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尋常最奇崛

2013年，我在《郭維森先生紀念文集》的序中說：“郭維森先生逝世以后，我們遵照其遺愿，喪事從簡，也沒有舉行其他形式的悼念活動。郭先生為人淡泊謙遜，生前既視名利如浮云，身后也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然而正如古語所云：‘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后常見思?！M管歲月流逝，郭先生的音容笑貌卻始終活在大家的心中?！鞭D眼又過了6年，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大家對郭先生的追思并未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消失，相反，這種追思逐漸擺脫了死生相隔的震悼悲痛而轉向對其生平業(yè)績的理性思考，從而達到新的深度。郭維森先生是一位教師，也是一位學者，他的生命價值部分地體現(xiàn)在其學術論著。王安石在悼念王令的詩中說：“妙質不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睂⒐壬恼撐淖赃x集《古代文學的現(xiàn)代意義》一書公開出版，正是其“故人”——他的同道、弟子、親友——的心愿。付梓之前，郭先生的夫人顧學梅老師讓我為此書作序。郭先生是我攻讀博士學位時的業(yè)師之一，我為其遺著撰序當然義不容辭，但是自忖學問淺薄，專攻方向也與郭先生有異，故不敢對全書內容作系統(tǒng)的分析，只能談談閱讀書稿的點滴心得。

郭維森先生的學術成果包括專著與論文兩種形式，前者如《屈原與楚辭》《屈原評傳》《司馬遷》《詩思與哲思》等獨著，以及《中國辭賦發(fā)展史》《古代文化知識要覽》《中國文學史話》等合著，都早已問世且多獲好評。后者則散見于《文學遺產》《南京大學學報》《光明日報》等報刊，多年未能結集。直到2010年，南京大學文學院準備為郭先生慶祝八十壽辰之際，纏綿病榻的郭先生才自選單篇論文30余篇，結成一集，題作《古代文學的現(xiàn)代意義》，印行后分贈友好，并未公開出版。不到一年，郭先生便與世長辭。此次顧學梅老師在郭先生的入室弟子管仁福教授等人的協(xié)助下為郭先生整理、出版《古代文學的現(xiàn)代意義》，在保持原內刊本面貌的基礎上增收論文10余篇?！豆糯膶W的現(xiàn)代意義》原是本書中一篇論文的題目，它雖然未能涵蓋全書的內容，卻能代表全書的精神。郭先生生前取此為論文集的書名，自有深意。早在1960年，年未而立的郭先生便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古代文學的社會意義縮小了嗎》一文，針對當時甚囂塵上的“古代文學作品的社會意義日趨縮小”的議論，郭先生大聲疾呼“要發(fā)揚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并指出“優(yōu)秀的文學遺產必將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必將獲得更大的社會意義”。應該說，在“厚今薄古”成為時代思潮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郭先生的言論是不合時宜的石破天驚之論，他因此受到有組織的批判，直到“文革”中還因此受到追究與整肅，當時中文系的一位老領導曾說郭先生“是想挽狂瀾于既倒”，但是郭先生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到了2006年，他又撰寫萬字長文《古代文學的現(xiàn)代意義》，針鋒相對地嚴辭批判“古代文化不適合現(xiàn)代化”“古代文學已經陳舊落后”等謬論，并從四個方面論證古代文學的現(xiàn)代意義：增強愛國主義感情，浸溉平等的民主意識，喚起純潔美好的感情，培養(yǎng)對大自然的熱愛。重視本民族文學經典的現(xiàn)代意義，本是天經地義之事。當代美國的著名大學對西方文學經典就極為重視，例如哥倫比亞大學連續(xù)多年開設西方文學經典課程，描述該課程的著作《偉大的書》在全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又如耶魯大學布魯姆教授的著作《西方正典》，通過講解西方文學經典來促使現(xiàn)代人更加重視西方文化傳統(tǒng)，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擁有三千多年優(yōu)秀文學遺產的中華民族當然更應該強調對本民族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的繼承，更應該強調對中華文學經典的閱讀和學習。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文學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個部分，它深刻而且生動地體現(xiàn)著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所以其經典作品無不家喻戶曉、深入人心，深刻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道德理想與審美旨趣，在陶冶情操、培育人格諸方面有著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從《詩經》《楚辭》，到《紅樓夢》《聊齋志異》，中國古代的文學經典無不身兼優(yōu)美的文學作品與深刻的人生指南之雙重身份。諸如熱愛祖國、熱愛和平、熱愛自然、關心他人、提倡奉獻、崇尚和諧、鄙視自私、追求高尚、拒絕庸俗等道德取向，都在中國文學經典中得到充分、生動的體現(xiàn)。毫無疑義，中國文學經典最生動、最直觀地反映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最容易為現(xiàn)代人理解、接受的一種形態(tài)，是溝通現(xiàn)代人與傳統(tǒng)文化的最好橋梁。上述觀念如今已得到全社會的高度認同而成為常識，但是它曾經在激進思潮的沖擊下被棄若敝屣，后來經歷了“否定之否定”的艱難歷程才恢復正常。郭維森先生的學術貢獻，應該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得到充分的評價。郭先生在1960年發(fā)表《古代文學的社會意義縮小了嗎》，不但體現(xiàn)了卓越的見識，而且表現(xiàn)出非凡的勇氣和良知。他在2006年發(fā)表《古代文學的現(xiàn)代意義》，則說明他的認知已經升華為更加理性的思考。所以我認為，郭先生將論文自選集題作《古代文學的現(xiàn)代意義》，堪稱畫龍點睛。

郭維森先生逝世后，我曾撰文紀念，文中引《論語》載子夏之言：“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睙o論是親聆郭先生生前的言談，還是閱讀其學術論著，我都曾聯(lián)想到子夏之言。郭先生待人接物態(tài)度溫和，但當他抨擊時弊時，卻變得慷慨激昂，聲色俱厲。郭先生的學術論著文風樸實無華，論點實事求是，更值得關注的是其中有一以貫之的精神，那就是立場堅定、態(tài)度鮮明，絕無模棱兩可或趨炎附勢之時弊。以郭先生用力最勤的楚辭研究為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海外學術界掀起了一股否定屈原其人的思潮，主要是出于居心叵測的日本學者之手，國內也有人隨聲附和。1984年，郭先生向成都“屈原問題學術討論會”提交了一篇題作《從屈原創(chuàng)作的個性化論屈原之不容否定》的論文，以令人信服的論證旗幟鮮明地肯定了屈原的真實性及其偉大意義，在學術界和社會上都取得了很大的反響。與此同時，某些愛唱高調的國內學者拘于時髦理論而否定屈原忠于楚國、反抗暴秦的行為是愛國主義，對于這種貌似新穎的謬論，郭先生于1990年撰寫了《屈原愛國主義的時代特征》一文予以痛駁，指出在屈原的時代，愛國主義有著特定的內容，而屈原的愛國主義又有著獨特的表現(xiàn)：對故國、故鄉(xiāng)的熱愛，對人民的關切，以及對祖國文化傳統(tǒng)的熱愛。郭先生指出：如果說秦始皇用武力從政治上統(tǒng)一了中國，那么屈原則以他的詩篇從思想上促成了中國的統(tǒng)一。每當我讀到這些擲地有聲的論述，就情不自禁地想起“聽其言也厲”這句話。無獨有偶，曾與郭先生合著《中國辭賦發(fā)展史》的許結教授評論郭先生的學術風格時，既稱道其“平實”“中正”“真誠”，又贊揚其“奇崛”。用“奇崛”二字評價郭先生的學術，真乃探驪得珠。王安石有句云：“看似尋常最奇崛?！彪m然這句詩的評說對象是詩歌創(chuàng)作，但移用來評說郭維森先生的學術研究，也恰如其分，故謹引此語作為這篇序言的標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