話?！彼卦捳f，“不過，你們既來了，我想我還是得招待你們吃晚飯吧？”客人說他們吃過了?！耙呀洺赃^了！不可能，還不到8點呢。不過如果你們沒吃晚飯，我總得給你們吃點什么吧。讓我想想，我會提供什么呢？兩份龍蝦？龍蝦實在滿不錯了——兩先令；果餡糕餅，一先令。你們雖然提前早早吃過了，但是，就算只為分享分享我的錢袋，也總得和我一起喝杯葡萄酒吧？”客人說他們更愿意和他聊天?！暗?，按理你們本該和我一道吃飯，如果吃飯你們就一定得和我一起喝酒了——一瓶葡萄酒，兩先令。二二得四，添一作五，每位正好兩先令六便士。蒲柏，這是你的半克朗；而這一份是您的，先生。我拿定了主意，決不在你們身上省一分一厘?！彼麘B(tài)度嚴肅鄭重，不由客人分說，強迫他們收下了錢。

蒲柏把這作為斯威夫特的“古怪做派”的例證?？磥斫涕L讓他的朋友也覺得難堪了。但我更愿意把這理解成是精彩的自我諷擬的表演，那么熟悉斯威夫特和諷刺文體的蒲柏、蓋依竟沒體會到這一點，并有興致地參與他的“演出”，多少令人感到意外。斯威夫特歡迎朋友的頭兩句話顯然是在開玩笑（雖然調侃中未必沒有幾分認真），這一點兩位客人不會誤解，否則他們也就不會登門了。這一段前奏定下了譏諷夸誕的基調，為說話人申請到了小丑裝瘋賣傻的特權。于是有了后面匪夷所思因而也絕妙無比的算賬和付錢。如果聯(lián)想前邊提到的斯威夫特管理仆人的方式和出錢請人做伴的行為，不難看出這不過是對那類舉動的夸張的戲劇化的模擬。如果不是金錢關系滲透并主宰萬事，便不會有此類的舉措；另一面，如果不是對這種事態(tài)乃至自己本人的做法都有充分的認識和批評的態(tài)度，斯威夫特又何必那么荒誕地當著人面數(shù)計“二二得四”。即使朋友們確有為主人節(jié)約開支的考慮而斯威夫特不想領這番好意，他也不必仨瓜倆棗地“結算”現(xiàn)金。

斯威夫特冷眼察人看己的諷刺有時激憤得近乎絕望，尖刻得幾至荒唐。然而，難道不正是一代代人對生活和世道的許許多多這樣那樣的反響和深思，才為我們保留了另外一種眼光、理路和可能的世界圖景？只要人們面對的仍是這個從18世紀繼承來的“現(xiàn)代”社會，也許就還無法把斯威夫特們的古怪忘諸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