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節(jié)與風格（2001）

《明報月刊》三十五周年紀念對我來說是一個引起溫暖記憶的日子。1966年我在美國，未能在香港恭逢創(chuàng)刊盛舉。但是我還記得我在1962、1963年間給香港友人所寫的幾封信，曾在《明報月刊》上刊載過。題目也是朋友代為擬定的，大概是《論海外中華》。因為我從未將這些信收進文集里，手頭也早已無存稿，所以記憶不免模糊了?！昂Ｍ庵腥A”是我當時一種空想，大致認為中國文化在本土一時沒有機會發(fā)展，只能在海外由中國知識人承擔起這個任務。這篇文字在美國也曾引起反響，我記得有人把它節(jié)譯成英文，在紐約出版的一家留美同學辦的刊物中發(fā)表了。但我現(xiàn)在連這個刊物名稱都忘記了。以后有機會，我也許會找出《明報月刊》的原文來重讀一遍。

在60年代，我和許多留美學人一樣，是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迷。所以1971年我第一次回到香港時，便請人介紹和查良鏞先生交談過一次。這是我認識《明報月刊》創(chuàng)建人的開始。但是我當時在美國工作，很少有機會寫中文，所以我正式成為《明報月刊》的投稿人要等到1973年回新亞服務以后。從1973年起，我許多關(guān)于文化思想以及《紅樓夢》的文章都是先在《明報月刊》上刊出的。1975年回美國之后，這一讀者而兼作者的關(guān)系不但沒有斷，反而更加強了。我的老朋友如胡菊人先生、董橋先生，都是維系我與《明報月刊》之間的關(guān)系的原動力。這一點使我至今感念不忘。

我一生投過稿的報刊不計其數(shù)，但我始終覺得《明報月刊》最令我有親切之感。自由、獨立、中國情味大概是我對《明報月刊》最欣賞的幾點特色?！睹鲌笤驴氛嬲龅搅搜潘坠操p的境地。這里沒有任何預設的意識形態(tài)；我所謂的“中國情味”也不含狹隘的民族意識。這里也沒有權(quán)力的威脅或誘惑；作者可以稱心而談，讀者也可以隨意閱讀——沒有人會想到與權(quán)勢或財富發(fā)生任何關(guān)聯(lián)。

現(xiàn)在我自己已進入老年，用圍棋術(shù)語說，我是處在收官子的階段，只想關(guān)起門來，在專業(yè)領域內(nèi)做一點與世無爭的研究工作；因此我大概不大可能再在《明報月刊》上發(fā)表長篇大論了；但是我對《明報月刊》的感情是不會改變的。

文化社會事業(yè)與個人不同，無所謂生、老病、死，所以《明報月刊》可以日新月異，而且也一直與世俱新。但是我希望它的基本風格不會改變，此之謂萬變不離其宗。中國人從來最怕“晚節(jié)不?！保@是從個人立場上說的。所謂“晚節(jié)”，今天當然已超越了傳統(tǒng)政治概念。這是指一個人平生所一貫信奉的基本價值，由于臨老不能守孔子“在得”之戒，竟假借種種冠冕堂皇的說辭，棄之不顧?！睹鲌笤驴纷匀徊淮嬖凇巴砉?jié)”問題，然而我對于它的一貫“風格”卻愈來愈珍惜。21世紀真正開始了，我愿意與《明報月刊》作一個莊嚴的約定：我努力保自己的“晚節(jié)”，《明報月刊》努力保自己的“風格”，如何？

（《明報月刊》200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