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絳園中的照護

吳飛

深秋時節(jié)，一翻開凱博文教授《照護》的第一頁，我就再也放不下此書，直到一口氣讀完。書中所寫人和事，我曾如此熟悉，而今又如此遙遠。中夜掩卷深思，我久久難以平復。老師的文字把我一下帶回到地球另一邊的康橋，那同樣秋色濃重的絳園。

1998年，當我碩士即將畢業(yè)，正在考慮申請美國的博士學位時，很多師友向我推薦了凱博文教授，我也剛剛讀了他《疾痛的故事》和《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深深為他“軀體化記憶”（embodied memory）的概念所吸引，就向哈佛大學人類學系遞交了申請。我在拿到錄取通知后不久，也聽到了各種關(guān)于凱教授的傳聞，其中說得最多的，就是他是一個如何嚴厲，乃至兇狠霸道的老師。據(jù)說如果在他的辦公室門外待一會兒，你就能經(jīng)常看到學生淚奔而出。1999年9月，帶著滿心的好奇與不安，我和同學胡宗澤一起來到了康橋。我們安頓好之后，就先到人類學系所在的威廉·詹姆斯樓看看。一出電梯，首先見到的，就是系內(nèi)各位老師的照片。凱教授的照片在一個很顯眼的位置，第一感覺并不是很好，似乎是他比較年輕時的，雖然在微笑，卻似乎有些不懷好意，如同在嘲笑著即將來“受虐”的學生。就在這時，我們身后響起了一聲不太地道的漢語：“你們是我們中國來的學生嗎？”我們連忙回頭，卻見到一位身材魁梧但不乏和善的老教授站在面前，他就是凱博文教授，與照片上不懷好意的形象頗為不同。我們連忙做了自我介紹，凱教授知道我就是他的學生，就帶我來到了他的辦公室，并告訴我，這間辦公室以前曾經(jīng)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辦公室，這更令我肅然起敬。他的辦公室分為里外間，外間的墻上，很醒目地掛著一幅倪云林的《寄仁仲容膝齋圖》，在剛剛離開中國的我看來，顯得格外親切。圖軸下方，坐著一位上了點兒年紀的女秘書，瓊·吉萊斯皮（Joan Gillespie）。他的辦公室隔壁的小房間便是他的妻子瓊·克萊曼的辦公室，這時她也出來了，到教授辦公室的里間來和我說話。她以相當流利的中文說，她的中文名字是凱博藝。凱博文教授是1941年生人，當時五十八歲，和我父親同歲，而博藝教授生于1939年，還長他兩歲，顯得非常溫文爾雅，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有很高的文化修養(yǎng)的美國女性，年輕時一定非常漂亮。正如教授書中所說，她集合了法國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雙重優(yōu)雅，給人如沐春風的感覺。初見教授時的緊張，因她的出現(xiàn)而瞬間消散。導師夫婦與我非常輕松地聊天，教授對我提出了一些要求，諸如上哪些課、讀哪些書之類，但都沒有超出一般的要求，傳說中的嚴厲完全沒看出來。他給我看書架上一排排厚厚的論文，說這是他指導過的所有博士論文，希望我的也會放在這里。初次見面后，我覺得那些傳言都是不實之詞。

凱博文教授與其他教授合作指導過不少中國學生，但我是第一個在他名下的大陸學生，而且也是很少沒有醫(yī)學背景的學生之一。這些都讓我有一絲不安。按照美國人的習慣，學生對很多教授都是親切地直呼其名，我對很多教授也是這樣，但在自己導師面前，盡管未能感受到他的嚴厲，卻仍然感到非常緊張，所以總不敢叫他“阿瑟”，而是恭恭敬敬地稱他為“克萊曼教授”。在美國學習的五年多時間里，這一直是我對他的稱呼，直到畢業(yè)之后，我才在他的要求下改叫他“阿瑟”。但既然叫他“克萊曼教授”，那如何稱呼他夫人呢？很多時候我也管她叫“克萊曼教授”，雖然有些別扭，但不敢失了禮數(shù)。

在哈佛第一年的時光里，我每一兩周就會去一次他的辦公室，和他談學習的情況，在辦公室里會見到他的夫人凱博藝和秘書瓊，如同一個其樂融融的大家庭。凱博藝是很優(yōu)雅的白人女性，凱博文教授則是智慧與霸氣外露的典型猶太人，并不像我見過的一些非常紳士的白人，卻有著異常敏銳的洞察力與判斷力。他沒有人類學博士學位，卻能在人類學系得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他也沒有受過非常嚴格的中文訓練，所以中文只限于幾句話的寒暄，但在漢學研究界卻也有崇高的地位。我漸漸了解到系里和整個美國人類學界的狀況，得知在我來到哈佛的前一年，即1998年，哈佛人類學系剛剛發(fā)生了一場革命，即本來是博士生必修課的《親屬制度研究》（Kinship Study），因被學生提出抗議而取消了其必修課的地位。親屬研究是結(jié)構(gòu)主義的看家領域，是人類學結(jié)構(gòu)主義時代的最后遺存，而今也被徹底蕩滌干凈，標志著人類學界完全進入無理論的后現(xiàn)代階段。博士生在各個文化中，選取各不相同的題目，也有各不相同的解釋路徑。而凱博文教授所開創(chuàng)的醫(yī)學人類學研究異軍突起，竟然能保持相當程度的理論關(guān)切，是人類學界最有生機的領域。而由于凱教授個人原因，這個領域又天然與中國研究高度重合。當初我選擇凱教授，就是被他的理論深度所征服，而今在與他深度接觸之后，確實感到這正是美國人類學唯一仍然有理論關(guān)懷的領域，正是我所喜歡的。因而，我第一個學期與凱教授夫婦關(guān)系非常融洽，沒有發(fā)生任何沖突。秘書瓊又是一個經(jīng)驗極其豐富、對教授與學生都關(guān)懷備至的老人，教授的很多事務都由她打理。

沒能體會到凱教授的嚴厲的另一個原因，也在于他這學期開的一門課“深度中國”（Deep China）對我來說沒有任何難度，因為課上閱讀的都是中國材料，雖然是英文書，但其中的內(nèi)容我太熟悉了，每次討論班都可以說很多，因而沒有受過教授的批評，但在課上我也確實沒有什么收獲。但到第二個學期就不同了，他開的課程是“地方生物學”（Local Biologies），不僅大部分閱讀材料與中國無關(guān)，而且有許多相當專業(yè)的醫(yī)學內(nèi)容，令我頗為吃力。對我在課上的表現(xiàn)，教授沒有明說什么，但不滿意卻也漸漸顯露出來，成績僅僅給了個“B+”。

而在那個時候，他已經(jīng)開始和我討論我的博士論文題目了。在哈佛人類學系，我有兩次見到了加拿大醫(yī)生費立鵬（Michael Phillips），他長期在北京回龍觀醫(yī)院，重新測算了中國的自殺率，并在1999年發(fā)表了研究成果，指出中國的自殺率居于世界高位。在文章發(fā)表之前，他與凱教授多次討論，我聽過他們的一次討論，真正見識了教授的嚴厲和不留情面，他對費立鵬的解釋方式不滿意，便不客氣地直接批評，而費立鵬的脾氣也很犟，兩個人爭執(zhí)起來，情形相當可怕，但每次都是凱博文占上風，費立鵬顯得灰頭土臉。凱教授批評費立鵬不懂人類學，只從醫(yī)學角度理解自殺，因而他一直在尋找一個博士生去研究自殺。但前面的學生比較頑強，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做的題目，都堅決拒絕了。我漸漸了解到，凱教授之所以要從大陸把我招來，大概就是想讓一個大陸學生去研究自殺，所以不容分辯地把自殺的題目指派給了我。而我對于能否進行下去，根本沒有概念。許多學長對我說：“這是一個太難的題目，你很可能會失敗。”“首先材料就很難獲得，當事人死了，你怎么做人類學研究？”當然也有人寬慰我說：“死亡研究是很容易出名的?！痹?000年的夏天，我回到中國，初步嘗試去做自殺訪談，雖然不無挫折，卻也頗收集到了一些詳細個案，回到康橋向凱教授報告之后，凱教授說：“我非常為你驕傲?！彼麆e的學生對我說，他經(jīng)常對他們說的是：“我對你非常失望?！薄澳闶俏宜袑W生中最差勁的?！甭犃诉@些，我喜滋滋的。

然而不久，凱教授的秘書瓊因病住院了。那個秋天的夜晚，我和幾位同門到凱教授家做客，我們大概一年會去一次，家里應該都是凱博藝負責布置，有著濃濃的中國韻味。席間，除了談論學術(shù)之外，教授夫婦都表現(xiàn)出對多年的秘書瓊的關(guān)心，教授講述著她以前的各種故事，并講了她在醫(yī)院中的豁達態(tài)度。而就在這時，電話響了，他夫人走過去，接電話的聲音哽咽了，回來說，瓊剛剛?cè)ナ?。大家都沉默了，不時可以聽到輕輕的哭聲。這是我和教授一起經(jīng)歷的一次死亡，他的惋惜與豁達，都是顯而易見的。

按照凱教授在《照護》中的敘述，這位瓊?cè)ナ赖臅r候，距離另一位瓊的發(fā)病也不遠了。但我們當時絲毫沒有感覺到。瓊·克萊曼一如既往地陪在教授身邊，凡是教授出席的學術(shù)活動，無論課程、會議、講座還是調(diào)查，她都陪在身邊，用形影不離來形容他們的關(guān)系一點兒也不夸張。我們自己不斷在抱怨夫妻關(guān)系的不易，看到的都是有各種問題的家庭，而凱教授這對夫妻，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真是極為難得的典范。我每次和瓊聊天，都能深切感受到她的優(yōu)雅、和藹與關(guān)切，而且總是處在愉悅當中。凱教授說她像赫本，她們在氣質(zhì)上確實非常相似。正是與這位優(yōu)雅、愉悅的夫人相反相成，我才更能體會到凱教授自己的嚴厲、剛強，和對人類苦難的深切關(guān)懷。凱教授讓我多讀現(xiàn)象學的書，多讀海德格爾，而這也正是我所愿的。但當時我并沒有讀多少海德格爾，而是一頭扎入了對自殺理論的廣泛閱讀，也正是在這種閱讀中，我發(fā)現(xiàn)基督教傳統(tǒng)的自殺觀始于奧古斯丁，對奧古斯丁的關(guān)注便由此開始。

除了在聽到秘書瓊?cè)ナ赖臅r候，我另一次看到瓊·克萊曼的表情不再愉悅，是2001年9月11日的早晨。那一天，我的師弟郭金華剛到美國，我?guī)ダ蠋煹霓k公室，卻看到瓊正一臉凝重地和新任秘書瑪麗蓮聽廣播。我當時還不知道那天發(fā)生了什么，照常笑著和她們打招呼，她們卻不接話，我才感到一切都不太對勁，什么也沒說就離開了。中午之后，我才知道紐約發(fā)生的事。似乎就是在那之后，我感到瓊的身心狀況都開始發(fā)生變化。

凱教授從未和我們直接說瓊的身體狀況，我們也是在不知不覺中，感到這位師母好像不一樣了。一個標志性的事情，是師弟郭金華和我說的：“我寫了個東西，她說看看，看了之后說，這句英文寫得不好，于是幫我把那句刪掉了，然后打上新的一句話，結(jié)果這句話和剛剛刪掉的完全一樣?！边@次我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她的狀況。此后，她慢慢開始說話不斷重復，開始認人恍惚，開始說一些含糊不清的東西。

《疾痛的故事》，是我最早讀過的教授的著作之一，在其中，凱教授已經(jīng)將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與研究結(jié)合起來談。如何面對病痛，如何面對生存的痛苦，不僅是作為客觀觀察者的人類學家的研究論題，更與研究者的切身體驗息息相關(guān)。我們逐漸感覺到，凱教授自己正在一步步走進他自己的研究當中。于生活，這是令人惋惜的不幸；于學術(shù)，這卻是深化理論的絕好機會，雖然這機會來得如此殘酷。

我終于感受到凱教授雷霆萬鈞般的嚴厲了。當時我正深深沉浸在對哲學理論的思考中，寫出了自己的研究計劃，卻由于過于抽象和理論化而被教授否定。教授終于對我說出了那句標志性的話：“我對你非常失望?！蔽蚁萑肓松羁痰姆此籍斨校瑴蕚渲貙懸环菅芯坑媱?，在寫出之前不敢去見他。那個冬天，我的思考陷入極大的危機。在一個雪后的下午，我正在校園里自東向西走著，落日的余暉中迎面走過來幾個人，因為陽光太強我看不清楚，直到跟前，才看到教授夫婦笑瞇瞇的臉。雖然剛剛跟我發(fā)過脾氣，教授卻依然滿面春風地主動和我打招呼，好像一切如常。他們走過去之后，我呆立了幾分鐘，決定趕快回去繼續(xù)寫。

新的研究計劃終于獲得了肯定，但我的研究經(jīng)費卻沒有申請下來。凱教授很著急，幫我四處找錢，最后從他自己主持的三個基金中湊出了一筆研究經(jīng)費，與一般田野研究的經(jīng)費相差無幾。然后他很嚴肅地對我說：“現(xiàn)在，我給你找到了研究基金，我是你的金主了，以后你必須聽我的，不能自作主張?！憋@然，他還沒有忘記上次的事。但在不久之后，他又說，沒有申請到經(jīng)費，不完全是我的錯，而是學術(shù)政治的原因。凱教授自己用中文說：“我是山東人的性格，直來直去?！币驗樗钠?，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學術(shù)界，他雖然德高望重，但也都有敵人。

2002年夏天，我回到中國，準備正式開始做田野，而正在北京開會的凱教授，帶著他的夫人，專門抽出一天，要到我的田野去看看。我們找了一輛車，開到河北農(nóng)村，那天正趕上大雨，一路上頗為狼狽。有美國哈佛的教授前來，當?shù)卣才帕艘晃桓笨h長接待，還找了一位自殺者家屬，請教授去家中看看。那位大姐的丈夫一年前剛剛喝農(nóng)藥去世，同意了接受我們的訪談，開始談得很克制，但談著談著，眼淚還是不知不覺流了下來，直到泣不成聲。這是我在訪談中經(jīng)常遇到的狀況，當然也是凱教授在世界各地都經(jīng)常遇到的狀況，我們已經(jīng)熟悉了這些生存性的痛苦。結(jié)束后，凱博文一邊安慰著被訪者，一邊攙扶著行動已頗為木訥的夫人，離開了這個農(nóng)家小院。這天下午，我們又去了一個鄉(xiāng)醫(yī)院，了解自殺救治的情況。而那時，凱教授和夫人已經(jīng)非常疲憊，不時地打著瞌睡。從醫(yī)院出來，我們直接坐車回京。后來田野里的人對我說：“你美國老師來，我們還以為有什么別的用意，但他其實就是專門來幫你的。”是的，教授夫婦大老遠冒雨來到我河北農(nóng)村的田野，以使我的研究更加順利，這其實是非常少見的事情，更何況，瓊的病情已經(jīng)非常顯而易見了。

田野進行得很順利，但后期卻遭遇了非典。凱教授不時給我發(fā)信，問我的情況，特別關(guān)心我在非典期間的各種狀況，讀了讓我非常感動，也漸漸升起一絲愧疚。因為這時，我已經(jīng)在聯(lián)系北大哲學系，尋求畢業(yè)后回來教書的可能了。凱教授一直希望我能把醫(yī)學人類學傳播到中國，但我在接觸了很多醫(yī)學人類學家之后，深深感到，對于沒有經(jīng)過正規(guī)醫(yī)學訓練的我，這條路會很艱難，而自殺研究并沒有使我更深地進入精神醫(yī)學，反而使我對奧古斯丁、家庭矛盾、禮制與死亡產(chǎn)生了更多的興趣。我從凱教授那里學到的，是對社會疾痛的深度關(guān)懷，但對于專業(yè)的醫(yī)學研究，總有先天不足。

回到哈佛以后，凱教授看了我的田野筆記，知道我的田野材料收集得非常好，但在醫(yī)學層面卻有所欠缺。這和他的大多數(shù)學生，特別是他接觸過的中國醫(yī)生都剛好相反，因為他們大多是只有醫(yī)學知識，缺乏人類學視角。為了彌補我的不足，他專門為我介紹了麻省總醫(yī)院的醫(yī)生，讓我去請教。我按照他說的做了，確實在論文寫作中彌補了不少相關(guān)的醫(yī)學知識，但我還是堅持認為，我未來的學術(shù)之路，應該以更加人文的方式去關(guān)注苦難。

在美國的最后一年半，我申請到了論文寫作的獎學金，同時為凱教授開設的“社會苦難”（Social Suffering）課做助教，經(jīng)濟上得到了保證，也因為進入了教學環(huán)節(jié)，更多地理解了他的工作。很多次，我和凱教授夫婦一起從辦公室走到教室，凱教授攙扶著瓊，踩著秋天的落葉，顫顫巍巍地走在校園的大路上。瓊已經(jīng)常認不出我來，我看著她越發(fā)衰老下去，心里酸酸的。那個時候，他們的狀況已經(jīng)相當不好。

2004年冬天，終于到了我答辯的時候，教授意氣風發(fā)，不斷地說：“我為你驕傲！”而瓊竟然能準確無誤地叫出我的名字，來向我祝賀。答辯之后不久我就回國了，進入北大哲學系博士后流動站。到了夏天，我再一次回到哈佛，參加畢業(yè)典禮。凱教授為我頒發(fā)了畢業(yè)證書，和我擁抱，再一次說：“我為你驕傲！”一切儀式結(jié)束之后，他從皮博迪博物館走出來，感慨了一句：“又一個學期結(jié)束了。”對于教授，這只是一個學期的結(jié)束，而對于我，卻是美國學業(yè)的徹底終結(jié)?？粗直W位服的背影，我不知何時還能見到他。

在我剛畢業(yè)的幾年中，我每年都會回一次哈佛，都會到人類學系去，都會見到教授和他的夫人。瓊的狀況越來越糟糕。有時候大家在開會，她會突然大聲說一句與會議完全無關(guān)的話。凱教授也非常無奈：“你們看到了，我現(xiàn)在的生活是什么狀況?！边@時我才意識到，他已憔悴了許多。

2009年以后，我沒有再回過學校，只是在凱教授來中國的時候見過他幾次。2010年，聽到瓊?cè)ナ赖南?，我曾?jīng)和郭金華商量前去奔喪，但還是沒能成行?；腥恢g，十年已經(jīng)過去了，凱教授已年近八旬，然而，他的學術(shù)工作依然在繼續(xù)著，他仍然在世界各地奔走，仍然深深地熱愛著中國文化。我兩年前在北京見到他，反而覺得他變年輕了。直到讀了《照護》我才知道，他對中國的興趣，完全是受到夫人的影響。

雖然知道教授夫婦的一些過去，知道他在越戰(zhàn)期間去過臺灣，知道他在長沙研究的艱難，但是在讀了《照護》之后，我才將他們的生活經(jīng)歷連成了片，我才知道克萊曼并非凱教授生父的姓氏，才知道他小時候在紐約的那段生活，才知道猶太人身份也曾使他受到歧視，才知道他甚至到以色列去參加過基布茲，才知道他們夫婦的相遇、相愛、相知、相互照護的完整過程。將自己的思考糅在生動的自傳體敘述中，這本書多少也透出奧古斯丁和盧梭兩部《懺悔錄》的影子。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正深刻改變著中國與美國的時候，我剛剛經(jīng)歷了人生的巨大變故，親歷了對病重岳母的照護與她的葬禮，再來讀自己老師的這些文字，我被帶回到二十年前哈佛絳園的深秋之中，回到了教授家那中國韻味濃厚的房子，回到了他的辦公室當中。我更加體會到，我的老師是一個何等不同尋常的人。記得在他的“社會苦難”課上，曾經(jīng)有個墨西哥裔學生（恰恰是我?guī)У挠懻摪嗌系膶W生）問老師：“您為什么這么關(guān)注痛苦？您會不會開一門課程叫“社會幸?！保⊿ocial Happiness）？”不記得老師怎么回答的了，只記得當時課堂上的笑聲。教授夫婦的經(jīng)歷，已經(jīng)回答了這位學生：只有社會苦難才能帶給我們更多的知識，才能給我們更多的教育，使幸福變得更加厚重和可貴。書中描寫了很多痛苦，甚至是無奈的痛苦，卻沒有絕望；有很多不可挽回的失落，卻沒有放棄。這一點，應該也是凱教授當初讓我研究自殺時，希望我領悟到的吧。

庚子深秋 北京仰昆室

（攝影?托本·埃斯克洛德）

因哈佛校園中絳紅色最多，中國學生遂將哈佛廣場（Harvard Yard）稱為絳園?！獏秋w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