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水復后水，古今相續(xù)流
——郭廷以和他的“史事日志”系列

郭廷以（1904—1975）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先驅(qū)人物，早年與羅家倫、蔣廷黻諸先生相過從，由垂手從教而至相與論學，交誼久長。自1928年起，已創(chuàng)擬《近代中國史》十九卷的宏大寫作計劃，并有意與羅、蔣合撰近代史以供一般閱讀。1930年代以降，又陸續(xù)推出一系列“史事日志”類編年巨著。更為人知的是，他作為臺灣“中研院”近史所首任所長，擘畫創(chuàng)建，養(yǎng)成人才，使得一個新興學術(shù)機構(gòu)成長為近代史研究重鎮(zhèn)，乃至卓然而立、孕育出享譽學界的“南港學派”。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近代中國史綱》在香港出版后，即受到學術(shù)界和讀者重視與歡迎，先后3版13次印刷，繼又在臺灣刊行，目前在大陸也已有多個版本。今人論及郭氏史學貢獻，常列舉其多種以“史事日志”命名的著述。綜計相關(guān)作品有《太平天國史事日志》二冊、《近代中國史事日志》二冊、《中華民國史事日志》四冊。此外《太平天國歷法考訂》《郭嵩燾先生年譜》等書同屬編年系事性質(zhì)，也在所謂“年代學著作”范疇內(nèi)。王爾敏歸納乃師史學功力所在，“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學養(yǎng)，研治史事，重視年代學”（《郭廷以先生與中國近代史之學術(shù)建樹》，載《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梢哉f，史志體裁的寫作幾乎貫穿郭廷以學術(shù)生涯始終，堪謂其史學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種。

一

郭廷以出生在河南舞陽一個小康的地主家庭，由初小而高小，是最早一批新式學堂的試驗者。1918年考入開封二中，后轉(zhuǎn)南京高等師范學校附中，1923年被保送入東南大學歷史系。柳詒徵主講中國文化史，因材料不好解決，鴉片戰(zhàn)爭以降一段幾乎無從講起，授課只好參考日文著述，并要求學生對照《東華錄》比讀。這實際成為郭廷以接觸近代史料的初步。他說，“初看茫無頭緒，后來越看越有興趣，從道光朝看到咸豐朝，再往前看看到乾隆朝，我另編出一套章節(jié)，很得柳先生贊許”。約自大學二年級，郭開始做讀書筆記，并漸將札記范圍擴充至記錄時事。北洋時期軍事繁興，郭據(jù)能接觸到的資料，隨時記錄內(nèi)閣變遷、各省軍隊番號、駐防區(qū)變更、軍官出身等等，并列出表格，這些工作為“后來研究現(xiàn)代史的準備”，可見其已有保存當代史料的自覺。

在東大最初兩年漸摸到研究門徑，但真正引領郭廷以進入近代史研究天地的，還是羅家倫。他大三時，羅聘入東大歷史系，郭回憶當時課堂情形：“由于羅先生名氣大，講話風趣，最初上課轟動一時，以風雨操場做教室，文科學生固然要聽，其他科系學生也擠去聽?！绷_家倫犀利的談鋒、嶄新的觀念，給他極大震撼，由此結(jié)下學術(shù)之緣。1927年郭大學畢業(yè)，經(jīng)羅家倫推薦，進入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工作。時值北伐，戰(zhàn)爭一發(fā)動后，郭就以史家的敏感意識到這是一件“大事”，據(jù)報刊逐日記“大事志”。他所在的政治部下屬編史局，專門收集國民革命軍史料，因此有條件寫作“日志”，為將來撰寫軍史做預備。郭廷以有過史料學訓練，在搜集資料方面非常用心，據(jù)他自述：“當時我收集資料的范圍很廣，標語也加以收藏，并記載了某年某月在某地某個機構(gòu)貼出來的標語，由此可發(fā)現(xiàn)軍政方面變化的跡象?！?/p>

不久后，郭廷以轉(zhuǎn)入中央黨務學校編譯部，一面擔任編譯，一面撰寫民國大事志，范圍漸漸前推，“把清末至最近的近代史大事寫出一個大概，對研究近代史有了一個骨架了”。至1928年春，完成《清季史事日志初稿》，由中央政治學校印行。當年郭應清華大學新任校長羅家倫之邀北上協(xié)助行政，并以歷史系教員名義與羅合授“中國近代史”。1930年離開清華，相繼執(zhí)教于河南大學、中央政治學校，1932年赴中央大學歷史系任教，直至1949年。在中大郭廷以開設了近代史課程，并編寫多部講義，課余還常去各圖書館查閱資料。金陵大學是教會學校，英文書多，地方志也有七八百種，這里成為他讀書的“福地”。郭晚年憶及在圖書館狹小閣樓上查書的情形：“我把所有地方志都看過，善本書也全看過，相當下功夫，當時為了防蚊子叮，穿好衣服，但逢暑天溫度一高，汗流浹背，非常之苦?！崩帽本?、南京等地資料，“近代中國史長編”得以不斷充實內(nèi)容，覆蓋時段上自十六世紀，下迄民國二十年代。他選出其中相對成熟的部分，以《太平天國歷法考訂》《太平天國史事日志》獨立成書。后者原名《太平天國大事日志》，據(jù)中大學生王聿均言，“改名可能是出于羅家倫先生的建議，史事日志是指與歷史有密切關(guān)系的事件，而非一般事件”。兩書出版后轟動一時，郭也由此奠立與簡又文、羅爾綱鼎足而三的“太平天國史先驅(qū)大師”地位。

至遲不晚于1939年，《近代中國史事日志》寫作已基本完成，但郭廷以精益求精，不愿匆忙定稿，加之抗戰(zhàn)軍興，輾轉(zhuǎn)耽擱，一直到六十年代，即臺灣近史所時期才正式出版。郭廷以在該書“編者前言”中記述寫作始末：

民國十五年（1926）夏，編者開始根據(jù)當時報刊撰寫每日大事日志，同時著手輯錄清季以來之部，參考資料，大都假自南京東南大學（后來的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江蘇省圖書館。十七年春，清季之部草稿初成，由政治大學排印。是后復利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北平圖書館的藏書，予以補充，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938—1939）由中央大學在重慶排?。ㄗ郧寮局撩駠辏６迥昙叭陜啥葴蕚涑霭?，終覺不妥之處尚多而作罷。二十三年起，重行整理，一直到這次付印之為止。其間復乘1957年至1958年及1960年訪美之便，參考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伯克萊加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及國會圖書館藏書增訂，總計歷時已三十余年。

當時《中華民國史事日志》也已初具規(guī)模，郭的多位弟子張朋園、呂實強、陸寶千、陳存恭等人對內(nèi)容增補均有所貢獻，而最終定稿是他晚年在紐約完成的。在生命最后一段時光，郭廷以仍舊保持著數(shù)十年前初操史觚時的工作熱情，在美國各大圖書館搜集資料，逐日逐條加以增訂，“到死還是沒放棄”。該書出版經(jīng)歷了波折，張朋園后回憶說：“郭先生去世十年后，近史所才在所長呂實強的主持下，出版郭先生的《中華民國史事日志》。在此之前，我們幾乎都認為郭先生這套書沒希望出版了，因為那個時代，沒有人敢批評政治，不像現(xiàn)在，就算你不喜歡總統(tǒng)也可以批評他，但在當時，你只有生悶氣的份?！?985年，郭廷以最后的心血之作《中華民國史事日志》四巨冊由近史所出版。無論如何，多種史事日志終得以匯齊出版，總算是對郭先生身后的一種告慰。

二

今日流傳最廣的郭著《近代中國史綱》完成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而往前再推30年，郭廷以還出版過兩大冊以《近代中國史》為標題的著作。這兩冊各達600多頁的大書非一般意義上的近代通史，而是各以早期中外關(guān)系、鴉片戰(zhàn)爭為主題，按時序做“史料之整輯排比”的文獻集，其性質(zhì)不完全同于“史事日志”，但方法或內(nèi)容均多近似。郭本人自承，在史學方面“比較影響我最大的是羅家倫先生……影響我最大有二，其一是注意外國資料，其二是研究近代史”。

1931年，羅家倫發(fā)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一文，就“科學的近代史”研究宗旨、方法及范圍提綱挈領，直言“現(xiàn)在動手寫中國近代史還不到時候”，“要有科學的中國近代史，非先有中國近代史料叢書的編訂不可”。此文作為“引論”收入《近代中國史》第一冊，同書“例言”說：“歷史研究應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國史論，現(xiàn)在尚為史料整理編訂時期，而非史書寫著時期?！笔妨先∩嵋矅栏癜凑樟_所論以“原料”為尚，必不得已，始一用“副料”。

這類帶有干燥的、實證氣味的史學體裁，易造成一種刻板印象，讓人以為郭廷以只是一個會寫史事編年的“史匠”。其實撰寫《近代中國史》時，除了排比史料，他還特別注意使分立不同的記載“互相聯(lián)通”，各主題附以簡要解說，以使讀者獲得“一貫明了之認識”。張朋園以今日眼光視兩冊《近代中國史》，認為其中“不只是史料，還有郭先生對史料的獨特見解，并非沒有解釋”，并進而指出，解釋歷史的觀念是由蔣廷黻所種下的。郭廷以在清華只待了短短兩年，有一個重大收獲，就是結(jié)識了蔣廷黻。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北平學術(shù)界充斥“非考據(jù)不足以言學術(shù)”的空氣，各大學史學課程日趨專門化，而主持清華歷史系的蔣廷黻卻對此學術(shù)風氣有自覺反撥，偏向為綜合史學鳴鑼開道。郭、蔣有過一同工作的經(jīng)驗，無論重實證的研究路數(shù)，或歷史理解的宏觀方面，皆多所共鳴。按郭廷以的理解，“將史事按史時順序排次，則全局悉入眼中，分條來看，容有支離破碎之感，綜合參證，自有其脈絡系統(tǒng)可尋”，理論上所謂待史料工作告一段落，再行深入研究，兩者間并無截然分界。之所以視史事編年如此重要，在于他特強調(diào)歷史連續(xù)性。郭廷以常以李白詩句“前水復后水，古今相續(xù)流”作喻，將史實視為前水、后水，為一種不能中斷的永恒連續(xù)，“歷史研究首須認清史事，方能了解它的意義；史事須以史時來聯(lián)貫，史時失去正確，史事即因而紊亂”（《王聿均先生訪問記錄》，《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他還重視中西“交通”的因素，認為歷史不可分，不僅時間有連續(xù)性，空間亦有交互性，所謂“六合為一國，四海為一家”，此種現(xiàn)象“以近代為尤著”。用郭廷以本人的話說，“自東西海道大通之后，愈形顯著，到了中英鴉片戰(zhàn)爭，可說是急轉(zhuǎn)直下”（《近代中國史事日志》，“編者說明”）。

三

對編寫史志的工作本身，郭廷以倒看得相當平易。他視史志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綜合記錄”，認為是一種“極平凡而相當繁瑣的工作”，并歸納“有興趣”“肯耐煩”“廣涉獵”“勤動筆”“慎選擇”數(shù)項標準，在實踐中身體力行。直到近史所時期，郭廷以仍堅持每日做本所《大事紀要》，起初由他自己親寫，后因工作繁忙，交由學生接手。他還極力提倡以“剪報”方式留存當代史料，近史所開創(chuàng)之始即開設一剪報室，由專人負責，連續(xù)三十年未嘗間斷。這種在今人看來近似簡陋的做法，在當時不止是他治學的一種習慣，也是推之于近代史研究行而有效的一種手段。固然“高明之家不屑一顧，豈肯做此下手功夫”，但就長程的學術(shù)得失而論，如此“吃力而不易討好的笨功夫”可能恰是最經(jīng)濟、最高效的。

原始資料的編年整理，不僅利己，而且利人。郭廷以在《太平天國史事日志》“凡例”中言：“編者個人只求為他人作預備工作，期能節(jié)省具有才識德學之史家之精力時間，于愿已足?！薄吨袊贰贰袄浴币嗦暶魅缦拢骸氨緯幾氲哪康模谀苡谑妨现嬇疟确矫?，盡其相當力量，為后來史家做下若干預備工作?！笨爸^長篇巨制的《近代中國史事日志》，除了以編年記事外，還特別附錄了“總理衙門大臣表”“軍機大臣表”“主要督撫表”“出使各國大臣表”等多張出處完備、制作精心的圖表。正是這樣一種“不計個人得失，求全面推進，不必功成在我”的治學精神，使得上述著述在學術(shù)史上獲得其永久的地位。

郭廷以常向?qū)W生灌輸“勤于動筆”的觀念：“如果你看到什么東西，覺得有意思，應該馬上動筆把它記下來，或?qū)懴伦约旱母邢?，日積月累才會有東西。”這實際上出于他寫作史事日志的經(jīng)驗之談。在他一手主持下，近史所藏大批外交、經(jīng)濟檔案經(jīng)分類編輯，陸續(xù)刊行，他鼓勵學生“從檔案中找專題自己進行研究”，要“勤于做卡片”。如果不是經(jīng)過相當時期的史料整理訓練，他是不放心讓學生直接從事專題研究的。近史所最早出版的一批分量十足的“?？?，實際上可以說是檔案編纂工作的副產(chǎn)品。郭廷以還“到處勸人寫年譜”，他明確不主張急于寫史觀式的著作，“非常反對虛擬的、架空的、天馬行空的史觀”（《郭正昭先生訪問記錄》，《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豆誀c先生年譜》是他生平著述中唯一一部年譜，而這部作品實際是由蔣廷黻、郭廷以、尹仲容、陸寶千等幾代學人共同接力完成的，這也見證了近代史研究進步的一個側(cè)面。

郭廷以的史學觀念與實踐，對他一手創(chuàng)建的近史所治學風格有著深刻的影響。王爾敏歸納其師史學功力所在，正在以“年代學”來掌握歷史轉(zhuǎn)變關(guān)鍵。這被視作“郭夫子真?zhèn)餍姆ā薄爸辆^詣”，列其門墻者多具此特長，王自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傳承弟子”，其他精于此學的同門還有陸寶千、王家儉、魏秀梅、李國祁、李恩涵等人。（《王爾敏先生訪問記錄》，《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李恩涵后來總結(jié)說：“當時凡是遵照量宇師指示，肯下功夫的，如李國祁、王樹槐、王爾敏、張玉法等人就有很好的專書著作；沒有照他的方法去做的，在近史所待了三四十年也寫不出一本好書的大有人在?！眲⒕蠢こ鲎怨⒁栽谥醒氪髮W歷史系所教的最后一班，也是他為數(shù)不多的留在大陸從事史學工作的學生之一。對于應在史料方面下的功夫，他在多年后有所反思：“很后悔沒有照郭先生所說的去做，一直到后來我自己做研究，才發(fā)覺郭先生的路子是對的?！彼姓J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圈子里，郭廷以是一個“奠基者”，不過遺憾地表示——“目前在大陸，有幾個人走郭廷以的學術(shù)路線，但卻不是郭先生教的”。

（原刊于《中華讀書報》2011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