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超研究專輯

陳超（1958—2014）是《新詩評論》的編委成員和重要作者，在他因抑郁癥辭世之后，本刊同仁決定編一輯“紀念專輯”，但也一致認為不必為紀念而趕時間湊稿，而是約請相關(guān)作者撰寫有深度的研究文章，把陳超作為當代詩歌批評家的貢獻，他的詩學主張在當代文化思潮中的意義，以及他的批評家人格特點，清晰而具體地呈現(xiàn)出來。本專輯的三篇深度長文及一篇詳備的批評家年譜即體現(xiàn)了這一目標。

陳超與中國當代詩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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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卓有建樹的批評家，陳超堪稱近30年中國詩歌的一位重要見證者。無疑，應該將陳超的詩歌批評放到1980年代以來中國詩歌發(fā)展和詩歌批評進展的脈絡中予以考量。這里，強調(diào)陳超之于當代詩歌的見證人或親歷者的身份，是有必要的。當然，誠如洪子誠先生辯證指出的：“‘親歷者’為歷史過程提供具有‘見證’性質(zhì)的敘述，無疑具有其他人所不能提供的陳述……作為‘親歷者’在意識到自己的經(jīng)驗的重要性的同時，也要時刻警惕自己的經(jīng)驗、情感和認知的局限”[1]。對同一段歷史或同一時期文學的研究，親歷者和非親歷者會表現(xiàn)出不大一樣的切入角度和方式，這自不待言。此處強調(diào)陳超之于當代詩歌的親歷者身份，并不在于凸顯其詩歌批評的“優(yōu)先性”，而是為了指明其詩歌批評的一個基本特質(zhì)：敏于對歷史情境中的細節(jié)和氣息的捕捉。他的詩歌批評以對同代詩人的觀察和分析起步，在后來的推進中顯示出與那些詩人成長及當代詩歌發(fā)展的極強的“同步性”[2]?？梢哉f，陳超的詩歌批評伴隨著其理論見解的層層深化和拓展，融入了中國當代詩歌的歷史進程中而成為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一

陳超開始從事詩歌批評之際，正遇上風起云涌的中國當代詩歌的潮流更迭：“朦朧詩”在激烈的論爭中進入其巔峰時期并逐漸獲得“經(jīng)典”地位，卻也面臨著“盛極而衰”的窘境；與此同時，一股更新的夾雜著“叛逆”氣息的“第三代”詩潮（在多篇文章里，陳超稱之為“實驗詩”，后來則直接使用“先鋒詩歌”），已經(jīng)“不可遏止”地浮出地表。在一篇為“朦朧詩”辯護的文章[3]里，陳超審慎地提出，應從“朦朧詩”中發(fā)掘出批評者所忽視的“現(xiàn)實主義因素”，他認為“朦朧詩人”“并非要脫離生活，而是要以更深刻的方式重新理解和評判生存以感知它的底蘊。他們從探求人的內(nèi)心世界最深處入手，將內(nèi)外現(xiàn)實看作處于同一變化中的兩個潛在成分，并且能用一種整體上的邏輯和理智來控制詩思”[4]。這種關(guān)切“生存”、注重“內(nèi)心”、著眼“詩思”的言說路徑，為陳超的詩歌批評奠定了某種基調(diào)。

與同代一些批評家——耿占春、唐曉渡、程光煒、王光明以及稍長的陳仲義——相似，陳超最初的詩歌批評具有明確的詩歌本體意識，對詩歌的文本分析顯出強烈的興趣。他的首部論著《中國探索詩鑒賞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生命詩學論稿》（為其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詩學論文及部分詩作的結(jié)集）中的大多數(shù)篇章，即充分體現(xiàn)了這點。這固然受到1980年代文學批評反撥歷史-社會方式、追求審美自律的整體風尚的促動，但更多地源于他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哲學、詩學思潮的影響。在步入詩歌批評領(lǐng)域之初，陳超與同代批評家共享著來自異域的各種新潮思想資源：“就整個80年代而言……無論是詩評家還是小說評論家，有兩套書起了關(guān)鍵作用。一套是三聯(lián)出的四五十本的‘現(xiàn)代西方學術(shù)文庫’……還有一套是上海譯文的‘20世紀西方哲學譯叢’……受這些書的影響，我們這代人的知識系譜說得好聽一點比較有活力，什么好用就用了，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有點兒精神資源紊亂?！?span >[5]這種“紊亂”的西方資源連同當時活躍的詩歌創(chuàng)作的激發(fā)，所催生的本體意識和語言形式意趣，以及或多或少為詩歌尋求哲學依據(jù)或根基的沖動，使得這代批評家獲得了某種顯豁的“代際”特征，在批評觀念與實踐上同前代批評家區(qū)別開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從今天的角度回望197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詩歌批評版圖，似乎只有這代批評家從群體的意義呈現(xiàn)出相對清晰的面目。在整個1980年代，這代批評家在致力于廓清新詩歷史面貌[6]的同時（與前代批評家一道），超越了那種簡單化的詩歌歷史-社會批評，建立起一種鮮明的本體論詩學——這應當是他們共同的貢獻。

不過，這代批評家雖然分享著相同的思想資源、感受著近似的創(chuàng)作氛圍，但個人性情的差異特別是汲取資源時著眼點的不同，令他們發(fā)展出各具個性的批評路徑（當然他們后來各自都有不小的變化）。比如，陳超自己就總結(jié)過他與耿占春的差別：“對我影響更大的還是屬于現(xiàn)代人本哲學的，比如海德格爾、尼采、薩特、本雅明、胡塞爾、伽達默爾，以及‘西馬’諸人的著作。科學哲學里面對我本人影響很大的，到現(xiàn)在依然起作用的是波普爾的著作，《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它整個改變了我的世界觀，從方法論上是《猜想與反駁》?！⒄即阂婚_始就受神話詩學、文化詩學，主要是受卡西爾的影響?！度苏摗肺乙沧x過多遍，但是它從語言的產(chǎn)生開始談人，人是符號的動物，最后談到了藝術(shù)和詩歌；這對于我來說感覺太遙遠，我要解決最迫切的東西，想談當下中國的先鋒詩是怎么回事?！?span >[7]的確，耿占春的早期代表性論著《隱喻》（東方出版社，1993年）盡管也十分關(guān)注詩歌語言，但它偏重于從神話學、文化學甚至人類學的維度，從普遍詩學的視角進行探討，其看重的不是現(xiàn)象分析而是理論歸納[8]。而陳超詩歌批評的重心，一開始就落在當代詩歌現(xiàn)象和問題的剖析與評判上，其方法則是基于大量的文本細讀。

對于陳超而言，之所以要大力倡導和實踐文本細讀，除了上述影響（尤其是同時引入的英美“新批評”理論[9]）的因素外，還由于其內(nèi)在理論需求的緊迫性：“對詩歌評論者而言，其個人方式只能是對文本的深入”，“從價值論上看，細讀法是唯一能抵進最高限值的努力”；[10]“細讀是我們從事批評活動的起點，我們應有能力吸收轉(zhuǎn)化其優(yōu)長”，“批評家可以采用任何有效的理論進行批評運作。但有沒有對文本的‘細讀’這個起點是不一樣的”。[11]由此，文本細讀和以細讀為核心方法論之一的新批評，就成為陳超詩歌批評的真正起點和理論基石，并對他后來的詩歌批評（雖經(jīng)深化和拓展）產(chǎn)生了持續(xù)的影響。在當時的陳超看來：“‘新批評’是一種變格的形式主義文論，與其它形式主義相比，它又是最關(guān)心對文本意義及生成的詮釋。對當時的我來說，理解它正合適。諸如文學的本體依據(jù)和自足品質(zhì)，語境理論，文本內(nèi)部矛盾意向的包容與平衡，反諷，張力，玄學性，含混，‘意圖迷誤’與‘感受迷誤’……特別是文本分析‘細讀’法，都深得我心?！?span >[12]于是，從1985年秋到1987年末，他“每天必做的功課是解讀一首有難度的現(xiàn)代詩”——那些“功課”的成果，便是一部《中國探索詩鑒賞辭典》。盡管后來他的視野轉(zhuǎn)向了“文化觀念、價值向度”，但仍舊在“討論寫作本身”，這顯然受到了新批評的“潛在支配”；因此陳超一再強調(diào)：“至今我仍未放棄新批評有價值的地方。比如文本細讀，它永遠是有效的乃至必須的?！?span >[13]

值得注意的是，陳超對新批評的理解富于辯證性，對于當時急速涌起且被引介到國內(nèi)、一般被視為具有消解或“破壞”性的解構(gòu)理論，及其與新批評的關(guān)系，他的看法明確而清晰：“西方解構(gòu)批評并不是‘新批評’簡單的天敵，從基本意識上，它是新批評最近的‘親戚’。解構(gòu)主義之‘解構(gòu)’，也是建立在對文本的細微構(gòu)成，尤其是語言修辭特性的關(guān)注上。他們不滿意新批評的‘細讀’，是意在更進一步的‘超級細讀’。這是很關(guān)鍵的地方。他們將細讀、含混、復義、悖謬、歧義、反諷等因素強調(diào)到極點，必然導致‘文本有機自足’的失效。在文本意義的自由爭辯中，解構(gòu)批評家的確揭示了只能經(jīng)由他們揭示的重要方面，文本具有了新的活力和開放性。但這種活力和開放性，都是批評家在細讀文本中的每個字詞、句群間的隱秘關(guān)系時，延伸、接引出來的。”[14]無疑，這是一種相當“超前”的意識，可謂抓住了解構(gòu)理論的要害，即便從當下的眼光看也依然合理。

一方面或許是得益于解構(gòu)理論的啟發(fā)，另一方面更多地源自他本人的理論探索的內(nèi)驅(qū)力，陳超在自身的詩歌批評實踐中，在堅持新批評及其細讀法的同時，又對之進行了改造。按照陳超的說法，他“汲取的是新批評文本分析的態(tài)度，但是在分析文本時不會把一首詩的歷史語境封閉住”[15]，他認為“在具體運作中，我們應放開眼量，讀出更多的東西，而不是局囿于一隅”[16]?？梢钥吹?，無論是集中于《中國探索詩鑒賞辭典》（及后來的《當代外國詩歌佳作導讀》）里的文本細讀，還是《中國先鋒詩歌論》中“建立在細讀的基礎(chǔ)上”的詩人論，大都沒有孤立地對文本、詩人進行分析或討論，而是引入歷史、文化等因素，試圖探掘詩歌中超出語言、形式的意涵和價值。綜觀陳超各類著述里的文本細讀，其中似乎鮮有單純從形式（行句、音韻、節(jié)奏）角度分析詩歌的文字，它們總是把對形式的勘察滑向其他層面，如關(guān)于多多詩作《我讀著》的解讀：“從開始的‘十一月的麥地’到結(jié)尾的‘倫敦霧中’，像一條歷經(jīng)滄桑的溜索兩端的扣結(jié)，堅實而完整地抻起了這首詩的時空喻指；而在彎曲柔韌的溜索中間，有多少心靈的細節(jié)，可能的語象撞擊速度，感覺的迂回升沉。還有，在溜索之下又有多少逝水的溫暖召喚和兇險的漩渦！”[17]在此，“喻指”朝向了“時空”主題，“語象”“速度”連接著“心靈的細節(jié)”“感覺的迂回升沉”，本已具有形式象征意味的“溜索”隱含的則是“溫暖召喚和兇險的漩渦”。他大概將那種孜孜于字句、行節(jié)的形式分析，歸為他所說的“美文意義上的修辭分析”了。

二

由此看來，雖然陳超秉持鮮明的本體論立場，但他的詩歌批評自始至終就不屬于純?nèi)坏摹靶问皆妼W”范疇，它們不僅與同新批評一并傳入的俄國形式主義理論相去甚遠，而且也偏離了他為之傾心的新批評理論。他在對詩歌語言、形式的理解和闡釋中，帶進了較多的歷史、文化成分；更重要的是，他為他的語言本體加入了一重格外醒目的維度——“生命”，從而使其詩學觀念建基于“語言-生命”本體，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生命詩學”——其中，語言與生命（生存）是緊密聯(lián)結(jié)在一起、不可分開須臾的。陳超曾總結(jié)其詩歌批評的“兩項任務”：“其一，立足文本細讀和形式感，并經(jīng)由對詩歷史語境的剖析，揭示現(xiàn)代人的生命∕話語體驗”；“其二，稍稍逸出詩學的個別問題，將之放置到更廣闊的哲學人類學語境中，在堅持詩歌本體依據(jù)的前提下，探究其審美功能”；而貫穿其中的“一條線索”，是“研究個體生命-生存-語言之間的復雜關(guān)系”。[18]他的一番夫子自道，既表明了自己的理論目標，又呈現(xiàn)了他的批評進路：“堅持詩歌的本體依據(jù)，面對文本并進而揭示出現(xiàn)代人的生存與語言間的復雜關(guān)系……探詢?nèi)伺c生存之間那種真正臨界點和真正困境的語言。”[19]與其說他的本體論立場推崇詩歌的語言（形式），不如說它更看重語言（形式）背后的與生命相連的自由、心性、存在、擔當?shù)染裥詢?nèi)質(zhì)：“構(gòu)成詩歌的材料是語言、字詞，本身具有一種精神指向。所以我從來就沒有相信過純藝術(shù)的神話……越不純就越純”[20]；“作為中國詩人，我們大家缺乏的現(xiàn)代形式感已經(jīng)通過艱苦的閱讀和摹仿而擁有，但一個基本意識卻從一開始就忽略了。它是什么呢？是我們精神運行的向度！”為此他甚至宣稱：“如何保持漢語詩歌的銳利和純潔，正義和尊嚴，在局部的形式上的努力只能是第二義的問題?！?span >[21]當然，他的這一表述，有別于那種把形式視為附庸甚至要取消形式的教條式主張。

以陳超的生命詩學觀之，在現(xiàn)代詩中語言和生命（生存）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混合體，不存在與生命無關(guān)的語言，也不存在不依傍語言表達的生命呈現(xiàn)，二者相互滲透、互為表里：“現(xiàn)代詩從意味上最主要的特征是對生存的領(lǐng)悟（apprehend）”，“從內(nèi)在精神上永遠不會也不能放棄這種標度：它是一種詞語的存在形式對生存∕生命存在形式的揭示和對稱。它以堅卓連貫的自足運動，和詞語間不懈的推進，顯示了人對其宿命的永恒反抗”；“對詩人的有限生命來說，只有從事關(guān)個人的具體處境出發(fā)，加入廣博的對人類生存或命運的關(guān)懷不斷深入，才能從根本上保證個我精神的不被取消”[22]。在他為某辭典撰寫的“現(xiàn)代詩”詞條里，更有如是論斷：

（現(xiàn)代詩）是源自生命底淵的欣悅和疼痛，是語言與生命尖銳的相互發(fā)現(xiàn)與洞徹，是回擊死亡的圣物，是背負十字架又在天上行走的心路歷程。正是在這種巨烈而充滿快感的殘烈摩擦中，在純粹靈異的形式感體驗中，他發(fā)現(xiàn)活著是值得的……因此，現(xiàn)代詩與現(xiàn)代人的生命是同構(gòu)的。

生命意志對歷史決定論的逾越，原始沖動對理性教條的逾越，精神自由對物利欲求的逾越，個我生命對生存壓力的逾越，人在死亡之前與死亡的對峙和人對自我局限的逾越，這一切——構(gòu)成了現(xiàn)代詩最噬心最了不起的基本命題。

決定詩之為詩的重要依據(jù)是詩歌素質(zhì)上的濃度與力度，詩歌對生命深層另一世界揭示和呈現(xiàn)的能量之強弱……直觀、錯覺和幻覺，白日夢和種族記憶，通感和移情，象征和語音漂流，生存結(jié)構(gòu)和個體生命結(jié)構(gòu)，復雜經(jīng)驗和深度文本……這一切，均在現(xiàn)代詩的形式中得到深度綜合處理。[23]

這種“對生存和語言的雙重關(guān)注”和“對本體和功能”的“同時關(guān)切”，使陳超“進入對生存、歷史、文化、語言的綜合思考……它牽動了美學和其它人文學科的連接域，使詩歌形式本體趨向與之相應的具體生存語境中的生命本體”[24]。這也使得陳超的不少批評文章（如《從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深入當代》《詩歌信仰與個人烏托邦》等），具有了“性質(zhì)含混的泛文化語言批評”特征。

不過，正如陳超自我辨析的，其生命詩學“不是純?nèi)惶骄可鼏栴}，而是探究生命體驗在語言中的轉(zhuǎn)換關(guān)系，它是一個寫作問題”，“不是要在生命沖動和歷史寫作的沖突中簡單‘站隊’，而應把握這種沖突，并就在這種沖突中尋求異質(zhì)扭結(jié)的現(xiàn)代詩性”；而且“不是單考慮‘生命本原’問題，還要考慮其在歷史、文化、生存、語言中的變異。因此，我試圖在‘生命詩學’中綜合處理生命沖動、生命意志、無意識、主體移心、癥狀閱讀、交往理性、語義學、修辭分析，特別是歷史話語和歷史寫作理論”；在此基礎(chǔ)上他還提出：“詩人應為噬心的生存情境命名。在自覺于詩歌的本體依據(jù)、保持個人烏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時，完成其對當代題材的處理，如此等等?！?span >[25]在陳超關(guān)于其生命詩學的闡述中，始終將語言與生命并置，并強調(diào)二者的相互依存與詩歌創(chuàng)造的能動關(guān)系：“漢語先鋒詩歌存在的最基本模式之首項，我認為應是對當代經(jīng)驗的命名和理解。這種命名和理解，是在現(xiàn)實生存-個人-語言構(gòu)成的關(guān)系中體現(xiàn)的”，“先鋒詩歌對當代話語的占有，我不是指那種表面意義上的‘時代感’、‘主旋律’，而是指生命哲學意義上的個人與當代核心問題在語言上發(fā)生的沖突、互審、親和等關(guān)系”；[26]“真正的詩性正來源于對個體生命與語言遭逢的深刻理解”，“在今天，詩不再是一種風度，而是詩人燭照生命和語言深處的一炬烽火”。[27]概而言之，現(xiàn)代詩在本質(zhì)上即是一種生命詩學，是通過處于膠著狀態(tài)的“語言-生命”而完成的詩性書寫。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生命詩學所包含的種種理念成為陳超詩歌批評極為關(guān)鍵的立足點。

不難看出，作為陳超詩歌批評核心觀念的生命詩學，既有他觀察和思考的中國當代詩歌[28]的促動，又與前述他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影響不無關(guān)聯(lián)，那些西方思想具體來說就是包括生命哲學、生命意志論、存在主義等在內(nèi)的現(xiàn)代人本主義哲學，他在吸收的同時也融入了自己的發(fā)揮：“80年代我接受生命哲學中對‘生命’一詞的給定。比如狄爾泰認為生命是混茫的意志，是非理性的神奇體驗；柏格森認為生命像一系列難以遏止的洪流，只能靠直覺來領(lǐng)悟；由此發(fā)展到叔本華、尼采的生命意志理論。今天，我仍認為它們是有效的。但我更‘完整’的想法是，在詩學寫作中，‘生命’在吸收此前已存內(nèi)涵外，應自覺攝入更廣闊的東西?！凶栽诘某煞?，也有‘自為’的成分。它受到生物的、心理的、歷史的、文化的、語言的牽制，呈現(xiàn)復雜結(jié)締狀態(tài)。因此，在現(xiàn)代條件下討論‘生命’，厘清其基本結(jié)構(gòu)，就離不開對這一切的同時關(guān)注。”[29]這些不同流派、本有著歷史演化過程的思想資源，被陳超“共時”地接受后，又與其他他所認同的詩學和文學資源（瑞恰茲、艾略特、羅蘭·巴特等）“融匯”在一起，共同“鑄就”了他所理解的“生命詩學”。與他的文本細讀對新批評之封閉、內(nèi)化的“揚棄”相似，陳超的生命詩學在借鑒生命哲學的“生命”內(nèi)涵之余，又吸納了“歷史的、文化的”等“更廣闊”因素。

陳超對所有這些資源進行的共時性轉(zhuǎn)化帶來了兩方面后果，其實也是他的生命詩學面臨的兩個難題。其一，生命詩學本應具有的理論景深和層次受到了削弱。比如，新批評的關(guān)鍵概念之一“張力”，在變成陳超所期待的一種精神性“張力”——“先鋒詩歌是對被遮蔽了的存在的敞開和揭示，它內(nèi)部的張力構(gòu)成了生存∕生命中矛盾性、差異性、衍生性、邊緣性，與終極關(guān)懷、本源、核心的平等競爭∕搏斗。這一切彼此沖突糾葛，運行在詩歌結(jié)構(gòu)深處，唯一不變的是詩人揭示生存∕生命這一基本立場”[30]——之后，參與詩性書寫的語言的具體規(guī)定性（即其所蘊涵的歷史、文化屬性以及自身構(gòu)造特點等信息）反而被過濾掉了，僅剩下“唯一不變的”“揭示生存∕生命”的訴求。最終，它通向的是“精神高邁的圣潔天空”，即“人類有始以來一直脈動不息的偉大詩歌共同體。在這種共時體中，交流著不同時代和民族詩人的血液——在苦難和斗爭中輪回的不滅的向上信念”；而“偉大詩歌共時體的存在，就是我們的精神得以進入時間的最大根源。它始終不可被消解的原因，乃在于我們對生命和生存臨界點上語言復雜可能性的渴求、展露”。[31]

有必要指出，“詩歌共時體”是詩人駱一禾早先闡發(fā)過的一個重要命題。駱一禾基于“對線性的‘古典-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史觀鏈條的揚棄”，提出“建立一種創(chuàng)造力型態(tài)的共時性詩學”，他認為“詩人歸根結(jié)底，是置身于具有不同創(chuàng)造力型態(tài)的，世世代代合唱的詩歌共時體之中的，他的寫作不是，從來也不是單一地處在某一時代某一詩歌時尚之中的……所謂‘走向世界’并不是一種平行的移動，從一個國度的現(xiàn)實境況走向另一個國度，而是確切地意識著置身于世代合唱的偉大詩歌共時體之中，生長著他的精神大勢和遼闊胸懷”；依照駱一禾的表述，“世代合唱的偉大詩歌共時體不僅是一個詩學的范疇，它意味著創(chuàng)作活動所具有的一個更為豐富和淵廣的潛在的精神層面……從這個精神層面，生命的放射席卷著來自幽深的聲音，有另外的黑暗之中的手臂將它的語言交響于本于我的語言之中”[32]。詩人西渡在評述駱一禾的“詩歌共時體”時，認為其“不僅具有批評和詩學的意義，而且在創(chuàng)作學的層面，聯(lián)系著其生命集合的概念，而對詩學有豐富啟迪”[33]。

事實上，作為駱一禾宏闊詩學構(gòu)想之一部分的“詩歌共時體”，其意義主要在詩歌創(chuàng)作層面，即一種理想的詩寫狀態(tài)應當超越單一時空的囿限，成為人類文明視野下各種語言經(jīng)驗和生命體驗的貫通交融——這一構(gòu)想回蕩著1980年代關(guān)于詩性創(chuàng)造的激情與抱負[34]。當陳超援引駱一禾的“詩歌共時體”闡述他的生命詩學時，他的批評文字難免更近似一位詩人的創(chuàng)作或關(guān)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創(chuàng)作論（如他本人所言的“性質(zhì)含混的泛文化語言批評”），兼有詩學認知的個人化色彩（乃至風格）和“元理論”般的普遍性與有效性。不過，當它作為一種詩學尺度，被用于具體的批評實踐（針對變化著的當代詩歌現(xiàn)象與詩人）時，某種兩難就有可能出現(xiàn)。這正是陳超生命詩學面臨的另一難題。

例如，陳超在討論北島時便陷入了糾結(jié)與含混。為了摒除北島所遭受的“嚴重誤讀”，陳超首先認定“詩人的著力點主要是對‘人的存在’的探詢，對語言困境的揭示，和在形式上的現(xiàn)代性創(chuàng)新”，并概括北島詩歌的特點：“其話語修辭形式屬于象征主義-意象主義-超現(xiàn)實主義系譜，其詩歌意蘊，則始終圍繞著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人的現(xiàn)實、歷史和文化境遇，人的宿命，人對有限生命的超越，以及詩人與語言藝術(shù)的復雜關(guān)系等方面展開?！边@種切入詩歌的著眼點顯然得自他的“語言-生命”一體的生命詩學。沿此思路，陳超逐步撥去纏繞在北島身上的種種“誤讀”性符號：“即使是在贊美的意義上，以往詩歌理論界僅將北島定義為啟蒙主義‘總體話語’發(fā)布者式的詩人，也是不準確的”；“（《回答》修改稿）為詩人贏得了巨大的名聲，同時讀者也將詩人僅僅定格為社會性的‘道義戰(zhàn)士’……其實，北島一直在警惕著單一的‘承擔者’視點”；“詩歌永遠只是詩歌，即使它涉及到政治，也不是意識形態(tài)‘站隊’，它的視點只是藝術(shù)視點，人性的視點……北島早期詩歌即使是涉及到政治性的個別篇什，其言說基點也是個體主體性的人道、人性內(nèi)涵。然而，更值得指出的是，個別作品的政治性代表不了北島早期作品的基本狀貌”；“他出國后的詩作，不但極力淡化政治性，而且繼續(xù)朝向?qū)Α兇獾脑姟呐Α＜冊?，在北島這里不是指向風花雪月的素材潔癖，而是指向?qū)φZ言奧秘的探詢。經(jīng)由不可為散文語言所轉(zhuǎn)述的詩歌肌質(zhì)，更內(nèi)在地揭示生存，追憶歷史，更深入地挖掘人性，吟述心靈……這些其實也是北島80年代以來就確立的寫作向度”……所有這些辨析，都意在“確認作為‘純粹的詩人’的北島”[35]。應該說，這種“矯正”的努力有其合理性。陳超曾專文論析過他向往的“純粹”：“我所說的‘純粹’不想關(guān)涉詩歌語言的具體構(gòu)成，因為，離開結(jié)構(gòu)談語言，至少對現(xiàn)代詩是講不通的。而結(jié)構(gòu)……主要是詩人精神和生命的構(gòu)成狀態(tài)。”[36]在此意義上，專注于人的存在、人性之書寫的北島（姑且這么看待）確乎是一個“純粹的詩人”。然而，陳超論述里關(guān)于北島的“純粹”另有所指，即雖非“素材潔癖”、但“極力淡化政治性”而“指向?qū)φZ言奧秘的探詢”，這樣的論斷不僅與一般論者對北島所作的“去政治化”認定無異[37]（其前提是“政治性”與“純詩”的非此即彼），而且易于墜入陳超本人所反感的詩歌“‘美文’態(tài)度”——只有“寫作技術(shù)的‘超越’”“語言在修辭方式上的‘變化’”而無“靈魂的躍遷”[38]。

三

上述關(guān)于北島詩歌所作的論斷的偏誤，可看作陳超生命詩學應用于批評實踐的一個瑕疵——畢竟，他過于看重詩人對生命（生存）的噬心感。在逸出其觀念框架的情形下，陳超對在“反詩”與“返詩”交錯中的于堅所進行的評析，對西川詩歌“從‘純于一’到‘雜于一’”的梳理與概括，以及對“第三代詩”若干特征的感悟式把握，無不精準而透徹。陳超的生命詩學遭遇的困境，可能也是他的詩歌批評本身遭遇的窘境：他往往“先知先覺”地、敏銳地洞悉并提出了一些詩學議題和概念，在時代語境發(fā)生變化后，他不愿調(diào)整自己的觀念[39]或者未能實行其所預期的“對詩歷史語境的剖析”，而難以避免地導致了局部的錯位?；蛟S，這也是中國當代詩歌批評遇到的困境。

比如，陳超很早提出了詩歌中的“歷史想象力”的問題，該語后來成為貫穿他詩歌批評的核心概念之一，得到他的持續(xù)關(guān)注和反復探討。早在1990年代中期的一篇詩學對談里，陳超就花了較多篇幅闡述他對“歷史想象力”的見解；隨后的一次訪談中，他提到了“擴大詩歌文體的包容力”，“由美文修辭想象力發(fā)展到歷史想象力”；在較近的一篇綜論文章里，他更是從想象力的角度考察先鋒詩歌的流變歷程，認為“20年來先鋒詩歌的想象力是沿著‘深入生命、靈魂和歷史生存’這條歷時線索展開的”，其重點是1990年代以后“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的出現(xiàn)。這些帶有一定系統(tǒng)性的討論勾連著其生命詩學的相關(guān)理念，二者互相呼應、生發(fā)，強化了陳超詩學觀念和詩歌批評的某些特點。

按照陳超的說法，詩歌中的“‘歷史想象力’既包括所謂靈魂的超越，也包括日常生活，也包括歷史記憶，就把它綜合處理”[40]。這一命題之下至少具有三個方面的指向。

一、現(xiàn)代詩對生命（生存）的深入思考與書寫：“它要求詩人具有歷史意識和有組織力的思想，對生存-文化-個體生命之間真正臨界點和真正困境的語言，有足夠認識；能夠?qū)⒆杂苫孟牒途唧w生存的真實性作扭結(jié)一體的游走，處理時代生活血肉之軀上的噬心主題”；“對生存和文本的雙重關(guān)注，使‘詩與思’共同展示，是詩人歷史想象力的旨歸”；[41]它“應是有組織力的思想和持久的生存體驗深刻融合后的產(chǎn)物，是指意向度集中而敏銳的想象力，它既深入當代又具有開闊的歷史感，既捍衛(wèi)了詩歌的本體依據(jù)又恰當?shù)匕l(fā)展了它的實驗寫作可能性”，“它不僅指向文學的狹小社區(qū)，更進入廣大的有機知識分子群，成為影響當代人精神的力量”。[42]這一點無疑生發(fā)于陳超的生命詩學。

二、現(xiàn)代詩所表現(xiàn)出的“歷史的個人化”：這是“指詩人從個體主體性出發(fā)，以獨立的精神姿態(tài)和話語方式，去處理我們的生存、歷史和個體生命中的問題”[43]；“詩歌在構(gòu)成性和敘述性話語中涉入分析因素，在‘講說’中要有對生存情境的穿透和‘命名’；由個我經(jīng)驗的展示發(fā)展到將其對象化的‘自我研究’；從個體生命出發(fā)包容人類生存情境。這是歷史想象力要做的事”[44]?！皻v史的個人化”被視為1990年代詩歌的一個顯著特征而成為重要議題，由此陳超進行了回應和辯護：“將歷史的沉痛化為內(nèi)在的個體生命經(jīng)歷，它燭照了個體生命存在中最幽微、最晦澀的角落，以本真的個性化體驗，折射出具體的歷史癥候，把讀者引向更廣闊的暗示性空間”[45]。

三、現(xiàn)代詩的包容力與綜合性：在陳超看來，“現(xiàn)代詩的活力，不僅是一個寫作技藝的問題，它涉及到詩人對材料的敏識，對求真意志的堅持，對詩歌包容力的自覺”；而實現(xiàn)詩的包容力有三種方式：其一，“處理‘非詩’材料，盡可能擺脫‘素材潔癖’的誘惑，擴大語境的載力，使文本成為時代生活血肉之軀上的活體組織”[46]，“在詩中，想象力的‘不潔’常是有活力的、迷人的，它捍衛(wèi)了人對生命的提問”[47]；其二，“由簡單的抒情性轉(zhuǎn)入深層經(jīng)驗的敘述性，由單向度的審美‘升華’轉(zhuǎn)入懷疑和反諷，由不容分說的‘啟蒙’變?yōu)槠降鹊臏贤ê蛯υ挕?span >[48]；或者，“生命和話語歷險中彼此沖撞、摩擦、盤詰的不同義項，在一個結(jié)構(gòu)中對抗共生，同時存在，多音齊鳴地爭辯，小心翼翼地變奏，以求擺脫獨斷論立場”[49]；其三，“擴大詩的詞匯量和語型，包括吸收和接引俗語、理語、敘述和人際對話，設(shè)置多聲部的盤詰，使結(jié)構(gòu)具有變奏感等”[50]。

這幾個方面，正對應著陳超一貫的詩學理念：“現(xiàn)代詩中的‘知識’是‘特殊知識’。用特殊來限制和修正‘知識’，意在陳明它是一種與矛盾修辭、多音爭辯、互否、悖論、反諷、歷史想象力對生存現(xiàn)狀的復合感受有關(guān)的‘知識’?！?span >[51]在很大程度上，這一仍然從“創(chuàng)作學”出發(fā)提出和進行闡述的“歷史想象力”，深化了陳超的包括生命詩學在內(nèi)的詩歌觀念與批評。實際上，綜合性也是陳超所期待的詩歌批評的一種質(zhì)素，用他的表述就是“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它“要求批評家保持對具體歷史語境和詩歌語言/文體問題的雙重關(guān)注，使詩論寫作兼容具體歷史語境的真實性和詩學問題的專業(yè)性，從而對歷史生存、文化、生命、文體、語言（包括宏觀和微觀的修辭技藝）進行扭結(jié)一體的處理。它既不是一味地借文本解讀來傳釋詩歌母題與理念，只做社會主題學分析，也不是單純從本體修辭學的角度探尋詩歌話語的審美特性，把詩歌文本從歷史語境中抽離，使之美文化、風格技藝化；而是自覺地將歷史文化批評和修辭學批評加以融會”[52]。顯然，對于陳超而言，詩歌批評本身也是一種生命詩學，要在歷史-文本的雙重視野下向生命突進。

有著豐富理論內(nèi)涵的“歷史想象力”這個概念，無疑將對當代詩歌批評產(chǎn)生方法論上的啟示意義，應成為后來批評者的一個重要參照點。不過，未來的詩歌批評還不能僅止于包容力或異質(zhì)性、抽象的歷史意識或?qū)挿旱奈幕閼训葘用?。如年輕的批評家姜濤所言：“沿了這條富于啟發(fā)性的線索，或許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在近20年的思想及文學的譜系中，上述人文立場存在的前提和條件是什么？在當下情境中，這種立場在自我說明之外，是否還具有充沛的活力？同樣，為它所哺育的個人化‘歷史想象力’是否自明？為了回應新的思想及生存問題，‘歷史想象力’有否存在內(nèi)在的限制，又該怎樣突破限制？這一突破又將伴隨了怎樣的困境？”[53]對這些追問的反思性解答以及循此線索的繼續(xù)追問，將是今后詩歌批評保持有效性的路徑之一。

毋庸諱言，當前中國詩歌批評已陷入過度媒體化的格局，無論批評者的姿態(tài)還是其思維、話語方式，都受制于媒體輿論的牽引。在此情境下，陳超的詩歌批評格外值得珍視。他努力尋求詩歌批評與詩歌創(chuàng)作的對稱，即詩歌批評的“自立性”（不只是“獨立性”）[54]，探索著一種個人化的批評文體——它是跨界的、綜合的，擺渡于理論與創(chuàng)作、理性的辨析與激蕩的詩性絮語之間，已臻于極致。在總體上，陳超的詩歌批評偏向于比利時學者喬治·布萊所說的“我思”[55]的批評，亦是批評家耿占春描述的“別樣的寫作”[56]。倘若耿占春的說法是確實的：“詩歌批評意味著與一個時代最深刻的感知力與想象力之間進行一場持續(xù)著的對話”[57]，那么，未來中國詩歌批評將承接更艱難的挑戰(zhàn)：不斷重建批評與詩歌文本的關(guān)系，始終考量批評自身在社會、文化中的處境，等等。陳超對詩歌批評的命運早有覺識：

真正的詩歌批評并不能妄想獲取一種永恒的價值。它只是一種近乎價值的可能，一種啟示：它索求的東西不在它之外，而它卻僅是一種姿勢或一種不斷培育起來又不斷主動放棄的動作本身。[58]

個人化歷史想象力：在當代精神史的構(gòu)造中

姜　濤

2014年10月末，陳超縱身一躍，離開了這個世界，他的詩學文集《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生成》恰好同月出版，仿佛一份特別的詩學遺產(chǎn)，被鄭重地留了下來?！皞€人化歷史想象力”這一提法，更可以看作他二十多年來詩歌批評、詩學思考的結(jié)晶，既指向了先鋒詩歌既往歷史的總結(jié)，又與一種尋求“價值支點”的努力相關(guān)——“我試圖以‘個人化歷史想象力’作為這個支點，為當代詩歌的寫作和讀者的知覺，提供某種理論力量”[59]。在歷史的追溯與前景的瞻望之間，或許可以說，“個人化歷史想象力”不是那類可以自圓其說、可以輕快寫進詩歌史里的概念，它的內(nèi)部包含了難度，甚至包含了某種隱憂和負重之感。面對這份沉甸甸的遺產(chǎn)，要真正接過它的分量，簡單的褒獎或重述，是遠遠不夠的，能否在縱深的視野中，檢討它生成的脈絡，體察內(nèi)在的訴求和緊張，并進一步思考怎樣激活它的可能性，或許更為關(guān)鍵。特別是在新世紀熱鬧的詩歌現(xiàn)場，所謂“個人化歷史想象力”自身已略略顯出疲態(tài)、又試圖有所掙脫的時候。[60]

一

所謂“個人化歷史想象力”，依照陳超在《后記》中的概括：“約略指詩人從個體的主體性出發(fā)，以獨立的精神姿態(tài)和個人的話語修辭方式，去處理具體的生存、歷史、文化、語言和個體生命中的問題，使我們的詩歌能在文學話語與歷史話語，個人化的形式探索與寬廣的人文關(guān)懷之間，建立起一種更富于異質(zhì)包容力的、彼此激發(fā)的能動關(guān)系?！?span >[61]看得出，這一概括具有“綜合指認”的特征，指向了寫作的主體姿態(tài)、題材范圍、修辭風格、人文視野等多個方面，核心命意是強調(diào)“個人”與“歷史”之間的有效關(guān)聯(lián)。熟悉當代先鋒詩的讀者也知道，這一概括不是在某種詩學“原理”的層面提出的，而是基于上世紀90年代詩歌特定的歷史經(jīng)驗。對此，陳超也有清晰的說明：“大約1993年以后”，相對于80年代“日常生命經(jīng)驗型”和“靈魂超越型”，以及90年代初“有效寫作的缺席”，當代先鋒詩歌的想象力出現(xiàn)了“重大嬗變與自我更新”，“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諸般特征開始出現(xiàn)，并很快“由局部實驗發(fā)展到整體認知”。

以一種簡化的類型學方式，勾勒80—90年代先鋒詩歌想象力的“轉(zhuǎn)型”，這一描述與我們熟知的“90年代詩歌”的生成敘述大致重合，“個人化歷史想象力”作為一種“簡潔的綜合性指認”，也大致涵蓋了當年一系列流行說法指稱的內(nèi)涵，如“知識分子寫作”“個人寫作”“民間立場”“中年寫作”“中國話語場”等等。[62]說起“90年代詩歌”，這個曾經(jīng)引發(fā)詩壇激烈論爭的批評性概念，如今已在詩歌史上牢牢坐實，成為一個特定時期的“類型”概念。可以注意的是，現(xiàn)有“90年代詩歌”的討論，仍大多著眼當代詩的內(nèi)部線索，集中于相關(guān)風格、表述的梳理和辨析，但對于支撐“90年代”的特定社會條件、思想氛圍，尚缺乏比較深入的考察。在一次演講中，詩人西渡就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不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我們就不知道‘90年代詩歌’為什么是這樣，它是怎么發(fā)生的”。事實上，這不僅會妨礙對“90年代”的完整認識，也會妨礙當代詩自我意識的成熟、拓展，因為“社會背景”的缺失，會導致當年一系列寫作方案的抽象化，可以脫離具體的歷史情境成為自明性的“原理”。這樣一來，自我反思的契機很容易被錯過。

根據(jù)自己的親身經(jīng)驗，西渡還將“90年代”的起點提前至了1989年，特別強調(diào)1989—1992年這一早期階段的重要性——“這個階段的寫作一直是被遮蔽的，在現(xiàn)在的‘90年代詩歌’研究中幾乎完全被忽略”。[63]1989年與1992年，這兩個年份在當代中國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改革時代”遭遇了猝然頓挫、猶疑，以及隨后的強力推進。短短兩三年之內(nèi)，先鋒詩歌的圈子里發(fā)生了什么？詩人普遍經(jīng)歷了怎樣的震蕩？個人的寫作在怎樣的脈絡上延續(xù)或轉(zhuǎn)換？不少詩人的自述、回憶，都會涉及這樣的話題，一般會談到的包括海子、駱一禾、戈麥等友人的故去，那場春夏之交的“雷暴”，隨后的流亡與離散，以及新環(huán)境中普遍的不適與困惑。僅憑這些只言片語，我們尚不能重建一個時期的詩歌現(xiàn)場，但大體還是能感覺到，在周遭的歷史變動中，一些方式被猝然打斷，另一些方式隨之開啟，新的能量也在悄然聚合，像常被提及的“90年代”的發(fā)軔之作，其實大多寫于1989—1992年之間。[64]1993年以后，與其說以“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為核心的“90年代詩歌”開始浮出地表，毋寧說代表性的詩人詩作，已進入了公開的發(fā)表、出版和自我敘述的階段。[65]

包括西渡在內(nèi)，強調(diào)1989—1992這個“初級階段”的重要性，目的不是要為“90年代詩歌”確定一個準確的時間起點，而是說“90年代詩歌”乃至“個人化歷史想象力”正是生成于80—90年代之交“歷史的劇烈錯動”中，與“錯動”帶來的猶疑、反省、再發(fā)現(xiàn)之能量有關(guān)。從更大的視野看，“錯動”不只表現(xiàn)為中國“改革”進程的顛簸，伴隨了“蘇東”劇變的發(fā)生，整個世界也在這個窗口時期經(jīng)歷了結(jié)構(gòu)性轉(zhuǎn)向。借用歷史學者的表述，這是所謂“短的20世紀”的終結(jié)時刻，80年代中國社會及文化領(lǐng)域的發(fā)生激變，不過是這個飛揚的、革命的世紀的尾聲。[66]換言之，“90年代”不僅開啟了中國“改革”的新階段，也是冷戰(zhàn)結(jié)束之后世界史的一個新階段，包括“90年代詩歌”在內(nèi)的一系列文化現(xiàn)象，或許也可以放在這樣的歷史前提下進行透視性的審度。

臧棣寫于1989—1990年間的組詩《在埃德加·斯諾墓前》，西渡認為是“代表了90年代初期詩歌寫作的一個高度”，“也是那個年代最有雄心的寫作”，這組詩所試圖完成的，恰恰是要一次性地處理“20世紀所有那些激蕩過人們的重大主題”，如青春、革命、愛情、真理、美和愛、詩與歷史、理智與幻覺、人性與權(quán)力：[67]

親愛的先生，有時我想我能

把一個年輕的世界扶上花園里的秋千

只要狠命一推，我們倆就可以

聽到樹枝內(nèi)在的嘎嘎聲：像地獄里轉(zhuǎn)動的門軸。

在后來的訪談中，臧棣談到這首詩的基本場景，是“一個人與他在成長過程中所受到的歷史教育之間的對話”，“寫完這首詩后，我能感覺自己獲得了一種心境，似乎從此以后，歷史對我個人而言不再構(gòu)成一種壓抑的力量”。將一個“年輕的世界”（世紀）送上秋千的時刻，也正是與這個“世界”（世紀）可以分離、對話的時刻。與斯諾對話的“我”，似乎洞悉了這個年輕、激進世紀內(nèi)部的暗黑法則，同時也開始懂得享受秋千之上的失重、輕逸。他所提到的“歷史”，對自我構(gòu)成壓抑，同時也構(gòu)成了教育的“歷史”，說白了指的就是20世紀——由“斯諾們”書寫過的、由“紅星照耀”過的20世紀。這組90年代初期的代表之作，將豐沛的歷史沉思注入抒情獨白之中，顯現(xiàn)了“個人化歷史想象力”最初的清新和寬廣。在某種意義上，這組詩也可以讀作一部“告別”之作，“告別”的方式并非與歷史的斷裂，更多是一種“對話”中的重述，沉甸甸的20世紀在被“扶上秋千”之后，也消除了它的沉重、專斷——正如臧棣所言：“歷史對一個人來說可以是一件樂器，而語言就像緊繃繃的絲弦那樣”。[68]

將“歷史”重述為一種語言的機遇，“告別”之感或許源于個人的成長經(jīng)驗，但詩行中如黃昏暮色一樣彌散開來的歷史感受，卻并非偶然地同步于20世紀的“終結(jié)”，非常值得進行結(jié)構(gòu)性分析。在此一階段其他詩人的筆下，我們也能讀到類似的告別感受，包括那些讀者早已耳熟能詳?shù)亩温洌T如“終于能按照自己的內(nèi)心寫作了∕卻不能按一個人的內(nèi)心生活”（王家新《帕斯捷爾納克》）；“我不知道一個過去年代的廣場∕從何而始，從何而終∕……∕我不知道還要在夕光中走出多遠才能停止腳步”（歐陽江河《傍晚穿過廣場》）；“曙光，這是我們倆的節(jié)日，∕那個自大的概念已經(jīng)死去，∕而我們有這么多活生生的話要說”（蕭開愚[肖開愚]《國慶節(jié)》）。當然，在不同的寫作者那里，與歷史“告別”或“對話”的方式迥然不同：或追求“金蟬脫殼”式的語言解放，舒展寫作技藝柔軟的翅翼；或嘗試一種不潔的、容留的詩歌，以碎片化、寓言化的詩體對應泥沙俱下的世俗現(xiàn)實；或參照20世紀歐洲的詩人系譜，在見證、擔當?shù)囊饬x上，確立凝重而不無感傷的自我形象。無論怎樣，一個前提是被分享的：當激越的、宏大的歷史已成過往，一個嚴肅的作者有必要在它漫長的投影中，在尚不確定的知識和情感狀態(tài)中，重建自己的生活和寫作。

二

這是先鋒詩歌人文氣息最為濃郁的時刻，也是“個人化歷史想象力”凝聚、塑形的時刻，校正寫作和歷史的關(guān)系，成為此一時期最突出的主題。一般而言，這種變化會被放在90年代與80年代的反差中去論述，但如果將80年代看作一個世紀的尾聲，那些被修正的種種“自大的概念”，無論是啟蒙的、經(jīng)世的文化幻覺，還是夸張、浪漫的自我神話，也包括純粹的文學自足想象，其實都可以在革命的、飛揚的、創(chuàng)造的20世紀中，去尋繹其生成的脈絡。因而，詩人在歷史面前的姿態(tài)調(diào)整，與90年代初期人文思潮和知識方式的轉(zhuǎn)變，具有相當?shù)耐瑯?gòu)性，這其中也包括反思激進主義的思潮。所謂反思激進主義同樣興起于1989—1992年間，這股思潮同樣與歷史頓挫時刻的痛切感知相關(guān)，又不斷與“反極權(quán)”“反烏托邦”的自由主義論述、與強調(diào)漸進價值的保守主義立場相互激蕩，并得到推崇多元、差異的后現(xiàn)代理論的支撐，頗為強勁地支配了90年代初期思想氛圍、感受氛圍。后來，這股思潮固化為相對較為僵硬的“反激進”“反革命”姿態(tài)，但最初以一種非對抗的方式（暗中呼應了謀求穩(wěn)定發(fā)展的國家論述）轉(zhuǎn)向?qū)?0世紀歷史和思想的重新檢討，重新尋找有效知識方式、思考方式，這種要求也開啟了90年代學術(shù)思想的進程。

先鋒詩人的群體并不居于人文學界的中心，但浸潤于同樣的歷史感受，或主動或被動地，也分享了相似的知識資源。僅以陳超為例，在他的批評與詩學論述中，對于“極權(quán)”話語、烏托邦敘述的抵制，就是貫穿始終的內(nèi)在線索。在接受李建周訪談時，他曾介紹自己所接受過的資源，特別提到波普爾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它“對我的世界觀的改變是致命的，就像小說《一九八四》和《動物莊園》對我的致命性影響一樣”。[69]陳超的閱讀始于1987年，但不能忽略的是，波普爾、哈耶克，以及陳超引述過的伯林等人的著述，對于90年代初的反思激進主義、自由主義思潮，起到過極其重要的助推作用。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援引了利奧塔“元敘事”危機的后現(xiàn)代理論，強調(diào)“對烏托邦敘事的消解，是20世紀以來思想史、哲學史、文學藝術(shù)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持續(xù)性影響至今未曾消歇”。這篇文章討論了辛波斯卡（波蘭）、赫魯伯（捷克）、布羅茨基（俄國）這三位詩人“對人的生存境況的勘探和命名”，置身于歐洲“鐵幕政治的籠罩下”，這三位詩人的寫作無疑都具有“反極權(quán)”的色彩。[70]以蘇聯(lián)、東歐的詩人為參照，來凸顯“鐵幕”之下寫作面臨的壓力和展現(xiàn)的可能，也是90年代以來部分詩人熱衷的話題。在這樣的引征、表述中，不難讀出90年代知識風氣、歷史感覺與文學理解之間的相互印證、激蕩。從具體的作品來看，90年代一部分詩人的寫作，也的確從個人的、情感的、日常的、稗史的視角，觸及了20世紀激進文化的剖析以及體制性權(quán)力的批判，如陳超在書中重點論及的于堅《0檔案》、王家新《回答》等。即如臧棣的《在埃德加·斯諾墓前》，它幾乎處理了“20世紀所有那些激蕩過人們的重大主題”，似乎也可以放在這樣的氛圍中去闡釋。

在反思激進主義的氛圍中，90年代初期人文知識界的另一取向，即所謂“思想”與“學術(shù)”之間的區(qū)分與消長。出于對80年代“新啟蒙”知識方式的修正，一部分人文與社科領(lǐng)域的知識分子傾向于在嚴謹、規(guī)范化的知識生產(chǎn)中，重新調(diào)整自身的學術(shù)角色。這種調(diào)整與社會結(jié)構(gòu)的科層化與知識生產(chǎn)的全球化進程息息相關(guān)，而韋伯“以學術(shù)為志業(yè)”的論述，則提供了一種具有感召力的倫理姿態(tài)。[71]在90年代初的詩歌意識中，其實也可觀察到類似的趨向，這表現(xiàn)在詩人對“寫作”“技藝”“語言”的普遍熱衷上。當然，將自由、自主的主體性想象，寄托于語言可能性的探索中，這一直是先鋒詩的內(nèi)在驅(qū)力，但當“作為一種寫作的詩歌”的觀念在90年代初被提出，“先鋒”便不再只是一個霸道的、極端的、自我揮霍的立場。[72]它還應與一種對限度的認識、一種工匠式的專業(yè)意識與責任精神相關(guān)，對于寫作的行為而言，審美的洞察力和文本的完美性也變得十分必要。在這個意義上，將“以學術(shù)為志業(yè)”改換成“以詩歌為志業(yè)”并不困難：在前者的邏輯中，符合規(guī)范的專業(yè)化研究，正因保持了“價值中立”，才會更為有效地與現(xiàn)實發(fā)生責任性的關(guān)聯(lián)；在后者的允諾中，正是在充滿活力的、不及其余的語言探索中，生存的意識和歷史的狀況才得以被有效呈現(xiàn)。[73]

1997年1月，趙汀陽、賀照田主編的《學術(shù)思想評論》第一輯以“從創(chuàng)作批評實際提煉詩學問題”為題，集中刊發(fā)了西川、程光煒、肖開愚、歐陽江河、王家新、唐曉渡的文章，這組文章后來也成為“90年代詩歌”批評話語的一個來源。[74]在這本專門討論學術(shù)史、學術(shù)方法的輯刊上，詩人批評家的文章自然十分醒目，但并非游離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學術(shù)”“不含規(guī)范的道德是否可能”等其他的專題討論之外。在一篇專門撰寫的書評中，孫歌細致讀解了這幾篇詩學文章，且特別指出詩人與學者在90年代面對了共同的問題，他們選取的策略、資源也不乏交集與共鳴：

在沒有絕對標準的狀態(tài)下思考并且負責任地面對生活中的一切變動和不確定，而不是簡單地否定掉和破壞掉一切。正如同肖開愚在強調(diào)“中年寫作”的時候所說的那樣，“停留在青春期的愿望、憤怒和清新，停留在不及物狀態(tài)，文學作品不可能獲得真正的重要性”。詩歌寫作如此，整個知識界又何嘗不是如此？在《學術(shù)思想評論》的闡述、爭辯和公開討論中，我依稀看到一幅知識分子跨越專業(yè)藩籬而進行深層合作的動人圖景：缺少這種合作，我們?nèi)绾蚊鎸Ξ斀瘛八伎级终也坏絽⒄障怠钡膹碗s世界？我們又如何勇敢地面對自己的迷惑？[75]

在共同的時代處境中，詩人和學者似乎分享了某種“態(tài)度的同一性”，文章呼吁打破專業(yè)藩籬的實踐可能，而在“依稀看到”知識界與詩歌界的互動圖景中，90年代的先鋒詩雖然被新興的消費文化、新興的文化與知識體制擠到了一邊，但恰恰是“邊緣”位置上的調(diào)整，帶來了內(nèi)在的緊張和針對性，也帶來突破自身限制、直面共同精神困境的聯(lián)動可能。這個時期的“90年代詩歌”不僅人文氣息濃郁，而且充滿活力，作者的寫作意識相對飽滿，拓展了一系列處理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靈活技藝。

遺憾的是，孫歌所提出的“跨越專業(yè)藩籬而進行深層合作的動人圖景”，并沒有持續(xù)發(fā)生在先鋒詩壇與人文知識界之間，“態(tài)度的同一性”只能是一種脆弱的“同一性”。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社會的變動更為劇烈、更為內(nèi)在，關(guān)于“改革”方向與市場功能的爭議，引發(fā)了激烈的爭論，對當下社會狀況及深層歷史結(jié)構(gòu)的思考，也在多個層面上展開，但這樣的爭論和思考，更多從人文思想領(lǐng)域轉(zhuǎn)向社會經(jīng)濟與政治的層面，先鋒詩壇當然外在于這一過程，不可能追趕日新月異的學術(shù)更新。事實上，如何在花樣翻新的語言實驗中消化“歷史突然闖入”的經(jīng)驗，如何應對詩壇內(nèi)部即將爆發(fā)的沖突，如何不斷解說自身寫作方案的正當性、經(jīng)典性，已讓詩人們無暇分心。

與此相關(guān)，“個人化歷史想象力”形塑于90年代初的歷史感覺之中，對于烏托邦話語、宏大敘事等的反動以及個人對歷史的擔當意識，成為其不可或缺的前提（“其持續(xù)性影響至今未曾消歇”），但換個角度看，該想象力也似乎長久受制、牽絆于上述感覺和前提。自90年代中后期開始，當“敘事性”“反諷意識”“及物性”成為流行的標簽，“個人化歷史想象力”似乎也常態(tài)化了，包括見證、擔當?shù)娜宋牧?，以及語言與現(xiàn)實之間微妙的“張力平衡”，也在詩人和批評家的把玩中，趨于一種不斷自我重申的姿態(tài)。當然，有關(guān)“90年代詩歌”的批評后來也不斷出現(xiàn)，除了從所謂“民間”立場出發(fā)，對部分詩人的人文姿態(tài)進行丑化外，不少批評也指向了“敘事”“及物”一類策略的常態(tài)化。需要注意的是，“常態(tài)化”并非由于先鋒詩壇缺乏突破的愿望，缺乏與變動的現(xiàn)實建立關(guān)聯(lián)的動力，相反，經(jīng)歷了90年代的洗禮，這已經(jīng)成了不同詩歌旨趣的基本公約數(shù)。[76]要檢討“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內(nèi)在磨損，在修辭慣習的指摘之外，更應注意制約該想象力的歷史前提，在80—90年代特定的歷史感覺中，甚至在當代精神史的構(gòu)造中，去分析它的起源性“裝置”。

三

作為一個詩學概念，“個人化歷史想象力”或許顯得過于寬泛，可以拆卸下來的三個“組件”——個人化、歷史、想象力，均未有非常清晰的界定。其中，“歷史”在多數(shù)情況下可以和“現(xiàn)實”“處境”相互替換，90年代詩歌批評引入“歷史”的目的，在于打破“純詩”的封閉，而在不同的詩人和批評家那里，“歷史”的含義也不盡相同。至于“想象力”，在浪漫主義詩學、哲學傳統(tǒng)，本是一個十分核心的概念，與超越理性與感性二元分裂的整體性認知能力相關(guān)。但在90年代詩歌語境中，“想象力”也僅僅泛指了詩歌特殊的感受力、處理經(jīng)驗的能力，亦即“詩人改造經(jīng)驗記憶表象而創(chuàng)造新形象的能力”。[77]相比之下，“個人化”與90年代的“個人寫作”“個人詩學譜系”“歷史的個人化”等論述，似乎有更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在這些論述中，鼓吹“個人”往往是為了強調(diào)寫作風格、路徑的多樣性、差異性，“個人”是相對于集體劃一的姿態(tài)而提出的，這既指向了毛澤東時代遺存下來的話語模式，同時也針對了90年代新興大眾文化、商品文化的“集體狂歡”。[78]然而，究竟何為“個人”？應在何種社會結(jié)構(gòu)和思想脈絡中把握其內(nèi)涵？“個人”的差異背后，是否暗含新的集體同一性？當時的詩人和批評家并未太多仔細考慮。

對此，陳超也沒有專門討論，但一些看似背景性的描述，卻提供了可以進一步追問的線索。在《從“純于一”到“雜于一”》《“反詩”與“返詩”》等詩人評論中，他非常自覺地在20世紀中國的思想進程中，建立起先鋒詩的歷史連續(xù)性：

從精神來源上看，朦朧詩與第三代詩一方面與外國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詩的影響有關(guān)，另一方面又與曾被中斷的早期五四精神“立人”傳統(tǒng)有關(guān)。借用伯林的概念，二者不同的是，朦朧詩走的是魯迅郭沫若式“積極自由”的立人道路，弘揚人的主體精神，追尋預設(shè)的目標，宣諭社會理想；而第三代詩走的是胡適周作人式的“消極自由”的立人道路，在自明的個體生活（和寫作）領(lǐng)域里，做自己愿做的事，盡量免受各種各樣的權(quán)勢所干涉?！偟目?，他們之間的差異性又統(tǒng)一于在具體生存語境中“立人”這個總背景。[79]

這一段粗放的“背景”描述，雜糅了多種話語因素，上接五四“個人的發(fā)現(xiàn)”之傳統(tǒng)，下接80年代的主體性論述，并結(jié)合周氏兄弟的比較，以及自由主義的理論資源（伯林的兩種“自由”論），穿越20世紀的時空，將“五四”對接80年代，一種典型的“新啟蒙”邏輯也體現(xiàn)其間?！暗谌彪m然造了“朦朧詩”的反，“積極自由”被“消極自由”取代，但當代先鋒詩的兩個階段是相互銜接的（“穿過”而非“繞過”），離不開“立人”這個大命題、總背景。

“新啟蒙”穿越與對接的邏輯，極具符號性的感召力，無形中卻也消弭了歷史語境及訴求的差異。如果說“五四”時代，“立人”的命題針對了傳統(tǒng)社會倫理秩序?qū)€體的束縛，試圖在血緣、地域、家族的網(wǎng)絡之外，重建一種能動的“群己”關(guān)系；那么在朦朧詩發(fā)起的年代，“一代人”的覺醒不僅與“人道主義”“改革開放”“走向現(xiàn)代化”同步，[80]而且包含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對抗性起源，即“與蒙昧主義、現(xiàn)代迷信和文化專制相對立”。“蒙昧”“迷信”“專制”的標簽，看似出于籠統(tǒng)的傳統(tǒng)批判，但實際所要拒斥、所要丑化的，無非“文革”以及廣義的毛澤東時代。在接受訪談時，陳超也曾現(xiàn)身說法，大致描述了70—80年代“個人”之再發(fā)現(xiàn)的時代氛圍，包括《中國青年》上影響廣泛的潘曉討論“人生的路為何越走越窄”，在這樣的氛圍中：

那些被認為不響亮、不符合主流觀點的東西，在比較有頭腦的青年心目中恰恰是獨立的、向上的。他們覺得生存現(xiàn)實被異化了，希望它好起來，而不是去粉飾它、去唱高調(diào)，這才是一種積極健康的現(xiàn)代人心態(tài)。[81]

所謂“比較有頭腦的青年”，一面昂揚、進取，一面又不免虛無、困惑，與周遭現(xiàn)實保持異在的緊張，對于“主流觀點”代表的大歷史、大敘述、大結(jié)構(gòu)，更是保持疏遠、對抗的姿態(tài)。這一經(jīng)典的“個人”造型，其實與社會主義時代積極進取的“新人”形象多少有些關(guān)聯(lián)，但又是呈現(xiàn)于一種歷史的“顛倒”中。這一“顛倒”不僅表現(xiàn)為從“集體”到“個人”、從“理想”到“世俗”、從“大我”到“小我”的轉(zhuǎn)變，更關(guān)鍵的是，“顛倒”的過程其實深深地為原有的邏輯所規(guī)定，呈現(xiàn)于看似掙脫、實則牽絆的精神構(gòu)造中。

對于這一特殊的精神史構(gòu)造，當代學者賀照田在分析“潘曉討論”的著名長文中，有非常細致深透的梳理。依照他的分析，毛澤東時代號召人們在一種大結(jié)構(gòu)、大問題中安排自我，獲得崇高感、使命感，但對日常生活中個體身心的安排，缺乏合理的思考，沒有在個人、日常生活與大結(jié)構(gòu)、大歷史之間建立一種富于活力和生機貫通的關(guān)聯(lián)機制。有意味的是，80年代以后，毛澤東時代集體主義、理想主義的“不足”，又以“擺蕩到一端的樣式存在著”，人們又習慣于“去結(jié)構(gòu)”的眼光，把個體日常、身心的問題都認定為本然的狀態(tài)，而不再從一種結(jié)構(gòu)性的關(guān)系中去理解，這造就了當代虛無主義的一種起源，使得亢奮的個體不能將對大歷史、大政治的關(guān)懷，融入日常生活的實踐，不能在與他人的共通關(guān)聯(lián)中獲得充盈的個體形態(tài)。[82]從這個角度看，問題不在于“大歷史”“大結(jié)構(gòu)”的反動，而是“個人”與“歷史”始終被看作相互外在的實體，始終缺乏一種有效的組織性、結(jié)構(gòu)性安排，一種去結(jié)構(gòu)、脫脈絡的當代個人化“裝置”便由此形成了。[83]

回到先鋒詩的話題，在80—90年代多種寫作取向的背后，都能辨認出上述個人化“裝置”的作用。按照陳超的說法，朦朧詩以另一種“大敘述”來對抗“文革”時代的“大結(jié)構(gòu)”“大壓抑”，第三代詩人則回避這種精英話語，致力于“揭示出被整體話語的大結(jié)構(gòu)所忽略的，日常生存細碎角落里的沉默或喑啞的生存‘原子’”。[84]兩種方式看似對立，所“立”之“人”也大有不同，但不管“積極”還是“消極”，“個人”與“大結(jié)構(gòu)”之間或?qū)?、或疏離的二元模式也未變。頗為吊詭的是，在“個人”面前，大結(jié)構(gòu)、大敘述往往顯現(xiàn)為一種壓迫性的存在，但二元模式并不一定總是對抗性的，分離的二元也會以“擺蕩到一邊”的方式發(fā)生作用。比如，還是按照陳超的類型劃分，在朦朧詩之后，先鋒詩除了“日常書寫”的類型，還有一條“靈魂超越”的路徑，一個“崇低”，另一個“崇高”，效果都在甩脫“主流觀點”，開放當代詩的廣闊前景。如果說在“崇低”的路徑中，對日常生活的書寫自動包含了對“大結(jié)構(gòu)”的抵拒，[85]那么在“崇高”的路徑中，“靈魂超越”恰恰不是回避大結(jié)構(gòu)、大敘述，而是在更為宏觀的形上境界、文化原型或語言本體論的層面，去構(gòu)造新的大結(jié)構(gòu)、大敘述，去展現(xiàn)個體自由意志的可能。

在這樣的“擺蕩”中，重置的大結(jié)構(gòu)、大敘述，剝離了意識形態(tài)的內(nèi)涵，但對“個人”的作用仍完全是支配性、吸附性的，兩端之間充滿了緊張，可為激情貫穿，但到底包含怎樣復雜的層次、要經(jīng)過怎樣的中介，并不需要詩人的想象力來負責。在這方面，海子的名作《祖國（或以夢為馬）》十分典型，這首激情澎湃的詩作，大量征用政治抒情詩和階級革命的話語，詩中出現(xiàn)的“祖國”“烈士”“將牢底坐穿”等表述，強烈地聯(lián)系了20世紀激進的政治傳統(tǒng)，也能成功調(diào)動讀者潛在的心理能量。海子又用天才的手筆，將這些資源去政治化了，與“周天子的雪山”“梁山城寨”等傳統(tǒng)符號對接、混搭，將“祖國”改寫為一個不朽的“語言帝國”。在這樣的“大結(jié)構(gòu)”中，詩人以夢為馬，縱橫踢踏，無需中途盤桓，直接就可蹈入永恒之中?！盀橛袪奚鄩阎尽?，為革命獻身的激情，直接可替換為語言的激情。

進入90年代，一種較具爭議的說法是80年代的“對抗主題”失效了，因為歷史的強力讓“任何來自寫作的抵消”都無足重輕，也因為“對抗”的寫作“無法保留人的命運的成分和真正持久的詩意成分”。[86]針對“斷裂”之說，另一種說法則強調(diào)對抗模式的深化、泛化，認為“隨著對抗的所指在現(xiàn)實中越來越具有匿名的、非人格的性質(zhì)，它也越來越成為一個更內(nèi)在、更多和寫作自身相關(guān)的詩歌領(lǐng)域”。[87]事實上，“斷裂”與“延續(xù)”在根本上并不矛盾，當革命的世紀及其文化猝然終結(jié)，失效的是意識形態(tài)性的“對抗”主題、是文學實踐的政治參與可能，而“對抗”的個人化結(jié)構(gòu)不僅被延續(xù)下來，而且泛化為了個體詩學與一種匿名的、總體性現(xiàn)實的對峙。正如上文所述，在90年代初的反思激進的氛圍中，經(jīng)由“反極權(quán)”“反烏托邦”的自由主義理論以及后現(xiàn)代詩學的包裝，無論朝向總體的政治壓迫，還是總體的市場侵占，“對峙”的感覺模式也被原理化了，獲得了某種穩(wěn)定的知識形態(tài)。

還是以臧棣的《在埃德加·斯諾墓前》為例，它幾乎處理了“20世紀所有那些激蕩過人們的重大主題”，但在后來的自述和友人評論中，這組詩如何處理、回應了這些“重大主題”，沒有得到更細致的說明，“一個基本的對抗主題”卻被迅速提煉出來，即“詩學與歷史學的對抗”。[88]當“20世紀”的反思升華為詩學與歷史、個人與歷史的對抗，這也意味著與個人成長、與當代精神進程緊密相關(guān)的那些主題，可濾去纏繞沖突的面向、內(nèi)部復雜的層次，整合成一個沉甸甸的實體，只是以一種壓迫性的形象出現(xiàn)。由此，一種曖昧的格局出現(xiàn)了：自90年代初開始，盤旋的“個人化歷史想象力”，意圖打破“個人”與“歷史”之間的對抗，向蕪雜的生存現(xiàn)場大尺度敞開，但在對“烏托邦話語”“宏大敘事”等等的警惕中，“個人化的想象力”仍延續(xù)了去結(jié)構(gòu)、脫脈絡的特征。在這樣的“個人”面前，歷史的樣子不再刻板，它像“巨獸”一樣神秘、不可抗拒，也敞開了包羅萬有的內(nèi)部，但其中究竟包含什么樣的關(guān)系與層次，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心理等方面有哪些不同表現(xiàn)，新的歷史狀況下對個體的壓制取得了什么形式，哪些部分限制了自由的意志，哪些部分又構(gòu)成了支持，這些問題似乎是社會學者、歷史學者關(guān)注的事，詩人并不需要特別在意，他的責任和興趣，是盡可能用想象力吞噬這一切。[89]這也就導致了年輕批評家余旸所提到的“當代最為主要的詩歌意識形態(tài)”：

在詩歌與批評中，“政治（歷史）”以僵硬、無流動性的意識形態(tài)，一個壓迫性的整體，或不言而喻的籠罩性背景出現(xiàn)?！@種隱蔽、褊狹的“政治”或“歷史”理解與在專業(yè)分化前提下對詩歌特殊性的想象，兩位一體，成了當代最為主要的詩歌意識形態(tài)。[90]

表現(xiàn)在修辭風格上，90年代詩歌一邊發(fā)展了精微的“元詩”意識，一邊又信任樸素的自發(fā)性理論，以為在自由的書寫中，歷史的輪廓或“生存的真相”總會悄然浮現(xiàn)。像一位詩人所說的，歷史不需外求，你上公共汽車，去幼兒園接孩子，你本身就在歷史之中。應當說，不能低估這種樸素認識的活力，90年代詩歌的確刻寫出一個時期當代生活的“浮世繪”，但由于結(jié)構(gòu)性、關(guān)系性理解的匱乏，后來也造成“敘事性”一類策略的惡化，部分寫作過于依賴生活現(xiàn)場的復雜摹寫，患上細節(jié)的“肥大癥”。如果說，在日常生活的書寫類型中，上述問題還可為精湛的技藝所抵消的話，那么當寫作的雄心“擺蕩”向另一端，詩人嘗試切入較為宏大的視野，去駕馭更為宏大的結(jié)構(gòu)和主題，“個人化”的結(jié)構(gòu)性不足便更為明顯地顯現(xiàn)出來。

于堅寫于1997年的長詩《飛行》，應當是他繼《0檔案》之后最有分量的作品，陳超在書中也進行了重點評述，認為它以“一次從中國到比利時的真實的跨國飛行”為背景，嘗試打破時空的界限，將“博物志般的知識性互文和當下此在的故鄉(xiāng)鋪敘的人與事”融為一體。[91]這首長詩代表了“個人化歷史想象力”在90年代的一次自我突圍，在“飛行”的視角中，在萬物飛逝、不可抗拒的速度中，展開對“時間神話”的追問、對“全球化”總體進程的思辨，但怎樣從亂云飛渡的鋪排中，轉(zhuǎn)換出內(nèi)在的思想空間，其實考驗著詩人駕馭繁雜經(jīng)驗的能力。陳超在文中引過的一段詩行，不妨這里再引一次：

大地啊　你是否還在我的腳下？

我的記憶一片空白　猶如革命后的廣場　猶如文件袋

戎馬倥傯　在時代的急行軍中　我是否曾經(jīng)作為一只耳朵軟下來

諦聽一根縫衣針如何　在月光中邁著蛇步　穿過蘇州墮落的旗袍？

我是否曾在某個懶洋洋的秋天　為一片葉子的咳嗽心動？

我是否記得一把老躺椅守舊的弧線？

這一段的意圖十分顯豁，詩人試圖從轟鳴的“飛行”中抽身而出，回溯那些“古老的人文價值和心靈體驗”。然而，僅依靠一個疑問句式（“我是否”），就蕩開一個抒情的冥想空間，這樣的轉(zhuǎn)換或許有些生硬；而將諸般湍急流變的感受，回收于一種懷舊式的文化鄉(xiāng)愁、一種相當程式化的故國情調(diào)之中，詩中上下升騰的語義勢能，似乎一下子被大大縮減。

在這首長詩中，我們讀到了“思接古今、視通中外”的努力，但稗史式的、去結(jié)構(gòu)的“個人化”裝置，又起到了一種潛在的“掣肘”作用。“飛行”提供了一種自由出入的視角，但這也只能是一種俯瞰的、枚舉的、鋪陳的視角，全球化時代的個人及鄉(xiāng)土的處境，也只能以一種看似包羅萬有、實則外在直觀的方式去把握。究其原因，可以探問的，仍是“個人化”的結(jié)構(gòu)性不足。在先鋒詩的“意識形態(tài)”中，一方面“個人”的直觀、意志、語言，被看作不可讓渡的起點，是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的實體性源泉；但另一方面，這一自信滿滿的“個人”，在內(nèi)部又可能極為脆弱、困乏，一旦“擺蕩”進入公共領(lǐng)域，嘗試處理與大結(jié)構(gòu)、大敘述的關(guān)系，也就很容易被未經(jīng)反思的感受模式、價值模式所吸附，僅僅維持外在的感傷、懷舊、反諷或批判，而不能將想象力貫穿于現(xiàn)實的結(jié)構(gòu)和脈絡之中。新世紀之后，先鋒詩越來越多地卷入公共性的議題之中，這樣的問題也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92]

四

將“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置于當代精神史的構(gòu)造中、置于80—90年代的歷史感覺與人文思潮的塑形作用中去理解，這也涉及了怎樣看待先鋒詩與當代歷史的關(guān)系。正如陳超在書中不止一次暗示的，先鋒詩以對抗性的感受為起源，但與“改革開放”的總體進程一直保持了同步。即便90年代之后，意識形態(tài)的對抗被更廣義、更匿名的對抗取代，對市場時代消費文化的拒斥，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但考慮到當代先鋒文化缺乏一種社會分析的理論視野和價值前提，與“總體性壓抑”的對抗，并不一定指向“改革”所釋放的市場和資本活力。反過來說，90年代“改革”的全面推進帶來了個人性、多元性文化空間的發(fā)育，恰恰提供了先鋒文化得以成長、擴散的可能。

在當代社會的格局中，既扮演“異端”的形象，又內(nèi)在同步于市場時代的文化結(jié)構(gòu)變遷，這無疑增加了先鋒文化自我辨識的難度。上文提到，在90年代初先鋒詩的自我意識中，寫作的專業(yè)性和語言的本體性，得到了空前的強化。詩人們無論怎樣表態(tài)，說寫作應該介入歷史的現(xiàn)場，但依照當代詩“主要的意識形態(tài)”，“介入”僅是一種詩歌的“糾正”，它發(fā)生在語言的內(nèi)部，并不投機于公共的道德或反道德，與其他的表意方式也有根本的不同。借用西川著名的說法，詩歌提供的是一種“偽哲學”，它不指向終極的、連貫的解釋，恰恰以顛三倒四、似是而非的方式，揭示人類渾濁、尷尬的生存狀態(tài)，揭示既有文化系統(tǒng)內(nèi)在的矛盾。[93]臧棣的一些說法也廣為流傳，比如，強調(diào)詩歌是一種“關(guān)乎我們生存狀況的特殊的知識”，在一個韋伯言及的“祛魅”的現(xiàn)代社會，它的價值和立場就是堅持“不祛魅”。[94]

應當說，這樣的表述具有相當?shù)膹椥?，在現(xiàn)代知識話語的支配性系統(tǒng)中，既強調(diào)了詩歌不可取代的獨特性，也暗示詩歌包含了認知的可能，與其他知識方式競爭、對話的可能。相對于政治、經(jīng)濟、社會、思想等領(lǐng)域的討論，詩歌想象力的特殊之處，恰恰在于打破專業(yè)壁壘，能在時代生活與個人經(jīng)驗錯綜曖昧的交疊處，引發(fā)強勁的“感興”。但問題在于，這種在區(qū)分中競爭、對話的能動關(guān)系，一旦失去了動態(tài)的特征，在口耳相傳中，簡化為詩歌話語與知識話語的對立，或者說與其他知識話語的區(qū)分，成為詩歌最大的文化責任，并“隱隱然不可動搖”，那么對詩歌表意之獨特性的鼓吹，反倒可能進一步強化了現(xiàn)代知識話語的特權(quán)，暗中順應了市場時代合理化的社會安排。即如“祛魅”這個概念，在韋伯那里，現(xiàn)代世界的“祛魅”是理性化的結(jié)果，也與學術(shù)歸學術(shù)、文化歸文化、政治歸政治這一“道術(shù)為天下裂”的進程相關(guān)。在這個意義上，“不祛魅”的努力，便不單單要訴諸想象力的自由嬉戲，也要考慮如何在分化的趨勢中逆向而動，掙脫專業(yè)的范例，重建知識、思想的內(nèi)在有機性，不致使詩歌之“魅”變成另一種“祛魅”的結(jié)果。

先鋒詩與“改革”時代的關(guān)系，也可放在某種社會學的視野里討論。90年代以前，所謂官方與民間、地上與地下的區(qū)別，曾是先鋒詩壇的基本構(gòu)造，先鋒詩人的群體，大體由文科大學生、青年工人、機關(guān)和部隊小干部，以及各類文化流浪漢構(gòu)成。這些“有頭腦的青年”大多在體制之外，或并不居于體制的中心，莽漢式的江湖作風、行為主義的生活及寫作方式，多少都與這個群體極強的流動性與“反體制”的能量相關(guān)。90年代，詩人群體被徹底邊緣化了，但可以注意的是，除了一部分漂流于海外，大批的先鋒詩人已逐漸在波西米亞式的流動狀態(tài)中安穩(wěn)下來，為蓬勃興起的文化產(chǎn)業(yè)，以及大幅擴張的學術(shù)機構(gòu)所吸納。經(jīng)過了胡作非為的青年時代，一代人總要成長、成熟，總得找個位置安頓身心，進入到社會結(jié)構(gòu)之中，但這種集體性的身份轉(zhuǎn)移，與90年代之后新媒體、新的文化產(chǎn)業(yè)以及學院體制的發(fā)展不無關(guān)聯(lián)。[95]

提及這樣的事實，不是要學“大詩人”做派，批評當代詩人屈從于現(xiàn)實，被市場體制俘獲，而是說當代先鋒詩歌的文化視角、自我意識和行為“慣習”，是可以進行社會性分析的，是可以結(jié)合90年代以后文化生產(chǎn)環(huán)境、社會階層與群體的變動來考察的。當代詩歌反體制的對抗、批判視角，發(fā)生于體制的瓦解與重構(gòu)過程中，但90年代以來對“龐然大物”的反對，也越來越多地卷入到文化、學術(shù)的新型體制之中。[96]無論混跡民間，還是藏身學院，特定的社會結(jié)構(gòu)中詩歌意識的暗中固化，在各種類型的詩歌圈子、群落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當然，在當下的社會生活中，詩人的群體還是保持了較強的流動性，從一地的“詩歌節(jié)”到另一地的“頒獎會”，從一處的山水到另一處的庭院，相對于以往，詩人們在大江南北、全球各地旅行、采風的經(jīng)驗增加了不少，但這種流動似乎更多發(fā)生在同一“水平線”上，發(fā)生在相熟相近的先鋒、時尚文化“場域”之間，超出特定群體之外的認識與感受契機，仍可能被錯過。

概言之，在當代人文思潮及社會結(jié)構(gòu)的雙重視野中，考察先鋒詩的歷史展開，會將一個問題推至前臺：在區(qū)隔的社會文化結(jié)構(gòu)中，當代詩的位置如何，應該有怎樣的文化抱負，能否超越30年來“改革”“現(xiàn)代化”及“后現(xiàn)代”的邏輯，重構(gòu)個人與歷史之間的結(jié)構(gòu)性關(guān)系、重構(gòu)詩歌作為一種“特殊知識”的可能。這一系列追問，不僅關(guān)乎詩歌本身功能的思考，甚至也會涉及對當代中國社會狀況及發(fā)展路徑的感受、判斷。在這方面，先鋒詩壇內(nèi)部其實存在重大的分歧，即便在“多元共生”的格局中，這些分歧不一定以公開論爭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

談及“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前景，陳超筆下那種特別的隱憂感、沉重感，多少也可在上述分歧的背景中理解。一方面，對于新世紀傳媒話語的膨脹，以及諸種以“后現(xiàn)代”為名的網(wǎng)絡風尚、口水化實驗，他一直保持警惕，希望90年代“剛剛培養(yǎng)起來的深入生存/生命能力”不致過早被消解、毀棄，“跌落為一種對個人世俗榮耀的虛榮本能提供服務的趣味，和對‘能指’本身的盲目奉祀”。另一方面，“個人化歷史想象力”也遭遇到另一重擠壓，即陳超約略提及的，以“自由幻想”為名，對詩歌想象力的極度推崇，認為詩歌寫作恰恰應從“歷史”的沉疴中解鎖出來，以“話語的神奇組合”，“遨游于自由想象的文本世界”。[97]將這后一種傾向說成是“自由幻想”，可能有點簡單了。強調(diào)想象力在歷史中獨享的“治外法權(quán)”，這不僅是一種文學自主性的固有表達，在新世紀的詩歌“場域”中，這一態(tài)度與“浪漫主義傳統(tǒng)”的意外復興相關(guān)，包含了對當代詩之獨特文化使命的理解：詩人的想象力不是批判或認識的工具，而應指向?qū)Υ嬖诘慕沂竞蜕庾R的彰顯。[98]表面看，這無非純文學話語的老調(diào)重彈，但當各種有形或無形的社會控制、權(quán)力話語、資本壓迫渾然構(gòu)成的現(xiàn)實，在今天依舊被看作一種總體的、壓迫性的“龐然大物”，當各類“體制”內(nèi)外“比較有頭腦”的文藝青年苦讀詩學經(jīng)典的同時，仍無法在個人與現(xiàn)實之間形成結(jié)構(gòu)性的思考和感受，從歷史中逃逸而出的想象力神話，想必在相當程度上，仍會具有覆蓋性的影響。

針對“自由幻想”的詩意政治，陳超在文中點破了其與消費文化可能的親緣關(guān)系，特意重申：“當前漢語先鋒詩歌面臨的考驗，主要不是在生存的雙重暴力（權(quán)力話語和拜金浪潮）壓迫下，如何逃逸，另鑄唯美烏托邦的問題；而是更自覺地深入它、將近在眼前的異己包容進詩歌，最終完成對它的命名、剝露、批判、拆解的問題”。[99]在熱鬧喧擾、快感四溢的當下現(xiàn)場，這種苦口婆心的勸說，或許應者寥寥，卻也令人感佩。然而，“個人化歷史想象力”面對的最大挑戰(zhàn)，可能還是自身的限度。上文已提及，“個人化”“歷史”“想象力”這三個概念，更多是在常識的層面提出的，“個人化”相對集體性、整體性而言，“歷史”或被簡化為一種“現(xiàn)實感”，而“想象力”與感受力、認識力、語言組織能力的關(guān)系，也尚待澄清。這種常識性的理解，勢必在籠統(tǒng)涵蓋的同時，無法燭照更為復雜的內(nèi)在差異和難題。比如，談及“個人化想象力”如何處理“歷史”，這就不簡單是“深入靈魂、深入生存”的文學姿態(tài)問題，也不僅是一個技巧問題，經(jīng)由“具體-抽象-新的具體”之類的修辭策略，就可在寫作的內(nèi)部獲得解決。特別是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社會生活的變動如此劇烈，要進入這一“巨獸”體內(nèi)，把握多方面綻開的矛盾，對于認識、感受的能力與知識儲備的要求，以及對語言詩體方面創(chuàng)造性的要求，與90年代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熱忱的思考和吁求如停留于一系列“張力平衡”關(guān)系的維護——在挽歌與諷刺之間、在歷史的個人化與語言的歡樂之間，在“見證的有效性和審美的必要性”之間，類似的“張力平衡”恰恰有可能制約了想象力的進一步深入。

兩年多前，談及“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培植，我曾拉雜寫出幾條意見，諸如“自覺恢復包括詩歌在內(nèi)的文學寫作與思想、歷史寫作的內(nèi)在有機性”，“更廣泛的讀書、窮理、交談、寫作、閱歷社會人事”等。這些說法聊勝于無，并無多少實際的意義。在修煉個人的“內(nèi)功”之外，要重建“個人化歷史想象力”，或許首先應意識到其背后的精神史構(gòu)造，意識到去結(jié)構(gòu)、脫脈絡的個人化“裝置”，形成于怎樣的歷史感覺和人文思潮中，由此才有可能“脫殼”而出，粉碎想象力上厚厚的硬痂，深入到當下社會“各方面綻開的矛盾”中。在這個意義上，“個人”不一定是想象力的前提，如何具有一種歷史的、乃至社會學的想象力，反倒是重塑“個人”的一種方式。[100]事實上，一些可能的契機也在展現(xiàn)。比如，近年來一部分頗具雄心的詩人，開始以長詩、組詩等“大體量”方式，在傳統(tǒng)或當代的問題視域中，比較正面地處理個人與歷史的糾葛。這樣的嘗試也引發(fā)了一系列的爭議，像如何在專業(yè)性的視野中看待詩人提供的歷史理解？詩歌的修辭結(jié)構(gòu)與時代經(jīng)驗有怎樣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詩歌容納歷史經(jīng)驗的文體限度在哪里？詩人書寫的“中國經(jīng)驗”“中國形象”到底該由誰來閱讀、評價？對這一系列問題的追問，相信會敞開“歷史想象力”更多的層面。另外，出于對“個人化”內(nèi)在的局限的洞察，個別自覺的詩人早已繞過“詩學與歷史”的對峙，意圖改善被“寵壞了”（敗壞了）的個人與世界之間的關(guān)系，不再將后者看作抽象的“龐然大物”，而是考慮應在怎樣的問題脈絡上、怎樣的現(xiàn)實處境中，引入一種善意的價值觀維度，重構(gòu)具有內(nèi)在結(jié)構(gòu)感和針對性的“個人”。因為用心的別致和思路的曲折，且偏離各類現(xiàn)代文藝“常識”，類似思考尚不能引起廣泛的回響。

無論怎樣，在辯難的過程中，批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與小說等文類的批評相比，當代先鋒詩的寫作與批評之間，存在水乳交融的關(guān)系，詩人與批評家是“混”在一起成長的，詩人往往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批評者。這樣的“親密無間”，使得批評高度內(nèi)化于寫作，但也會造成距離感的缺失，批評家同樣受限于特定的歷史感覺、受限于去結(jié)構(gòu)的個人化“裝置”，某種詩歌圈子內(nèi)部的“意識形態(tài)”也會被不斷強化。[101]在這個意義上，陳超倡導“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與他對“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闡述，其實有一種戰(zhàn)略性的配合關(guān)系，都旨在突破“狹小的文學社區(qū)”，為先鋒詩的展開提供更開闊的人文社會視野?，F(xiàn)在看來，對“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的強調(diào)，不只是要在傳統(tǒng)的形式細讀之中，引入社會、歷史的維度，為批評帶來某種廣袤性與豐厚性，更為重要的是，如何掙脫寬泛的人文情懷、批判立場，落回具體的歷史情境和問題脈絡，為當代詩強力構(gòu)造一種內(nèi)在的反思視野、一種與當代思想深層對話的圖景。換句話說，除了為“朝向語言風景的危險旅行”保駕護航，批評也應有稍遠大一些的抱負，也能有所糾正、主張、規(guī)劃，這或許正是批評自身的“工作倫理”所在。

在長文《先鋒詩歌20年：想象力維度的轉(zhuǎn)換》的最后，陳超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作結(jié)，給人印象深刻。這個看似高調(diào)的結(jié)尾，一方面重申了知識分子擔當?shù)懒x的精神傳統(tǒng)，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某種“世事艱難”的感知。而實際狀況，也確乎如此，在一個依舊“思考而又找不到參照系”的復雜世界里，“個人化歷史想象力”如能成為當代詩的一個理論支點，那它必將是一個負重的支點，要在不可預知的前景中，勉力撐起寫作、閱讀和批評的幅面。如何在“弘毅”的同時，又具有一種廣泛洞察的智慧，我猜想，陳超已將這個問題及其全部的分量，非常鄭重地留給了我們。

對“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校對與重置

張偉棟

今天試圖回答何為詩歌批評的任務，不僅是困難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對這個問題回答到何種程度，卻是檢驗詩歌批評家工作的試金石。這種困難在于，今天的詩歌批評名正言順地被視為一種詩歌闡釋、整理、編纂的活動，而不是以“歷史”之名而展開的一種寫作。一般來說，遴選經(jīng)典的詩歌作品，以及據(jù)此構(gòu)建一種詩歌的秩序和歷史，被看作詩歌批評的基本任務，但實際上，大多時候我們對這一任務的理解都過于表面，或者僅僅把這看作批評家應有的權(quán)力，而關(guān)于詩歌的秩序和歷史的問題，所指向的是對“世界”的歷史秩序的構(gòu)建，借用蒲伯的一句詩，我們今天的詩和過去所有的詩，“一切都只不過是一個碩大無比的整體的一部分”，是一個巨大的文本的一部分，遴選作品和構(gòu)建秩序，最終依靠的是對這一“整體”和“文本”的破解或發(fā)現(xiàn)，而不是僅僅依靠批評家想當然的審美趣味和所謂的才華。詩歌批評是一項尤其艱苦的工作，它所需要的原創(chuàng)性并不少于一個詩人，同時還需要至少十個詩人的耐心、刻苦以及博學。

在這個意義上，陳超是值得我們尊敬的批評家，他的批評工作因此成為我們察看當代詩歌而必不可少的一個視野，他的詩學觀念和批評的方法，也為后來的批評家做出示范和表率。對于何為詩歌批評的任務的回答，我們從陳超反復強調(diào)和堅持的觀點中可以找到答案：“批評要對新的詩歌‘話語’做出較為深入的理解，無疑需要充分分析圍繞著話語生成的具體歷史和文化語境。這個語境既包括客觀的歷史文化條件，又包括話語建構(gòu)者和闡釋者的目的、知識系統(tǒng)、人文信念、文化儲備、價值預設(shè)，以及對于具體的歷史狀況、語言狀況的個人化感知。”[102]進而，陳超以“個人化想象力”概念對此進行總結(jié)和概括：“我試圖以‘個人化想象力’作為這個支點，為當代詩歌的寫作和讀者的知覺，提供某種理論力量?！?span >[103]從陳超的整個寫作來看，這一概念的提出以及由此進行的批評實踐無疑是成功的，但實際上所有的寫作都是未完成的，都是一個“整體”的部分，我們必須要承認這一點，它仍需要持續(xù)不斷地增補、還原以及刪改，以保持其活力與創(chuàng)造性，因而這一概念和答案仍是需要辯駁甚至是質(zhì)疑，才能激發(fā)其固有的潛力和那些未來得及成文的蹤跡。

一

“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無疑是陳超最為重要的詩學觀念，這一觀念的生成與演化的過程，也是理解當代詩的一條重要的線索[104]，事實上，陳超也正是以這一概念梳理并建構(gòu)了先鋒詩三十多年的歷史和發(fā)展邏輯。在《先鋒詩歌20年：想象力維度的轉(zhuǎn)換》一文中，“朦朧詩”“第三代詩歌”和“九十年代詩歌”以“正反合”的邏輯被連貫成前后相繼的一個整體，其中，“九十年代詩歌”作為合題的辯證第三項，將先鋒詩寫作提高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我認為，在那個階段，先鋒詩人對漢語的重要貢獻，主要是改變了想象力的向度和質(zhì)地，將充斥詩壇的非歷史化的‘美文想象力’和單位平面化展開的‘日常生活詩’，發(fā)展為‘個人化歷史想象力’。”[105]《回答》《厄運》《0檔案》，以及尹麗川的《周末的天倫》、雷平陽的《殺狗的過程》等作品，得到細致的解讀，被看做是“個人化歷史想象力”得以展開的最佳例證。另外，在《先鋒詩的困境與可能前景》《近年詩歌批評的處境與可能前景》這兩篇文章中，“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兩個重要的視角，如詩歌與現(xiàn)實、歷史的關(guān)系，以及詩歌批評的任務，被給予了細致論證。這三篇文章，可以看作陳超的“個人化歷史想象力”觀念的綱領(lǐng)性文獻。

關(guān)于“個人化歷史想象力”最基本的含義，我們采用《先鋒詩歌20年：想象力維度的轉(zhuǎn)換》中的表述：“它是指詩人從個體主體性出發(fā)，以獨立的精神姿態(tài)和個人的話語方式，去處理我們的生存、歷史和個體生命中的問題?！?span >[106]我最早對這一問題和概念的了解，是在姜濤所寫的文章中，也就是那篇名為《“歷史想象力”如何可能：幾部長詩的閱讀札記》的長文，姜濤在這篇文章中實際上校對了陳超的觀念，并試圖重置“個人化歷史想象力”觀念的內(nèi)核，也就是所謂的詩人的“個體主體性”。在姜濤看來，一個詩人或者批評家所擁有的自由并不比他自認為的多，大多的時候我們僅僅是充當了歷史的工具，配合著歷史的進程而茫然不覺，先鋒詩歌蕪雜的“歷史想象力”不過是配合了當下的歷史邏輯，當下的歷史邏輯概括有三：“其一，出于對既往政治統(tǒng)制及專斷的本質(zhì)主義的反動，詩歌必然注定是一項個人化的自主創(chuàng)造，必然享有‘治外法權(quán)’。其二，‘語言轉(zhuǎn)向’之后的后現(xiàn)代理論，一波又一波襲來，又為文學自由主義提供了語言本體論包裝，既然一切都是符號關(guān)系的產(chǎn)物，詩歌必然也是語言對自身的禮贊，先鋒詩人即便強調(diào)歷史介入，但也會首先聲明，這只是一種‘風格’的介入。其三，‘后發(fā)達地區(qū)’作者基本的現(xiàn)實感，這并不一定來自‘經(jīng)世濟民’、‘感時憂國’一類傳統(tǒng)的教訓，而幾乎出于中國人固有的倫理性格和社會峻急變動中的本能直感，大多數(shù)嚴肅詩歌作者，其實不太能完全專注于自娛自樂的快感?！?span >[107]因而，所謂的“歷史想象力”也只不過是按照某種歷史邏輯重新編排歷史或者制作某種“反歷史”的虛構(gòu)歷史的想象力，而不是能夠真正拓展當下歷史邏輯的“歷史想象力”，詩歌寫作也終究是在體制化的小圈子里自我循環(huán)的產(chǎn)物。當代詩歌如果想要試圖擺脫這種惡性循環(huán)，能夠進入到歷史邏輯的創(chuàng)生脈絡，超越我們這時代的普通心智，能夠進入“偉大的知識”的序列，而不是單單區(qū)別于其他的一種“特殊知識”，則需要把詩人的“個體主體性”做強做大，甚或重新發(fā)明一個新的主體來。

姜濤對“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重置，并將其落實到一個真正具有時代意識和歷史意識的主體身上，實際上與陳超對“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定義是一致的，兩人的不同在于何種詩歌類型可以視為這種歷史想象力的產(chǎn)物，以及如何評價先鋒詩的歷史成就，而這正是“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關(guān)鍵。無論是在陳超的表述中還是姜濤的論證里面，“個人化歷史想象力”背后的問題意識乃是對于當下混亂的現(xiàn)實和歷史邏輯的焦灼與對于某種真理的渴望，這種真理是帶有拯救色彩的知識，不僅是對于個人的，而是整個社會的，它將重新校對我們的思想、信仰、經(jīng)驗與觀念，并在我們身上塑造出一個“新人”來。毋庸置疑，詩歌在某個歷史時期或者說在我們?nèi)松哪硞€階段，的確曾經(jīng)幫助我們打開一條紅海之路，現(xiàn)實在一個遙遠的未來中獲得了無限生機，被打上應許之地的印記，而現(xiàn)在這應許之地，不過是虛幻的海市蜃樓。詩人曾經(jīng)是“一個種族的觸角”、歷史的先知，而今天在詩歌里卻只是表現(xiàn)出了一個普通心智的水準，面對現(xiàn)實只有不合時宜的狂躁、憤怒、自傷自憐或是冷嘲熱諷、自娛自樂。關(guān)于這一問題“美麗心靈”的流行版本表述是，詩人不關(guān)注現(xiàn)實、沒有道德是非感，或是詩人過于耽于審美，不政治、不倫理，語言沒有生命感，好像是詩人只是走錯了路，調(diào)轉(zhuǎn)一下方向，浪子回頭便萬事大吉?！皞€人化歷史想象力”的訴求與此不同，雖然它同樣強調(diào)當代詩的衰弱與萎靡，但它試圖在衰敗處尋找新世界的入口，這種表述基本上可以簡化成這樣一種認識：詩歌應成為一種“普遍”的知識，而不是區(qū)別于小說、戲劇等的特殊性知識，這樣一種普遍的知識因為深刻地理解了自己的時代，我們從而能夠仰仗它而解開時代加在我們身上的鏈鎖，因而這樣的詩歌也必然是塑造當代人精神生活的核心力量之一。問題是，這樣的詩歌如何可能，而不是停留在一種愿景當中。

在陳超那里，對這一問題的表述和規(guī)劃，是通過其所設(shè)定和規(guī)劃的三個任務和坐標來完成的，第一，對朦朧詩以來的先鋒詩寫作進行總體性的判斷和評價；第二，謀劃一種能夠突破先鋒詩困境的有巨大綜合能力的詩，這樣一種詩歌也必然是當代人的精神與價值的源泉；第三，在“個人化歷史想象力”要求下，為詩歌批評規(guī)劃方法與任務，即“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

過去，我們的詩歌過度強調(diào)社會性、歷時性，最后壓垮了個人空間，這肯定不好。但后來又出現(xiàn)了一味自戀于“私人化”敘述的大趨勢，這同樣減縮了詩歌的能量，使詩歌沒有了視野，沒有文化創(chuàng)造力，甚至還影響到它的語言想象力、摩擦力、推進力的強度。而所謂的“個人化歷史想象力”，就是要消解這個二元對立，綜合處理個人和時代生存的關(guān)系。[108]

勇敢地刺入當代生存經(jīng)驗之圈的詩，是具有巨大綜合能力的詩，它不僅可以是純粹自足的，甚至可以把時代的核心命題最大限度地詩化。它不僅指向文學的狹小社區(qū)，更進入廣大的知識分子群，成為影響當代人精神的力量。[109]

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要求批評家保持對具體歷史語境和詩歌語言/文體的雙重關(guān)注，使詩論寫作兼容具體歷史語境的真實性和詩學問題的專業(yè)性，從而對歷史生存、文化、生命、文體、語言（包括宏觀和微觀的修辭技藝），進行扭結(jié)一體的處理……這樣，在自覺而有力的歷史文化批評和修辭學批評的融匯中，或許就有可能增強批評話語介入當下創(chuàng)作的活力和有效性，并能對即將來臨的歷史-審美修辭話語的可能性，給予“話語想象”“話語召喚”的積極參與。[110]

與姜濤的方向不同，我們將試圖對這三個坐標進行考察與探究，以期待能夠重新校對“個人化歷史想象力”這一概念，并完成對其的重置。

二

過去的三十多年，我們的詩歌批評沿著“朦朧詩論爭”所埋伏下的路線狂飆突進，碩果累累，構(gòu)建了當代詩歌的基本圖景。當批評家們在這條路線上忙于為當代詩正名、辯護、阻擊對手，為詩人樹立雕像，尋找經(jīng)典位置的坐標時，他一定陶醉于自己作為詩歌裁判員的角色，也會因此相信自己的專業(yè)判斷作為詩歌寫作的必要增補，維護著詩歌體制的功能運轉(zhuǎn)。但今天看來，其實我們在批評方面所做的工作甚少，正如尼采在《不合時宜的沉思》中所挑明的：我們都在被歷史的高燒所毀滅，而我們至少應該認識到這點?！半鼥V詩論爭”就是這“歷史高燒”的產(chǎn)物，或者說，整個80年代都在“歷史高燒”所引起的幻覺和狂熱之中，歐陽江河說：“八十年代像是發(fā)了一場天花”，倒也恰如其分。在這場論爭中，“朦朧詩”的勝出以及其所確立的原則，為后來的詩人和批評家所接收，并在“先鋒詩”這一名目下固定下來，所謂的詩歌體制，也是在“先鋒詩”的名目下建立起來的。

實際上，“先鋒詩”和所謂的“純文學”概念一樣，都帶有著80年代特有的啟蒙色彩，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的一部分，盡管這兩個概念是在90年代才獲得相對普遍的認同，但其所承載的價值觀念、道德法則和歷史形態(tài)都帶有打著新時期烙印的特定含義，因而，有的批評家說：“先鋒派的形式革命奪取了當代文學的最后勝利”[111]，其所指的是“先鋒文學”使當代文學擺脫了“十七年”的規(guī)范，并與“世界文學”接軌，代表了當代文學的最高成就，但是，正如我們今天看到的，“先鋒文學”或“先鋒詩”所承載和允諾的價值觀念、道德法則和歷史形態(tài)，根本無法支撐起我們所面對的復雜現(xiàn)實，其所依據(jù)的現(xiàn)代主義邏輯，注定了“先鋒詩”與現(xiàn)實是處于“對立”或偏離的位置，米沃什認為，現(xiàn)代主義詩歌自其誕生之日起，就一直扮演著“旁觀者”的角色，并造成詩人與人類大家庭的分裂，其原因就在于這種現(xiàn)代主義邏輯。另外，其所宣揚的“生命詩學”“審美想象力”“詩歌本體”“個人的真實”“詩歌的自主性”等等的主張，如果脫離對“文藝從屬于政治”的拒絕與反抗，其實并無真實的意義，正如80年代的啟蒙觀念，比如人道、人性、現(xiàn)代化、現(xiàn)代性以及與世界接軌等等，如果離開“文革”的語境作對照，其合理性就會大大減弱，甚至會多出些荒謬的色彩。我們始終是在“歷史對位法”中確認我們的現(xiàn)實感，這毫無問題，但重點是在于我們是在何種價值觀念或是認知體系中，確認并定位我們對過去、當下以及未來的認知，這種確認和定位會決定我們是什么人，會創(chuàng)造出怎樣的歷史，這種表述的另一層含義是，人不過是某種價值觀、認知體系和信念的器具，我們聲稱把握住的歷史，也只不過是一“特定”的歷史。在這種視角下，一位批評家后來的反思則頗有意味：“八十年代中期，當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熱氣騰騰，人們普遍相信自己把準了文學和社會發(fā)展的正確方向的時候，恐怕誰也不會想到，十五年后，我們會遭遇這么一個錯綜復雜的現(xiàn)實吧：蘇聯(lián)解體，東歐和蒙古的共產(chǎn)黨政權(quán)相繼倒塌，龐大的‘社會主義陣營’迅速瓦解，中國卻從九十年代初開始新一輪‘市場經(jīng)濟改革’，經(jīng)濟持續(xù)增長；‘冷戰(zhàn)’由此結(jié)束，資本主義經(jīng)濟乘時膨脹，‘美國模式’似乎成了‘現(xiàn)代化’的唯一典范，中國也開始加入WTO，日益深入地浸入全球經(jīng)濟之湖?！?span >[112]當然，這是一個需要專門討論的課題。

將“先鋒詩”看成一個連貫的整體，將“朦朧詩”“第三代詩歌”“九十年代詩歌”認定是“先鋒詩”不同階段的表征，那么，就有必要在當下的“歷史對位法”中去重新認識這一整體的含義。與80年代的普遍共識，90年代的左右之爭的對立不同，我們今天處于多極多元分裂、對立的局面，左派的、自由主義的、儒家的、法家的或是歷史虛無主義的等等意識形態(tài)處于競爭和對立的局面，各種意識形態(tài)都試圖去改變當代的意識結(jié)構(gòu)，重構(gòu)政治共同體的法則，對“歷史”本身展開競爭，這也意味著我們被形形色色的歷史投機分子所包圍，并受其左右，我們?nèi)菀讓⒆陨淼默F(xiàn)實“意識形態(tài)化”，而無法真正地看清我們的現(xiàn)實，因此，分裂、對立以及盲目地自信是我們今天的屬性和普遍共識，這是一個歷史的僵局，在資本和技術(shù)為王的時代，對任何“將來之神”的構(gòu)想，都會被斥責為虛幻的，而對歷史的規(guī)劃，也只會淪為意識形態(tài)的窠臼，就像電影《星際穿越》所笨拙地演示的那樣，除非有一個“奇跡”，否則我們無力改變?nèi)魏维F(xiàn)實。我們看到，80年代普遍共識的破裂，本身就意味著我們將陷入意識形態(tài)之爭，只不過直到今天才看得清清楚楚，“歷史高燒”所引起的幻覺和異象將我們的歷史分割成不同的相互對立的部分，而不是作為一個完整的整體存在，諸如，“文革”和“八十年代”的對立，除非我們能將歷史的裂縫修復，否則今天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不會停止，或者說，我們距離過去越近，也就越接近未來。

在我們試圖邁向現(xiàn)代化的時候，“先鋒詩”曾經(jīng)充當了激進的意識形態(tài)的角色，而當其“現(xiàn)代性”的內(nèi)核被耗盡之后，其所謂的“歷史想象力”也只能是“偽造歷史”的想象力。其所謂的“文學自主性”，不過是要求文學與道德、政治、功利的無關(guān)，而單獨屬于“審美”的領(lǐng)域。80年代，通過李澤厚所簡化的康德，這一被誤以為真的“信念”在很長一段時期壟斷了我們的審美想象力，康德以無功利性和無目的的合目的性所定義的“審美”，實際上為后來的現(xiàn)代主義打下基礎(chǔ)，也挖掘了墳墓。簡單地說，將“先鋒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來看，則意在表明其詩歌意識、語言的圖式，以及主體意志所朝向的“現(xiàn)實”關(guān)聯(lián)，總體上是被現(xiàn)代性話語的邏輯所把持，它自身所帶有的“歷史分裂癥”，也不是“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所能醫(yī)治的，李澤厚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與余英時的《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這兩篇文章堪稱八九十年代的綱領(lǐng)性文獻，可以為這一“歷史分裂癥”做注腳。而真正的問題在于如何能夠構(gòu)造修復歷史裂痕的“歷史對位法”[113]，在當下的歷史僵局中，“先鋒詩”如不能重構(gòu)自己的“歷史對位法”，則必然在啟蒙的邏輯中繼續(xù)滑行，或是被當下的意識形態(tài)所收編。而這一切的前提首先是從現(xiàn)代主義邏輯以及我們的詩歌體制的秩序中擺脫出來。

三

對此我們應該明確的是，當代詩的詩歌秩序和體制，是由四代批評家的共同努力而構(gòu)建的，如此的詩學體制和批評格局也確立了四代詩歌批評家的基本立場和格局。第一代以謝冕、吳思敬、徐敬亞等人為代表，其工作的重心在于為朦朧詩的寫作爭取合法性和經(jīng)典化的空間；第二代的陳超、程光煒、耿占春等人則在“第三代詩歌”和“九十年代詩歌”的經(jīng)典化方向上做出了重要的工作；第三代的臧棣、歐陽江河、鐘鳴、敬文東等則立足于以“九十年代詩歌”為中心的當代詩；第四代以出生于1970年代后的學院批評家為代表，這代批評家一般多立足于整個新詩史發(fā)展的歷史脈絡，來梳理當代詩的線索，在這方面姜濤和張?zhí)抑薜热说墓ぷ骺梢燥@示出這一代批評家的抱負。從四代批評家所使用的批評資源來看，其中以文學社會學的、文學的歷史化研究，新批評、海德格爾詩學、結(jié)構(gòu)主義、大眾文化研究等批評方法的使用也就最能說明當前詩歌批評的整體面目。一種詩歌體制必然有其邊界和中心，自然也有等級的排列，詩歌批評和詩歌理論往往負責起了邊界和中心的劃定問題，在新詩的歷史上，《摩羅詩力說》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兩篇詩學文章，具有如此的歷史效應，而在當代詩的范疇當中，并沒有產(chǎn)生如此格局的詩歌批評。但無論如何，過去三十多年的詩歌批評最終在相對穩(wěn)定的批評類型中謀劃和確認了自身，這相對穩(wěn)定的批評類型，按照薩義德的劃分：“摘其要者有四種類型。一是實用批評，可見于圖書評論和文學報章雜志。二是學院式文學史，這是繼19世紀經(jīng)典研究、語文文學學和文化史這些專門研究之后產(chǎn)生的。三是文學鑒賞和闡釋，雖然主要是學院式的，但與前兩者不同的是，它并不局限于專業(yè)人士和常在報刊上發(fā)表文章的作者。……四是文學理論?！?span >[114]今天的詩歌批評家們大多依照這四種類型來確認和安排自己的工作，這四種批評類型各自都擁有復雜的知識譜系和明晰的方法論，這也意味著詩歌批評有著自己專屬的話語模式，如此的好處是，可以維護詩歌體制的功能性運轉(zhuǎn)，壞處是，由于無法逃離自己強加給自己的方法論和觀念，往往會使得這個詩歌體制僵化，以往被單獨提出而委以重任的“詩人批評”實際上也在依賴這四種批評類型的話語模式，而隱沒其本來的面目。

沒有詩人會承認或者相信自己是為某種詩歌體制寫作的，正如沒有批評家認為自己使用的理論其實是一種障礙，而事實上，大部分詩人是在為“體制”寫作的，任何一本詩歌史都可以為我們做出證明，一種詩歌體制會決定感知、語言、話語、風格、審美和主題的分配和生產(chǎn)，會決定哪些是詩歌的關(guān)鍵詞，那些是次等的，這構(gòu)成了詩歌在這一時期的“最高心智”，而大部分詩人是很難超越這一“最高心智”的，布迪厄關(guān)于文學場域和文學制度的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這一切。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與“先鋒詩”的狀況一樣，詩歌批評也避免不了“歷史分裂癥”的折磨，兩者同為一個硬幣的兩面，并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互相印證，互為例子，這種癥狀，在四代批評家的批評觀念中都可以驗證。而相對于詩歌寫作而言，詩歌批評則更依賴于已經(jīng)成型的觀念和價值，克羅齊認為批評屬于美學，是一種審美應用，在這個意義上是成立的，這也意味著詩歌批評更受制于時代的氛圍和精神狀況。因此，對“歷史分裂癥”的認識愈深，也就愈需要將“先鋒詩”降格為一種特殊的詩歌，而不是像我們的詩歌批評和詩歌體制所理解的那樣，將“先鋒詩”看作現(xiàn)代漢語詩歌發(fā)展的最高階段，這種降格意味著，將其看作與1917—1949的新詩和1949—1976的社會主義詩歌并不相同的歷史階段。借用一下柯林武德的一句話來表達我的意思：“對于但丁而言，《神曲》便是他的整個世界。對我而言，《神曲》至多是我的半個世界，另半個世界是我心中阻止我成為但丁的所有那些東西。”[115]“先鋒詩”的出現(xiàn)，是新詩的理念與歷史世界對峙的結(jié)果，是新詩試圖實現(xiàn)自己的結(jié)果，但并未完成，它還有更長的路要走，正如本雅明所說：“在每一個起源現(xiàn)象中，都會確立形態(tài)，在這個形態(tài)之下會有一個理念反復與歷史世界發(fā)生對峙，直到理念在其歷史的整體性中完滿實現(xiàn)。”[116]這也意味著，以啟蒙話語和現(xiàn)代主義邏輯所把持的詩歌史和詩歌體制可以休矣。

在這樣的思路下，重新來看“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的批評方法，無疑是“歷史分裂癥”的典型例子，這種分裂在耿占春那里被表述為“一場詩學與社會學的內(nèi)心爭論”，是要馬拉美還是馬克思的選擇，在唐曉渡那里則表現(xiàn)為繼續(xù)強調(diào)“先鋒詩”的對抗與實驗的特征，陳超的提法本身帶有某種匯總的性質(zhì)，既強調(diào)對“詩歌本體”的維護，又著重于“批評話語介入當下”的效用，實際上是對八九十年代兩種批評方法的自信，一是為“詩歌本體”提供方法論的新批評和提供觀念的海德格爾詩學，另一則是90年代以后較為流行的文學社會學、文化研究以及海登·懷特的歷史學理論，在這兩種批評方法的確認下，詩歌被描述為“與社會、歷史、文化、性別、階級等大有關(guān)系，其本體形式也是詩歌之為詩歌的存在理由”[117]。這種小心翼翼的區(qū)分和劃界，本身就帶有“歷史分裂癥”的癥候，其自身的“體制化”特征也是不言而喻的。這種小心翼翼在于，對于“文藝從屬于政治”的恐懼，以及對從階級斗爭話語和全能政治中贖回的“個人”和“自主寫作”的捍衛(wèi)，這是“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的關(guān)鍵，在此基礎(chǔ)上，才要求“個人”沖破自我的狹隘，去關(guān)心政治、現(xiàn)實和歷史的問題，而批評要對這一“關(guān)心”給以分析和推進。實際上，這個被贖回的“個人”是無法承擔起現(xiàn)實和歷史問題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個與總體性失去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個人”很快就會被欲望和激情所收編，把生活看做高于一切，而不知道現(xiàn)實和歷史為何物，個人與現(xiàn)實、歷史的對立和分裂成為我們無法逾越的障礙，而原本一直向前的歷史，突然變成了“超歷史”的結(jié)構(gòu)，任何一個歷史方向都無法獲得明確的進展。我們因而需要一種新的認識論和知識學，幫助我們將當下的歷史放置在遠景的視野中，而使我們重新獲得一種總體性的關(guān)聯(lián)，正如維柯所說，人不能單憑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提升到真理。而無論是在“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還是“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表述中，都是以“個體”為本位的，缺少對總體性的構(gòu)想。

四

回到最初的那個問題，詩歌作為一種普遍的知識，“成為影響當代人精神的力量”如何可能？這是“個人化歷史想象力”所蘊含的最核心的問題，但也必然是引起詩歌爭論和分裂的問題，因為我們已經(jīng)太習慣于“詩歌到語言為止”，或是詩歌是情感、形象的表達等等諸如此類的定義，而太久忽略詩歌與真理的關(guān)系，正如我們對“真理”一詞已經(jīng)漠不關(guān)心或者抱有敵意。在這一時刻，亞里士多德關(guān)于詩歌的看法對我們是有益的，詩歌是虛構(gòu)和制作，但詩人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來講述真理，比如我們可以在《奧德賽》或《工作與時日》當中，學習到關(guān)于世界的最高知識，與我們在哲學當中學到的一樣可靠有用，這是詩歌的古典邏輯所允諾的真理，事實上，這樣的真理是關(guān)于總體或統(tǒng)一整體的知識，它反對孤立、分割與對立。黑格爾的真理觀念，就是這一古典真理觀的最完整表達，真理是總體，按照黑格爾的說法是：“孤立和對立不是事物聯(lián)系的最后狀態(tài)。世界并非只是一個相互聯(lián)系的異類概念的復合體。以對立為基礎(chǔ)的統(tǒng)一體必然被理性所把握和實現(xiàn)，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對立實現(xiàn)和諧，并在一個真正的統(tǒng)一體中揚棄對立。理性使命的實現(xiàn)，同時就意味著重建人的社會關(guān)系中所喪失的統(tǒng)一體。”[118]這是總在制造區(qū)別、斷裂、對立與沖突的現(xiàn)代主義詩歌所不能理解和做到的，雖然我們的現(xiàn)實已經(jīng)宣告，現(xiàn)代主義邏輯的終結(jié)，但詩歌仍在它的軌道上慣性滑行，這一慣性則隱含著這樣一條共識：因為它是美的，所以一定是真的，將詩歌從“美學”的范疇里解放出來，只有在新的歷史對位法中才有可能。

因此，詩歌作為一種普遍的知識如何可能，就不是“先鋒詩”能夠承擔和所能回答的問題，除非“先鋒詩”能夠認識到自己身上的“歷史分裂癥”，自己陷入意識形態(tài)之爭的根源。因而，這個問題的正確提問方式應是，新詩作為一種普遍的知識如何可能？這意味著將百年的新詩看作一個整體，并克服新詩與古典詩的分裂，這是新詩的起源問題中最重要的問題。我們知道，從新詩誕生之日起，其與民族共同體的命運就休戚相關(guān)，不僅僅是因為歷史的態(tài)勢所造就，更重要的是詩人一直試圖回應民族共同體的命運問題，就如同歌德所說：“一個知道自己使命的詩人因而需要不懈地為其更進一步的發(fā)展工作，以便使他對民族的影響既高貴又有益。”[119]這種“站在人類大家庭”一邊的立場和法則，與現(xiàn)代主義詩歌所扮演的“波西米亞人”的角色，有著很大的差別，我們將其稱之為新詩的“古典維度”。當年朱光潛的討論，關(guān)于白話文、文言文與歐化的融合問題，并指出新詩要學習的三條道路，第一，西方詩的路；第二，古典舊詩的路；第三，流行的民間文學的路，以此來形成一種偉大的“民族詩”，其實都著眼于關(guān)于新詩的“古典維度”的設(shè)計。在今天，詩歌、文學、藝術(shù)的確已經(jīng)成為了“無用”的擺設(shè)，毋庸置疑，詩歌或藝術(shù)所具有的社會相關(guān)性，早已被其他形式接手，做文化不如做文化產(chǎn)業(yè)，詩歌不如廣告強大也已經(jīng)不是什么需要討論的問題，我們時代唯一被證明的真理是，金錢是萬能的，但我們不是非得要遵從，新詩有自己的立法原則，正如諾瓦利斯在小說中寫道：詩必須首先當做嚴格的藝術(shù)來追求。

總而言之，“個人化歷史想象力”其實和艾略特所強調(diào)的“歷史意識”一樣，是一種成熟的歷史智識，但也都帶有相對主義的色彩，正如姜濤所察覺的那樣，其效用取決于主體的能力，在我們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氛圍下，“歷史想象力”也就淪為虛構(gòu)歷史的能力，與我們時代的“戲說歷史”有著同樣的癥候。因此，重要的是我們在“個人化歷史想象力”名目下，設(shè)定什么樣的目標或前提，如果只是在“現(xiàn)代風格”的要求下，來豐富詩歌題材的多樣性，那歷史無非是道具而已，正如我們反復強調(diào)的，“個人化歷史想象力”須克服自己身上的“歷史分裂癥”，并超越意識形態(tài)之爭，才可能進入真正的歷史邏輯，而前提是在“歷史對位法”的坐標下，重構(gòu)我們的歷史整體。

陳超學術(shù)年譜

吳　昊　張凱成　編

■2013年

10月　27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祖籍河北省獲鹿縣（今石家莊市鹿泉區(qū)）。

■2013年

入太原鐵路一中。系文藝宣傳隊隊員。

■2013年

3月　赴河北省獲鹿縣李村農(nóng)場務農(nóng)。系公社文藝宣傳隊隊員。

■2013年

6月　畢業(yè)于太原鐵路一中。

11月　進入石家莊拖拉機廠工作。

■2013年

開始詩歌創(chuàng)作。與三位工友組成讀書寫詩小圈子，完成自制詩集《柳葉刀集》。陳超：“詩集的名字是偷來的，我當時有個師傅……他當時寫的詩集就叫《柳葉刀集》，我模仿了一下。里面既有律詩、五言詩、絕句、詞，也有普希金、海涅式的浪漫主義詩歌?！保ā痘赝?0年代：詩歌精神的來路和去向——陳超訪談錄》）

■2013年

3月　離開石家莊拖拉機廠。

7月　考入河北師范大學中文系。在校期間發(fā)起成立省會大學生詩社“新松社”，任社長，編輯刊物《崛起》。完成自制詩集《解凍》。

■2013年

4月　在《大學生文選》首次公開發(fā)表文章《做個人真實情感的歌手》。

■2013年

1月　8日，首次在《河北日報》發(fā)表詩歌《未來》等。

4月　詩學論文《試談魯迅早期的新詩》載《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4期。

本年　在《新地》《紅豆》等刊發(fā)表詩作。

■2013年

畢業(yè)于河北師范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并留校任教。完成自制詩集《給西西》。

在《紅豆》《蓮池》《長城文藝》等刊發(fā)表短詩。

■2013年

2月　詩學論文《論聞一多詩歌藝術(shù)的得失》載《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2期。

10月　詩學論文《新的阻塞——談當前的流行詩》載《飛天》1983年第10期，后被《新華文摘》1983年第11期轉(zhuǎn)載。

■2013年

6月　撰寫詩學論文《朦朧詩中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后收入《生命詩學論稿》）。

■2013年

赴山東大學訪學，主修現(xiàn)代詩學、美國現(xiàn)代文學、中國古代文論。完成結(jié)業(yè)論文《顧城的詩》（收入《中國當代詩歌評析》）、《艾青與聶魯達：詩藝的平行比較》。陳超：“我當時抱負是很大的，覺得西方文論我有強烈的興趣可以自學……但是古文論方面如果沒有一個強迫性的學習，我可能就沒有興趣，所以想把古文論學好的愿望非常強烈。”（《回望80年代：詩歌精神的來路和去向——陳超訪談錄》）

參加華北五省市青年詩人創(chuàng)作會議，結(jié)識西川、非默、雁北、張銳鋒、老河、陸健等詩人。

完成自制詩集《爾雅集》。

■2013年

2月　詩學論文《被遺忘的拾起》載《詩神》1986年第2期。

3月　詩學論文《艾青與聶魯達：詩藝的平行比較》載《河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3期。

4月　29日，創(chuàng)作詩歌《彎腰贖罪》。

撰寫詩學評論《“人”的放逐——對幾種流行詩潮的異議》（后收入《生命詩學論稿》）。

5月　詩學論文《中國詩歌新生代》載《詩神》1986年第5期。

6月　詩學論文《關(guān)于詩歌的“形象密度”》載《詩刊》1986年第6期。

7月　創(chuàng)作詩歌《向一只小鵝謝罪》。

8月　7日，撰寫詩學論文《詩歌審美特征的新變：個人話語》。

30日，撰寫詩學論文《新的狀態(tài)與“寓言”》，提出“第三代”詩歌較之朦朧詩的三大變化：“詩美由和諧變?yōu)榉呛椭C”，“詩美由主觀性變?yōu)椤陀^性’”，“警句式的變?yōu)椴宦豆缃堑摹薄?/p>

參加在蘭州召開的“全國新詩理論研討會”。陳超：“對于先鋒詩界來說，蘭州會議是一個轉(zhuǎn)機。一方面，第三代詩歌正式闖入人們的視野。……另一方面，對于‘清污’是一個帶有民間性的再平反?！薄皩嶋H上86年詩歌大展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敲定的。”（《回望80年代：詩歌精神的來路和去向——陳超訪談錄》）

10月　創(chuàng)作詩歌《夜和花影》。

11月　2日，撰寫詩學論文《現(xiàn)代詩：個體生命朝向生存的瞬間展開》。文中提到：“新時期詩歌大約從1984年起，開始由道義的深刻轉(zhuǎn)向生命的深刻，由自戀的向外擴張轉(zhuǎn)向痛苦的內(nèi)視和反省?！薄罢嬲脑娦哉齺碓从趯€體生命與語言遭逢的深刻理解。”

詩學論文《騷動不寧的調(diào)色板——論第三代詩人（之一）》載《黃河詩報》1986年第11期。

12月　詩學論文《“人”的放逐——對幾種流行詩潮的異議》載《詩刊》1986年第12期。

本年　與劉小放、楊松霖主編《太陽詩報》（膠印，共出四期）。

出席全國青年作家會議。結(jié)識舒婷、顧城、江河、楊煉、林莽、王家新、于堅、宋琳等詩人。

在《詩神》《太陽詩報》《百泉》等刊發(fā)表詩作。

■2013年

2月　詩學論文《悄然而至的挑戰(zhàn)——論第三代詩人（之二）》載《詩神》1987年第2期。

詩學論文《論青年詩人群落》載《河北文學》1987年第2期。

4月　4日，創(chuàng)作詩歌《槐樹》。

5月　4日，創(chuàng)作詩歌《嶂石巖漫興：日與月共在的清晨風景》。

6月　詩學論文《第三代詩人的語言態(tài)度》載《山花》1987年第6期。

7月　創(chuàng)作組詩《話語》。

10月　創(chuàng)作詩歌《渤海灣漢俳》。

詩學論文《詩：個體生命的瞬間展開——對當代詩歌價值確認方式的批判性思考》載《山花》1987年第10期。

11月　創(chuàng)作詩歌《終曲》。

本年　開始文本細讀專著《中國探索詩鑒賞辭典》的寫作。

擔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全國優(yōu)秀新詩獎初評委員。

在《青年詩人》《未名詩人》等刊發(fā)表短詩。

■2013年

2月　4日，撰寫詩學論文《認識現(xiàn)代詩》。

詩學論文《新的聲音——論第三代詩人（之三）》載《詩歌報》。

3月　詩學論文《在空洞中接近神圣》載《詩神》1988年第3期。該文是對楊如雪《愛的尼西亞信經(jīng)》一詩的評論。

4月　創(chuàng)作詩歌《一個新詞》。

5月　參加由中國作協(xié)詩刊社、作協(xié)江蘇分會，江蘇省淮陰市文聯(lián)揚州市文聯(lián)聯(lián)合主辦的全國當代新詩研討會（即“運河筆會”）。與“第三代”詩人發(fā)生共鳴。

8月　詩學論文《語言的自覺》載《詩神》1988年第8期。該文是對醉舟組詩《抽煙的人》的評論。

夏　撰寫詩學論文《第三代詩的發(fā)生和發(fā)展》。

9月　創(chuàng)作詩歌《特木里的甘霖》。

詩學論文《第三代詩的發(fā)生和發(fā)展》載《文藝報》1988年9月3日。

詩學論文《生命的意味和聲音》載《詩刊》1988年第9期。

10月　12日，創(chuàng)作詩歌《生活在錫罐里的詩人》。

12月　撰寫詩學論文《生命：另一種“純粹”》。

本年　在《詩神》《河北文學》發(fā)表組詩《詩歌寫作》《夏夜，我你他》《大鳥》等。

■2013年

2月　撰寫詩學論文《守舊者說》。

詩學論文《談詩論方法的顛倒》載《光明日報》1989年2月10日，倡導文本細讀式批評。

詩學論文《純粹》載《詩歌報》。

3月　撰寫詩學論文《生命體驗與詩的象征》。

4月　29日，撰寫詩學論文《“我說”與“它說”：極端的寫作》。

撰寫詩學論文《論意象與生命心象》。

創(chuàng)作詩歌《停電之夜》。

春　撰寫《反叛·反駁·反證——關(guān)于現(xiàn)代詩的三次夜談》。

6月　詩學論文《精神蕭條時代的詩人》載《星星》1989年第2期。

5月至6月　創(chuàng)作長詩《青銅墓地》。

7月　長詩《青銅墓地》發(fā)表于《詩神》1989年第7期。

8月　文本細讀專著《中國探索詩鑒賞辭典》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共輯入中國現(xiàn)、當代129位詩人的探索性詩作403篇，并運用文本細讀法進行了解讀。陳超：“當時在山東大學訪學，聽了陸凡教授的美國詩歌研究的課，也選了吳開晉教授的現(xiàn)代詩研究的課，特別是看了趙毅衡的《新批評——一種形式主義文論》和他編的《新批評文集》，我就覺得中國缺乏這種東西……在細讀這方面我是最有規(guī)模的，也是最早的。”（《回望80年代：詩歌精神的來路和去向——陳超訪談錄》）

9月　詩歌《關(guān)于詩的兩首詩》發(fā)表于《山花》1989年第9期。

10月　詩學論文《伊蕾的經(jīng)驗之圈》載《文學自由談》1989年第10期。

12月　創(chuàng)作詩歌《再不會……》。

■1987至1989年間

撰寫詩學隨筆《論詩與思》。

■2013年

1月　在《詩神》發(fā)表組詩《渴慕》。

3月　2日，創(chuàng)作詩歌《驟變》。

4月　創(chuàng)作詩歌《我看見轉(zhuǎn)世的桃花五種》。

5月　創(chuàng)作詩歌《沉哀》。

4月至5月　撰寫詩學論文《精神大勢：三對“兩難困境”的整合》。

6月　詩學論文《實驗詩對結(jié)構(gòu)的貢獻》載《文學自由談》1990年第3期。

8月　撰寫詩學論文《“正典”與獨立的“詮釋”——論現(xiàn)代詩人與傳統(tǒng)的能動關(guān)系》。

長詩《詩歌寫作：空無與真實》發(fā)表于《詩神》1990年第8期。

9月《中國探索詩鑒賞辭典》獲“北方十七省市社科優(yōu)秀圖書獎”。

10月　修改長詩《詩歌寫作：空無與真實》，收入詩集《熱愛，是的》時的標題為《寫作》。

11月　3日，撰寫詩學論文《詩歌信仰與“個人烏托邦”》。

12月　3日，創(chuàng)作詩歌《醉酒》。

4日，創(chuàng)作詩歌《北郊景色，或挽歌》。

散文詩《回擊死亡的閱讀》發(fā)表于《山花》1990年第12期。

■2013年

2月　創(chuàng)作詩歌《風車》。

3月　詩學論文《詩歌信仰與個人烏托邦》載《詩歌報月刊》1991年第3期。

6月　詩學論文《我們?yōu)槭裁雌D苦奮斗》載《文學自由談》1991年第3期。

7月　4日，創(chuàng)作詩歌《無端淚涌》。

9月　在《詩神》發(fā)表組詩《曲喻與白描》。

11月　撰寫詩學論文《從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

12月　詩學論文《實驗詩對結(jié)構(gòu)的發(fā)展——兼談如何閱讀實驗詩》載《山花》1991年第12期。

本年　在《海內(nèi)外新詩選粹》《烏江》等發(fā)表詩作。

■2013年

1月　詩學論文《自看自：一種新的體驗角度的嘗試——伊蕾〈獨身女人的臥室〉鑒賞》載《名作欣賞》1992年第1期。

5月　16日，創(chuàng)作詩歌《爬卡車》。

6月至8月　長篇詩學論文《向度：從生命源始到天空旅程》在《詩歌報月刊》連載。

8月　22日，創(chuàng)作詩歌《此刻之詩》。

9月　1日，創(chuàng)作詩歌《安靜的上午》。

詩歌《詩歌寫作：博物館或火焰》發(fā)表于《詩神》1992年第9期。

10月《讀書》刊登謝冕評《中國探索詩鑒賞辭典》一書的文章《“異端”的貢獻》，對該書體現(xiàn)出的“開放的詩歌觀念”“作者扎實的理論素養(yǎng)和文學史知識”做出了高度評價。

■2013年

2月　1日至5日，撰寫詩學論文《先鋒詩的困境和可能前景》。

詩學論文《深入當代》載《詩歌報月刊》1993年第2期。此文后被收入?yún)撬季淳庍x的《磁場與魔方——新潮詩論卷》。

3月　創(chuàng)作長詩《藝徒或與火焰賽跑者之歌》。

撰寫詩學論文《變血為墨跡的陣痛——先鋒詩歌意識背景描述或展望》。

6月　詩學論文《高山流水知音許》載《名作欣賞》1993年第3期。該文是給《名作欣賞》的讀者來信。

10月　詩歌《我看見轉(zhuǎn)世的桃花五種》發(fā)表于《詩神》1993年第10期。

編選的《以夢為馬——新生代詩卷》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系謝冕、唐曉渡主編的《當代詩歌潮流回顧·寫作藝術(shù)借鑒叢書》之一，收錄柏樺、車前子、陳東東、大仙、島子、丁當?shù)?9位“新生代詩人”的詩作。該書收錄了陳超的組詩《詩歌寫作》。

12月　獲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六屆“莊重文文學獎”。

本年　詩學論文《深入當代》《變血為墨跡的陣痛》《火焰或升階書》《現(xiàn)代詩人與傳統(tǒng)》《可能的寫作》在《詩歌報月刊》陸續(xù)發(fā)表。

■2013年

1月　2日，創(chuàng)作詩歌《紅黃綠黑花條圍巾》。

2月　詩歌《藝徒或與火焰賽跑者之歌》發(fā)表于《詩歌報月刊》。

3月　創(chuàng)作詩歌《少年之憶：水仙鏡像》。

5月　6日至9日，參加由《詩探索》編輯部舉辦的“白洋淀詩歌群落”尋訪活動。

創(chuàng)作詩歌《大淀的清晨》。

詩學論文《精神大勢或有方向的寫作——藝術(shù)斷想之四》載《山花》1994年第5期。

7月　4日至8日，撰寫詩學評論《堅冰下的溪流——談“白洋淀詩群”》。

8月　創(chuàng)作詩歌《回憶：赤紅之夜》。

組詩《素歌或讖語》發(fā)表于《詩歌報月刊》。

參與詩歌民刊《現(xiàn)代漢詩》編輯工作。

10月　27日，創(chuàng)作詩歌《拒馬河邊的果園》。

獲“河北十佳青年作家”稱號。

11月　詩學論文《王家新詩二首賞析》載《詩探索》1994年第4輯。

《文學自由談》1994年第4期刊登劉翔的評論《我眼里的陳超》。

12月　詩學論著《生命詩學論稿》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包括三個部分：本體與功能論、現(xiàn)象論、詩歌寫作。

■2013年

1月　散文《懵懂歲月》發(fā)表于《山花》1995年第1期。

3月　6日，撰寫詩學隨筆《塑料騎士如是說》。

14日，撰寫詩學講稿《關(guān)于當下詩歌的講談》。

創(chuàng)作詩歌《是熟稔帶來傷感》。

4月　12日，創(chuàng)作詩歌《信：荒漠甘泉》。

5月　與歐陽江河、唐曉渡的詩學對話《對話：中國式的“后現(xiàn)代”理論及其它（上）》載《山花》1995年第5期。

6月　與歐陽江河、唐曉渡的詩學對話《對話：中國式的“后現(xiàn)代”理論及其它（下）》載《山花》1995年第6期。

8月　作品小輯《裂開的空白》發(fā)表于《當代人》雜志。

9月　創(chuàng)作詩歌《借書軼事》。

10月　創(chuàng)作詩歌《隱約可聞》。

11月　創(chuàng)作詩歌《那些倒扣的船只》。

詩學論文《林莽的方式》載《詩探索》1995年第4輯?！渡妼W論稿》獲河北省第五屆“文藝振興獎”。

12月　獲《山花》優(yōu)秀理論獎。

本年　在《大河》《綠風》《詩神》《詩人》等刊發(fā)表短詩。

■2013年

2月　詩學論文《可能的詩歌寫作》載《詩刊》1996年第3期。文中提倡一種“由抒情性轉(zhuǎn)入經(jīng)驗性，由不容分說的主觀宣泄，轉(zhuǎn)入對生存-生命的分析乃至‘研究’”的“準客觀寫作”。

撰寫詩學論文《論現(xiàn)代詩結(jié)構(gòu)的基本問題》。

創(chuàng)作詩歌《牡丹亭》。

4月　8日至10日，與李志清進行詩學對話《現(xiàn)代詩：作為生存、歷史、個體生命話語的“特殊知識”》。

創(chuàng)作詩歌《美色折人》。

5月　詩學論文《唐曉渡的詩歌批評》載《詩探索》1996年第2輯。同期刊登孫基林的《陳超生命詩學述評》，文中認為：“陳超基于詩歌本體論依據(jù)之上的生命詩學，是堅持著一而二亦即生命/生存本體論與語言本體論雙重指向的；但同時又有著二而一的整一歸趣，或者說生命和生存與語言形式有著同構(gòu)互涉的本質(zhì)關(guān)聯(lián)?！薄瓣惓谡Z言與生命和生存臨界點之上的生命詩學，既表現(xiàn)了一種深刻廣延的生命個體意識和人類整體意識，又表現(xiàn)了一種自覺的語言本體意識，這是我們時代‘新詩學’的兩塊基石?！?/p>

與李志清的詩學對話《詩的想象力及其他——問與答》及詩歌《博物館或火焰》、散文《脆弱青春》載《山花》1996年第5期。

詩學論文《〈放學的女孩〉解讀》載《名作欣賞》1996年第3期。

6月　24日，創(chuàng)作詩歌《不是夢的解析，而是夢本身》。

7月　12日，創(chuàng)作詩歌《堆滿廢稿的房間》。

8月　4日至7日，創(chuàng)作詩歌《夜烤煙草》。

當選為河北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

11月　24日，創(chuàng)作詩歌《1966年冬天紀事》。

詩學論文《詩歌現(xiàn)狀問答》載《鴨綠江》1996年第11期。

12月　創(chuàng)作詩歌《本學期述職書》。

■2013年

1月　6日，撰寫《答詩人周濤的“十三問”》。

2月　詩學筆談《九十年代詩歌的新變化》載《北京文學》1997年第2期。

5月　創(chuàng)作詩歌《面面相迎（五個片斷）》。

詩學論文《當下詩歌走向》載《莽原》1997年第3期。

6月　創(chuàng)作詩歌《登山記》。

詩學論文《“帶上自己的心”》載《文學自由談》1997年第3期。該文對芒克的詩歌進行了感悟式評論。

詩學論文《現(xiàn)代？浪漫？或別的東西……——對三個文本的解讀》載《名作欣賞》1997年第3期。該文分別對三首詩歌（張棗《望遠鏡》、西川《曠野一日——給召召》、柏樺《夏日讀詩人傳記》）進行了細讀。

7月　2日，創(chuàng)作詩歌《孩子和貓》。

8月　詩學隨筆《論詩與思》載《山東文學》1997年第8期。

詩學論文《寫作者的魅力——我認識的鐵凝》載《時代文學》1997年第4期。

9月　詩學對話《現(xiàn)代詩：生存、歷史、個體生命話語的“特殊知識”》載《學術(shù)思想評論》第一輯。

10月　組詩《并不暗示什么東西》發(fā)表于《詩神》。

本年　出席全國青年作家代表大會。

開始細讀專著《當代外國詩歌佳作導讀》的寫作。

■2013年

4月　8日，創(chuàng)作詩歌《早餐》。

詩學論文《立場：略談近年詩歌走向兼為80年代詩歌一辯》載《星星》1998年第4期。

5月　詩學論文《談一首詩，說一些話——讀陸憶敏〈我在街上輕聲叫嚷出一個詩句〉》載《詩探索》1998年第2輯。

7月　長詩《本學期供職書》發(fā)表于《詩神》，并被收入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主潮詩歌》。

7月至8月　創(chuàng)作長詩《案頭劇》。

9月　與許仁的詩學對談《“愚人志”或“偏見書”——詩論家陳超訪談錄》載《山花》1998年第9期。

10月　創(chuàng)作詩歌《秋日郊外散步》。

11月　詩歌《風車》發(fā)表于《詩刊》1998年第11期。

12月　創(chuàng)作隨筆《紅色蒼涼時代的歌聲——談“知青歌曲”》。

■2013年

1月　評論《寫作者的魅力——我眼中的作家鐵凝》載《長城》1999年第1期。

詩學論文《觀點——略談近年詩歌走向兼為80年代詩歌一辯》載《雨花》1999年第1期。

主編的《中國當代詩選（上、下）》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選收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百五十多位詩人創(chuàng)作的六百余首詩作。

3月　詩學論文《少就是多：我看到的臧棣》載《作家》1999年第3期。

4月　3日，創(chuàng)作詩歌《流水38行：愚人初級讀物》。

16日，參加由《北京文學》《詩探索》、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北京作協(xié)等單位共同主辦的“世紀之交：中國詩歌創(chuàng)作態(tài)勢與理論建設(shè)研討會”（即“盤峰詩會”）。

6月　詩歌《一代人與寫作》發(fā)表于《當代》1999年第3期。

7月　散文《懵懂歲月》發(fā)表于《長城》1999年第4期。

與李志清的詩學對談《問與答：對幾個常識問題的看法》載《北京文學》1999年第7期。

詩歌《夜烤煙草》等五首發(fā)表于《詩神》。

8月　詩歌《堆滿廢稿的房間》《一九六六年冬天記事》《1975年冬：夜烤煙草》發(fā)表于《山花》1999年第8期。

9月　評論《素描20家》載《文學自由談》1999年第5期。該文對王蒙、阿城、張承志、史鐵生、賈平凹、牛漢等20位作家、詩人進行了印象式點評。

10月　16日，創(chuàng)作詩歌《英格麗·褒曼：〈秋之奏鳴曲〉》。

11月　詩歌《博物館、火焰或詩歌》發(fā)表于《詩刊》1999年第11期。

12月　詩學論文《平常心——為姚振函〈感覺的平原〉“定性”》載《作家》1999年第12期。

《20世紀中國探索詩鑒賞（上、下）》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系《中國探索詩鑒賞辭典》的增補版，輯入中國現(xiàn)當代131位詩人的探索性詩作423篇，并給予注解鑒賞。

■2013年

1月　13日，創(chuàng)作詩歌《沒有人能說他比別人更“深入時代”》。

詩歌《生命路上的歌》發(fā)表于美國《僑報》。

2月　11日，創(chuàng)作詩歌《除夕》。

3月　詩歌《風車》《一個新詞》發(fā)表于《上海文學》2000年第3期。

組詩《詩藝或交談》發(fā)表于《作家》2000年第3期。

4月　詩評《詩歌隨談》載《山東文學》2000年第4期。

5月　撰寫詩學論文《我看當下詩歌爭論中的四個問題》。該文對“為什么詩歌讀者如此之少”“某些詩評家為什么也說‘讀不懂’”“為什么會有‘知識分子寫作’”以及“‘身體性’是詩的福音還是末路”等四個問題進行了辨析。

創(chuàng)作詩歌《揮拍從茲去，或溫和的離異》《日記：天亮前結(jié)束寫作》《交談》《凸透鏡中兩個時代的對稱》和《正午：嗡嗡作響的光斑》。

散文《學徒記事——“脆弱青春”之二》載《長城》2000年第5期。

詩歌《我看見轉(zhuǎn)世的桃花五種》《我尋找一個新詞》發(fā)表于《當代》2000年第3期，。

6月　創(chuàng)作詩歌《小叔的前“后現(xiàn)代”》。

組詩《詩藝或交談（四首）》（包括《畢肖普》《秋日郊外散步》《詞：水仙》《史蒂文斯》）發(fā)表于《山花》2000年第6期。

詩學論文《少就是多：我看到的臧棣》載《文藝報》2000年6月20日第2版，原載《作家》1999年第3期。

7月　創(chuàng)作詩歌《譯詩軼事》。

詩學論文《神奇的“望遠鏡”》載《人民文學》2000年第7期。該文對張棗的《望遠鏡》一詩進行了細讀。

9月　創(chuàng)作詩歌《“所有的朋友都如此怪僻”》《“點彩”畫家》。

參加由《長城》雜志主辦的“劉建東、劉燕燕、李浩作品座談會”，其發(fā)言內(nèi)容見于《誠懇的贊嘆與冷靜的批評——本期新人作品座談會紀要》一文，載《長城》2000年第5期。

本年　獲2000年《作家》“最佳詩歌獎”。

10月　創(chuàng)作詩歌《推土機和螳螂》。

11月　1日，創(chuàng)作詩歌《未來的舊錄像帶》。

詩歌《秋日郊外散步》發(fā)表于《詩刊》2000年第11期。

詩學論文《生命的現(xiàn)身和領(lǐng)悟》載《人民文學》2000年第11期。該文對卞之琳《水成巖》一詩進行了細讀。

■2013年

1月　8日，撰寫詩學論文《2000年的詩歌？》。該文從“背叛鏡式詩學”“對綜合創(chuàng)造力的挖掘”“都市詩歌的大面積聳起”三個方面談論了2000年的詩壇。

作為《河北日報》特邀嘉賓與鐵凝、王力平、關(guān)仁山、呂新斌等人共同發(fā)表《新世紀，河北文學的姿態(tài)》一文，載《河北日報》2001年1月12日第011版。

散文《生命的減速》載《長城》2001年第1期。

詩學論文《對神秘之物的敬意——麥城的詩歌方式》載《當代作家評論》2001年第1期。

詩學論文《關(guān)于當下詩歌論爭的答問》《當前詩歌的三個走向》收入王家新、孫文波編的《中國詩歌九十年代備忘錄》。

2月　創(chuàng)作詩歌《暖冬》。

3月　詩學論文《2000年的詩歌？》載《文藝報》2001年3月6日第2版。

詩學隨筆《塑料騎士如是說》載《詩刊》2001年第3期。

4月　3日，撰寫詩學論文《文學的“求真意志”》。

5月　6日，撰寫論文《如此指斥是否性急》，為先鋒文學聲辯。

創(chuàng)作詩歌《論戰(zhàn)試解》。

詩學論文《超級漫游者》載《詩刊》2001年第5期。

詩學論文《林莽的方式》載《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

詩歌《正午：嗡嗡作響的光斑》《詞：水仙》發(fā)表于《詩潮》2001年第3期。

6月　細讀著作《當代外國詩歌佳作導讀（上、下）》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一部兼具專業(yè)性和可讀性的詩歌導讀專著，共收入33個國家104位詩人的283首詩作。

7月　詩學論文《苞谷與孩子》載《人民文學》2001年第7期。該文對昌耀詩作《熱苞谷》進行了細讀。

8月　創(chuàng)作詩歌《蒼巖山雨中羈留二日》。

9月　1日，撰寫詩學論文《詩人的散文》。

詩學論文《令人歡愉的詩學啟示》載《中華讀書報》2001年9月19日第007版。該文是對歐陽江河詩學文集《站在虛構(gòu)這邊》的評論。

10月　14日，創(chuàng)作詩歌《社稷壇后的小竹林》。

詩歌《正午：嗡嗡作響的光斑》發(fā)表于《山花》2001年第10期。

12月　2日，撰寫詩學論文《對有效性和活力的追尋》。

創(chuàng)作詩歌《天道遠，吾道邇》《簡單的前程》。

出席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2013年

1月　與莫非、西渡、?？?、朵漁等四位詩人一起接受《詩潮》雜志的訪談，訪談內(nèi)容《答〈詩潮〉12問》載《詩潮》2002年第1期。

詩歌《詞：水仙》發(fā)表于《詩刊》2002年第1期。

2月　詩文小輯《未來的錄像帶》發(fā)表于《莽原》。

3月　詩學隨筆《文學的精神大勢或“求真意志”》載《長城》2002年第2期。

詩學論文《對有效性和活力的追尋》載《詩刊》2002年第6期。

4月　17日，創(chuàng)作詩歌《旅途，文野之分》。

詩學論文《詩人的散文》載《文藝報》2002年4月30日第002版。

《山花》2002年第4期刊登劉翔的論文《讓災難化為平穩(wěn)墨跡的持久陣痛——陳超詩歌綜論》。

5月　詩學論文《詩人的散文》載《散文百家》2002年第5期，原載《文藝報》2002年4月30日第002版。

評論《如此指斥是否性急》載《文學自由談》2002年第3期。

6月《詩選刊》發(fā)表西川、臧棣、于堅、唐曉渡的《筆談陳超著作——〈當代外國詩歌佳作導讀〉》。

7月　隨筆《“開個會兒到北京”》載《文學自由談》2002年第4期，后被《雜文選刊》2002年第10期選載。

9月《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5期刊登西川與臧棣對《當代外國詩歌佳作導讀》一書的評論。

11月　評論《“學院派批評家”一議》載《文學自由談》2002年第6期。文中對“學院派批評家”這一概念提出了質(zhì)疑。

12月　詩學論文《回答四個傻問題》載《揚子江詩刊》2002年第6期。

《詩四首》發(fā)表于《詩神》。

■2013年

1月　31日，創(chuàng)作詩歌《除夕，特別小的徽幟》。

詩學論文《詩的困境與生機》載《詩刊》2003年第1期。

2月　詩歌《流水38行：愚人初級讀物》《小叔的前“后現(xiàn)代”》發(fā)表于《散文百家》2003年第4期。

4月　對羅伯特·潘·沃倫《未來的舊照片》一詩的導讀，發(fā)表于《散文百家》2003年第8期。

詩歌《案頭?。菏覂?nèi)荒原》發(fā)表于《山花》2003年第4期。

5月　編選的《最新先鋒詩論選》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選入的是20世紀90年代至2003年產(chǎn)生過較大影響的先鋒詩學論文，力求史料性、專業(yè)性、時效性和可讀性并舉，闡述先鋒詩的困境和可能前景、思想縮減時期的修辭策略、體驗的親歷、本真的自明、生命詩學、新詩在歷史脈絡中等理念。

6月　組詩《無端淚涌（六首）》（包括《除夕，特別小的徽幟》《牡丹亭》《無端淚涌》《特木里的甘霖》《早餐》《大淀的清晨》），發(fā)表于《詩刊》2003年第12期。

評論《別把“另類寫作”當回事》載《文藝報》2003年6月17日第002版。

7月　書評《讀楊牧之的〈佛羅倫薩在哪里〉》載《光明日報》2003年7月23日。

8月　詩學論集《打開詩的漂流瓶——現(xiàn)代詩研究論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精選了代表陳超主要詩學思想且在詩歌界影響深廣的論文三十余篇。

9月　詩歌《揮拍從茲去，或溫和的離異》《停電之夜》《慢》《輪轉(zhuǎn)》《推土機和蟑螂》《北郊景色，或挽歌》《天道遠，吾道邇》等詩七首，發(fā)表于《詩潮》2003年第5期。

《陳超的詩（13首）》發(fā)表于《新詩界》。

1月　書評《游走中的守望——楊牧之〈佛羅倫薩在哪里〉讀后》載《出版廣角》2003年第11期。

12月　評論《文學的想像力與可信感》載《文藝報》2003年12月2日第002版。

評論《別把“另類寫作”當回事》載《雨花》2003年第12期。原載《文藝報》2003年6月17日第002版。

詩集《熱愛，是的》由遠方出版社出版。

本年　詩歌《無端淚涌》獲第十屆河北省“文藝振興獎”。

■2013年

1月　發(fā)表《散文百家》2004年第2期卷首語《大家談散文》。

2月　對羅伯特·勃萊《冬天的詩》一詩的導讀，載《詩刊》2004年第3期。

《黑龍江日報》2004年2月27日第010版刊登臧棣的《誰說當代詩歌確少批評？——讀陳超的詩歌批評集〈打開詩的漂流瓶〉》。

3月　對羅伯特·潘·沃倫《未來的舊照片》一詩的導讀，載《詩刊》2004年第5期。

對特朗斯特羅默《臉對著臉》一詩的導讀，載《新作文（高中版）》2004年第3期。

關(guān)于張麗鈞、王虹蓮散文的筆談《美雅之趣，及其它》載《長城》2004年第2期。

4月　詩學論文《“反道德”“反文化”先鋒“流行詩”的寫作誤區(qū)》載《文藝報》2004年4月3日第002版。

詩學論文《情感、經(jīng)驗與智性的融會》載《清明》2004年第2期。該文對伊沙、張巖松、阿毛、魏克等四位詩人的詩作進行了點評。

對米沃什《偶遇》一詩的導讀，載《新作文（高中版）》2004年第4期。

詩歌《是熟稔帶來的傷感》《未來的舊錄像帶》《簡單的前程》《拒馬河邊的果園》《美色折人》等五首，發(fā)表于《山花》2004年第4期。

組詩《復信》發(fā)表于《星星》。

《詩四首》及論文《我說與它說》發(fā)表于《揚子江詩刊》。

6月　詩學論文《“反道德”“反文化”先鋒“流行詩”的寫作誤區(qū)》載《詩刊》2004年第11期。

詩學論文《平原之子的追憶——讀劉松林的詩》載《詩探索》2004年春夏卷。

《詩探索》2004年春夏卷刊登范云晶的《語詞：詩歌和生命的雙重敞開——陳超的〈堆滿廢稿的房間〉解讀一種》。

7月　詩學論文《談現(xiàn)代詩的結(jié)構(gòu)意識（上）——以五首詩為例》載《詩刊》2004年第13期。

詩學論文《審慎的理想主義》載《詩潮》2004年第4期。該文對李見心、宋曉杰、朱虹三位女詩人的詩進行了評論。

對羅伯特·勃萊《圣誕駛車送雙親回家》一詩的導讀，載《詩刊》2004年第14期。

8月　詩學論文《談現(xiàn)代詩的結(jié)構(gòu)意識（下）——以五首詩為例》載《詩刊》2004年第15期。

詩學論文《“反道德”“反文化”先鋒“流行詩”的寫作誤區(qū)》載《綠風》2004年第4期，原載《文藝報》2004年4月3日第002版。

詩學論文《有限的叩擊，無限的回聲》載《清明》2004年第4期。該文對古馬、張洪波、李青松、洪哲燮、車前子等五位詩人的作品進行了點評。

詩學筆談《自詡的“后現(xiàn)代”與新的獨斷論——“先鋒流行詩”的寫作誤區(qū)》載《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

9月　詩歌《日記：天亮前結(jié)束寫作》《安靜的上午》《登山記》等詩三首，發(fā)表于《詩刊》2004年第18期。

11月　評論《對主流“知青”敘事模式的超越》載《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6期。該文是對王小妮長篇小說《方圓四十里》的評論。

河北作協(xié)、河北師大聯(lián)合舉辦“陳超詩歌朗誦音樂會”。

12月　詩學論文《透明的隱秘》載《清明》2004年第6期。該文對樹才、郁蔥、大衛(wèi)、黃禮孩的詩作進行了評論。

詩學論文《讓詩和詩人互贈沉重的尊嚴——談鄭單衣的詩兼談先鋒詩的抒情性問題》載《詩探索》2004年秋冬卷。

《打開詩的漂流瓶——現(xiàn)代詩研究論集》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與批評獎）。

本年《中國詩人》第二輯開設(shè)《領(lǐng)略陳超》專欄，發(fā)表孫文波、臧棣、沈奇、西渡、陳仲義、霍俊明、李建周、沐之等人文章，評價、梳理陳超詩學的特點和價值。

詩作16首分別被譯為英、日、俄語發(fā)表。

詩集《熱愛，是的》獲河北省政府第十屆“文藝振興獎”。

■2013年

1月　詩歌《夜雨修書（組詩）》（包括《話語》《夜雨修書》《表弟》《悵惘》），發(fā)表于《詩潮》2005年第1期。

詩評《佳篇生北國》載《詩潮》2005年第1期。該文是對李松濤《黃之河》一詩的評論。

《關(guān)于當下詩歌的講談》被收入《在北大聽講座（第十三輯）》。

《中國詩歌研究動態(tài)》2005年第1期刊登霍俊明對《打開詩的漂流瓶——現(xiàn)代詩研究論集》一書的評論。

《河北日報》2005年1月7日刊登沈奇的《現(xiàn)代詩學研究的新收獲——讀陳超〈打開詩的漂流瓶〉》。

2月　詩學論文《先鋒詩的困境和可能前景》載《詩選刊》2005年第2期。

詩學論文《“正典”與獨立的“詮釋”——論現(xiàn)代詩人與傳統(tǒng)的能動關(guān)系》載《詩選刊》2005年第2期。

3月《詩探索》2005年第1輯刊登苗雨時的《陳超的現(xiàn)代詩學體系——評〈打開詩的漂流瓶——現(xiàn)代詩研究論集〉》。

4月　詩學論文《質(zhì)樸的敏感和判斷力》載《清明》2005年第2期。文中對徐芳、小海的詩歌進行了評論。

被聘為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研究員、《新詩評論》編委。

《當代作家評論》2005年第2期刊出霍俊明的論文《歷史記憶與生存現(xiàn)場的震悚和容留——論陳超詩歌》。

5月　詩評《平原之子的追憶》載《詩選刊》2005年第5期，該文是對劉松林詩作的評論。

對穆旦《春》、洛夫《金龍禪寺》的推薦語，載《揚子江詩刊》2005年第3期。

6月　詩歌《秋日郊外散步》發(fā)表于《詩探索》2005年第2輯，原載《山花》2000年第6期。

接受深圳《晶報》采訪，該報發(fā)表專版《打開漂流瓶是我的幸運——詩人、詩評家陳超訪談》。

8月　參加在北京舉辦的“中國新詩一百年國際研討會”，在會上做了題為《貧乏中的自我再剝奪：先鋒“流行詩”的反文化、反道德問題》的發(fā)言。

《詩四首》發(fā)表于詩歌民刊《明天》。

9月　詩歌《熱愛，是的（組詩）》（包括《沉哀》《除夕，特別小的徽幟》《嶂石巖漫興：日與月共在的清晨風景》《推土機和蟑螂》《牡丹亭》《日記：天亮前結(jié)束寫作》），發(fā)表于《詩刊》2005年第17期。

詩歌《暖冬（詩四首）》（包括《暖冬》《爬卡車》《譯詩軼事》《論戰(zhàn)試解》），發(fā)表于《山花》2005年第9期。

詩學隨筆《用具體超越具體》載《山花》2005年第9期。

詩學論文《貧乏中的自我再剝奪：先鋒“流行詩”的反文化、反道德問題》載《詩探索》2005年第3輯。

10月　赴新疆參加“帕米爾詩歌之旅”。

12月　詩歌《博物館或火焰》發(fā)表于《清明》2005年第6期。

詩學論文《“既非永恒也非暫時”》載《清明》2005年第6期。該文對葉世斌、洪燭、劉川、陳超的詩歌進行了評論。

詩學論文《清晰中的“幽暗”——讀簡明詩集〈高貴〉》載《文藝報》2005年12月29日第007版。

本年　完成詩集《在這兒》的寫作。

■2013年

2月　詩學論文《欣然·茫然·釋然——2005年詩壇印象》載《河北日報》2006年2月10日第011版。文中提到：“‘用具體超越具體’……對我而言在真正出色的詩歌中，功能與本體是無法分開的，就像‘舞蹈和舞者不能分開’一樣?！?/p>

書評《方法論的自覺與創(chuàng)造性細讀——郭寶亮新著〈王蒙小說問題研究〉》載《文藝報》2006年2月21日第003版。

詩歌《作品回放（1986—1999）詩八首》（包括《一個新詞》《少年之憶：水仙鏡像》《大淀的清晨》《夜烤煙草》《秋日郊外散步》《未來的舊錄像帶》《紅黃綠黑花條圍巾》《早餐》）、《新作展示（2000—2005）詩十一首》（包括《正午：嗡嗡作響的光斑》《暖冬》《“所有的朋友都如此怪僻”》《日記：天亮前結(jié)束寫作》《孩子與貓》《除夕，特別小的徽幟》《劫后》《復信》《晚秋林中》《與西西逆風騎車經(jīng)過玉米田》《在這兒》），發(fā)表于《詩刊》2006年第4期。該期同時發(fā)表《陳超創(chuàng)作年表》，以及沐之的《心智澄明的詩人——簡論陳超詩歌》、周曉風的《樸素的先鋒性——陳超詩歌印象》、梁艷萍的《讀者之思與思者之詩——陳超詩歌管見》、霍俊明的《逆風勞作的詩人——陳超詩歌印象或潛對話》。

詩學論文《城市中的心靈之書——葉匡政的城市詩寫作》載《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6年第1期。

3月　詩學論文《抒情的“復活”——談伊蕾的詩》載《詩刊》2006年第5期。

詩學論文《別具一格的“祭詩”寫作》載《文藝報》2006年3月4日第002版。該文對劉忠華的長詩《甲申印度洋祭》進行了評論。

詩學論文《孫基林的〈崛起與喧囂〉讀后》載《文藝報》2006年3月9日第003版。

詩學論文《重鑄詩歌的“歷史想象力”》載《文藝研究》2006年第3期。該文摘要：“主要圍繞詩歌想象力在向度和質(zhì)地上的變化展開論述，提出‘歷史想象力’的確立是其主要成就?！畾v史想象力’要求詩人具有歷史意識和當下關(guān)懷，對生存、個體生命、文化之間真正臨界點和真正困境的語言有深度的理解和自覺挖掘意識，能夠?qū)⒃娦曰孟牒途唧w歷史語境的真實性作扭結(jié)一體的游走，處理時代生活血肉之軀上的噬心主題?！畾v史想象力’不僅是詩歌‘寫什么’的功能概念，同時也是‘怎么寫’的本體概念……面對新世紀詩歌在誤解或簡縮的‘后現(xiàn)代’寫作策略制導下所出現(xiàn)的平庸局面，本文提出重鑄詩歌的‘歷史想象力’這一寫作理念，以使現(xiàn)代漢語詩歌重獲并保持真正的歷史生存承載力和藝術(shù)上的先鋒品質(zhì)?！?/p>

詩學論文《三種不同向度的“準確”》載《清明》2006年第2期。該文對于堅、龐培、洪哲燮的詩歌進行了評論。

詩學論文《深入生命、靈魂和歷史的想象力之光——先鋒詩歌20年，一份個人的回顧與展望》載《山花》2006年第3期。

5月　詩學論文《守舊者說——在一次詩歌研討會上的發(fā)言》載《詩潮》2006年第3期。

《鄉(xiāng)音》2006年第5期刊登林泉所撰的陳超專訪《陳超：用詩歌捧回魯迅文學獎》。

6月　詩學論文《城市中的“心靈之書”——葉匡政的詩歌方式及啟示》載《文藝報》2006年6月8日第006版。

7月　對梅紹靜《銀鈕絲》一詩的評語《陽光的聚焦》，發(fā)表于《詩潮》2006年第4期。

詩學論文《“表意”和“表情”》載《清明》2006年第4期，該文對馬莉、宋曉杰、阿毛三位女詩人的作品進行了評價。

詩學論文《重鑄詩歌的“歷史想象力”》載《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第4期。此文為發(fā)表于《文藝研究》2006年第3期同名論文的縮減版。

對軍旅詩人周承強的詩歌的點評，發(fā)表于《青年文學家》2006年第7期。

8月　詩歌《蒼巖山雨中羈留二日》《日記：天亮前結(jié)束寫作》《柏林禪寺》等三首，發(fā)表于《北大荒文學》2006年第4期。

10月　詩歌《日記：天亮前結(jié)束寫作》《話語》等兩首，發(fā)表于《歲月（燕趙詩刊）》2006年Z1期。

12月　詩學論文《納蘭性德的〈蝶戀花〉》載《名作欣賞》2006年第23期。

詩歌《安靜的上午》，發(fā)表于《詩探索》2006年第4輯。

■2013年

2月　詩學論文《心靈對“廢墟”的詩性命名——評胡丘陵長詩〈2001年，9月11日〉》載《文學報》2007年2月8日第004版。

詩學論文《別有天地的靈魂史詩——評胡丘陵長詩〈長征〉》載《青年文學》2007年第2期。后轉(zhuǎn)載于《文藝報》2007年2月17日第002版。

《海燕》2007年第2期刊登霍俊明的《一場北京的秋雨懷想著怎樣的詩歌情懷——關(guān)于陳超的隨感》。

4月　與詩人大解的詩學訪談錄，發(fā)表于《詩刊》2007年第7期。

詩學論文《傳媒膨脹時代“為何要用詩的形式發(fā)言？”》載《星星（上半月刊）》2007年第4期。

詩學論文《從“純于一”到“雜于一”——論西川晚近詩歌》載《山花》2007年第4期。

隨筆《某‘資深編輯’審稿意見八則》載《美文（上半月）》2007年第4期。該文后收入花城出版社出版的《2007中國隨筆年選》。

詩學專著《中國先鋒詩歌論》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孫基林：“這本著作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歷史語境中的詩與思’，是對新時期以來，在不斷變化的歷史語境下，先鋒詩歌發(fā)展中的幾個彼此相關(guān)的重要理論問題的探討。下篇‘先鋒詩歷時性線索中的范型’是對當代先鋒詩歌發(fā)展史上的幾位有重要‘坐標’意義的詩人的研究，著者在論述時并自覺地以個案帶出了‘史’的線索?！保ā吨袊蠕h詩學的重要收獲——讀陳超〈中國先鋒詩歌論〉》）

5月　評論《素描28家》載《美文（上半月）》2007年第5期。該文對王蒙、張潔、阿城、張承志、王小波、史鐵生等28位作家、詩人進行了印象式點評。

參加由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在北京主辦的“新詩研究的問題與方法研討會”，在會上做了《從“純于一”到“雜于一”——西川論》的發(fā)言。這一發(fā)言收錄在《新詩研究的問題與方法研討會論文集》中。

詩學論文《“反詩”與“返詩”——論于堅詩歌別樣的歷史意識和語言態(tài)度》載《南方文壇》2007年第3期。

4月至5月　應紐約大學東亞系和比較文學系弗里曼講席邀請赴美講學。

6月　詩學論文《食指論——冰雪之路上巨大的獨輪車》載《文藝爭鳴》2007年第6期。

7月　詩學論文《先鋒詩歌二十年：想象力模式的轉(zhuǎn)換》載《燕趙學術(shù)》2007年第1期。

評論《打開鐵凝的“后花園”——馬云〈鐵凝小說與繪畫、音樂、舞蹈〉序》載《燕趙學術(shù)》2007年第1期。

隨筆《某“資深編輯”審稿意見選》，發(fā)表于《雜文月刊（選刊版）》2007年第7期。

8月　詩學論文《當下詩歌精神和歷史承載力的缺失》載《文藝報》2007年8月23日第003版。

詩學論文《北島論》載《文藝爭鳴》2007年第8期。

9月　詩學論文《談藍藍的詩》載《詩刊》2007年第17期。

10月　詩學論文《海子論》載《文藝爭鳴》2007年第10期。

《燕趙學術(shù)》2007年第2期刊登孫基林的《中國先鋒詩學的重要收獲——讀陳超〈中國先鋒詩歌論〉》。

11月　詩學論文《尋求“綜合批評”的活力和有效性》載《文藝報》2007年11月15日第002版。文中提到：“我們或許應該嘗試轉(zhuǎn)入一種有活力的有效的難以歸類的‘綜合批評’。它要求批評家保持對當下生存和語言的雙重關(guān)注，使評論寫作兼容具體歷史語境的真實性和文學問題的專業(yè)性，從而對語言、技藝、生存、生命、歷史、文化，進行扭結(jié)一體的思考?！?/p>

詩學論文《“X小組”及“太陽縱隊”：三位前驅(qū)詩人——郭世英、張鶴慈、張郎郎其人其詩》載《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6期。

詩學論文《“融匯”的詩學和特殊的“記憶”——從雷平陽的詩說開去》載《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6期。

12月　散文《游蕩者說》載《山花》2007年第12期。

隨筆集《游蕩者說——論詩與思》由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

本年《“X小組”及“太陽縱隊”：三位前驅(qū)詩人——郭世英、張鶴慈、張郎郎其人其詩》獲《當代作家評論》年度優(yōu)秀論文獎，《“反詩”與“返詩”——論于堅詩歌別樣的歷史意識和語言態(tài)度》獲《南方文壇》年度優(yōu)秀論文獎。

■2013年

1月　詩學論文《久久難以釋懷——〈堅硬的記憶〉序》載《工人日報》2008年1月11日第007版。

詩學論文《歐陽江河——精神肖像和潛對話之一》載《詩潮》2008年第1期。

詩學論文《談雷平陽的詩》載《詩刊》2008年第2期。

與唐曉渡、耿占春合著的詩學論集《辯難與沉默：當代詩論三重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月　詩學論文《胡林聲的短小純情詩》載《文藝報》2008年2月5日第002版。

詩學論文《韓東——精神肖像和潛對話之二》載《詩潮》2008年第2期。

3月　詩學論文《柏樺——精神肖像和潛對話之三》載《詩潮》2008年第3期。

詩學論文《大地哀歌和精神重力——海子論》載《文化與詩學》2008年第1期。

詩學論文《貧乏中的自我再剝奪：先鋒“流行詩”的反文化、反道德問題》載《詩選刊（下半月）》2008年第3期，原載《詩探索》2005年第3輯。

隨筆《某“資深編輯”審稿意見摘抄》載《雜文選刊（下旬版）》2008年第3期。

4月　詩學論文《伊蕾——精神肖像和潛對話之四》載《詩潮》2008年第4期。

評論《郭寶亮〈文化詩學視野中的新時期小說〉序》載《燕趙學術(shù)》2008年第1期。

獲第六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文學評論家獎。

5月　詩歌《除夕，特別小的徽幟》發(fā)表于《詩選刊》2008年第5期。

詩學論文《對有效性和活力的追尋》載《黃河文學》2008年第5期。

詩學論文《大解——精神肖像和潛對話之五》載《詩潮》2008年第5期。

隨筆《隨筆二題》（《野性的思維與詩意的生活》《我想獻給人類一件禮物——〈重讀查拉斯圖拉如是說〉》）載《西部》2008年第10期。

6月　詩學論文《鄭單衣——精神肖像和潛對話之六》載《詩潮》2008年第6期。

詩學論文《翟永明論》載《文藝爭鳴》2008年第6期。

7月　詩歌《越野車下的詩行（組詩）》（包括《拒馬河邊的果園》《簡單的前程》《醉酒》），發(fā)表于《詩刊》2008年第13期。

詩學論文《駱一禾——精神肖像和潛對話之七》載《詩潮》2008年第7期。

詩學論文《看似尋常實奇崛》載《文藝報》2008年7月30日。該文是對劉福君詩集《母親》的評論。

8月　詩學論文《臧棣——精神肖像和潛對話之八》載《詩潮》2008年第8期。

詩學論文《尋找通向傳統(tǒng)的個人“暗道”》載《文藝報》2008年8月28日第002版。

《南方都市報》2008年9月12日刊登鐘剛、陳乃琳《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文學評論家獎得主陳超訪談錄》。

9月　詩學論文《“先鋒流行詩”的寫作誤區(qū)》載《山花》2008年第10期。

詩學論文《有關(guān)“地震詩潮”的幾點感想》載《南方文壇》2008年第5期。

10月　詩學論文《論于堅詩歌別樣的歷史意識和語言態(tài)度》載《燕趙學術(shù)》2008年第2期。

■2013年

2月　詩歌《拒馬河邊的果園（三首）》（包括《拒馬河邊的果園》《簡單的前程》《醉酒》），發(fā)表于《歲月（燕趙詩刊）》2009年第1期。

3月　詩學論文《在“祛魅”和“返魅”之間》載《詩選刊（下半月）》2009年第3期。該文是對溫建軍詩集《無望之望》的評論。

詩學論文《大地？太陽？……這是個問題：海子20周年祭，重讀海子》載《中華讀書報》2009年3月25日第009版。

4月　詩學論文《“敲響的火在倒下來……”——紀念杰出詩人駱一禾逝世20年》載《詩選刊》2009年第4期。

詩學論文《詩人眼中的李見心》載《詩潮》2009年第4期。

詩學論文《對當下詩歌非歷史化傾向的批判》載《廊坊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后轉(zhuǎn)載于《新華文摘》2009年第18期。

參加由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聯(lián)合舉辦的“詩歌與社會學術(shù)研討會”，在會上做了《有關(guān)“地震詩潮”的幾點感想》的發(fā)言，該發(fā)言收入《詩歌與社會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

詩學論文《對網(wǎng)絡“先鋒流行詩”的質(zhì)疑》載《燕趙學術(shù)》2009年第1期。

5月《文藝報》2009年5月19日第002版刊登大解的《陳超：詩和理論的雙輪車》。

6月　　詩學論文《祝賀、觀感和希冀》載《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9年第3期。

與李建周的詩學對談《回望80年代：詩歌精神的來路和去向——陳超訪談錄》載《新詩評論》2009年第1輯。

《星星（理論卷）》2009年第6期“新詩地標”欄目刊出《陳超詩10首》，并有大解、唐曉渡、敬文東、霍俊明、沐之等人的評論。

7月　詩學論文《精確的幻想——從田原的詩說開去》載《當代作家評論》2009年第4期。

8月　詩學論文《重讀海子》載《名作欣賞》2009年第18期。

9月　詩學論文《霍俊明和他的詩歌批評》載《南方文壇》2009年第5期。

10月　詩歌《秋日郊外散步》《沉哀》等兩首，發(fā)表于《詩選刊》2009年第10期。

12月　詩學隨筆《〈水成巖〉：生命的現(xiàn)身和領(lǐng)悟》《〈熱苞谷〉：苞谷和孩子》載《名作欣賞》2009年第28期。

詩學論文《必要的“分界”：當代詩歌批評與文學史寫作》載《文藝研究》2009年第12期。

詩學論文《論現(xiàn)代詩寫作與傳統(tǒng)的能動關(guān)系》載《廊坊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

詩學論文《先鋒詩歌20年：想象力方式的轉(zhuǎn)換》載《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本年《打開詩的漂流瓶》獲第十一屆河北省“文藝振興獎”。

獲河北省教委、人事廳“河北省優(yōu)秀教師”稱號。

■2013年

1月　詩學論文《〈我讀著〉：“我寫出，我看到”》載《名作欣賞》2010年第1期。該文是對多多《我讀著》一詩的細讀。

3月　詩歌《晚秋林中》《特木里的甘霖》《與西西逆風騎車經(jīng)過玉米田》《英格麗·褒曼：〈秋之奏鳴曲〉》《那些倒扣的船只》等五首，發(fā)表于《星星詩刊（上半月刊）》2010年第3期。

5月　隨筆《素描10作家》載《晚報文萃》2010年第10期。

9月　詩學論文《〈銀鈕絲〉：冰河上的“銀鈕絲”》載《名作欣賞》2010年第25期。該文是對梅紹靜《銀鈕絲》一詩的細讀。

詩學論文《詩歌話語“進一步言說”的魔力》載《詩刊》2010年第18期。

對方石英詩集《獨自搖滾》的短評，發(fā)表于《詩探索》（作品卷）2010年第3輯。

10月　與唐曉渡、張清華的詩學對話《對話三十年新潮詩歌：追憶與評說》載《新華文摘》2010年第19期。

《文學教育（上）》2010年第10期刊登楊會芳的《評陳超的〈博物館或火焰〉》。

11月　詩學論文《別有天地的靈魂之詩——評指紋〈指紋詩選〉》載《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22期。

對挪威詩人羅夫·耶可布森《向陽花》一詩的導讀，發(fā)表于《詩刊》2010年第21期。

書評《走進雅斯貝斯生存美學大廈的“內(nèi)室”——讀孫秀昌〈生存·密碼·超越〉》載《文藝報》2010年11月29日第002版。

12月　詩學論文《創(chuàng)構(gòu)現(xiàn)代性的詩學話語——序苗雨時詩論集〈走向現(xiàn)代性的新詩〉》載《廊坊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

本年　獲河北省第十二屆社科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

■2013年

3月　詩學論文《〈告別云彩〉：“因‘贊美’而驚愕”》載《名作欣賞》2011年第7期。該文是對宋琳《告別云彩》一詩的細讀。

詩學論文《〈藍燈〉之光——2010年冬天的對話》載《紅巖》2011年第2期。該文是陳超與伊沙針對伊沙詩作《藍燈》進行的對話。

4月　隨筆《懵懂歲月》載《西部》2011年第7期。

5月　詩學論文《張燁的方式——讀〈生命路上的歌〉》載《中國詩歌》2011年第5期。

6月《中華合作時報》2011年6月7日第D02版刊登王躍飛的《陳超：不甘沉默的靈魂挖掘者》。

7月　詩學論文《“泛詩歌”時代：寫作的困境和可能性》載《文藝報》2011年7月13日第002版。

8月　主編的《〈青銅調(diào)〉密碼：十博士評鑒》一書由九州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針對詩人謝長安文化史詩《青銅調(diào)》的評論集，選入了張立群、西風、曹霞、龔奎林、房偉、劉波、王士強、馮雷、馮強、張慧敏十位博士的文論。

9月　詩學論文《霍俊明和他的詩歌批評》載《文學界（專輯版）》2011年第9期。

詩學隨筆《觀點》載《詩刊》2011年第18期。

應邀赴韓國出席第二屆亞洲詩人節(jié)，做主題發(fā)言并朗誦詩歌。

10月　詩學論文《汲取與掣肘——當代詩歌批評與文學（詩歌）史寫作》載《燕趙學術(shù)》2011年第2期。

隨筆《擊空明兮溯流光——外國文學與我的青少年時代》載《世界文學》2011年第5期。

12月　詩學評論《〈橋〉：現(xiàn)實、隱喻和玄思的扭結(jié)》載《星星（下半月）》2011年第12期。該文是對劉潔岷長詩《橋》的評論。

對《詩探索》發(fā)起的《世紀初詩歌（2000—2010）八問》的回答，發(fā)表于《詩探索》（理論卷）2011年第4輯。

本年　獲《世界詩人》混語版頒發(fā)“首屆中國當代詩歌獎·批評家獎”。

獲中國桂冠詩歌獎評委會“首屆中國桂冠詩歌獎（2000—2010）”。

■2013年

1月　詩學論文《我眼中的今日中國詩歌——在“2011亞洲詩歌節(jié)”上的演講》載《西部》2012年第1期。

應《揚子江詩刊》之邀推薦艾青《我愛這土地》、戴望舒《我的記憶》、李金發(fā)《棄婦》、魯迅《野草·墓碣文》等19首新詩，載于《揚子江詩刊》2012年第1期。

詩學論文《西川的詩：從“純于一”到“雜于一”》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詩學隨筆《藍皮筆記本：詩與思》載《鐘山》2012年第1期。

3月　詩學論文《警惕媒介語言對詩性的蹊蹺消解》載《北京文學（精彩閱讀）》2012年第3期。

詩學論文《新世紀詩壇印象：詩歌精神與當代言說》載《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2期。

詩學論文《“融匯”的詩學和特殊的“記憶”——從雷平陽的詩說開去》載《星星（下半月）》2012年第3期。

4月　評論《歷史和當下的對話——〈別無選擇〉序》載《社會科學論壇》2012年第4期。

詩學論文《試著贊美這殘缺的世界——論大解的短詩和長詩》載《詩探索》（理論卷）2012年第1輯。

詩歌《陳超自選新世紀以來短詩十首》（包括《日記：天亮前結(jié)束寫作》《畢肖普，刻刀》《未來的舊錄像帶》《暖冬》《簡單的前程》《除夕，特別小的徽幟》《晚秋林中》《有所思》《奧依塔克謠曲》《柏林禪寺》），發(fā)表于《詩探索》（作品卷）2012年第1輯。

5月　詩學論文《女性意識及個人的心靈詞源（節(jié)選）——翟永明詩歌論》載《江南詩》2012年第3期。

詩學問答《新世紀以來中國詩歌現(xiàn)狀考察》載《詩潮》2012年第5期。

6月　詩歌《雪峰》發(fā)表于《西部》2012年第11期。

參加“吳思敬詩學思想研討會”，其發(fā)言《新鮮·系統(tǒng)·扎實——讀吳思敬的〈詩歌鑒賞心理〉》收入《詩壇的引渡者——吳思敬詩學研究論集》。

詩歌《秋日郊外散步》《回憶：赤紅之夜》發(fā)表于《中國詩歌》2012年第6期。

7月　評論《想象力與可信感的“雙贏”》載《深圳特區(qū)報》2012年7月12日第B04版。該文是對張楚小說集《櫻桃記》一書的評論。

8月　詩學論文《危險而美麗的平衡：在“我說”和“語言言說”之間》載《名作欣賞》2012年第22期。該文是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詩人特朗斯特羅姆詩歌的評論。

隨筆《學徒紀事——我的師傅和文學啟蒙老師》《擊空明兮溯流光——外國文學與我的青少年時代》載《青春》2012年第8期。

9月　詩歌《暖冬》《未來的舊錄像帶》《除夕，特別小的徽幟》等三首，發(fā)表于《名作欣賞》2012年第25期。同期刊載陳超的詩學隨筆《片面之辭》，以及大解的《我眼里的陳超》、耿韻的《拆散的筆記簿——讀陳超詩集〈熱愛，是的〉》。

10月　詩學論文《辛笛詩評析》《〈航〉評析》《〈風景〉評析》載《看一支蘆葦——辛笛詩歌研究文集》。

參加由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在北京聯(lián)合舉辦的“詩歌批評與細讀學術(shù)研討會”，其發(fā)言論文《近年詩歌批評的處境與可能前景——以探求“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為中心》收入《詩歌批評與細讀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該文提出“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這一概念，認為“從歷史話語與文體修辭學融滲的角度切入，或許就可以做到從形式到意義的層層剝筍式的整體研究，從而有效打通內(nèi)容與形式、內(nèi)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界限”。

詩學論文《論元詩中“語言言說”的魔力》載《燕趙學術(shù)》2012年第2期。

12月　詩學論文《近年詩歌批評的處境與可能前景——以探求“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為中心》載《文藝研究》2012年第12期。

本年《陳超短詩選（英漢對照）》由香港銀河出版社出版。

應邀赴臺灣出席兩岸詩會，在紀州庵文學會館做詩歌講座和朗誦詩歌。

■2013年

1月　詩學論文《于堅的詩》載《紅巖》2013年第1期。

詩學專著《精神重力與個人詞源：中國先鋒詩歌論》由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2月　詩歌《晚秋林中》發(fā)表于《西部》2013年第3期。

詩學論文《城市中的“心靈之書”——葉匡政的詩歌方式及啟示》載《文學界（專輯版）》2013年第2期。

詩學論文《我看姚振函的詩》載《中國詩歌》2013年第2期。

詩學論文《傳媒話語膨脹時代的詩歌寫作問題》載《星星（下半月）》2013年第2期。

5月　詩學論文《論元詩寫作中的“語言言說”》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7月　參加由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主辦的“首都師范大學駐校詩人宋曉杰詩歌創(chuàng)作研討會”，發(fā)表論文《“表意”和“表情”》，收入《首都師范大學駐校詩人宋曉杰詩歌創(chuàng)作研討會論文集》。

詩學論文《詩與思札記》載《西部》2013年第13期。

9月　詩學專著《詩與真新論》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

10月　詩學論文《我看近年來的中國詩歌——在第二屆亞洲詩歌節(jié)上的主題發(fā)言》載《燕趙學術(shù)》2013年第2期。

12月　詩學論文《“泛詩”時代的詩歌寫作問題》載《深圳特區(qū)報》2013年12月12日B09版。

本年《傳媒話語膨脹時代的詩歌寫作問題》一文獲“2013年中國·星星年度詩評家獎”。

因主持《河北文學通史》獲河北省第八屆社科成果特別獎。

被評為“河北省師德標兵”。

■2013年

2月《河北日報》2014年2月28日第11版刊登王永的《詩與真的協(xié)奏——讀陳超新著〈詩與真新論〉》。

3月　詩歌《秋日郊外散步》發(fā)表于《詩探索》（作品卷）2014年第1輯。

5月　詩學論文《精確的幻想——從田原詩歌說開去》載《延河》2014年第5期。

詩學論文《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和寫作的詩學——耿占春的詩歌理論與批評》載《創(chuàng)作與評論》2014年第10期。

6月《文藝報》2014年6月18日第002版刊登霍俊明的《從“游蕩”到“游牧”——關(guān)于陳超〈詩野游牧〉及其“現(xiàn)代詩話”》。

《哈爾濱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刊登陳國元關(guān)于陳超《本學期述職書》一詩的評論《反抗沉淪——論〈本學期述職書〉的哲學價值》。

9月　書評《開闊深邃的“個人史”——評大解詩集〈個人史〉》載《文藝報》2014年9月24日第003版。

10月　詩學論文《我和世界有過一場情人的爭吵——論大解的詩》載《燕趙學術(shù)》2014年第2期。

詩學專著《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生成》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31日，因抑郁癥辭世，享年56歲。

11月　詩學論文《對記憶的鐫刻——讀劉海星詩集〈走過記憶〉》載《當代文壇》2014年第6期。

12月　詩話集《詩野游牧》由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熱愛，是的（珍藏版）》《打開詩的漂流瓶——陳超現(xiàn)代詩論集（珍藏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年　獲《詩刊》2014理論批評年會特別獎。

《詩探索》（作品卷）2014年第4輯刊出“詩人、詩歌評論家陳超紀念專輯”，包括《陳超詩23首》、霍俊明的《從先鋒精神到日常生活——詩人陳超》。

■2013年

1月　《詩選刊》2015年第1期推出《紀念·詩人陳超——詩人、評論家陳超紀念專輯》，選登《我看見轉(zhuǎn)世的桃花五種》《風車》《劫后》《我尋找一個新詞》《與西西逆風騎車經(jīng)過玉米田》等五首詩。

《揚子江詩刊》2015年第1期選登《風車》《秋日郊外散步》《我看見轉(zhuǎn)世的桃花五種》《沉哀》《與西西逆風騎車經(jīng)過玉米田》《美色折人》《奧依塔克謠曲》《劫后》《未來的舊錄像帶》《晚秋林中》《霏雨中登石人山》《回憶：赤紅之夜》《夜烤煙草》《是熟稔帶來傷感》等十四首詩，并有大解、霍俊明的評論《詩人陳超》。

《南方文壇》2015年第1期刊登霍俊明的《烏托邦“桃花”與日常精神生活——詩人陳超》。

《當代作家評論》2015年第1期刊登霍俊明、韓少華的論文《“詩人批評家”：從“先鋒游蕩”到“詩野游牧”——陳超的詩學研究及作為一種批評的啟示性》。

《文藝爭鳴》2015年第1期推出“紀念陳超專輯”，刊有唐曉渡《陳超：憶念和追思》、耿占春《陳超的生命詩學與“絕望的激情”》、譚五昌《陳超：死亡幻象的審美書寫與精神超越——對陳超詩作〈我看見轉(zhuǎn)世的桃花五種〉的解讀與闡釋》、汪劍釗《陳超：穿越灰燼的詩歌之光》、大解《陳超：詩和理論的雙輪車》等論文。

《詩書畫》2015年第1期刊登霍俊明的《“詩人批評家”——陳超的詩學研究及作為一種批評的啟示性》

2月　《社會科學論壇》2015年第2期推出對《打開詩的漂流瓶——陳超現(xiàn)代詩論集（珍藏版）》一書的宣傳。

3月　《河北學刊》2015年第2期封底推出對《打開詩的漂流瓶——陳超現(xiàn)代詩論集（珍藏版）》一書的宣傳。

《滇池》2015年第3期選登陳超《風車》《秋日郊外散步》《我看見轉(zhuǎn)世的桃花五種》《博物館或火焰》《沉哀》《美色折人》《奧依塔克謠曲》《劫后》《未來的舊錄像帶》《晚秋林中》《霏雨中登石人山》《回憶：赤紅之夜》《夜烤煙草》《是熟稔帶來傷感》《大淀的清晨》《安靜的上午》《紅黃綠黑花條圍巾》《除夕，特別小的徽幟》《英格麗·褒曼：〈秋之奏鳴曲〉》《那些倒扣的船只》《停電之夜》等21首詩。同期還刊有霍俊明的《熱愛，是的！——陳超訪談錄》。

8月　詩集《無端淚涌》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這是迄今為止收入陳超詩作最全最具代表性的選本。包括日記、手稿中的詩以及從未公開發(fā)表的詩作，還有發(fā)表后從未收入以往詩集的詩作。

注：本年譜參考了《陳超創(chuàng)作年表》（《詩刊》2006年第4期）中的部分內(nèi)容，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