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園里的夏鼐與吳晗

1980年1月14日，夏鼐（1910—1985）日記寫道：“下午在家，開始寫作《我所知道的吳晗同志》一文。翻閱1931—1934年日記，快50年了，不禁感慨系之?！边@是經(jīng)歷“文化大革命”劫波之后，夏鼐為老友兼老同學吳晗（1909—1969）所寫的回憶文章。在他筆下，三十年代初的清華園被喻作《早春二月》中的芙蓉鎮(zhèn)，一座“世外桃源”（《我所知道的史學家吳晗同志》）。在那里，夏鼐和吳晗一起度過大學時光，由此結(jié)下超過三十年的友誼。夏鼐對清華園寄托了太多情感。而今天，再讀《夏鼐日記》，可以發(fā)現(xiàn)在那里除了有世外桃源般的夢幻，其實也見證過一群年輕學人的激情、苦悶與迷惘。

第一次見面

夏鼐是溫州人，吳晗是義烏人，算起來是浙江同鄉(xiāng)。到北平前，都有在上海讀書的經(jīng)歷，夏鼐在光華大學附中完成高中學業(yè)，吳晗則求學于中國公學。進清華前，都與燕京大學有過一段淵源。1930年夏鼐考上燕大社會學系，次年轉(zhuǎn)入清華史學系；而吳晗幾乎是前后腳北上，初打算轉(zhuǎn)學燕大史學系，因錯過考期未成，繼在燕大圖書館中日文編考部謀到一份工作，1931年初又辭職，分別報考北大和清華，幾經(jīng)波折，終被清華史學系破格錄取，成為二年級插班生。相比于夏鼐，吳晗的求學道路走得沒有那么順遂，但他足夠幸運，遇到了前中國公學校長胡適這樣的貴人大力提攜，有人甚至說，胡適是他“開展生命新途的引路人”（潘光哲《胡適與吳晗》，收入《何妨是書生：一個現(xiàn)代學術(shù)社群的故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

兩人同一年進清華，同系但不同級，據(jù)夏鼐回憶：“當時清華大學制度，自二年級起所開課程多是選修課程，而我又須補讀歷史系一年級的一些必修課。那一年中，我們很少共同上課（也許便沒有），所以當初并不相識?！闭嬲Y(jié)識已是在入學一年后了：

第二年（1932年）他擔任清華學生會所辦的《清華周刊》文史欄主任，看到我所投的幾篇稿子，他采用了。是年十月的一天，他來了一張條子，約我去面談。我們雖然已經(jīng)同學了一年多，這還是第一次正式相見面談。我們談得很融洽。我最初覺得他是以一個老大哥的身份來招呼我的，加之我不善于與陌生人交際談話，所以初見面時有點不自然。但他是那么爽直和坦白，談了一會兒就驅(qū)散了我的拘謹。

復按夏鼐日記，回憶日期微誤，初見那一幕發(fā)生在1932年11月24日：“晚間往見吳春晗君接洽現(xiàn)代史學社事。同學同系已一載余，此次尚為第一次見面。順便談到明史及清史之事，談了一點多鐘才回來?！?/p>

這一年，吳晗二十三歲，夏鼐二十二歲。前者還用“吳春晗”的原名，在夏鼐印象中，“個子不高，戴著近視眼鏡，衣著樸素，幾乎終年穿著一件布大褂……剛年過二十，但已是一位飽讀古籍的青年學者了”。入清華前，吳晗已寫成《西漢的經(jīng)濟狀況》《胡應麟年譜》等有分量的作品，在學界初露頭角。甫一入學，即顯示出超人一籌的學術(shù)能力，用“辰伯”的筆名在《清華周刊》上連續(xù)發(fā)文近二十篇，入學第二年被該刊聘為文史欄編輯主任。他熱情、肯干，善于組稿和網(wǎng)羅作者。夏鼐正是向《清華周刊》投稿的一個新人，因文章受到注意，故被約請去面談。盡管兩人不過相差一歲，在面對面的交談中，吳晗明顯表現(xiàn)出更強的“氣場”，而夏鼐也自覺推崇他為“老大哥”。吳晗的傳記作者還專門引用夏鼐的上述回憶，認為這“形象地記載了當時吳晗的活動才能”（蘇雙碧、王宏志《吳晗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今人筆下，清華時期的吳晗被冠以“頗有名氣的大學生”“青年學術(shù)活動家”等名號，并非過譽之辭。他不僅參與校內(nèi)活動，在社會上也有廣泛交游。在燕大時，已結(jié)識陳垣、顧頡剛、容庚、錢穆、張爾田、鄧之誠等前輩學者；入清華后，與陳寅恪、蔣廷黻、雷海宗、朱自清、聞一多、鄭振鐸、俞平伯、金岳霖、馮友蘭等名教授都有交往；又常進城，到胡適家做客，自然與在北大執(zhí)教的一些學者相結(jié)識。正因如此，吳晗很早就在北平學術(shù)圈有了一席之地，受到名流學者的賞識，如鄭振鐸還專門約請他一起創(chuàng)辦《文學季刊》。吳晗在自傳中，盡管自辯說與胡適、顧頡剛等人往來“并不多”，但也承認“他們很看重我，以為將來一定可以成為如他們所期望的資產(chǎn)階級的學者”（《吳晗自傳》）。

夏鼐的聰敏和苦學，均不少讓于吳晗，然在性格上，完全是另一種類型。他沉默、內(nèi)向、不擅交際，平時除了讀書，還是讀書。自學填充了業(yè)余時間的全部，而他內(nèi)心并非不渴望積極的社交生活，日記里常流露的，是青年的敏感與苦悶。1931年1月19日記：

我真痛恨自己年來畸形的生活，使自己的心情、習慣竟鑄成那樣落落寡合的狀態(tài)，在同學交際會的時候，時覺局促不安。

1932年1月14日記：

今天在上中國通史課時，正在等待著教師的來臨，大家談笑聲音充滿了課堂，我忽然感到寂寞的襲來，心中充塞著傷感的情調(diào)，覺得自己似乎離人群愈來愈遠了，嚷鬧聲、喧笑聲變成無意義的亂響，引不起心弦的共鳴。

1932年4月3日記：

我現(xiàn)在的心情受兩種勢力的沖突，一方面深感覺自己的孤寂怪癖，有結(jié)交朋友的必要；一方面又是寶惜自己的光陰，以為“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總與自己的性情不合，然而所謂“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又是可得而不可強求。終于只好決心任之自然，力求適應當前的社會環(huán)境，固然不必勉強鉆入人群之中，然也不必望而去之。

1933年1月23日記：

我時常自己思索，覺得自己似乎太與社會相隔離，與交際場所無接觸，只有人家敷衍我，如果要我來敷衍別人，便覺得是莫大的苦痛。

1933年4月4日記：

我是喜歡孤獨的人，是喜歡熱鬧中的孤獨，若像今日這種野廟孤僧的生活，獨自在游廊上踽踽而行，與塵世相隔絕，那是連我也覺得太孤寂了。所謂“交游之樂”便是慰藉這種孤寂，我的朋友太少了。

夏鼐常常感到“孤寂”“朋友太少”。而吳晗算得上是他在清華時期結(jié)交的為數(shù)不多的朋友之一。

“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吳晗看重夏鼐有做學問的潛力，拉他加入史學社團，又常約稿。起初，夏鼐還是有些不自信：“我也很想借這個機會練習寫文章，既已以史學為終身事業(yè)，做文章的事安可忽略，但又有些膽虛，深恐把不成熟的作品冒昧發(fā)表，貽留笑柄……”他在《清華周刊》發(fā)表《秦代官制考》《〈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訂誤一則》《魏文侯一朝之政治與學術(shù)》《洋書辨?zhèn)巍贰抖痰娜松軐W》等多篇文章，這與吳晗的鼓勵是分不開的，甚而受邀接手《清華周刊》文史欄的編輯工作：

有一天，他忽然來找我。他說：他已決定不再擔任文史欄主任的職務，他要推薦我來擔任。我拒絕了，我說我不會組稿，不能干這種工作，還是由他繼續(xù)干下去為是。他勸我說：“答應下來吧，不要害怕，你會辦好的。拉稿的事，我?guī)湍愕拿?。我所以要你來替代我，因為我有朋友，也有敵人。你呢，你似乎沒有很親昵的朋友，但也沒有反對你的敵人?！?/p>

這件事發(fā)生在1933年2月22日，夏鼐當時心理是——“好名的心是一般人具有的，但是我不會拉稿子。假使自己做則功課太忙，至多僅能做三四篇，內(nèi)容未必滿意，而字數(shù)定不會多，故只好拒絕?！辈贿^，架不住吳晗苦勸，最后還是答應下來。拉稿方面，吳晗幫了不少忙，那年《清華周刊》（第三十九卷）文史欄的稿子大多由他拉來，尤其第八期“文史專號”更是如此，夏鼐主要負責審稿和退稿。日記記有不少兩人合作情形。4月15日記：

上午遇吳晗，詢其曾否向錢穆先生索“文史專號”文章，據(jù)云已向之索取。張德昌患傷寒入?yún)f(xié)和醫(yī)院，病愈后或可應征一稿。顧頡剛處當再向之索取，或有希望。

4月24日記：

下午馬玉銘君來，詢文史專號稿件甚罕將如之何。乃往見吳春晗君，托其代拉稿子，并約其自作之稿，至少2萬字以上。今日下午西洋近百年史沒有去上課，便是因為與吳君在合作社中接洽這事。

4月27日記：

晚間與馬玉銘、吳春晗商酌文史專號稿件排列方法。

然而夏鼐終非擅長行政之人，一段時間后，痛感疲于應付——“半年的工作使我深感到來稿不少而可采用的太少，拉稿不易而退稿更難，由于退稿，不知得罪了多少投稿者”。不久步吳晗后塵，不再繼續(xù)干下去了。

圍繞《清華周刊》的編輯工作，兩人有很多切磋機會。吳晗對清史著作有所批評，認為《清朝全史》關(guān)于外交方面，“多采取馬士一書，發(fā)明之處較少”，又蕭一山《清代通史》“雖為巨帙，而抄襲成書，無甚發(fā)明，而各部分間之聯(lián)絡，亦不能指出，以其缺社會科學之根柢也”。這些談話直接啟發(fā)了夏鼐，也是他后來寫作《評蕭一山〈清代通史〉外交史一部分》一文的緣起。對吳晗的學問，夏鼐有佩服，也有商榷。1933年2月26日記：

閱稿：辰伯（吳晗）《漢代的巫風》……辰伯對于西王母故事研究有素，此篇雖以《漢代之巫風》為題名，而仍以西王母故事為主。雖篇幅不多，而功夫自見，可以采用。

3月15日記：

閱稿：辰伯（吳晗）《讀史雜記》……辰伯君專治明史，此篇寥寥十條，然非多讀書而精讀者不能下筆。雖所舉多細節(jié)，然具見苦心……惟此篇之劃分方法未見佳。校記之編次或依原書，或分種類，此篇最好采取后法，以示典型的誤錯。將來成為專書則應該用前法，將此意作成一信以給吳晗君。

夏鼐去信提出意見，很快就得到回應，有謂“來示指出弟文編次不當，卓識精見，語語自學問中得出，清華園內(nèi)治此，惟兄與弟二人，鯫生何幸，得拜面鍼”云云。對吳晗熱情滿溢的回信，夏鼐加有按語——“大有‘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之慨。實則我并無此野心?！?/p>

吳晗出身于清華史學系，研究方法上卻“受了胡適之極深的影響，治學鉆到考據(jù)的牛角尖里去”，他承認“治學的方法，以致立場基本上是胡適的弟子”（《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夏鼐在清華最親近的老師是蔣廷黻，無論選擇外交史為研究專攻，還是“用謹嚴精密的方法，細心來搜集和鑒定史料，然后才能做綜合的工作，將組織完美的歷史顯示于一般讀書界”（《〈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訂誤一則·附識》）。這般宏遠的學術(shù)抱負，皆受蔣氏所倡新史學指引。夏鼐的另一好友王栻在某次談話中，直言“墾荒時代的史學界，考據(jù)工作似乎可少，因之不適于考據(jù)工作者，雖有綜合之能力，亦英雄無用武之地，殊為可嘆”，他亦深以為是，覺此“確有一部分的真理”。

清華園里史學雙子星各具光芒，而吳晗這一顆無疑亮得更加耀目。夏鼐自謂缺乏“野心”，卻未必沒有競勝之念。1933年上學期大考后日記：“教務處將此次考試成績發(fā)表，外交史和史學方法都是E-，外交史得E-者僅我一人，得S-者亦僅吳春晗君一人，其余不外N、I、F……”一位張姓室友直接拿他來與吳晗做對比，也令他內(nèi)心泛起了一層波瀾。1934年2月20日記：

今天晚上，小張忽同我談起說：“鼐！你的處世方法非改換不可！我遇見幾個同學都不知道你的姓名，大家談起歷史系的高材生，都僅知吳春晗不差，而不提起你的姓名。我知道你不差，但是你的手段太拙劣，不會到教授處談談，與同學多接觸，弄成了姓名不聞于清華。這也許與你將來的前途有礙，即欲作埋首研究的學者，也多少應該講究些交際的手段。名過其實原屬非是，但至少要名實相符。然而你的名聲卻遠不及你的真實學問，我勸你要改換生活，不要關(guān)起門來讀書。”

因這番話夏鼐受到不小的刺激，有過嚴厲的自我批判，而末了還是接受了“性格即命運”的現(xiàn)實——“我自己豈不知道自己的弱點，豈不感得改正自己弱點的必要！然而十余年來的生活養(yǎng)成了我的慣性，雖欲改變而不可得。違背素性行事，局蹐不安，反覺啼笑皆非?！?/p>

十字街頭和塔

1954年夏鼐重讀清華園日記，有一段補記：“1931年是驚動世界的‘九·一八’事變的一年，全國蓬勃興起救亡運動。然而我仍沉迷于讀書生活中，可見我當時民族觀念的淡薄，有點醉生夢死！今日翻閱，不禁汗流顏赤！”“醉生夢死”或是事過境遷的“自我批評”語，實際那時書齋中的夏鼐也曾經(jīng)激動于窗外“喧擾的市聲”，并且為如何選擇而迷茫。1931年3月8日，讀到《大公報》上有“要硬硬不起來，要軟軟不下去，不硬不軟，又不甘心”一段話，深以為“這真道著現(xiàn)代青年的心理”。當年選擇清華史學系，固出于追求學問的欲望，卻也未失掉求解社會問題的初衷，用他自己話說，“已經(jīng)是十字街頭鉆入古塔中，但是對于十字街頭終有些戀戀不舍，所以要攻中國近代史，以便進一步剖析當前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