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廷以與羅家倫、蔣廷黻的早期學術交往

中國近代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出現(xiàn)，是相當晚近的事情。一般認為大約要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近代史”的概念才為人普遍接受。相比于古史領域一輪接一輪新舊相攻、激烈論辯的熱鬧場面，民國時期的近代史研究似乎就寂寥許多。今人言及研治近代史的民國學人，不過蔣廷黻（1895—1965）、羅家倫（1897—1969）、郭廷以（1904—1975）、陳恭祿（1900—1966）等寥寥數(shù)位。四十年代以降，隨著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興起，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地位陡升，成績斐然，而治學旨趣已然轉移。蔣、羅二位被公認為近代史研究奠基性人物，引領風氣之先，令人遺憾的是，后均轉投政界，無暇著述。為人所稱道的蔣著《中國近代史》（后改名《中國近代史大綱》）初版于1938年，是他利用政治生涯空閑，在兩個月時間內完成的，自定義不過是“一個簡略的初步報告”，而此后再無治學時間與精力，完成更具分量的研究了。（參閱沈渭濱《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導讀》）陳恭祿的學術生命延續(xù)至新中國成立后，但格于環(huán)境，創(chuàng)造力已不復當年。他后來出版的史料學著述內容大多沿襲早期講義，寫于1963年的“序言”還特別加入若干理論性話語，強調“歷史是黨性極強的社會科學”，“史觀統(tǒng)率史料是正確的看法”（《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中華書局1982年，原序）。

比較特殊的是郭廷以。他在1928年已創(chuàng)擬《近代中國史》十九冊這一規(guī)模宏大的寫作計劃，并有意與羅家倫、蔣廷黻合撰近代史讀本以供一般閱讀，從三十年代開始，更推出一系列以編年系事為特征的“史事日志”型著作。更為人知者，他作為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長，擘畫創(chuàng)建，養(yǎng)成人才，使得一個新興學術機構迅速成長為近代史研究重鎮(zhèn)，乃至卓然而立、孕育出一享譽學界的“南港學派”（參閱陳三井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v觀而論，郭廷以可謂中國近代史研究承上啟下的人物。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近代中國史綱》在香港出版后，即受到學術界和讀者重視與歡迎，先后3版13次印刷，八十年代又在臺灣刊行，目前在大陸也已有多個版本。有意思的是，像郭廷以這樣影響一代風氣的研究大家，在他弟子披露“臺灣學界內情”的著述中，卻被歸入“二十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行列，而與“非主流”相對的“主流”，其一為科學主義史學派，二為馬列主義史學派（王爾敏《郭廷以先生與近代史學風》，載《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反觀今日不同背景的史學史學者均熱衷討論的“史料”“史觀”兩大學派或學術系譜中，也確難找見郭廷以其人的清晰身影。由此帶來的困惑，難免讓人對這位史學家產生好奇。

初識羅家倫

1904年，郭廷以出生在河南舞陽一個小康的地主家庭。他是最早一批新式學堂的試驗者，由初小而高小，在家鄉(xiāng)讀了十年書，1918年考入開封第二中學。他喜歡看書，尤其新書，幾乎所有商務版新書都不放過，《新青年》《每周評論》上那些“很具刺激性”的言論前所未見，讓他大開眼界。在后來的回憶錄中，郭廷以形容當時的感覺，“思想界仿佛在動了”（《郭廷以口述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由于領導學校風潮受到壓力，他不得不轉學南京高等師范附中，至1923年，又保送進入東南大學歷史系。

南京對于郭廷以來說，是一片新的天地。新文化運動后學界分化，以東大為中心的學人群體與北大新文化派遙相對應，隱然有雙峰并峙之勢。郭廷以體會的東大精神，就是“不走極端——承受我國固有文化，并且拼命吸收西洋文化”。史學方面，柳詒徵（1880—1956）是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在他指導下，郭廷以閱讀了不少舊籍，自認為附中四年是“攻讀古典最用力并確立舊學根底的時期”。但畢竟是受五四風氣熏陶的一代人，郭廷以在大學時期也聽梁啟超和胡適的講演，前者“淵博”，后者“條理”，都予他深刻印象；對柳詒徵的觀點，他坦承并“不太同意”，而那些“較新的觀點”有著更大的吸引力。柳詒徵當時講授中國文化史，因材料問題不好解決，鴉片戰(zhàn)爭以降一段幾乎無從講起，授課主要參考日文著述，并要求學生對照《東華錄》比讀。這實際成為郭廷以接觸近代史料的初步。他說，“初看茫無頭緒，后來越看越有興趣，從道光朝看到咸豐朝，再往前看看到乾隆朝，我另編出一套章節(jié)，很得柳先生贊許”。

由東大最初兩年，漸漸摸到研究門徑，但真正引領郭廷以進入近代史研究天地的，還是羅家倫。在他大三時，羅被聘入東大歷史系，郭回憶當時課堂情形：“由于羅先生名氣大，講話風趣，最初上課轟動一時，以風雨操場做教室，文科學生固然要聽，其他科系學生也擠去聽”。羅家倫犀利的談鋒、嶄新的觀念，給他極大震撼，由此結下學術之緣。1928年，羅出任清華大學校長，邀郭北上協(xié)助行政，二人在清華又有一段共事經歷。郭廷以以歷史系教員名義與羅家倫合作講授“中國近代史”，負責主講“鴉片戰(zhàn)爭”“魏源的海防思想”“洋務運動”等題目，這是他從事近代史教學之始。1930年離開清華后，相繼執(zhí)教于河南大學、中央政治學校，至1932年應羅家倫之聘，回中央大學歷史系任教，直到1949年。對兩人間的關系，郭門弟子王聿均曾做這樣的描述：“郭廷以先生和羅家倫先生的關系始于師生，后來又有同事之誼，再漸漸變成師友關系，到了晚年，尤其是到了臺灣之后，兩人完全是朋友關系了?！?/p>

郭廷以本人也承認，在史學方面，“比較影響我最大的是羅家倫先生?！绊懳易畲笥卸?，其一是注意外國資料，其二是研究近代史”。郭原對外國人寫的中國史著作評價并不高，感覺“很膚淺”，而羅推介當時最新出版的馬士（H. B. Morse）《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他立即“花三十大洋從上海買來”，仔細閱讀后，觀感發(fā)生了變化：“許多材料是我過去所沒看到的，見解也未可厚非，不可輕視，觀念改變了，開始注意外國資料。”郭廷以對此書一直非常重視，他在南京和臺灣不同時期的學生，都不約而同提及馬士著作是課堂上為數(shù)不多的指定參考書目之一。羅家倫還特別強調英國，認為“近百年史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研究英國”。郭廷以在東大時期的學業(yè)報告即以《英國在遠東的發(fā)展》為題，在這篇他自稱費時三個月、成十余萬言的長篇報告中，主要討論了英國早期在印度的經營，及如何利用印度進而發(fā)展至中國的過程。多年后，他在回憶這篇“少作”時，仍頗有自許的意味：“當時這報告轟動一時，直到現(xiàn)在基本觀念還沒有改變，而我由于寫這報告接觸近代史資料與后來我的研究近代史很有關系?！?/p>

與蔣廷黻共事清華大學

郭廷以在清華只待了短短兩年，有一個重大收獲，就是結識了蔣廷黻。蔣由南開轉赴清華任歷史系主任，一般認為是羅家倫慧眼識人，這中間郭廷以也發(fā)揮了作用。據其自述：

羅先生請不到人，自己和我合開近代史，又請朱希祖來兼課。……我到清華后，發(fā)現(xiàn)一份《近代外交史輯要》，油印本，兩百多頁，沒有印作者姓名，但覺得有頭緒，有體系，我問劉崇鋐，他說：“可能是蔣廷黻?！贝蚵牴皇撬?，我拿去對羅先生說：“這個人很值得請?！绷_先生立即寫信請他，蔣大為高興。

不管對行政任命發(fā)揮了多少影響，至少在學術層面，郭廷以流露出來對蔣廷黻的欣賞幾無保留。蔣本人充分意識到清華對他個人的非凡意義：“清華五年實在是夠刺激的，可以說我是發(fā)現(xiàn)一個新大陸——中國近代史?！彼貞浤嵌螘r間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歲月”，“我乘便可以接觸故宮博物院的檔案，有一段時間，我們有好些人在故宮博物院抄錄檔案，把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抄錄下來”（《蔣廷黻回憶錄》，岳麓書社2003年）。無獨有偶，郭廷以在晚年接受訪問時，也愉快地憶及與蔣結伴去故宮大高殿查大清實錄的情形，談到蔣前后數(shù)年“抄了兩千件以上的文件”，欣賞他“有天份，名氣漸漸高起來，居然在《獨立評論》發(fā)表政論，有寫作的方法，有見解”。

蔣廷黻最重要的史學成就《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兩卷（商務印書館1930、1934年初版），都是在清華任教時期出版的。他不滿足于此前“不分中外，幾全以外國發(fā)表的文件為根據，專憑片面證據來撰外交史”的狀況，將在海外學習的歷史研究法具體運用到中文史料的搜集、判別、選編過程中。這樣一種由基礎中文文獻著手的研究工作，在當時無疑是開拓性的?！遁嬕房梢哉f是第一部不靠英國藍皮書等外國文件編印的外交史資料，李敖（1935—2018）后來將此工作與胡適為中國哲學史“開山”相提并論，稱蔣廷黻為“替中國外交史導航的人”（《蔣廷黻和他走的路》，臺灣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對于正從事整理近代史長編的郭廷以來說，與蔣結識，確有如遇知音之感。有過一同工作的經驗，在方法、觀念上受后者熏陶，更加堅定“歷史研究應自史料入手”的研究路數(shù)。

從《近代中國史》到《近代中國史綱》

今日流傳最廣的郭著《近代中國史綱》完成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而再提前三十年，即郭廷以與羅家倫、蔣廷黻在清華大學共事時，已醞釀此書的最初胚胎。當時羅、蔣計劃合撰近代史一書，郭也答應參加。（《近代中國史綱·小記》）前兩人后皆由學入政，無暇及此，唯郭廷以堅守本業(yè)，始終不懈。從形式上看，最終成書的《近代中國史綱》近似一種“簡略的通識讀本”，但寫作實經歷了長期準備，可謂其“一生學力識力簡化表達的一個成品”（《王爾敏先生訪問記錄》，載《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郭廷以就出版過兩大冊以《近代中國史》為標題的著作（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1941年初版）。這兩冊各達600多頁的大書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近代通史，而是分別以早期中外關系、鴉片戰(zhàn)爭為主題，著力于“史料之整輯排比”的文獻集成。1931年，羅家倫發(fā)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一文，就“科學的近代史”研究宗旨、方法及范圍提綱挈領，直言“現(xiàn)在動手寫中國近代史，還不到時候”，“要有科學的中國近代史——無論起于任何時代——非先有中國近代史料叢書的編訂不可”，這實際上為當時研究“限定范圍”（刊于《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此文作為“引論”，收入郭撰《近代中國史》第一冊，同書“例言”據以申論：“歷史研究應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國史論，現(xiàn)在尚為史料整理編訂時期，而非史書寫著時期?！痹谑妨先∩嵘?，也嚴格按照羅家倫所論以“原料為尚，必不得已，始一用副料”。郭廷以原計劃按鴉片戰(zhàn)爭、自強運動、中日戰(zhàn)爭、戊戌變法等大事件分若干主題，寫一部完整近代史，并雄心勃勃地擬議了總計十九卷的龐大著述計劃，但隨著抗戰(zhàn)軍興，輾轉遷徙，客觀上失去了專心研究的條件，《近代中國史》只出版了前兩冊，便無以為繼了。

郭廷以的主要著述，尤其多部帶有干燥的、實證氣味的“史事日志”易造成一種刻板印象，讓人以為他只是一個會寫史事編年的“史匠”。其實在寫作《近代中國史》時，除對相關史料“整輯排比”外，他就特別注意使分離、不同的記載“互相聯(lián)通”，為讀者獲得“一貫明了之認識”，各主題下均附以簡要解說，并“酌采西籍，并使其自成體系”；不過強調仍屬研究初步，目的只“為后來史家做下若干預備工作”，故行文時“決不輕加論斷，妄敢評議”。郭廷以的同輩人顧頡剛（1893—1980）在評論《近代中國史》時，稱作者觀念“與蔣先生一樣，其書搜輯完備，考證精詳”（《當代中國史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張朋園以今日眼光檢視兩大冊《近代中國史》，認為其中“不只是史料，還有郭先生對史料的獨特見解，并非沒有解釋”，他進而指出，這一“歷史需要解釋的觀念”是由蔣廷黻所種下的。

中西“交通”的觀念激蕩

蔣廷黻的研究是從外交史拓展到整個近代史領域的，郭廷以對近代中外關系也始終保持特別的興趣。他在大學里專門開設過西域史、中西交通史課程，認為不同文化都有其特點，亦有其相通之處；歷史不僅在時間上有連續(xù)性，在空間上也有其交互性，所謂“六合為一國，四海為一家”。這一重視中西“交通”的觀念也滲入到他對近代史的觀察中，《中國近代史》整體構思就依照一個非常明顯的框架，即“西力沖擊是中國近代史的重心”。王聿均對郭廷以課堂講授的中外關系史印象至深，了解到文化的“橫的移植”和“縱的繼承”是何等重要，自喻宛如“驀然張開了心靈之眼”。

郭廷以本人對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這些較快對西方做出“適應”的近代人物推崇備至。《郭嵩燾先生年譜》是他生平著述中唯一一部年譜，而這部作品實際是在蔣廷黻的提議和督促下完成的?？箲?zhàn)初期，蔣在重慶就表示“我的兩位同鄉(xiāng)郭嵩燾和曾紀澤的傳記，最值得撰寫”，希望郭能身任其事（《郭嵩燾先生年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序）。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二人在紐約重逢，蔣廷黻又舊事重提，建議“不妨先抽空來寫一部郭嵩燾年譜長編”。一直以來，郭廷以對譜主也“同樣欽敬，同具興趣”，他與多位弟子合撰《年譜》，幾經周折，最終在1971年出版（陸寶千《我和量宇師的鐸瑟因緣——前緣后分皆如水》，《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當時蔣廷黻已辭世多年，一部年譜，由幾代學人接力完成，也見證了近代史研究進步的一個側面。

郭廷以到臺灣后，寫作了一系列專題論文，集中討論近代中外關系、中國與世變、西洋文化的輸入及其反響等問題。作于1950年的《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兼論早期中英關系的性質》一文寫道：“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均可以說是一部生存競爭的歷史。競爭過程的順逆和結果的成敗，決定這個國家民族的禍福命運。順逆成敗，則又決之于國家民族對于時代環(huán)境的適應能力，亦就是決之于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適應環(huán)境或近代化，首須對于環(huán)境與時代具有正確的認識，否則就無從說起。”（此文收入《近代中國的變局》，臺灣聯(lián)經出版公司1996年）此階段論述仍延續(xù)了他對中西“交通”的思考，并據國家民族對于時代環(huán)境的“適應”來揭示“近代化”的內涵，而所謂“近代化史觀”也漸漸清晰和成型。如果我們注意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近史所全面推動的“中國區(qū)域現(xiàn)代化”研究，實際上正是郭廷以“近代化”研究思路的延伸。這一項規(guī)模龐大的集體研究，并未以理論作為標榜，但卻是當時風靡中外的所謂“現(xiàn)代化研究”中少數(shù)以實證方法取得扎實成果的代表。

遠于“主流”的“通識”意識

一般印象中，郭廷以是一位專業(yè)的近代史研究學者，其實除長期主講中國近代史外，他在河南大學、中央大學、臺灣師范大學等校還開設過元明史、明清史、民國史等多門課程，學生評價他“元代以下的歷史根基都很深”。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郭廷以曾計劃撰寫一部教科書性質的《中國通史》，在這部草成而未出版的“通史”著作中，他自言“讀史記憶固屬重要，思想啟發(fā)亦須注意，本書即系兩者并重”，尤其強調“通變”的意義（《〈中國通史〉引論》）。前述十九卷《近代中國史》著述計劃，雖中途腰斬，卻包含有完整的通篇思考；至于后期出版的三種專書，《臺灣史事概說》《俄帝侵略中國通史》和《近代中國史綱》均為通史性質，足稱“融會貫通的成熟之作”。王爾敏總結其師史學特色，“既是長于年代學，宗旨乃是建立史學通識”。他還提出很有意思的命題：“初期之中國近代史研究，普遍不循主流學風之考證、考異、辨?zhèn)?、訂誤、質疑、翻案等手法……蔣廷黻、郭廷以則以治重大問題為宗，遠離30年代主流風氣?！?span >（《南港學派之史學宗風及其學術成就》）

這里所謂“主流風氣”，集中體現(xiàn)在胡適的整理國故運動到傅斯年領導的中研院史語所一線，即作為史學科學化代表的“新考據學派”，也是今日研究者在梳理上世紀史學發(fā)展史時再三致意的對象。以方法為重的“科學史學”，特別強調專業(yè)化和?？苹?，那種問題取向的、窄而深的研究，與傳統(tǒng)學者一再強調的中國貴通人不貴專家的觀念格格不入。雖然南北學風存有異同，上述新派史學不乏為數(shù)眾多的批評者，但就其掌握的學術資源及影響力所及而言，確實不可不謂為“主流”。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北平學術界里充滿著“非考據不足以言學術”的空氣，各大學史學課程日趨專門化，主持清華大學歷史系的蔣廷黻卻對這種學術風氣有自覺反撥。他著手學科建設，名為考據與綜合并重，實則偏向于為綜合史學鳴鑼開道。清華出身的何炳棣（1917—2012）回憶說，在1930年代的中國只有清華歷史系才是“歷史與社會科學并重，歷史之中西方史與中國史并重，中國史內考據與綜合并重”，“這種社會科學、中西歷史、考證綜合、兼容并包的政策，七七抗戰(zhàn)前夕已初見成效，若無戰(zhàn)爭干擾和意識形態(tài)斷裂，理應會于二十世紀后半結出累累果實的”（《讀史閱世六十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郭廷以與蔣廷黻共事清華，對歷史的宏觀理解多有所共鳴。蔣在抗戰(zhàn)期間寫出大綱性的《中國近代史》，郭對這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始終備極推崇，認為“具有分析度，文筆流暢，讀起來非常有啟發(fā)性”；歷時多年、堅持不懈地編纂多部史事日志，無疑是為通史寫作奠立基礎；最后完成《近代中國史綱》，其實也在追步先賢，尋求一種對近代史的貫通理解。

另外，不像蔣廷黻具有海外留學的背景，可為史學方法論提供來自“西方”的奧援，郭廷以在國內完成教育，他所畢業(yè)及后來長期服務的院校，更是在學風上與北京大學及中研院史語所等新史學重鎮(zhèn)遙相對立?！澳细邔W派”獨特的治學取向，體現(xiàn)在以柳詒徵為領袖的一批文史學者對“科學史學”所持批判立場中，他們不滿于唯考據是尚而不能兼顧義理的學風，堅持不應為追逐史料而迷失整體。據郭廷以自述，在課外閱讀及研究近代史的興趣方面，受柳詒徵影響很大，其不滿者僅在柳輕視考證，而對重視貫通理解、追尋歷史規(guī)律性的努力，并無太多異議。郭廷以認為他的史學方法，主要得益于歷史系主任徐養(yǎng)秋（1886—1972），“嚴格講起來柳先生教我看書，徐先生教我方法”，而后者的治學特色恰在于強調綜合、比較，富有宏觀視野。他回憶說，徐師精通西洋歷史及研究方法，中國學問也有根基，善于用中國的歷史作例證來解釋西洋的新史學方法，“教起來融會貫通，使人傾服”（《郭廷以口述自傳》）。

《近代中國史》第一冊成書時，郭廷以對自己的師承直言不諱：

編者研習史學，柳翼謀（詒徵）、徐養(yǎng)秋（則陵）兩先生首啟發(fā)之，而專力于近代中國歷史，則實受羅志希先生之教誨，本書之編輯，所得羅先生之指導協(xié)助尤多。蔣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國史之學科研究，實與羅先生同開其風氣，直接間接，編者亦受其相當影響。

回顧郭廷以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史學活動，雖然難說“與當代流行學風無所瓜葛，方法宗旨各不相干”，但距離“科學史學”的主流確實稍顯迂遠，更與后來漸成氣候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毫無淵源，以致被后世史學史著者有意無意忽視，其中委曲也就不難理解。至于他在臺灣草創(chuàng)近史所，進而培育成南港學派，真正稱得上“自具源流，自辟進境”，而領導人較顯特殊的教育背景和治學取向，也成為近史所與史語所之間產生持續(xù)緊張的遠因。聯(lián)系到郭廷以后來遭人攻訐，以致遠走美國，中間也不無潛在脈絡可尋。這些問題已經超出本文論旨，姑留待高明處置。

余英時曾以《易》卦之“既濟”“未濟”取譬，談到專門研究領域發(fā)展，前者以“大師（或其學說）”為中心，較帶封閉性，后者則以“學”為中心，更具開放性。他認為郭廷以創(chuàng)辦近史所便是后者的代表，“近史所的多元化發(fā)展和成績斐然，飲水思源，不能不歸功于創(chuàng)始者的胸襟器識”。郭門大弟子唐德剛（1920—2009）治學旨趣與乃師迥異，而在晚年時動情回憶道：“他是我做research的啟蒙老師，也是我平生為老師送葬的唯一的一個人”（《教我做research的啟蒙老師——紀念業(yè)師郭廷以教授二十周年》）。郭廷以在大陸的學生劉敬坤（1923—2009）在2003年接受訪問時，也談到其師著述最大特點就是“忠于歷史，不帶政治色彩，事實就是事實，絕不能扭曲”，他遺憾地承認未能充分傳繼師承，但仍以受教為“畢生榮幸”：“畢竟郭先生是真正的近代史的開辟者，他對近代史研究的貢獻最大，這一點是肯定無疑的?！?span >（《劉敬坤先生訪問記錄》，《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著名美國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1937—2006）一度陷于無邊無涯的漢學傳統(tǒng)無力自拔，無法為自己的事業(yè)準確定位，他將重建自信的關鍵，歸功于“郭廷以的開創(chuàng)性偉業(yè)的啟迪”，亦即把近代史視作一個獨立自存的研究領域，他得以勇于承認自己不是一個漢學家，而不過是“一個有著一定的概括能力、同時又有著東亞地區(qū)某些研究知識的中國近代史家”（《遨游史海：向導師郭廷以致敬》）。

在學生們眼里，身材瘦高的郭廷以體格并不很強壯，經常穿著長袍，不茍言笑，聲音低沉，口才并不算佳，——“永遠是一副撲克牌的面孔”。這位曾經令人生畏生敬、畢生傾力于中國近代史教學和研究的“郭夫子”，已經離世近三十載了，而他留給我們的史學遺產仍然歷久彌新。

（原刊于《傳記文學（臺北）》2011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