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獨立自主的人格（2000）

在這篇短文中，我只能集中地談談中國知識人（注意：不是“分子”）的問題，先回顧一下他們在20世紀的旅程，然后再略略展望他們在新世紀可能的前景。20世紀之初，中國雖然既弱又貧，好像隨時有被“列強瓜分”的危險，但中國知識人卻正如日中天。1900年前后，梁啟超一枝“常帶感情”的健筆不知風靡了多少中國人，給他們以無限的希望，接著則是從“文學革命”到“五四運動”，那更是知識人群體的黃金時代。民國四年（1915）9月，胡適在美國第一次寫“文學革命”的長詩，其中便有“再拜迎入新世紀”之句，可見他對于20世紀抱著多大的期待。

自譚嗣同在《仁學》中首揭“個人自主之權(quán)”以來，“個人自主”成為中國知識人的中心價值之一。所以陳獨秀在1916年正月號《青年雜志》上還特別提倡“尊重個人獨立自主的人格”。但“個人自主”的含義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才獲得比較深入而全面的展開的。這一中心價值的實踐當時自然仍局限在知識人之間，但無論如何，這總不失為一個有希望的開端。正如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quán)等價值一樣，最初始于中產(chǎn)階級，然后才愈傳愈廣，終于普及到一切階層與個人。中國的文化、社會結(jié)構(gòu)和西方不同，“士”一向居于“四民之首”，只有在“士”——知識人的前身——牢牢守住“個人獨立自主的人格”之后，這個價值才有可能向其他社會階層傳布。這是梁啟超在一百年前大聲疾呼“欲興民權(quán)，宜先興紳權(quán)”的主要根據(jù)。他所說的“紳”，其實便是“士”，這是毫無可疑的。

但五四時期也成為中國知識人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在五四前后約十年左右，中國知識人確曾發(fā)展了“獨立自主的人格”；他們在思想和知識的領域內(nèi)，通過個人“良知”或“理性”的判斷，各自選擇自己的方向分頭發(fā)展，即使以政治活動為終身事業(yè)的知識人，也表現(xiàn)出多元蓬勃的生氣。當時新興的政治和文化團體很多，從極端保守的到極端激進的，應有盡有。它們之間的互相批評有時是很激烈的，但大體上仍不脫自由競爭的正常軌道。

今天看來，這些團體無論是“左”還是“右”，都必須看作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試想：如果新文化運動中沒有清華國學研究院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的史學著作，沒有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也沒有南京東南大學的《學衡》雜志，那么五四時期中國的學術(shù)和思想將貧乏成什么樣子？上述這些學人和團體在政治上都屬于“保守”甚至“反動”的一邊，其中清華的王國維、陳寅恪和《學衡》派的吳宓、梅光迪甚至終身拒絕接受“白話文”，然而他們都充分體現(xiàn)了“個人自主”的現(xiàn)代精神。王國維自沉昆明湖，陳寅恪說他以生命來實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最中肯的論斷。陳寅恪晚年也繼王國維而起，以大無畏的氣概，捍衛(wèi)“不自由，毋寧死”的最高原則。以領導五四的幾位主將而言，胡適、陳獨秀、魯迅也都能各持其信念，終身不向權(quán)勢低頭。

不幸在30年代以后，中國知識人便開始守不住“個人自主”的價值了。日本侵略愈逼愈緊，中國確實面臨著亡國的危險。國家、民族意識的高漲是必然的；知識人在國難時期應該把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害放在第一位，這也是不容爭辯的。但是這不能構(gòu)成他們放棄“個人自主”的充足理由，更不能成為擁護“獨裁”、“專制”的根據(jù)。

1934年，蔣廷黻和丁文江提出“新式專制”、“新式獨裁”的概念便是一個信號。他們都是所謂“自由主義者”，對現(xiàn)代政治與社會也有深刻的認識。他們的動機不過是希望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集權(quán)政府，可以有效地對內(nèi)進行建設，對外抗拒侵略。當時堅持民主的主要是胡適。所以這是一場中國自由主義者內(nèi)部的爭論。主張“獨裁”的丁、蔣兩人也只是把“獨裁”或“專制”當作危急時期的過渡策略。胡適所憂慮的則是：“一黨專政”的觀念從此將更為牢不可破，中國民主的前途也將更為黯淡了。我說這是一個“信號”，因為自此以后，愈來愈多的知識人在“國家”、“民族”、“人民”、“革命”等集體性的政治符號前面失去了批判的能力。他們甚至對“個人自主”的價值感到羞愧和罪惡。從抗日戰(zhàn)爭起，中國知識人雖有左右的政治分化，但“個人自主”的主體意識一天比一天萎縮，則殊途同歸。50年代以后中國知識人的處境和心態(tài)是大家都熟悉的，已不用再說了。

在世紀末的今天，中國知識人的主體意識顯然已開始復蘇。我們雖明知中國有不少知識人屬于《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強哉矯”的一型，平常卻很難聽得到他們的聲音。外面最有機會聽到的則是粉飾“太平”、歌頌“盛世”的大言壯語，寄托于“三代工程”者有之，依附于“三后論說”者也有之，“主權(quán)”高于“人權(quán)”的呼聲近來更是響徹云霄。此外，以天朝的“弄臣”自喜，對邊鄙“資產(chǎn)階級腐朽文化”肆其輕薄者亦復時有所聞。任何一種文風和心習，一旦形成之后，便不可能在短期中自動消解。所謂“新世紀”、“新千年”不過是一個紀年數(shù)字的簡單變換，難道我們真能相信在1999這個數(shù)字轉(zhuǎn)為2000的一剎那間，世界便真會“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了嗎？

傳統(tǒng)“士大夫”早已走進歷史，一去不返，現(xiàn)代知識人也不過是千萬種行業(yè)之一，決無特權(quán)可言，也不應該有任何特權(quán)。但是由于歷史和文化的傳承關系，在中國尚未變成一個正常的現(xiàn)代社會之前，我們總不免對中國知識人抱著一點特別的期待。他們似乎仍有責任重振五四以來久已消沉的“個人獨立自主的人格”，在知識和價值兩大領域中不斷作開拓和耕耘的努力。因此我對于今天被迫沉默的中國知識人依然寄予最大的希望。

1964年，陳寅恪寫道：

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jié)，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于治道學術(shù)無裨益耶？（《寒柳堂集·贈蔣秉南序》）

這位有智慧、具通識的老史學家的話是值得我們?nèi)嫉摹Ｎ以敢饨杷脑挶磉_我對于新世紀中國知識人的敬禮。

（《明報月刊》200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