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層層深入的諷刺

雙重迷宮:外國文化文學隨筆 作者:黃梅


層層深入的諷刺

喬納森·斯威夫特(1667—1745)是英國18世紀前期最優(yōu)秀的諷刺作家和政論家。他出生在都柏林,父親是定居愛爾蘭的英國人。他是遺腹子,由叔父撫養(yǎng)成人,曾就讀于都柏林三一學院和牛津大學,最后于1701年在三一學院獲得神學博士學位。1689年,他到英國在遠親威廉·譚普爾爵士處任私人秘書;1694年卸職后成為英國國教會教士,并回到都柏林擔任神職。此后曾數(shù)度往返于愛爾蘭和英格蘭,并參與了輝格黨中樞的政治活動。

1704年,斯威夫特的《書之戰(zhàn)》、《木桶的故事》等創(chuàng)作于17世紀末的三篇作品結集出版。前者嘲笑了經院派腐儒,后者則諷刺了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間的爭吵奪權和現(xiàn)代文化的自我中心主義的傾向。后來他因一些政見問題轉而接近托利黨立場,在擔任托利黨《考察報》主編期間曾猛烈抨擊1710—1713年間的英法戰(zhàn)爭、揭發(fā)戰(zhàn)時軍隊高官的貪污行徑。斯威夫特除了撰寫大量政論和時文外,還從事詩歌和諷刺文寫作,結交了詩人蒲柏、劇作家蓋依等一批文友,并和他們共同創(chuàng)建了斯克里布勒斯文人俱樂部。他在給女友的信中詳細地記述了這段生活。那些信后來結集成為著名的《致斯特拉信札》,被視為英國書信文學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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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弗游記》插圖

1713年斯威夫特被安女王任命為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主持牧師,這近乎一種貶謫。1714年女王逝世,斷絕了斯威夫特重返英國政壇的希望。不過,正因為被放逐到了帝國的邊緣,所以斯威夫特更深切地見證了被壓迫者的苦難,完成了某種個人立場的轉變。此前他一直卓有成績地為英國的王室和兩黨高層政客效力,并指盼著得到一個好職位作為回報。而這以后,這位主持牧師終于開始用“我們”一詞來稱呼愛爾蘭人。他不安地注意到愛爾蘭的經濟狀況持續(xù)惡化,失業(yè)、赤貧和饑饉日益嚴重。1720年,他打破延續(xù)幾年的沉默,撰文號召愛爾蘭人使用國貨。1724年發(fā)表的《布商的信》嚴詞譴責英政府出賣向愛爾蘭提供鑄幣的特權,損愛爾蘭大眾的利益以肥少數(shù)人之私囊。“布商”得到了愛爾蘭民眾的熱烈支持,迫使英國當局改變了計劃。一夜之間,斯威夫特幾乎成了愛爾蘭人眼中的英雄。他的膾炙人口的《一個小小的建議》(1729年)等諷刺文,更是以老辣的筆觸痛斥了英國統(tǒng)治者對愛爾蘭人民的盤剝侵害。

斯威夫特晚年久病,擱筆多年后于1745年去世。他除了把大部分私人財產留給慈善事業(yè)以外,更為后世留下了一大批精彩的諷刺作品。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傳世名篇當然還要推《格列佛游記》(1726年)。

到了今天,《格列佛游記》常常是作為深得孩子們喜愛的兒童讀物而知名于世。格列佛仿佛是個孩子:他隨心搬移小人國的人和物,像是擺弄玩具;漂落到大人國布羅卜丁奈格后,他又像幼兒在成人世界里一樣無能為力。但是,過于強調這一面就或多或少會掩蓋作品的思想意義。小說的童話性是局部的特征,尖銳深邃的諷刺才是其靈魂。借游記、借外人之眼來評議自己的國家是18世紀的慣用手法之一。對于當年的讀者和今天的中國人,這部小說中最直接引起注意的,就是對英國當時狀況的這種評點和挖苦。

格列佛歷險的第一地是小人國利立浦特。小人國實在小,格列佛一手就能拖動他們的整支海軍艦隊。大致說來,這是個十二分之一的縮微國度。作者不厭其煩地描述格列佛一餐吃了多少雞鴨牛羊,喝了多少桶酒,等等,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讀者牢記這個比例。例如,小人國的人為了把他這個龐然大物運到京城,動用了500名工匠,制造了一個長7英尺、寬4英尺,有22個輪子的木架:

但是主要的困難是怎樣把我抬到車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豎起了八十根一英尺高的柱子。工人們用帶子捆綁住我的脖子、手、腳和身體;然后用像我們包扎物品用的那么粗的繩索,一頭用鉤子鉤住繃帶,一頭縛在木柱頂端的滑輪上。九百條大漢一齊動手拉這些繩索,不到三個鐘頭,就把我抬上了架車……一萬五千匹高大的御馬,都有四英寸多高,拖著我向京城進發(fā)……

在如此這般的玩具世界里,所有的雄心和邀寵、政爭和戰(zhàn)事都不免顯得渺小委瑣。黨派之爭以鞋跟高低劃分陣營,“高跟黨”和“低跟黨”你爭我斗,勢不兩立;相鄰的國家都想戰(zhàn)勝并奴役對方,他們互相指責乃至相互開戰(zhàn),爭論吃雞蛋應先敲破哪一頭——大頭還是小頭;國王用比賽繩技的方法來選拔官員,于是候選人及指望升遷的滿朝文武紛紛冒著摔斷脖子的危險研習這種與執(zhí)政無關的雜耍技藝;為了獲得國王賞給的幾根纏在腰間的彩色絲線,官員做各種可笑的表演。

利立浦特的朝廷處處令人想起英國。當年的英國讀者看到“高跟黨”和“低跟黨”爾虞我詐,自然聯(lián)想到托利和輝格兩黨的爭權奪利;看到利立浦特和隔海鄰國打仗,不由得會想起英、法之間的連年征戰(zhàn)。就連那嫉妒、陷害格列佛的財政大臣佛林奈浦也被人們認定是以當時的內閣首腦瓦爾浦爾為原型的。借助尺度改變而產生的陌生感,人們對這些熟悉的事物或政治景象生出意想不到的新的洞見,明明白白地看到了它們的局限乃至其可鄙可笑的本相。

如果說小人國是對英國的影射,那么在大人國里格列佛本人和英國就成了指名道姓的批評對象。格列佛曾長篇大論地向大人國國王介紹英國的歷史、制度和現(xiàn)狀,以及種種為國家為自己“掙面子”的事體,不料招來的卻是一連串的質問。從大人國的視角看來,英國的種種輝煌業(yè)績也像利立浦特的“偉大”一樣十分可疑,英國近百年來的歷史充斥“貪婪、黨爭、偽善、無信、殘暴、憤怒、瘋狂、怨恨、嫉妒、淫欲、陰險和野心”所產生的惡果。格列佛一心想巴結討好,表示愿把制造軍火的方法獻給國王。他吹噓說,火藥槍炮威力無比,能使人尸橫遍野、血流成河。國王驚詫萬分:格列佛“那樣一個卑微無能的小蟲”何以竟有如此殘忍的想法!循國王的眼光和邏輯,人們似乎無法不認同他的苛評——人這種以制造殺人兇器為榮的區(qū)區(qū)小動物的確屬于“自然界中爬行于地面的小毒蟲中最有害的一類”。然而,親聆他教誨的小毒蟲代表格列佛卻絲毫不能領會他的道理,相反覺得他的拒絕不可思議:“死板的教條和短淺的眼光竟會產生這樣奇怪的結果!如果他不放棄這個機會,他很可以成為他屬下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絕對主宰?!备窳蟹鸬内ゎB使得兩種思維方式的對立突現(xiàn)出來。顯然,被嘲罵的不只是英國的殺人武器,而且更進一步指向了武器背后的種種無形的制度體系和思想邏輯。

小說第三卷里較少敘述者的生動的個人經歷,讀來更像一系列諷刺小品的連綴。其中,對研究從黃瓜中提取陽光、把糞便還原為食物的拉格多科學院人士的描寫是針對英國皇家學會的。斯威夫特為此閱讀了學會的許多報告,可以說最早表達了對現(xiàn)代科技的某種憂慮。有關飛島勒皮他的一段,則直指英帝國的殖民政策。以國王為首的統(tǒng)治集團居住在直徑約4.5英里的飛島上,在全國(本身亦為一島嶼)各地上空飛來飛去,如一空中宮苑。飛島上的達官貴人靠搜刮“下方”的物產養(yǎng)活自己。如果下界百姓不順從,國王就把飛島停在他們頭上,使他們得不到陽光雨露,甚至讓飛島壓下去,用金剛石的底座把他們壓毀。這顯然是對欺壓榨取愛爾蘭的另一個島嶼(英格蘭)上的統(tǒng)治者的鞭笞。

值得注意的是,“殖民”是貫穿全書的主題之一。在小說結尾處,格列佛一本正經地解釋自己回國時何以沒有向政府申報所發(fā)現(xiàn)的新島嶼并請求殖民。他說,征服利立浦特得不償失;和大人國作對“既不明智又不安全”;而馬國的慧骃們雖然不懂戰(zhàn)爭,但“賢明、團結、無畏、愛國”,若是數(shù)萬慧骃沖進歐洲軍隊橫沖直撞,也不是好玩的:

此外……老實說,我對君王們施行正義的這種方法發(fā)生了懷疑。比方說,一幫海盜被風暴吹到了方位不明的地方。最后爬到主桅上的水手發(fā)現(xiàn)了陸地;他們登陸劫殺;發(fā)現(xiàn)了一個于人無害的民族,受到人家的優(yōu)待;他們?yōu)檫@個國家起了一個新國名,算是為國王占領了這塊土地,樹一塊爛木板或石頭當紀念碑,殺死二三十個土人,再劫走兩三個當做樣品,回國后請求國王赦免他們。于是就以“天賦權利”的名義開辟了一處新領地。國王趕緊派艦船到那地方,把土人趕盡殺絕,為了搜刮黃金折磨土人的首領君主;下令準許任何貪婪放肆的非人行徑,讓本地居民血流成河。這一幫專做這種虔誠冒險事業(yè)的可惡屠夫,也就是被派去開導感化那些崇拜偶像的野蠻人的現(xiàn)代殖民者。

一番話何等尖銳痛快!即使后殖民主義評論鬧得紅紅火火,人們也不一定能講出更精彩的批評。那時,英國征服全世界的“偉業(yè)”才剛剛濫觴、正處于方興未艾之際,《魯濱孫漂流記》和許許多多風行一時的游記文學都直接表達了對殖民事業(yè)的熱衷。而斯威夫特沒有借助此后幾百年的歷史賦予的透視眼光,便如此明晰地看透了西方帝國主義擴張的本質,實在有讓人嘆服之處。

總之,秩序更迭、工商繁榮、物欲張揚、政界腐敗、黨爭劇烈及對外殖民擴張等共同構成了18世紀初英國生活的主旋律。斯威夫特敏銳地抓住了時代的特征和弊病,冷嘲熱諷,痛下針砭。

就像前面提到的,格列佛和大人國王的對話不僅構成對英國的批評,也展示了兩種不相與謀的思路,并使它們互為評議?!陡窳蟹鹩斡洝返闹S刺在揭示現(xiàn)狀的同時,也構成對某些話語的摹擬和挖苦。

一個觸目的例子是極具喜劇色彩的小人國官方語言。它如此贊美其國王:

利立浦特國至高無上的皇帝,舉世擁戴、畏懼的君主高爾伯斯脫·莫馬蘭·愛夫拉姆·戈爾迪洛·舍芬·木利·烏利·古,領土廣被五千布拉斯魯格(周界約有十二英里),邊境直抵地球四極。他是萬王之王,身高超過天下眾人;他腳踏地心,頭頂太陽;他一點頭,大地上諸君王無不雙膝抖戰(zhàn);他像春天那樣快樂,像夏天那樣舒適,像秋天那樣豐饒,像冬天那樣可怖。

這些是君主制度下常常用于帝王的措辭方式,辭藻華麗夸張,字句鏗鏘有力,對仗的比喻奔流直下。但慣常的頌詞,如什么“舉世擁戴”、“萬王之王”啦,什么“腳踏地心”、“頭頂太陽”啦,被施用于只比其國民高幾絲幾毫的小人國王,顯得如同戲弄。格列佛在抄下“領土廣被”一句贊美后,在括號里不動聲色地解釋道“周界約十二英里”。括號里的話帶出了本分的職業(yè)醫(yī)師兼生意人格列佛先生實事求是的敘述風格。他似乎絕對無意評論,只是在忠實客觀地為我們解釋利立浦特尺度。但那“直抵地球四極”的無邊領土就這樣陡然縮為周邊不過12英里的彈丸之地,讀者不能不對這“言”與“實”的巨大差距啞然失笑。似乎是,小人國的空間雖按比例減縮了,對虛榮和修辭的胃口卻絲毫沒有降低。像歐洲貴族和王室一樣,這位國王也認為名字的長度和家族的顯赫、地位的高貴成正比,他的全名長達八節(jié),以常規(guī)英文書寫出來,其長度遠遠超過他本人的身高。斯威夫特一方面借助尺度的改變,不費吹灰之力就使這歌功頌德的話語顯得荒謬可笑;同時又把這種語言放到小人國宮廷的阿諛奉承、爭權奪利的環(huán)境中,揭示了特定語言的產生的促因和條件。

更重要的是,《格列佛游記》作為整體,是對一種文學題材、體裁和風格的全面諷擬。小說是這樣開篇的:

我父親在諾丁漢郡有一份小小的產業(yè)。他有五個兒子,我排行第三。我十四那年,他把我送進了劍橋大學的伊曼紐爾學院。我住在那兒專心致志地學習了三年。雖然家里只給我很少的學費,但是這項負擔對于一個不寬裕的家庭來說還是太重了。于是我就到倫敦著名外科醫(yī)生詹姆斯·貝茨先生那兒去學徒,我跟他學了四年;在這期間我父親不時寄給我一點錢,我把錢用于學習航海學和其他有關數(shù)學的科目。它們對于立志外出遠游的人是有用的,而我一直認為,我命中注定遲早總得別家遠行。

斯威夫特的開場鑼鼓給人以似曾相識的感覺。那實事求是的平靜語調和對記賬的偏好(開頭兩段四次談到錢、三次列出錢數(shù)——包括娶親所得的400鎊嫁資),無不讓人想起大名鼎鼎的魯濱孫。惟妙惟肖地模擬一種家喻戶曉的體裁和風格,雖然用意尚未顯露,但已造成了一個背景音,一種潛在的“熱鬧”,以及讀者的某種期待。

格列佛出門時是個受過教育的候補英國紳士,像許許多多的18世紀英國人一樣企圖通過海外貿易和探險發(fā)家致富。他最初似乎抱負不大,只想謀生。但他在小人國的宮廷曾受封為貴族,回國后靠展出從那里帶回的微型牛羊“賺了不少些錢”,之后又把它們賣了個好價錢,種種“成就”使他加深了對魯濱孫邏輯的認同:“我同妻子、兒女在一起只住了兩個月,因為想到外國見世面的不知饜足的愿望讓我不得安生?!备窳蟹鸬诙纬龊D康氖置鞔_:他隨身帶的“有貨物,也有現(xiàn)錢,希望能夠增加我的財產”。當然,他也沒有忽略留在國內的家庭的經濟賬,詳細地列舉了自己給家人留了多少錢、于何處定居、有多少房地產收入、兒子女兒如何安排,等等。像小說開篇的那一番交代,這一段從內容到語言風格也都令人想起那個熱衷于殖民事業(yè)和財產增殖的魯濱孫。其中的關鍵字句,如“到外國見世面”啦,“不知饜足的欲望”啦,簡直就像是直接從后者的自述中搬出來的。

然而這種故意營造的相似,最終是為了突現(xiàn)不相似。在斯威夫特設計的天地里,格列佛的魯濱孫心態(tài)并未能長久維持。在小人國和大人國宮廷的雙重經歷使他對君王的恩寵和地位的升遷有了新的體驗及見解。他曾被大人國一農民拿來展覽、出售——恰似當初小人國的牛羊在他手里的遭際——于是他看出主人靠他“賺錢越多就越貪婪”,哪管他累死累活,小命難保。自己成了受剝削的犧牲品,人家的發(fā)財活動自然也就顯得不那么光彩奪目了。由于這些經驗的鋪墊,他到了慧骃國后抨擊“我們”英國體制的激烈言論來得并不那么唐突。經過這一連串經歷的改造,最后結尾處的那個不能容忍自己的妻子兒女的格列佛已經完全置身于“我們”之外,并把“我們”作為他的批判對象了。這使他的旅行成為與魯濱孫的漂流迥然不同精神歷程——不是成長為合格的社會中堅,而是否定擯棄了魯濱孫式的自我提升的人生計劃,變成了徹底的異己者和批評者。

這個較有人情味的格列佛,把我們帶向另一個層面的諷刺,即對人性的懷疑。

兩次尺度轉換起了某種雙重否定的作用。到了大人國,這點就變得十分明了——因為格列佛自己也成了“小人”:他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幾片小金幣向那里的巨人討好;他擺弄刀劍,展示自己的勇武;他和王后寵愛的侏儒鬧矛盾、斗心眼。但他的討好保護人的舉動又實屬迫不得已——因為他隨時可能被任何別人別物傷害,甚至他企圖向國王貢獻有關火藥槍炮秘訣的動機都是如此可憐。由此可體味出作者并不始終如一地把小人國作為諷刺對象描述,是有更深層的原因的。他講述利立浦特人制造機器搬運巨物時贊嘆他們的才智和能力,在第一卷第6章里又贊許地提到當?shù)氐慕逃退痉w制。甚至以繩技表演選拔人才的可笑做法也有一個并不可鄙的初衷,不過,由于“人類的劣根性”致使制度被敗壞,成了荒唐的爭寵途徑。深刻的警醒恐怕不在于看明利立浦特人狹隘而又狂妄、諂上而又妒賢的種種“小”狀,而在于從繩技表演等似乎陌生的事物中認出身邊熟悉的事物,認出自己,看到可笑事物令人不大笑得出的一面。

如此,對社會現(xiàn)狀的批評便進而轉化為對人性的懷疑。關于“錢”的那段深入肯綮的評論就是如此。在第四卷,格列佛來到沒有金錢、沒有軍隊警察的馬(慧骃)國,向馬主人解釋說:

所以我們那里的耶胡認為,不管是用還是攢,錢都是越多越好,沒有個夠的時候,因為他們天性如此,不是奢侈浪費就是貪得無厭。富人享受著窮人的勞動成果,而窮人和富人在數(shù)量上的比例是一千比一。因此我們的民眾大多數(shù)被迫過著悲慘的生活……

格列佛斥責人“天性”貪婪奢侈,列舉的其實是18世紀英國人的言行方式。在他的描述中,造成窮人的貧困和種種罪孽的,不是泛泛的貪欲,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和生活方式長足發(fā)展之際的特定世態(tài)和心態(tài),是商業(yè)化進程像魔術一樣召喚出的空前的財富和空前的享受方式。不過,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金錢的魔力是如此神通廣大、如此地掌握了全社會上上下下的人,因而懷疑甚至認定人的本性貪婪,幾乎是勢在必然的。

在馬國一卷,《格列佛游記》從內容、風格到敘述人的定位都發(fā)生了某種顯著的變化。變化之一是諷刺表面化、直接化。在前幾卷里,特別是在小人國、大人國部分里,游歷者兼敘述人格列佛似乎是個客觀中立甚至遲鈍木訥的觀察者,與他的醫(yī)生身份頗為相符。他或像采集動植物標本那樣搜羅異鄉(xiāng)的奇俗怪事,或自說自道地向外人講述英國的文明,至于兩者間的對比所映現(xiàn)出的種種的滑稽之處、所引申出的譏諷批評,都不是由他道出的,甚至似乎不是他所能深切理解的。然而受到慧骃國馬主人影響的格列佛先生卻大不一樣了。比如,他向主人介紹說,在安女王治下英國連年與法國交戰(zhàn),其間“大約有一百萬只耶胡喪命”,并解釋說引起戰(zhàn)爭的原因是——

不勝枚舉……有時是因為君王野心勃勃,總認為自己統(tǒng)治的地面不夠大,人口不夠多;有時也因為大臣貪污腐化,唆使他們的主子開戰(zhàn),才好壓制或轉移人民對于國內行政事物的不滿情緒。因為意見不合也曾犧牲過千百萬人民的生命。因意見不合而引起的戰(zhàn)爭比任何一種戰(zhàn)爭都要來得兇狠、殘暴,而且往往相持不下,特別是當他們對于兩件根本沒有什么區(qū)別的東西發(fā)生爭端的時候。

他對士兵的注解是“一只受人雇傭、殺人不眨眼的耶胡,它殺自己的同類越多越好”;對“律師”的定義則是“他們從青年時代起就學習一門學問,即怎樣搬弄文字設法證明白的是黑的,黑的是白的,你給他出多少錢,他就給你出多少力”。如此的語言方式,顯然已是對英國式現(xiàn)代文明的直白的全面“攻擊”。

與此相應,敘述的方式也發(fā)生了改變。此前,小說包含的狂放想象內容尚有一層與航海日志等一脈相傳的“科學”、“理性”外包裝。格列佛反反復復地歷數(shù)各種東西的尺寸和比例,使小說世界與我們的常識世界相銜接,說服讀者在一定程度上承認被描述的景象的合理性和可信性。但到了這一卷,數(shù)字羅列和各式賬單都消失了。簡潔明了的文風雖然依舊,但被描述的已是人獸顛倒的怪誕景象:馬成了理性的載體,而人則化作下等動物耶胡(yahoo)。斯威夫特不斷用種種難以消受的細節(jié)——如人形動物耶胡如何臟,如何臭,如何屎尿橫飛、貪婪刁蠻等——來刺激讀者不堪負擔的感受能力;一反啟蒙派視人為“理性動物”的說教,把日益被文明所壓抑的人類的“骯臟”生理活動推到文字的前臺,顯現(xiàn)于光天化日之下。格列佛本人不但成了直接的議論者和諷刺者,而且從馬國歸家以后行為極其乖張怪誕,幾乎也淪為被挖苦的漫畫形象,令人聯(lián)想到斯威夫特后期的不無自我諷刺意味的詩作《斯威夫特博士之死》(1731年)。由于這種種描寫,很多人(包括名作家薩克雷和赫胥黎等)都認為斯威夫特“厭恨人類”。但是另一方面,伏爾泰卻把他稱為“英國的拉伯雷”。因為,像拉伯雷的作品一樣,《格列佛游記》與民間文學有著深刻的血緣關系,其恣肆的筆觸和狂歡化的想象其實在某個層面上是高揚生命旋律的??梢哉f,斯威夫特以其特殊方式折射著他所存身的社會的兩面性:既以夸張渲染時代的生氣,更借荒唐痛斥時代的弊端。

在厭恨和悲觀背后,應是一種苦澀的憂世情懷。

也許因為今天的地球人大都生活在所謂“現(xiàn)代社會”中,斯威夫特的諷刺和寓言兩百多年后讀來仍尖銳淋漓,字字見“血”。在yahoo的幽靈極有反諷意味地成了計算機網(wǎng)絡“明星”的年月里,人們不能也不應忘卻斯威夫特的懷疑和絕望。

  1. 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記》,張健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1版。譯文略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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