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17—19世紀初歐美文學在中國的傳播

跨文化傳播是一種伴隨人類成長的歷史文化現(xiàn)象，也是現(xiàn)代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實際上，人類發(fā)展的歷史就是文化傳播的歷史。而在跨文化傳播中，經(jīng)典的譯介又是文化傳播的一個重要的媒介，它是跨文化交流的起點，可以說是文化交流、文化影響的首要條件和必經(jīng)步驟。

19世紀后半葉的中國由于內(nèi)憂外患而處于生死存亡的轉(zhuǎn)折時期，晚清知識分子為了救亡圖存，開始對西方的文化產(chǎn)生興趣，企圖利用西方先進文明拯救風雨飄搖的國家。譚嗣同、梁啟超、黃遵憲等人為先導，拉開了國民啟蒙的序幕。而文學，特別是文學經(jīng)典的譯介則成為“開民智”“立新民”的重要手段。中國近代翻譯文學即興盛于晚清?；诎⒂⒌摹锻砬逍≌f目錄》，有學者考證出晚清共有479部創(chuàng)作，而譯作則達628部之多。另據(jù)陳平原統(tǒng)計，1891—1911年的20年間至少有615種小說譯至中國。^[1]

在20世紀的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性轉(zhuǎn)換與歷史嬗變過程中，西方文學的影響至關(guān)重要。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作家在建構(gòu)新的民族文學的殿堂時，不斷采擷西方文學的精華來豐富自己的世界。正如新文學的先驅(qū)胡適所說：“文學的最終目的自然要創(chuàng)造，但創(chuàng)造不是天上掉下石里迸出的，必然有個來源。我們既要參加世界的文學里，就該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養(yǎng)我們創(chuàng)造的源泉?！?sup>[2]其中，歐美17世紀至19世紀初的文學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也是全方位的。燦若星辰的文學經(jīng)典在中國新文學的天空中留下了耀眼的光輝：古典主義時期的莫里哀、清教徒革命詩人彌爾頓（John Milton，1608—1674）；18世紀啟蒙文學代表伏爾泰、盧梭，英國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先驅(qū)笛福；19世紀浪漫主義詩人拜倫、雪萊、雨果、普希金以及惠特曼等等，都是影響中國文學進程的耳熟能詳?shù)奈膶W巨匠，他們所創(chuàng)作的經(jīng)典作品不僅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并改變了中國文學的基本精神和特征，甚至成為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

總的說來，歐美17世紀至19世紀初的文學經(jīng)典在20世紀中國的譯介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期：一是“五四”時期至30年代，與此相對應，這是中國新文學的發(fā)生期和成長期；二是80年代初至世紀之交，而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復興期。

“五四”前后的譯介熱潮是現(xiàn)代思想啟蒙與現(xiàn)代文學啟蒙的雙向選擇。人們對西方近代文學經(jīng)典的譯介傳播表現(xiàn)出鮮明的時代性價值取向。法國啟蒙主義自然是當時進步學者關(guān)注的焦點。辛亥革命前后，法國啟蒙主義代表人物的著作陸續(xù)被譯介傳播，其中以盧梭的著作譯介最為系統(tǒng)。盧梭的著作《民約論》（今譯《社會契約論》）、《愛彌兒》《懺悔錄》和《論科學與藝術(shù)》先后翻譯出版。其民主自由的思想對文人產(chǎn)生極大的精神觸動，出現(xiàn)了大量關(guān)于盧梭的專論，從而對那個時期的社會政治變革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甚至有人將其作為拯救中國的“醫(yī)國之國手”^[3]。令人遺憾的是，由于社會政治變革的時代背景，使那個時期對盧梭著作的譯介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思想方面，而忽視了他的文學作品以及其中所表達的關(guān)于自然、情感的豐富思想。直到1930年8月，上海黎明書局才出版了伍蠡甫翻譯的《新哀綠綺思》。而另一位啟蒙主義文學家伏爾泰的小說也是20年代中期以后才陸續(xù)翻譯出版的。

與此對照，西方浪漫主義詩歌卻因其熱烈、激越、摧枯拉朽的文學品質(zhì)與“五四”時期的時代精神最為契合，因此在“五四”前后得到了最廣泛的譯介傳播。

歐洲浪漫主義詩歌傳入中國，得益于魯迅的《摩羅詩力說》。這篇詩論作于1907年，是魯迅浪漫主義詩學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出發(fā)點。作者借用英國“湖畔派”詩人騷塞用來攻擊拜倫、雪萊等詩人的惡意稱謂，把一群富有革命精神的歐洲浪漫主義詩人囊括其中，包括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1798—1855）、裴多菲（Pet?fi Sándor，1823—1849）等。魯迅希望通過介紹這些詩人，喚醒國人，召喚出一代“發(fā)為雄聲”的中國摩羅詩人。

在魯迅等人的感召下，“五四”前后文學界對浪漫主義詩人、詩作的介紹蓬勃興起，其中以譯介英國浪漫主義“惡魔派”詩人拜倫和雪萊最為集中。1903年1月，《新小說》第3號的《新中國未來記》中，梁啟超援引了《唐璜》中一首可以獨立成章的“詩中詩”《哀希臘》的第一節(jié)和第三節(jié)，并用曲牌填譯了該詩，這是我國對拜倫詩歌的最早翻譯。對雪萊的譯介可與拜倫比肩?！拔逅摹睍r期，率先譯介雪萊的是郭沫若。1920年3月，郭沫若以五言古體詩翻譯了雪萊名詩《致云雀》。1922年，雪萊逝世一百周年，掀起了大型紀念活動，《小說月報》《文學周報》《晨報副刊》等報紙雜志紛紛發(fā)表關(guān)于雪萊的論述及譯作。

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在“五四”之后呈蓬勃之勢，與此一致，歐美近代文學經(jīng)典的譯介傳播也日益繁榮。后者在推動“白話文運動”和文學新文體的建設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1917年，胡適發(fā)表于《新青年》的《文學改良芻議》力主“八事”，陳獨秀與之呼應，在《文學革命論》中倡導革新文學的“三大主義”，這些理論宣言無疑為新文學樹立了一面旗幟，但如何打破傳統(tǒng)詩學與美學的厚墻從而開辟一條新路仍是一件難事，而翻譯卻為此提供了一件利器。卞之琳先生在1987年專門就詩歌翻譯對中國新詩創(chuàng)作的影響做過細致分析，他通過對胡適翻譯實踐的研究，鮮明地指出西方詩歌的翻譯可謂促成了我國白話新詩的產(chǎn)生，且后來對新詩的發(fā)展過程及重大轉(zhuǎn)折同樣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亦如有的學者所說：“沒有譯詩，中國新詩的現(xiàn)代性就會因為失去影響源而難以發(fā)生?！?sup>[4]可以說，“五四”時期積極參與到新文學運動中的作家們都或多或少地從事過文學翻譯，翻譯工作已成為文學革命事業(yè)血肉一體的組成部分。

在中國新詩建設過程中，美國浪漫主義詩人惠特曼“功不可沒”。1919年，田漢在《少年中國》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平民詩人惠特曼的百年祭》。這是中國第一篇介紹惠特曼及其詩歌的文章，在這篇長達萬字的文章中，田漢明確闡述了中國新詩運動與惠特曼詩歌的關(guān)系：“中國現(xiàn)今‘新生’時代的詩形，正是合于世界的潮流、文學進化的氣運?！@種自由詩的新運動之源，就不能不歸到惠特曼。”^[5]與此同時歐美浪漫主義詩歌的翻譯也發(fā)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浪漫主義詩歌傳入中國，正值“白話文運動”興起前后，早期浪漫主義詩歌翻譯用的是文言文，其代表就是蘇曼殊。蘇曼殊是清末民初譯介外國詩歌的先鋒人物之一，與林紓、嚴復一起，被譽為“清末三大翻譯專家”。蘇曼殊的譯詩給國人帶來了極大的震動，打開了視野，然而在“白話文運動”興起的時代氛圍下，文言譯詩限制了讀者的接受面。于是人們主張打破舊體詩，完全用白話文來翻譯外國詩歌。很長一段時間，翻譯詩歌變得極為自由，不用韻，不用平仄，出現(xiàn)了“非詩化”現(xiàn)象。面對這種譯詩散文化的情形，徐志摩、傅東華、朱湘等人提出可用白話譯詩，但不能完全不講形式，并且大膽實踐，探索用“白話文新格律詩”來翻譯浪漫主義詩歌。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現(xiàn)代詩歌形式的確立與外國詩歌的翻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對此朱湘曾做過分析：“我國如今尤其需要譯詩?！热缥覀兡軐⑽鞣降恼嬖娊榻B過來，使新詩人在感興上、節(jié)奏上得到新穎的刺激與暗示，并且可以拿來同祖國古代詩學昌明時代的佳作參照研究，因之悟出我國舊詩中哪一部分是蕪蔓的，可以鏟除避去，哪一部分是菁華的，可以培植光大，西方的詩中又有些什么為我國的詩所不曾走過的路，值得新詩的開辟？”^[6]

歐洲近代文學經(jīng)典的譯介傳播對中國戲劇改良和現(xiàn)代話劇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的話劇從誕生之初即與歐洲近代戲劇有著緊密的關(guān)系。作為區(qū)別于傳統(tǒng)戲曲的藝術(shù)，我國話劇的產(chǎn)生是從翻譯介紹西方戲劇開始的。目前所知最早譯介到中國的就是法國古典主義喜劇的杰出代表莫里哀的作品。莫里哀的劇作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大量上演，而田漢認為，二三十年代“中國的話劇，正是啟蒙時代”^[7]，《新青年》提出的戲劇改良對當時的知識分子在反對舊戲、提倡西洋近代劇方面有很大影響。在新、舊劇的爭論中，胡適倡導要將翻譯作為一種“武器”，以此毀滅落后的老套戲劇，建立新的戲劇界。^[8]錢玄同也明確提出：“如其要中國有真新戲，這真戲自然是西洋派的戲，決不是那‘臉譜派’的戲。”^[9]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也意識到民眾劇是中國戲劇改良應走的道路。而莫里哀戲劇最顯著的藝術(shù)特色就是批判貴族和資產(chǎn)階級的虛偽丑陋，贊揚普通人民的機智勇敢，這恰恰因應了戲劇改良運動中倡導戲劇走向民眾、戲劇服務于民眾的社會訴求。

西方經(jīng)典的譯介依賴中國譯介者的眼光和視野，更與中國主流價值體系緊密相關(guān)。從20世紀30年代后期開始，歐美現(xiàn)實主義和無產(chǎn)階級文學成為最重要的譯介對象，蘇俄文學的翻譯評介漸漸獨占鰲頭。到了六七十年代，只有高爾基等少數(shù)幾個作家在中國較有影響。到了80年代，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西方經(jīng)典又紛至沓來，各種主義、各種思潮流派蜂擁而至，泥沙俱下，幾乎全部稍有影響的外國文學作品，當然也包括近代外國文學經(jīng)典，都被譯介到中國，形成了世界跨文化傳播空前的蔚為大觀。

關(guān)于這個時期歐美文學經(jīng)典的譯介傳播情況，本卷若干章節(jié)均有論及，此處不再贅述。

[1] 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9頁。

[2] 胡適：《論翻譯——與曾孟樸先生書》，《胡適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14頁。

[3]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二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25頁。

[4] 蒙興燦：《胡適詩歌翻譯的現(xiàn)代性探源——以〈關(guān)不住了〉為例》，《外語學刊》，2011年第3期，第133頁。

[5] 同上書，第310頁。

[6] 朱湘：《說譯詩》，轉(zhuǎn)引自海岸選編：《中西詩歌翻譯百年論集》，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頁。

[7] 王平陵：《南國社的昨日與今日》，《矛盾月刊》，1933年1卷5-6期，轉(zhuǎn)引自孫慶生：《為中國話劇的黎明而呼喊——二三十年代的話劇研究概述》，《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86年第2期，第176頁。

[8] 陳勵：《莫里哀與中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1991年第3期，第74頁。

[9] 錢玄同：《隨感錄（十八）》，《新青年》，1918年7月5卷1號，轉(zhuǎn)引自丁羅男：《二十世紀中國戲劇整體觀》，上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