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年少時光

在我小的時候，沒人能看出我今后會從事照護工作。

我從未見過我的生父，他名字叫內(nèi)森·斯皮爾，雖然我能拼寫出他的名字，可我卻怎么也想不起他的面容或是他的背影。小時候，我的身世之謎常?？M繞在我心頭。在我一周歲時，母親瑪西婭就帶我離開了他，這段婚姻對她來說實在是忍無可忍。二十歲以前，我始終不知道我父親的全名，也不知道其他任何關于他的信息。即便等到我二十多歲，對他有所了解了，關于我父親的話題仍舊是家中的一大禁忌。所以，我從未花太多時間想著去尋找他。母親直到六十多歲，才肯同我談論我的生父，還有他的家庭。即便如此，她還是要求我永遠不去找他、見他。后來，我才漸漸明白，他干的是房地產(chǎn)開發(fā)的營生，還有著“班森賀之王”這種名號。但后來，他和他的家庭卷入了一起丑聞，說是非法干擾法庭事務，并最終導致一名法官自殺。這些就是我知道的關于我生父的全部內(nèi)容了。

我出生在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住在經(jīng)濟和文化都很多元化的紐約布魯克林區(qū)。家里一開始有我母親、外婆、外公，還有我。母親總把頭發(fā)漂紅，她的性格非常活潑，喜歡過燈紅酒綠的日子，晚上總是跑去城里尋歡作樂。可同時，她又能很好地在醫(yī)院和猶太人游說團體里兼任志愿者工作。她總能想到辦法，雇請保姆和女傭來照顧我和后來出生的弟弟。有一次，她發(fā)現(xiàn)我已經(jīng)從希伯來語學校逃學好幾周了，就要求我保證一定通過希伯來語這關，從而順利完成我的受戒禮。因為她到底不想失去這樣一次千載難逢的、可以置辦一場盛大宴會的機會，這都是她那個圈子的風氣。在我小的時候，母親就把話說得清清楚楚，她要我今后做醫(yī)生，或是教授，或是其他有地位的專家，因為這樣的話，我就能以自己智識上的成就，給我們的家庭在經(jīng)濟成就之外帶來更多的尊貴與榮耀。

然而另一方面，母親總是神經(jīng)緊張，喜怒無常。雖然我從不懷疑她對我的愛，可有時候，我還是沒法兒在情感上百分之百地信賴她。后來，在我同母異父的弟弟出生以后，我心里總有些疑惑，她對我的關心，是否真的像她對我弟弟那樣——我能夠感覺到，她和我的其他家人都認為我比較自立，比較能照顧自己。而我的繼父也慢慢表露出對于聚會的熱愛，他在這點上幾乎與我的母親旗鼓相當。他倆的朋友圈里滿是各式各樣花枝招展的可有時卻不太靠譜的人物。

我母親還有三個姐妹，但顯然，只有她才是我外公的“心頭肉”，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我外婆、外公會選擇與我們同住。我外公來自俄羅斯，是個世俗猶太人，并十分為他的世俗化感到自豪。他創(chuàng)辦了一家肥皂公司。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他的公司非常成功，購置了大量房地產(chǎn)?？傻搅藨?zhàn)后，生意卻開始急轉直下。

我思忖著，我外公這樣的性格，在他那個年代恐怕是非常典型的，但若是放到21世紀的這第二個十年里，則完全格格不入。他正經(jīng)、冷漠又專斷，從不在口頭上表達他對誰的愛，而是用他自己的行動去證明。當我犯了錯，被鄰居、朋友或是商店老板批評時，他總是會站出來為我辯護。我還記得，那是個周六的清晨，我在外面打籃球。突然，剛搬到我家隔壁的哈西迪猶太人領袖梅納凱姆·門德爾·施尼爾森從我手中搶過籃球，并告誡我不許在安息日玩球。那時，是我外公從他那里拿回了籃球，并力勸我以后每個星期六都去室外打籃球。他毫無疑問是我們家的核心人物，是充滿關愛的一家之主，肩負著全家財務及社會安全上的重責，并幾乎視之為神圣使命。我非常敬仰我的外公，一方面，在他的庇護下，我總是感到非常安全；可另一方面，我從未在感情上覺得與他親近。

與我奢靡的母親相比，我的外婆恐怕就屬于舊世界了。她迷信，沒受過什么良好教育，從未離開過宅子半步，是一位女家長式的人物，還有著越發(fā)嚴重的妄想癥。時不時地，她會在我耳邊低語，說我其實來自一個更加富裕的家庭，可她那些神神道道的嘀咕，卻反讓我生出不少困惑與惶恐，因為她總是說到一半就戛然而止，任我怎么問她，都不愿詳加闡述。

在這些老人家眼中，我就是個固執(zhí)任性的小男孩，生來抵觸權威。在我家的“傳言”里，這些特質都是與生俱來的：自我出生那會兒臍帶繞頸以致呼吸困難、面孔發(fā)紫的時候，這些特質就已經(jīng)被刻下了。在他們看來，我生來就是個“斗士”，而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可以很公平地說，我也確實沒怎么好好表現(xiàn)，來消除他們這個成見。

1943年，我兩歲。母親帶著我逃到了邁阿密，想要阻撓我的生父以各種法律手段逼我們回去（顯然那個時候，佛羅里達州還不太認可紐約州的婚姻法）。有段時間，我倆住在一家供軍官使用的招待所對面，好幾位軍官都打我母親的主意。我還記得當時，我傷心但也不無憧憬地問過他們中的每一個人：“你是我父親嗎？”這種失去與渴望的感覺，我想，也許比我所經(jīng)歷的任何創(chuàng)傷，都更加劇了我的任性。我的惡劣行徑氣壞了我的幼兒園老師，她不得不央求我母親把我從班上帶走?！八騺頌樗麨椤！彼г沟馈?/p>

在佛羅里達州的短暫停留期間，我母親邂逅了那個后來成為我繼父的男人。彼得·克萊曼籃球打得很好，當時也算小有名氣。他外表俊朗、為人友善、光芒四射，是不少人仰慕的對象。我小時候也非常仰慕他，但長大以后我漸漸發(fā)現(xiàn)，其實在我外公心中，我繼父不管是在商業(yè)上還是在他本職的法務工作上，都很失敗——而且這判斷不是空穴來風。甚至，我母親雖然還愛著她的新任丈夫，但也慢慢開始有這樣的想法。我可以感受到繼父對我的愛和關心，我是真正把他當作父親的，我也完全能理解并接受他對我弟弟——也就是他的親生兒子——的愛要比我更多。后來到我十二歲的時候，彼得·克萊曼正式成為我的父親，并把我的名字由阿瑟·斯皮爾改成了阿瑟·克萊曼，好像一切都要重新開始。

我的外公死于1958年。在那之后的十年時間里，我的繼父停止了工作，同我母親一道，花光了她分到的所有遺產(chǎn)。失去家庭經(jīng)濟支柱給我?guī)淼目嗤?，遠不及我因他們的不作為而感受到的怨憤、尷尬乃至羞恥來得那么強烈。他們把這個家庭——也就是我的弟弟和我——放在了次要的位置，這與我外公的準則完全相左。

幼兒園老師對我的評價也并不全錯，我還記得那會兒發(fā)生的另一件事。有一次，我非常生氣地告訴母親，我要離家出走。可當母親打開被我出走時重重摔上的家門時，卻發(fā)現(xiàn)我竟坐在門前的臺階上。我說，我沒法兒再走得更遠了，因為你們不允許我獨自過馬路！顯然，即便是在那么小的時候，我天性里就有某種東西在平衡我內(nèi)心的沖動。我也許很犟，但我知道規(guī)則和命令的存在，它們是我必須要遵守的，我也就不至于莽撞到做出什么傷害自己的事情。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想法，在我孩提時代一次又一次地保護了我，讓我遠離了種種麻煩，或者至少是把麻煩限制在了一個可控的范圍之內(nèi)。

說回布魯克林。當時，我在離家四個街區(qū)外的一所公立學校上學。我所在的皇冠高地街區(qū)幾乎就是個猶太人飛地，周圍盡是些愛爾蘭人和意大利人社區(qū)，那里有成排的、亮麗的、堅實的獨棟別墅，而我們的公寓大樓則以其灰暗的磚石外立面，擠在這中間。我們男孩會在街頭玩兒棍球或吊球；會去冰激凌車那里買香草味或可可味的冰激凌甜筒；會玩兒彈珠、拋硬幣，或看女生玩兒跳房子；會偷偷吸兩口香煙；會打架，然后看看誰才是“地表最強”。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沒人想要掩飾他們的種族主義或是反猶太主義，所以，在我們那個小小的飛地之外，我經(jīng)常因為自己的猶太身份（或因為自己不肯退讓）和別人在街頭打架。但顯然，對我來說，問題并不止于此，因為我也沒少和猶太男孩打架。

1944年到1953年間，我的街頭生活與我在家里的安逸日子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家里，我們有廚師，有管家，我從來不需要做任何家務。家人告訴我說，我永遠不需要為錢的事情發(fā)愁，他們會一直照顧我，而這對于我的責任心以及自制力的培養(yǎng)當然不是什么好事。從小時候起，我就在照顧自己這件事情上非常隨便，從不用心，而我母親又因為再婚，養(yǎng)了一個新寶寶，分散了照顧我的精力。我對自己的健康漠不關心——當然，我猜測，絕大多數(shù)的小孩子都是這樣的。我也因此在后來的日子里吃了不少苦頭，包括牙齒問題、哮喘、黑色素瘤，還有其他各種健康問題。

我的街坊鄰居都是些勤勞工作的少數(shù)族裔家庭，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都沒有我家那么富裕。我的童年就是和這些難搞的工人階級的孩子一起度過的，我也自然而然地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要想在這些街頭惡霸和打架高手中幸存下來，最好的辦法就是自己也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所以，我到底學會了“照顧”自己，但靠的是嘲弄、刁難以及辱罵其他小孩兒，而這樣做純粹是為了尋個樂子。我開始變得不只難搞，而且冷酷無情。

但是，當年在我想要離家出走的時候，阻止我越過馬路的那股力量，也一定在我惡劣對待他人時起到了緩和作用。那股力量，是一種剛剛才開始顯現(xiàn)的、對于自我保護邊界的覺察，又是一種漸漸蘇醒的、對于關系的情義與道義上的責任。在我十歲或十一歲的時候，女生開始引起我的注意，特別是有一個女生，讓我對她產(chǎn)生了朦朧的好感。但我卻全然不顧追求女生的套路，我想當時的我一定以為，我有權得到任何吸引我的東西。所以，一天放學的時候，我們收拾書包準備回家，我問那個女生，我能拿兩本她的書嗎，我從來沒想過，我會被別人那么干脆地拒絕，所以，當她對我吼出“不！”的時候，我沖動地奪過她的書就往外跑。但僅僅一會兒，我就幡然醒悟，意識到自己做了件很丟臉的事兒，而且是一件對于滿懷希望的求愛者來說頂無用的事兒。我羞赧地把書還給了她，當時，我的臉上和胸中有種火辣辣的感覺。

那年，還有個大男孩，在操場上想奪過我手中的新籃球，但當我拒絕松手的時候，他把我的頭狠狠撞向了球筐的鐵柱子，撞了好幾下，直到我頭破血流。但即便如此，我也拒絕在他面前或是在其他圍過來的孩子面前掉一滴眼淚。我亦不愿求饒，求他把球還給我。我跑回家，雖然傷痕累累，但相信自己守住了尊嚴。對于加諸我身上的不公，我并不感到憤怒，只渴望報仇雪恨。我要向世人證明，我絕不會被玩弄，也絕不會被嚇倒，打在我身上的拳頭，總有一天，我會打回去。這種對待世界的方式，我看在眼里，學在心里。但我真正學到的是什么？不過是每個小混混都懂的道理，那就是：挑那些你打得過、能羞辱的人下手。

漸漸地，我開始變得憤世嫉俗，以為在這個世界得體而有序的外表下面，盡是暴力、不公和惡意。后來，在和另外一個同街區(qū)的暴躁小伙子打架的時候，我又學到了另外一課，這堂課同樣非常野蠻，與所謂的“照護”格格不入——一陣扭打之后，我用手臂鎖住了他的脖子，并竭盡全力想要勒緊他。他開始哭泣，向我求饒。于是，我松了手，但他卻反過來鎖住我的脖子，勒得我無法呼吸。我只好投降。接著，他便開始慶祝他的勝利，并嘲笑我。這件事情讓我明白：不要同情你的敵人，別心軟，別仁慈。這個想法，我后來花了很長時間才完全擺脫。

但即便如此，光明，仍在我的心墻上尋著了一道縫，照了進來。那是十一歲或是十二歲的夏天，我去紐約州邊郊參加一個夏令營。那時，我和其他幾個更加粗野的營友，合伙欺負一個不愛運動只愛看書的戴眼鏡的男孩。但他對我們的嘲弄所做出的反應，卻讓我大吃一驚。他說，他在嚴肅思考某些智識問題。他的回答是如此富有激情，如此成熟理性，同時又帶了些許自嘲的幽默，這讓我對他產(chǎn)生了一種尊敬甚至是仰慕之情。此外，這個男孩也很懂得體貼人。當我被壘球擊中頭部時，他跑過來問我有沒有受傷。我知道，我很喜歡他。我也知道，他對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那是一種與我生活中其他的體驗全然不同的東西。我不記得在那之前我曾有過類似的感受，我記得的只有那幫野孩子，還有我曾模仿過的他們的粗魯行為。我還記得，當時我暗自思忖，我可能變得像他那樣嗎？同時又可以做我自己？這是我人生中最初幾次真正意識到，其實在我心中，還有一部分土壤從未被耕耘過，甚至有可能正被我堅硬的軀殼所扼殺。

在那些暴戾的街頭，偶爾也會有朋友愿意撐你一把，至少是在你被某些“局外人”——比如其他街區(qū)的孩子、敵對幫派的大孩子，或是警察——威脅的時候。我還記得，有次在我學校旁邊的公園里，有一大幫高中生要打群架。我異常興奮，也想去湊熱鬧。但我的兩個朋友卻阻止我說，別去，你去了，即便只是過去看看，也會卷入更大的麻煩。還有一次，我和朋友去附近一家電影院看下午場的電影，在我們后面幾排，又有人打了起來。我想離開自己的座位湊過去看看，可我的同學卻一把拽住我夾克衫的領子，把我拉了回來，說：“嘿，伙計，他們手里可有刀，我們還是快離開這兒吧！”這些在學校和街頭交到的朋友，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一個能讓我們彼此照顧的社會網(wǎng)絡？我要是在他們面前這么說的話，想必會被嘲笑?？墒牵谥茉饽欠N野蠻、暴力、冷漠的環(huán)境里，我們之間的確有某種關愛正悄悄萌芽，且牢不可破。我們共享著一個地方世界（local world），探索它的同時，也學習照顧彼此的方法。

也正是在那個時候，我突然意識到，我身上慢慢發(fā)展起來的“街頭人格”，在我們那個布魯克林的小小角落里竟得到了賞識。巡警曾經(jīng)把我?guī)У骄爝\動聯(lián)盟的拳擊項目里去，想要把我的攻擊性轉移到拳擊比賽上。更令人頭疼的是，當?shù)剡€有個男人覺得我是個挺有“發(fā)展前途”的小孩兒。有一天，我走在街上碰到他，他徑直向我走來，開玩笑似的弄亂了我的頭發(fā)，然后告訴我說，他一直在觀察我?？刹痪弥?，我卻在報紙上瞥見了一張他身陷囹圄的照片，照片上赫然寫著“黑手黨殺手”幾個大字。后來，也不知是因為這起事件，還是因為擔心我們街區(qū)、我的朋友，還有我的任性，我外公和父母一致認為，該把我?guī)щx這個是非之地了。最終，他們決定離開布魯克林，遷居到長島郊區(qū)。

到了新學校，我開始把我的那股蠻勁用到功課上。這里依舊是個充滿激烈競爭的環(huán)境，但現(xiàn)在，我們比拼的是功課好不好。和我一樣，我的同學也都拼了命地想爭第一，想往上爬，卻沒有太多的同情心和真友誼。現(xiàn)在在我身邊的，不再是布魯克林的那幫渾小子，而是一幫好勝心極強的男孩還有女孩。但要融入這里，依舊非常困難。在來校的第一天，我就和別人撕打了起來，那幫渾蛋頂撞我，并警告我說，別在教室里炫耀我的好成績，但我把他們給打趴下了?？晌业膭倮?，并沒能換回同學的尊敬，反倒是嚇傻了不少孩子，這讓我感到非常吃驚。

這一件件事情就這樣把我的人生，推向了另一個全然不同的方向。首先，我愛上了看書，這主要是幾位老師的功勞，他們在我身上花了不少心血，其中就包括一位身形小巧的年長女老師，她邀請我去她家，一套位于格林尼治村的公寓，去參加一個由詩人和其他參與者組成的朗讀會。由此，我也自學了很多歷史和文學的知識。我特別喜歡沉醉在傳記、自傳、回憶錄和私人日記這些個人故事里，常常是一邊閱讀這些作品，一邊找尋相關線索，想知道環(huán)境到底如何影響真實的人生軌跡，以及歷史的偶然將如何改變基因層面的“我”。我很早就接觸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書里描寫的“人們心中的熱火”，還有那些“熱火”在當?shù)匾l(fā)的慘痛結局，都讓我頭暈目眩。一次次的革命，讓社會苦難不斷加劇，卻又在腐敗與欺瞞中等待毀滅。還有，那數(shù)不清的、在人類經(jīng)驗中本也稀松平常的荒謬與失敗，讓正義之弧瀕臨瓦解，讓絕望之人越發(fā)絕望。這些智慧，對于這個年紀的孩子來說，顯然是無法承受的，但它也確實產(chǎn)生了些許效果，那就是讓這個年輕人的靈魂漸漸蘇醒，開始懂得這個世界上真正缺失的是對普通人的關心。艾倫·帕頓的《哭吧，親愛的祖國》（Cry，the Beloved Country），格雷厄姆·格林的《權力與榮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與《問題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喬治·奧威爾的《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與《動物農(nóng)場》（Animal Farm），這些書，還有一些其他作品，對于我來說，要比當時我所處的那個歷史時代——那個沉悶、保守、循規(guī)蹈矩的20世紀50年代更加真實。用一整個周末的時間，將自己沉浸在小說、旅行故事或是社會歷史之中（因為當時還沒有電視或社交媒體），你可能無法想象這有多美好。

其次，我漸漸地對我身邊那些人——那些在我生命中的真實的人——的故事產(chǎn)生了強烈且持久的興趣，這一興趣想必同我的身世之謎有關。我到底是誰？我從外婆和母親那里聽到的只言片語究竟是否真實？它們又指向何處？家人禁止我過問關于我親生父親的一切，但如果我真的不去搞清楚的話，這究竟有沒有關系？僵化的20世紀50年代見證了存在主義的興起，而我也從年少時就開始思考，了解自己的身世究竟重不重要。如果這個世界是荒謬的，那我自己的故事豈不成了這個世界竟如此荒謬的又一個例子？后來我才發(fā)現(xiàn)，這正是精神病學家、神經(jīng)病學家及猶太人大屠殺幸存者維克多·弗蘭克爾在其重要著作《活出生命的意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書中所闡述的核心觀點：我們無法撤銷已經(jīng)發(fā)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但我們卻可以選擇以什么方式去看待它，而這就能給我們的生命帶來意義。

另外，我在20世紀50年代也開始認識到，雖然我家當時還很有錢，但歷史卻在以一種我們無法控制的、宏觀的方式讓這些財富縮水。當時，我外公在市中心投了很多錢，可城市向郊區(qū)發(fā)展卻讓這些投資打了水漂。在公共廁所，洗手液開始取代固體肥皂，這也讓我家的肥皂生意開始下滑。我外公本來在曼哈頓中城的東段買了一塊街區(qū)，想以此保護財產(chǎn)，不料這個街區(qū)卻被坦慕尼協(xié)會的政客以政治手段征用。同時，這些歷史的偶然性卻又不見其形，隱藏在我們飄忽不定的焦慮和“倒霉事兒一件接一件”的庸常之中。

我也學會了做一名認真的傾聽者，一位敏銳的觀察家，去發(fā)現(xiàn)人們?yōu)榱死迩暹@嘈雜的世界與混亂的自我所付出的努力。當時我可能還沒意識到這點，但我想，我已經(jīng)開始在精神病學方面不自覺地訓練自己。而且，我也是一名天生的民族志學者，盡管當時我還完全沒聽過這個詞兒。我對于人們?nèi)绾紊?，又如何將他們的自身?jīng)驗轉變成事物的具體意義，產(chǎn)生了極濃的興趣，這種興趣也讓我從一個過分在乎自己、整日為自己臉上的痘痘和黑痣擔心的幼稚少年，蛻變成了一個對于人類境遇有強烈好奇、有一定見地，并且關注人的處境的學生。人們講述時，我會側耳傾聽，我明白了不僅要學會去聽人們說了什么，也要學會去聽人們說話時的語氣和腔調。

所以，那位嬌小的中年女士，也就是那個邀我去她公寓聽“垮掉派”詩歌的知識分子，才會選擇向我傾訴她在酗酒的事實，向我傾訴她嘗遍了所有她能找到的毒品，只因她無法逃離腳下這片土地，去往歐洲，去實現(xiàn)她的藝術夢想，這些都讓她覺得自己已經(jīng)“毀了自己的一生”。我在一旁，聽她講述這一切，她的話好像深深鐫刻在了我的心里，可我又如何能夠理解她話中的那些悲傷呢？

又或者是我們家的女傭海蒂，那個高挑從容、把我從四歲一直帶到大的黑人女性，她在我十五歲的時候告訴我，她用來照顧我的每一天，都意味著她無法照顧她自己的一雙兒女。那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給我收拾的時候，笑不出來，而是淌下了憤怒的眼淚。我深信自己一直都很愛她，但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她郁積于胸中的痛苦聲音，并終于認識到她身為“我家一員”的殘酷。

還有我的鄰居，一位迷人的年輕已婚女士，她的丈夫因為心臟病發(fā)作而喪失了行動能力，被困在輪椅上。她希望，我能在她想發(fā)泄心中的沮喪、悲傷以及絕望的時候，聽她講述。她不知道，他們該如何熬過這突如其來的、毀滅性的災難。她為什么要選擇告訴我——一個十六歲的孩子——這些絕望的事實呢？也許，她只能告訴像我這樣一個什么都無法給予、只能在旁見證她的悲慘境遇的人。我所能做的一切只有回應她的害怕，感受她的絕望。六十年過去了，再回看這件事，感覺她好像從我身上看到了某些回應，而我恰好明白該如何通過這種“回應”關心別人的情緒。顯然，我的同齡人里沒人會像我那樣，只有大人才會如此，而且通常這些人是女性。

我現(xiàn)在回想起來，上面這些女士，當然還有其他人，似乎是在訓練我，作為一個少年，學會傾聽，學會見證，學會安全地與他們分享我的“在場”。我慢慢意識到，他們的個人問題，其實是社會疾病。這些社會疾病，也體現(xiàn)在這世界上的其他人身上，是這些人所經(jīng)歷的歷史文化的產(chǎn)物，也是他們生活境遇的產(chǎn)物。我慢慢形成了一種對于情感的敏銳感知，并被帶進了許多全新的道德關系之中。在這些關系中，照顧顯得格外重要，關愛則是通過創(chuàng)造特殊的意義來給予并獲得的。

一年一年過去，這個由我所在的街區(qū)、我的家庭、家里的生意以及家人對我的厚望所構筑起的封閉世界，開始讓我感到窒息。我再也無法忍受他們那些關于賺錢（當然，我從未想要涉足）的對話，他們是如此狹隘、自私、勢利。他們對于重大觀念及道德問題的緘口不言也令我無法忍受。當然了，他們也會誠摯地關心猶太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困境，但我發(fā)現(xiàn)，這不過是某種排他的自利行為，只顧自己，卻完全忽視其他群體的社會正義，包括我們自己城里的殘弱群體。

所以，我盡可能早地離開了那個地方，先是到了新英格蘭的塔夫茨大學，然后去了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學，念了本科，而后又念了醫(yī)學院。我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念完了大學和醫(yī)學院——那是民權運動、反戰(zhàn)運動和女權運動如火如荼的時期。那時，舊觀念被打破，新觀念被引入，人們認為，社會及社會中的個體（比如我）需要接受徹底的革命。我的同學們，要么跑去南方組織黑人選民，要么跑去參加反對越戰(zhàn)的運動，要么抗議父權制和男性沙文主義，要么創(chuàng)造美學及情感表達的新形式。直到后來，我才意識到，雖然“文化大革命”這個詞來自中國，但當時的美國卻實實在在地經(jīng)歷了這樣一場真正的“文化大革命”。一切皆有可能，尤其是個體層面的改變。

作為一名初出茅廬的知識分子，我讀到了阿爾貝·加繆的作品，覺得他是我在責任和道德方面的偶像，是能夠就某個時代的重大議題展開論戰(zhàn)的人物。我也讀到了歐洲左翼分子的作品，他們?nèi)栽诿χ帐胺ㄎ魉怪髁x留下的殘局，并試著尋求新的聯(lián)合，也就是一種與窮人及邊緣人締造團結并得到他們支持的方式。我的老師是馬爾科姆·考利，他是小說家，也是文學評論家。旅居歐洲期間，他曾寫下“一戰(zhàn)”后美國“迷惘的一代”作家的編年史。他相信，海明威、菲茨杰拉德這些作家，生在了這樣一個他們無力控制的時代，又反過來被這個時代碾碎并重新塑造。當時，我把他說的這些話都記在了筆記本里，但我還沒有準備好要去吸收這些智慧。

我喜歡的這些作品，也反映出我正在萌生的某種意識，那就是，總有一天，我會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哈爾王子那樣，從《亨利四世》（Henry IV）里的年輕浪蕩子，成長為《亨利五世》（Henry V）里那個凱旋的武士國王。我將告別自己寡淡的過去，并踏著它的殘骸，創(chuàng)造出一個更成功的未來。所以，約瑟夫·康拉德的《吉姆老爺》（Lord Jim）和《勝利》（Victory）會出現(xiàn)在我最喜歡的書目清單里也就不奇怪了。這些書里都有這么一個英雄人物，他在年少時沒能拾起自己的勇氣與責任來面對眼前這片小天地的危機，而是選擇逃到了外地。在那里，他無人知曉，可以重新開始他的生活。后來，他在這個新世界里取得了成功，可最終發(fā)生的壞事還是傷害到了他和他的所愛之人。于是，他又不得不站出來，面對這一新的危機。這種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人生，從未讓我不安；相反，我從中領悟到，我也能從自己混亂、輕率的童年中走出來，并將那些在身體和心靈上磨礪過我的東西，用在其他對這個世界有用的地方。

回過頭去看，我發(fā)現(xiàn)自己對于新生活的樣貌已經(jīng)有了很粗淺的想象，那該是像辛克萊·劉易斯在《阿羅史密斯》（Arrowsmith）一書中所描寫的那樣，又或是像亞克塞爾·蒙特在《圣米歇爾的故事》（The Story of San Michele）中所描寫的那樣，年輕醫(yī)生（其中之一甚至是一名精神科醫(yī)生）在工作與愛中找尋自己人生的意義。后來，還有些其他書籍，比如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和《魔山》（The Magic Mountain），在年輕生命的蛻變以及道德發(fā)展問題上，它們都在延展著我的核心興趣。

與此同時，我也沉醉在加利福尼亞大瑟爾景區(qū)的雄偉壯觀之中，感覺自己的內(nèi)心獲得了充分的解放。我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多么渴望被愛，并強烈地想要給予愛。我走過了迷霧與巖石覆蓋的沙灘，走過了青綠色的大海，走過了高聳入云的紅杉林，但都沒能找到愛情。的確，我邂逅了許多尋覓者，但他們也同我一樣，是些學生，搞不清對浪漫愛情與對道德靈性的追求有何區(qū)別。雖然我自己心里明白，對于我的許多朋友來說，他們的冒險里都摻雜著困惑，但我依舊對自己在尋覓之路上所付出的無用功視而不見。我已準備好要開啟新的人生方向了。我希望，這個方向能讓我更好地完成智識追求與正準備投身的醫(yī)學事業(yè)。我將不斷探索，對于我的人生來說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而對于這個問題的求解，終將成為一段復雜卻又發(fā)人深省的旅程。

對于愛情的渴望，開始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從我青少年時代起，我的家人就一直在介紹我認識富人家庭的猶太女孩，他們給我的壓力越來越大，但我卻始終在想辦法抵抗這件事。有一次，我母親的朋友給我安排了一次約會，對方是某著名公司老總的女兒，家住紐約第五大道的一套頂層豪華公寓里，她的父親向我介紹一幅掛在他家客廳里的畢加索真跡，介紹他是花了多少錢買到它的，而現(xiàn)在的價格又是多少，說得就好像這幅畫是他家客廳里唯一值得注意的東西。我感覺他也在用同樣的方式對我進行估價，而我卻想同我喜歡的女生約會。此情此景，讓我心中對于被愛的迫切需求與某種越發(fā)強烈的想法混合在了一起，這種想法就是：也許只有美麗聰明且富于教養(yǎng)的新教女性才能滿足我的需求，并將我從令人厭煩的中上階層猶太聚居區(qū)中解救出來。

不管是身體還是精神，我都遷居到了新的地方。同時，我也慢慢開始熟悉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開始用一種全新的方式思考世界。有個暑假，為了與工人階級團結在一起（至少我自以為如此），我在紐約的下水道部門找了份工作。下水道就像是街衢下面的陰間地府，晦暗潮濕，卻忙碌著一大群工程師與下水道工人，他們不為地上人所注意，也得不到他們的欣賞。這是一片禁忌之地。我的老板，我想，簡直就是社會規(guī)范的反面教材，固執(zhí)、腐敗，不值得信賴。他會叱責員工，還鼓動他們做出錯誤行為，比如盜竊、怠工、虛報加班時間。

我在那里認識的朋友比爾·伯特是一個大塊頭、白頭發(fā)的愛爾蘭人，他讓我想到了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對于約翰·西爾弗的描述——“喧鬧，有如海盜”，他教會了我該如何適應下水道的環(huán)境和我們那個嚇人的老板，同時，他也以更大的格局教會了我該如何生活。盡管他干著這樣一份糟糕透頂?shù)墓ぷ?，恨不得提前退休，離開這里，但在我看來，他依舊是個世俗里的圣人，樂于助人，并愿意為弱者挺身而出。他保護我，幫助我成為一名合格的工人。比爾真的是個好人，他是我遇到的第一個能讓我敞開心扉、愿意與之分享喜怒哀樂的人，也是第一個讓我感覺能從情感上去信任，還能給我這樣的新手帶來長者的智慧和關心的人。

結束了那個暑假的下水道工作，我回到了斯坦福，開始了我在醫(yī)學院的第一年生活。但我發(fā)現(xiàn)自己完全讀不進去那些枯燥無味可又是醫(yī)學訓練所必需的基礎醫(yī)學內(nèi)容。于是，懷著非常憤慨的心情，我給比爾寄去了一封絮叨又矯情的長信，說我是多么想輟學，然后像他那樣做一名藍領工人，同時練習寫作。然后，他給我回了封信，表達非常口語化，沒有標點，也沒有任何語法可言。他問我，是不是想“像我一樣干一輩子的粗活，像頭驢一樣”？他勸我不要放棄人生的大好前程。結尾的時候，他說：“孩子，如果你敢放棄醫(yī)生這條路，我就過來打斷你的腿！”他的這封信，讓我迅速振作了起來，同時專注于自己腳下的道路。但這個父親般的角色帶給我的關愛，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了其中的深意。

在醫(yī)學院的頭幾年，兩段出國經(jīng)歷讓我對某個主題提起了興趣，這個主題后來成了我畢生的研究課題。那就是苦難，這么多的社會在經(jīng)歷著的苦難，還有苦難帶給弱勢個體的厄運。1963年，我去了趟德國，和同學們一塊兒旅游，心情愉悅，除了自己那些小事之外，并沒有思考太多更高深的問題。我們?nèi)チ朔▏陌査_斯，在一座小鎮(zhèn)落腳，住進了一家小旅館。我在鎮(zhèn)子外的運河邊散步，暴雨突降，我不得不躲進一片小樹林，卻誤打誤撞走進了一處隱蔽的墓園。在那里，我發(fā)現(xiàn)了一座小小的紀念碑，紀念的是一個好幾代人的家庭，他們都死在了戰(zhàn)爭時的同一天?；氐铰灭^以后，我用德語（我本應該說法語的，但我當時還沒學會法語）向旅館前臺打聽這件有點兒陰森的怪事。結果，她卻向我怒吼，說是我的同族，是德國人，殺害了這個家庭。當時的美國，已經(jīng)沒有多少人會去關注猶太人大屠殺，而我也很少想過或談過猶太人在德國究竟如何，雖然戰(zhàn)爭也才過去十八年。所以，至少在旅館前臺看來，我與大屠殺的第一次邂逅，帶著罪犯的身份。這段讓人煩惱的經(jīng)歷也打破了我的自私狹隘。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在這個世界上原來有著如此駭人的危險，而我則躲在優(yōu)渥的生活下得到了庇護，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我們所肩負的尊重歷史與見證人類苦難的責任。

第二段經(jīng)歷是這樣的。那個夏天，在被自己的無知嚇到，同時認識到自己可能被認作有罪之后，我徑直去了以色列，想直面自己的猶太人身份。在那里，我被一家基布茲的負責人熱情招待，他很有個人魅力，還懇求我加入其他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年輕人行列中，一起在這片沙漠上開墾未來。但我最后還是拒絕了。在聽過他關于猶太復國主義的熱情洋溢的講演后，我意識到，自己還是在海外猶太人當中，在那樣一個多元的世界里，才更能找到家的感覺。而在種族、國家以及宗教性的排他氛圍中，我則感到很不自在。但我在那個時候還是沒有發(fā)現(xiàn)，自己人生的軌跡已經(jīng)開始慢慢轉向另一個方向，而這個方向可能讓我早年的老師、朋友，還有像是比爾·伯特那樣的人，當然還有那個黑手黨獵頭，都感到非常吃驚，如果還不至于是錯愕的話。

在詮釋我的生活和工作時，這些早年的經(jīng)歷已經(jīng)成了判斷對錯的試金石。在后面的日子里，我成為大夫、丈夫、父親、作家以及老師。也許，因為自己的精神科訓練和臨床經(jīng)驗，我仍舊在找尋童年及青年時代的成長經(jīng)歷（不僅是我自己的）背后的意義?；厥走^去，我發(fā)現(xiàn)在剛剛步入成年的時候，我還沒有學會如何照顧自己和他人。做事不用心的我一直在等著別人照顧自己。雖然讀了很多關于照顧的內(nèi)容，也寫了很多文字，但我其實只是改變了部分的自我，卻從來沒有嘗試過照顧。這問題不僅存在于家里，也存在于我做醫(yī)生的時候。

班森賀（Bensonhurst）是紐約布魯克林西南部的一塊住宅區(qū)。在20世紀早期，那里居住了大量猶太人和意大利裔移民。

此處原文為“bar mitzvah”，意為“負有責任的男子”，意指猶太教慶祝男子滿十三周歲的典禮，又叫“受戒禮”。在典禮上，男孩需要誦讀猶太教經(jīng)典《妥拉》（Torah），并解釋經(jīng)文。

哈西迪猶太人（Hasidic Jew）是猶太教正統(tǒng)派的一個分支，目前該教派絕大多數(shù)信徒都在美國和以色列。

皇冠高地（Crown Heights）位于紐約布魯克林區(qū)，聚居了大量哈西迪猶太人，是路巴維茨運動的中心。20世紀50年代以前，該街區(qū)幾乎全是哈西迪猶太人。但之后大量猶太人搬出該街區(qū)，加勒比移民及美籍非裔則大量遷入，導致該街區(qū)的種族構成發(fā)生改變。

一種兒童在街頭玩的類似棒球的游戲。

警察運動聯(lián)盟（Police Athletic League）是美國許多警局下轄的一個組織，其主要職責是訓練年輕人參與體育運動，同時在家庭作業(yè)和學校相關活動方面對其進行輔導，從而磨煉他們的性格，增強警民聯(lián)系，讓年輕人遠離毒品。

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一書。

艾倫·帕頓（Alan Paton，1903—1988），南非著名作家、社會改革家，他的《哭吧，親愛的祖國》（1948年）是最早以同情的筆觸描寫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下有色人種的生活的小說之一。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國著名作家、編劇、文學評論家，一生獲得諾貝爾獎提名二十一次，被譽為諾貝爾文學獎無冕之王。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國著名小說家、記者、社會評論家，他的代表作《動物農(nóng)場》和《1984》是反極權主義的經(jīng)典名著。

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1905—1997），奧地利著名精神病學家、神經(jīng)病學家、猶太人大屠殺幸存者，維也納第三心理治療學派意義治療（logotherapy）的創(chuàng)辦人。

坦慕尼協(xié)會（Tammany Hall）是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活躍在紐約的以錢權交易為營生的政治機構。

垮掉派（Beat Generation），又稱“垮掉的一代”“疲憊的一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風行于美國的文學流派，代表人物包括杰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1922—1969）、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26—1997）。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法國作家、哲學家，存在主義文學、“荒誕哲學”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包括《局外人》《鼠疫》，于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馬爾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1898—1989），美國小說家、文學評論家、詩人、編輯，是20世紀美國最優(yōu)秀、最權威、影響力最大的評論家之一。20世紀20年代，他旅居法國，成為“迷惘的一代”的一員。

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又稱“迷失的一代”，是美國文學評論家格特魯?shù)隆に固挂颍℅ertrude Stein，1874—1946）提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出現(xiàn)的美國一類作家的總稱，代表人物包括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1961）、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