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shù)恼掌F(xiàn)今留存得有，但我見過爺爺一面。那是1953年，我八歲，父親探家?guī)狭宋摇Ｎ业拇蟾缯f“你當(dāng)時很怕他(爺爺)”。但我的回憶不是這樣。我只是覺得好奇與隔膜。那是冬天，太陽暖暖地灑落略帶金黃的光。老人家默默地坐在大門口外的石頭上，表情有點呆滯地看著遠(yuǎn)處。過來過去的人有的挑擔(dān)有的扛農(nóng)具，路過時和他打招呼：

“老漢——文明小(我父小名)回來了？”

“回來了?！?/p>

“還好？”

“啊、啊，還好。”

“你快走了吧？”

“啊、啊，快了，快了?！?/p>

這話是半個世紀(jì)前說的。我現(xiàn)在已過耳順，仍像昨天那樣清晰?！白摺本褪恰八馈钡囊馑肌獑柕米匀淮鸬煤啙崱⑻谷?。這在其他地方如何？我不曉得，在河南是犯忌諱的，肯定沒有這事。

他真的很快就“走”了。留給我的應(yīng)該說不是懷念，而是帶淚的思索。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他把長子凌爾壽送進(jìn)了抗日隊伍；次年，他又送走了二兒子凌爾文(我的父親)。那時他已是六十歲的老人，只有這兩個兒子，都送走了。而家里總共九口人。三十四畝地，請了一個叫“歪牛叔叔”的來做長工。兩個兒子都在我黨的根據(jù)地打仗，凌爾壽在河北武安犧牲——這無論如何說都是個愛國老人。應(yīng)該受到表彰的，而他受到的“獎賞”卻是“富農(nóng)成分”。

二月河源

祖父是一個樸實無華的普通農(nóng)民，但他同時也是一個深明大義、具有民族氣節(jié)的愛國主義者。他說：“國家，國家，有國才有家?！彼詧远ǖ睦砟睿B強的毅力，超凡的忍耐，不顧自己年老體衰，克服難以想象的艱辛和苦難，在國家危亡時刻，將兩個兒子、一個兒媳、一個女婿送上了抗日戰(zhàn)場。兒女們在前方浴血奮戰(zhàn)，而他在后方勤勞耕作，捐款捐物，趕著毛驢送軍糧。幾次被日偽抓去，險些被活埋在縣城外的西河灘。老人家恪守的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zé)”這么一個簡單的公理，從來沒有奢望和等盼社會或老天爺能給他什么報償。只是年復(fù)一年、日復(fù)一日地期待著戰(zhàn)爭的勝利，全國的解放，兒子能回來，他能享些許天倫之樂。

祖父的期盼最終也沒有實現(xiàn)。迎頭等來的是革命革到了自己的頭上；遠(yuǎn)方傳來的是大兒子犧牲的噩耗。而首當(dāng)其沖的“革命者”竟然是自己的寶貝兒子凌爾文。

大約是1946年夏，叔父回來了。他頭戴大檐帽子，身穿灰色軍裝，左胸前有一塊長方形布塊，上面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標(biāo)志。當(dāng)時，部隊鼓勵家庭富裕的軍人，回家做工作，把多余的土地主動“獻(xiàn)”給貧苦的農(nóng)民，叫做“獻(xiàn)田運動”。兒子一回來，又看見他這身打扮，祖父母臉上的霧云消散了，露出了多時不見的笑容。晚飯后，前來看望的人們都走了，屋子里靜了下來，談判開始了。我太小，聽不懂他們談些什么。只看到叔父不時坐下站起，不停地打著手勢，一會兒大聲理論，一會兒又低聲細(xì)語。我只聽出了“以前怎么怎么，現(xiàn)在如何如何，今后什么什么……”祖父母只聽不說話。叔父說完，坐在炕頭靜等回話。祖父沉默了，他用火鐮打火，拿起煙袋不停地吸煙，室內(nèi)只聽見他“吱、吱”的吸煙聲?，F(xiàn)在想來他在作激烈的思想斗爭。在吸了兩袋煙后，他磕掉煙灰，把煙袋遞給兒子讓他吸，身體向炕角挪了一下，靠在被子上說：“好，按俺孩的主意辦?！鲍I(xiàn)十幾畝土地給貧苦農(nóng)民的決策就這樣拍板定案了。第二天，村里的干部都來了，中午，叔叔請客，干部們都在我家吃飯，家里非常熱鬧。祖父寫了一張紙，大約是字據(jù)吧。來人一片贊揚和恭維，“大爺，叔叔，哥哥”叫個不停。過了幾天，村里的業(yè)余劇團(tuán)編了一個戲，戲名叫《凌爾文獻(xiàn)田》，村里請我們?nèi)胰タ矗屪娓缸谥虚g。我們?nèi)叶汲闪藙≈腥耍€有一個小孩扮演我，在劇中給干部們點火吸煙。爺爺邊看邊咧著嘴笑……祖父經(jīng)受了“第一次革命”——兒子革老子的命——的考驗。

這次和風(fēng)細(xì)雨式的家庭革命，把那個和我們?nèi)找瓜嗵幍摹伴L工”，我的歪牛叔叔也“革”掉了。他趕著毛驢，馱著兩布袋糧食，奶奶給他打點了一個很大的包裹，里面裝滿了衣物，讓他背著，就這樣離開了這個“家”。我看到，他和祖父母都有點依依不舍，他走出門拐彎了，我們還在大門外站了許久許久。

這段時間，嬸母擔(dān)任縣“婦救會”(即當(dāng)時的“婦女救國會”)主席，在外忙著支援前線工作。而解放則寄養(yǎng)在離城五里的王家莊奶母家里。祖父經(jīng)常帶著吃的用的去看他，回來總是對祖母說：“好，又白又胖。”

大約是1947年，真正的革命——土地改革運動——開始了。這次革命可不同于“第一次革命”，它不是請客吃飯，也不是繡花繪畫，而是疾風(fēng)暴雨式的。平靜的村莊，像爆炸了一顆原子彈，相鄰而居的這個大群體，一下子裂變?yōu)榈刂?、富農(nóng)、中農(nóng)、貧農(nóng)四個階層；幾百口人丁的凌氏大家族，也突然間分成了兩個階級。

當(dāng)時，中共中央還沒有發(fā)布《土地法大綱》，土地改革的政策大概依據(jù)某位領(lǐng)袖的一篇“報告”行事。這一運動從老解放區(qū)首先發(fā)動，干部有砸爛舊世界的堅定決心，人民有翻身求解放的熱情，因而土地改革在短期內(nèi)就形成勢如破竹的局面。是時，東、西、南三個李家莊從建制上是一個行政村。如前所述，南莊凌氏家族富裕人家較多，窮人較少。所以土改時村公所的干部，東、西兩莊較多，而南莊只有兩個配角。這就有效地打破了南莊的家族“保護(hù)主義”，工作更加順暢，方法也就更加激進(jìn)。南莊凌氏的富人們慌了手足，有的外出躲避；有的給村干部送禮，以求庇護(hù)；有的則忍痛割愛地將自己十七八歲的閨女，嫁給東莊那個四十多歲的光棍漢——他是掌“帥印”的村干部……

祖父因為曾用過一個“長工”，因而“富農(nóng)”這頂帽子就不大不小地戴在了他的頭上，似乎連他自己也感覺合適而無可非議。

于是，革命的矛頭幾乎是順理成章地指向了這個家庭。

祖父祖母被繩索捆綁在福字院的大門前，受了皮肉之苦，我嚇得坐在墻角顫抖，不敢出聲不敢哭。據(jù)說此時縣委派人來，說這家人不能“動”，因而保住了兩位老人的“命”未被“革”掉。

所余的十幾畝溝洼地(樓溝)全部沒收，分給了東莊的貧苦農(nóng)民。老豐溝的土地，分給了西莊；四祖父在嶺西溝的土地也分給了東莊。

牛和驢牽走了。

糧食裝到布袋里背走了。

柜子箱子及被褥衣物搬走了。

被叔父看作比他的生命還寶貴的兩大箱子書也抬走了。

像樣一些的陶甕瓦罐也搬走了。

1957年的全家福，后排左起母親馬翠蘭、父親凌爾文和二月河。前排左起大妹凌建華、三妹凌玉萍和二妹凌衛(wèi)萍。

最后是一家四口人也走了。我們離開福字院，搬到了只有四間破瓦房的一個小院子里，它叫小南院……

這個家庭一下子從山上滑到了谷底，可謂一落千丈。

這個當(dāng)口，也許還不知道，在破窯涼炕上，一條破被中全家取暖時，那種可怕的沉默過后，兩位老人有這樣一番對話。

爺爺：“徹底了。這個革命徹底了?！?/p>

奶奶：“再苦再難，咱不該用那個長工。”

爺爺：“有一個兒子在家，怎么也不會的?！?/p>

奶奶：“孩們都在外頭革命?！?/p>

爺爺：“咱們得擁護(hù)革命。”

奶奶：“可我們以后生活怎么辦？”

爺爺：“只要孩們在外好，咱們還能活幾天？”

當(dāng)時昔陽縣的土改是搞得很極端的。幾乎天天都有地主或富農(nóng)被打死，打死就打死了，任何政府機關(guān)不能予以調(diào)查追究，也沒有人敢于過問這些事，農(nóng)民運動是高于一切的政治。

我在1969年入黨，填的入黨志愿書一片光明。

家庭出身：革命干部。父親：1938年參加革命，中共黨員；母親：1944年參加革命，中共黨員；姑父呂倜中共黨員；舅舅馬文蘭中共黨員；姨姨馬佩榮中共黨員……外祖父黨的地下工作者、烈士；伯父凌爾壽烈士……陰暗面沒有。我所知道的僅僅父親是富農(nóng)出身而已。

然而第一次填寫志愿書并沒有批準(zhǔn)我入黨。組織上找我談話，那平日也是很要好的同僚，此時卻顯得有點矜持和莊重：“你還有一個姑姑，是怎么死的？為什么不填進(jìn)表中？”

我一下子蒙了，趕快寫信(那時不可能打電話)詢問父親。父親來信告訴我：確有一個小姑姑，叫凌爾婉，土改時被斗而死。他并且告訴我，這些負(fù)面的東西沒有告訴我，是因為怕我受負(fù)面的影響，同時他還說，他給部隊黨組織寫了信，詳細(xì)說明了情況。第二次再填時，我仔細(xì)思量了這件事，并且加上了我對此“人民革命斗爭”的積極評價。這時我還是不曉得，大伯母也是這時期自盡的。

土改在如火如荼地進(jìn)行，斗爭也在不斷升級加溫。爺爺畢竟是“雙抗屬”，這一條誰也無法否認(rèn)。父親后來告訴我一件這樣的事。有一次昔陽縣搞了一個“獻(xiàn)田大會”，爺爺在大會上慷慨陳詞，說自己過去剝削人有罪，把土地主動獻(xiàn)出。爺爺在發(fā)言中間，另有一地主也想登臺表態(tài)獻(xiàn)田，被守臺民兵從臺上將他直捽出去——這是爺爺?shù)恼未?，不是每一個“分子”都能享受到的。還是來摘引我哥哥的《二月河源》吧：

艱辛的日子開始了。祖父每天都要找村干部領(lǐng)糧食。每人每天兩合玉米，一家四口人，總共八合。幽默一點說，這叫“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八合玉米要養(yǎng)活四口人，怎辦？有糠有野菜。每天早起磨“面”，糠在磨里滾動，像呼呼響的風(fēng)聲，推著自然很輕，轉(zhuǎn)幾轉(zhuǎn)，聽到“咯嘣”一聲，“啊，那是個玉米豆！”一日三餐，就是和這種“面”煮成的糊糊打交道。這“面”也可蒸成窩窩頭，出鍋時大概有一斤重，放干就不足一兩了，它幾乎可以漂浮在空中飛翔。到夏天，除奶奶在家，我們都去挖野菜，什么車前子、荊籽、苦苦菜、楊桃瓜、榆樹葉、馬奶子……噢！原來都能吃呀。畢竟，無糧不能養(yǎng)人。沒辦法，爺爺上山去挖榆樹根，回來曬干，碾成“榆皮面”。這是一種黏合劑，和玉米面拌在一起，就可以做面條吃。于是鄉(xiāng)親們就拿著玉米來我們家換“榆皮面”。不料又出事了，村干部在開會時說：“地主富農(nóng)吃玉茭面，貧下中農(nóng)吃‘木頭面’，這不是翻天了嗎！”于是這條路也被切斷了。

當(dāng)時，親戚朋友都不敢來往。祖父讓我仲文叔叔(爾玄，我四祖父次子)，背著糞筐，手拿糞叉，裝作拾糞，偷偷跑到安陽溝我姑母(爾英)家，想要一點吃的東西。姑母嚇得驚慌失措，不僅不敢給拿吃的東西，而且將自己的堂弟“趕”了出來，六月之寒傷透了爺爺奶奶的心。也就是這個時期，奶奶讓我去東鄰胡峪村，找那個原來要飯的老奶奶。我說奶奶讓我來“看看”您。那位老奶奶熱情極了。她先讓我到火臺邊去烤火，問長問短；然后讓我吃了一頓飽飯；然后又用一塊破布包了兩個玉米面窩窩頭，塞到我的衣襟里，讓我兩手抱著；然后趁著夜幕降臨送我出門。她怕街上的狗咬我，拿了一根拐杖，一直送我到村口，并囑咐我過兩天再來。盡管冰天雪地寒風(fēng)襲人，但一陣暖流還是浸透了我的全身，難禁眼淚奪眶而出。我喃喃地說了聲：“奶奶，我走了。”轉(zhuǎn)身小跑而去。回到家，我把所獲之物從衣襟內(nèi)取出，交給奶奶。兩位老人皆無言語，爺爺把我抱到炕上，用那條僅有的破被子蓋在我的身上……窩窩頭，兩個窩窩頭，這是救命的窩窩頭??！爺爺臉上那深深的皺紋一張一弛地抽搐著，我不知他是笑還是在哭。

二月河的祖父。

1976年夏，我回家省親。一打聽，那位老奶奶幾年前已經(jīng)去世了。我凝望著那擋住我視線的巍巍群山，沉默了很久很久，禱告了很久很久。

村里的小學(xué)校也革命了。

是年姐姐十三歲，上初小四年級。原來她上學(xué)時經(jīng)常帶著我坐在她的旁邊聽課，所以我雖然沒有正式上學(xué)，也認(rèn)識了一些字。

一天，學(xué)校突然召開斗爭會，斗爭的對象是年僅十三歲的小女孩——看、姐姐被綁在老廟神房的紅柱子上，逼著問她：“把家里的元寶倒手到哪里去了？”原來是為這么個事：姐姐的同桌女同學(xué)，叫楊小媛。她和姐姐經(jīng)常玩一個圓形的小鏡子，此事有人告了狀，因而玩鏡子就演變成倒騰元寶了。其實這個家里，有過銅錢，有過解放區(qū)發(fā)行的“濟(jì)南票”，元寶這玩意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斗爭會除了姐姐受了皮肉之苦和唾罵羞辱外，當(dāng)然沒有什么結(jié)果。不知會議的主持者是老羞成怒還是預(yù)先安排的議程，另外一件事卻是實實在在地辦了。

會議主持者宣布：所有地主富農(nóng)孩子們的衣服，統(tǒng)統(tǒng)脫下來，與貧下中農(nóng)孩子們的衣服對換。還不錯，主持人顧及了一些廉恥，讓男女學(xué)生分開，到兩個教室進(jìn)行“工作”。因我年齡小，姐姐拉著我一起去女教室換衣服。姐姐毫不猶豫地剝掉了我的衣褲，給另外一個孩子換上。但她的個頭較大，很難找到一個和她身材相仿的女孩。最后，她換上了比她瘦小得多的女孩的衣服。衣扣扣不住，只得兩手拉著衣服捂著前胸……姐姐不說話，沒有哭。我嚇壞了，想哭，姐姐在我屁股上輕輕擰了一下，三個字：“不許哭！”大約是想讓她那袒胸裸腹的尷尬能遮掩一二，她把我抱起來就走。

回家進(jìn)門，屋里的情景使我們非常吃驚。

爺爺蹲在炕沿下，眼淚、鼻涕、口水在他那布滿皺紋的老臉上不停地向下流淌。奶奶抱著爺爺?shù)南ドw，嗚嗚咽咽，凄切啼哭，嘴里不知念叨什么，渾身幾乎抽縮成一個圓團(tuán)。

炕上有一封已經(jīng)拆口的信。爺爺抹了一把臉上的淚水，顫抖著把那封信拿給了姐姐：爺爺奶奶的長子、我們的父親犧牲的噩耗傳來了。姐姐兩手緊抓著那封信，一下子趴在炕上，“哇”的一聲大哭起來——讓那壓抑心頭的一肚子苦水傾瀉出來吧。大家都在哭，誰也不勸誰，也無法勸。爺爺拉了我的小手，把我摟在他的懷抱中。

這是我第二次看到爺爺傷心流淚。

那封信是晉冀魯豫邊區(qū)人民政府寫給祖父的。抬頭是“凌從古先生”，信中說凌爾壽同志在1943年5月18日抗擊日軍掃蕩時英勇犧牲。說他是民族英烈，全家光榮云云……最后蓋有兩個印章，一個是正方形大章，是邊區(qū)人民政府的印章；一個是圓形小章，據(jù)說是邊區(qū)政府主席楊秀峰的。

祖父晝思夜想的兒子死了，再也回不來了。他病倒了，睜著眼睛躺在炕上，幾天不吃不喝。嘴里反反復(fù)復(fù)地念叨著：“沒有了，沒有了……”

姐姐輟學(xué)了。我們抬水、磨面、撿煤渣、挖野菜，開始挑起了家庭生活的擔(dān)子。兩年后，姐姐未成年就無聲無息地出嫁了，據(jù)說換來了兩斗小米，幾尺紅布，姐姐好苦?。〉?，她走了好，走了就不會餓死了。

1947年“十二月會議”，黨中央制定和發(fā)出了《關(guān)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問題》的指示，堅決糾正在土改中的“左”傾錯誤。連續(xù)發(fā)布了《糾正土地改革宣傳中的“左”傾錯誤》等文件，農(nóng)村要落實一些政策。祖父的“富農(nóng)”帽子摘掉了，說是屬于“人民內(nèi)部矛盾”。村里分給祖父十四畝崗坡薄地。他總算又“耕者有其田”了。

二月河的父母，1958年，洛陽。

但是談何容易啊！“富農(nóng)”這兩個字，不僅殃及祖父自身，也株連到子女后代。

1947年冬，那是一個性命攸關(guān)的冬天。爺爺奶奶已經(jīng)“掃地出門”，即將“拉出去斗爭”。縣上頭來人傳話“這家人不能動”，他們才得以茍存。政策有所緩松，但極左的政策稍有變更，極左的思維盤根錯節(jié)無一毫動搖。

1960年祖母去世，她死在邯鄲，我的大姑母家。父親和我扶柩又回了一次南李家莊。也就這一次，父親帶我到母親曾經(jīng)推磨的磨房，指點著土墻上用炭條劃下的字，上頭寫著人、手、口、刀、牛、羊、馬、狗……說：“這是你媽推磨時練習(xí)的字，她一天學(xué)也沒上過。”他還帶我到一個土制房頂場院，指著一處房子說：“你就生在那間房子里。”這件事過后，有人告訴我們“有反映，說凌爾文帶他的兒子在場上指著房子說，這一處那一處房子，原來都是咱們家的，你要記住……”意思是，將來我們爺兒倆要階級復(fù)辟。但也有正直的人說：“凌爾文革命多少年，命都不要，還稀罕你這幾間破房子？”但父親從那之后，再也沒有回李家莊，我也沒有。

爺爺信什么宗教，我不知道。但是，我家門樓上留有一幅磚雕，前寫“退一步想”，后則“夫然后行”。我想這該是祖訓(xùn)，帶有濃重的老莊色彩。爺爺可以將《道德經(jīng)》背得滾瓜爛熟。父親說話間零星不由自主能蹦出大段的老子語錄，父親晚年抄《道德經(jīng)》，抄了一本又一本，送人作紀(jì)念，我送他一本《金剛經(jīng)》，他可能沒有看完，更沒有抄。從這里頭透露出爺爺、父親的哲學(xué)思維信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