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春秋左傳學論著提要》序

2004年，羅軍鳳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攻讀博士學位。在確定博士論文題目時，考慮到她在碩士研究生期間曾參與《十三經(jīng)辭典》中《左傳辭典》的編纂工作，對《左傳》文本相對熟悉，就建議她以《左傳》作為研究對象；又考慮到清代《左傳》學研究在整個《左傳》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且已有研究成果還不系統(tǒng)，又建議她將研究范圍集中在清代。按照慣例，我主張先從目錄做起，選讀重要論著，比類編排，歸納問題，形成自己的觀點。她的博士論文《清代春秋左傳學研究》就是建立在大量的文本閱讀基礎上完成的，有四十多萬字。該書已由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我在序言中不無期待地寫到，作者“認真查閱了清代現(xiàn)存的兩百多部《左傳》學論著，對于重點著作，作了詳細的讀書筆記，最終形成十多萬字的論著提要稿，并加以編年排列。這樣，據(jù)此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清代《左傳》研究的基本脈絡?？梢哉f，《清代春秋左傳學研究》就是在這些讀書筆記基礎上完成的。很可惜，限于篇幅，《清代春秋左傳學研究》未能將這部分論著提要收錄。其實，對于讀者來說，這部分內(nèi)容是很有參考價值的”。經(jīng)過十多年的潛心研讀，作者終于推出了讓人期待已久的《清代春秋左傳學目錄提要》。

我們知道，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總目》，收錄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前清代春秋學著作29種，并有專門提要。此外還另設春秋類“存目”，保存清代“春秋學”著作59種，《四庫全書》雖不收其書，但亦為其作《提要》。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續(xù)修四庫全書》，收錄乾隆四十六年以后直至晚清的“春秋學”著作，兼收《四庫全書》存目所收書，凡八十余種。兩者相加，書目提要已有一百七十余種?？梢哉f，重要著作，基本收錄。既然如此，我為什么還要堅持讓她完成清代“春秋左傳學”目錄提要工作呢？

首先，兩個大型叢書雖命名“全書”，但并不能將清代“春秋學”著作盡收無遺。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左傳研究文獻輯刊》收錄的姚東升《讀左一隅》、朱亦棟《左傳札記》，皆為現(xiàn)今不知名著述?！蹲髠髟洝窂膶儆凇妒?jīng)札記》，通過搜索工具，未必能鉤沉索隱。姚東升《讀左一隅》則罕見于各種目錄。另外，某些名家著述亦多被忽視。如王韜《春秋左氏傳集釋》（不分卷）系作者1867—1870年間旅居英格蘭期間，為輔助英國傳教士理雅各布翻譯《中國經(jīng)典》而作，手稿現(xiàn)藏于上海圖書館。除《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著錄外，前所提及的各種圖書目錄均未收此書?！渡虾D書館藏未刊古籍稿本》（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收錄明清重要稿本，其“春秋學”著作收錄了金奉堯《春秋氏族匯考》四卷，但未收王韜《春秋左氏傳集釋》。王韜是晚清重要的學者，國內(nèi)對王韜《春秋左氏傳集釋》的研究仍然是空白。

其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出大家專家之手，歷來奉為楷模。但也不可否認，其對經(jīng)學著作多有學派門戶成見，不無偏頗。如宋代《春秋》經(jīng)學“貶天子”之說，在清初一再被否定抨擊，孔子被大肆宣揚為“素臣”，而非“素王”，并無褒貶政治的權(quán)力。四庫館臣扶持這種輿論，這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清代《春秋》經(jīng)學的活力。康熙、乾隆不喜《公羊》《穀梁》義理，清代學者利用漢代舊注解經(jīng)，卻對漢儒《公羊》災異說經(jīng)的方法避之如水火，惠士奇《春秋說》較早地引用漢儒災異之說，被四庫館臣稱為“物而不化”，莊存與《春秋正辭》大量征引漢儒天人感應、災異之說，藉災異之說直指權(quán)臣，恐怕有其政治目的。一般認為，清代政治的高壓促使讀書人埋頭故紙堆，實際上，清代政治的高壓確實存在，而讀書人在此高壓之下的反應，則有些出人意外。清初錢謙益等人授意讀書人抹煞華夷之辨、王霸之爭，《四庫全書》編者標舉一些名不見經(jīng)傳的秀才、舉人，講論孔子為臣，無譏貶天子之理?！蹲髠鳌吩u點消解霸主的含義，將霸主“攘夷”的一面刪去，而單講“尊王”，這樣的歷史觀獲得史學家如錢大昕等人的稱贊。雍正年間，孫嘉淦以犯顏直諫著稱，其《春秋義》傷天王不能救天下于水火，指出霸主尊王，頗改《春秋》“尊王黜霸”“尊君抑臣”的傾向，但是他后來卻“自毀其版”。近三十年之后，乾隆十九年（1754）楊方達《春秋義補注》出，刪去了孫嘉淦《春秋義》的大膽新意，一切回歸平庸。學者郝懿行著《春秋說略》，曾經(jīng)在13年間三改其稿，于嘉慶十年（1805）成書，但差強人意。《清儒學案新編》稱“微言大義，非其所長”，但紀昀卻稱其“刬盡千秋藤葛”，無非是郝著不敢褒貶天子的態(tài)度，這些足可見清代儒生的識見。學者著作尚且如此，評點學著作皆仰官方鼻息。乾隆二十三年（1758）敕編的《春秋直解》，以華夏正統(tǒng)自居，尊王貶霸，將“春秋學”的話語權(quán)牢牢掌握在皇帝自己的手里。乾隆五十七年（1792）科舉考試廢胡安國《春秋傳》后，《春秋直解》便成為清代評點學著作的軌范。這些內(nèi)容，可謂筆底春秋，以往的提要著述，多所忽略。

嘉慶以后，乾嘉漢學的代表性著作呈現(xiàn)井噴之勢，其學術涉及文字、音韻、訓詁等小學知識，其研究對象多轉(zhuǎn)向?qū)崒W領域，舉凡禮制、禮器、地理、職官、宗族、三傳異文、《左傳》古經(jīng)古注，等等，一一考證，為清代《左傳》學著作提要。如江永對春秋禮制的考證，實事求是，不依據(jù)文獻以定禮之是非，而是根據(jù)《左傳》記載的春秋禮制之實際。朱大韶考證禮制，則擺脫《公羊》《穀梁》的成見，找出其所據(jù)依，或出于《禮記·王制》，或出于緯書，皆漢代書籍，不是春秋時期的禮制?；輻潯洞呵镒髠餮a注》得益于家學優(yōu)勢，利用漢代舊注破解經(jīng)學難題，王念孫《春秋名字解詁》發(fā)闡“以聲訓釋”的方法，解釋名和字的聯(lián)系，皆對同類專題考證具有典范意義。劉文淇《左傳舊疏考正》辨析孔疏抄襲隋代劉炫疏，而隱去其名，已勝義紛呈，發(fā)前人所未發(fā)。接著辨孔疏體例，孔疏原本具劉炫及前儒之名，只不過孔疏被唐人篡改，這又為孔疏挽回一些信譽。陳熙晉的《春秋規(guī)杜考信》辨劉炫規(guī)杜大抵正確，又著《春秋左氏傳述義拾遺》，指出劉炫雖規(guī)杜，而同時申杜。劉文淇、劉壽曾《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廣搜漢唐舊注以補杜注，辨析舊注，考證真?zhèn)?，與此同時，揭示出漢魏以來經(jīng)典文本的變化以及學術的演變。這些內(nèi)容，博大精深，面面俱到，窮盡事務的多重面相。后來人撰寫的提要，并沒有在專書上下工夫，其質(zhì)量往往參差不齊。

當然，清人考證雖勤，但所據(jù)資料往往不明底本，且繁征博引，容易出現(xiàn)博而不精、引而不斷的弊端?？此坪唵蔚膶W術規(guī)范問題，沒有做好，便為閱讀帶來難度。還有一些考證，囿于門戶之見，強詞奪理，有失學術之真。晚清以來，劉師培、章太炎等人的《春秋》學研究有三傳兼采之趨勢，廖平《今古文考》明確指出清人崇尚的漢注實際上是古今兼采。學者逐漸走出門戶之見，揭開了經(jīng)學研究轉(zhuǎn)入史學研究的序幕。此外，清人考證雖然征引繁多，但仍有未盡之處，有的是因為文獻不足而致誤，有的是因為沒有實地考證，而淪為紙上談兵。杜預謂戎狄蠻夷“皆氐羌之別種”，王夫之《春秋稗疏》否定這個意見，謂氐羌居西南，與山東懸隔，未聞氐羌東徙。王夫之論氐羌，大概依據(jù)《尚書》注疏，但未征引及《竹書紀年》?！吨駮o年》記載：厲王十一年，“西戎入于犬邱”。據(jù)《漢書》顏師古注，犬邱漢為太邱。太邱，春秋時在魯西境，則戎居中國，自厲王始。故《竹書紀年》可以證明杜注自有出處，不容否認。清代官修《春秋傳說匯纂》流播非常廣泛，其地理訓釋卻往往直接抄襲明《一統(tǒng)志》，沿用明代的行政地理區(qū)分，與清代行政區(qū)劃多有不符。對此，江永《春秋地理考實》一一辨正。地理考證，清人執(zhí)念于文獻考證，像顧炎武、顧棟高那樣實地考察的人不多。實踐與文獻結(jié)合，方能提出新見。我希望作者通過這樣的比對、考訂，通讀清人相關著作，熟悉清人治學方法，為當今學術界提供正反兩個方面的參照。

第三，通過對“春秋左傳學”著作的按類、按時的編排，可以清晰地呈現(xiàn)出清代學術傳承、傳播，以及精英文化與平民文化之間溝通交流的歷史脈絡。如上海圖書館藏陳貽穀《左傳嘉集》為《左繡》的成書年代提供了參考。據(jù)《左傳嘉集》著者自序，《嘉集》草創(chuàng)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彼時，馮李驊所編《左繡》即已風靡。《左傳嘉集》是目前所見最早征引《左繡》的著作，早于姜炳璋《讀左補義》。因此，康熙二十八年應該是《左繡》成書年代的下限。若僅僅依據(jù)《左繡》朱軾序的撰作時間確定其著述時間，《左繡》只能系年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晚了31年。當初《左繡》風靡的時候，未必有朱軾的序。朱軾系康熙三十三年（1694）進士，康熙五十九年，朱軾54歲時，因為他與張德純是鄉(xiāng)試的同年，所以給張德純的學生馮李驊的書作序，較近情理。朱軾的序為《左繡》的流行提供了官方的支持，也從一個側(cè)面看出，康熙二十八年到康熙五十九年，《左繡》熱度不減，此后，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前，仍有大量左傳評點著作征引《左繡》。嘉慶以后，仍有著作提及《左繡》，不過已不再頂禮膜拜，而是批判加繼承了。像《左繡》這樣大肆流行的例子并不多見，某些學術著作的傳播并未如我們想象的那樣方便。陳厚耀《春秋世族譜》是研究春秋世族的重要著作，就流傳不廣?；輻潯蹲髠餮a注》成書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在當時罕有流傳，嘉慶年間，已經(jīng)是70多年之后，惠棟的家鄉(xiāng)人始在京城知惠氏大名，而在家鄉(xiāng)竟沒有聽聞過惠氏。學術固然后來居上，但是囿于書籍獲得途徑的困難，前人著述對后人著述的影響并非我們想象的那樣理所當然。

基于上述認識，編纂清代“春秋左傳學”目錄，仍屬當務之急。羅軍鳳研讀《左傳》20年，在出版《清代春秋左傳學研究》后，終于完成了這部耗時費力的著作。全書收錄相關著作二百七十多種，以清代為斷代，除個別學術領域（如天文學）外，凡標題有“春秋”“左傳”字樣、屬于“春秋左傳學”的著作，悉為著錄。每部著作，注明其卷數(shù)、版式，每位著者，介紹其生卒年、籍貫、功名、仕宦及學術特點。某些人，沒有文集傳世，其生平不見于史傳文獻，則搜訪地方志記載。某些人沒有功名，地方志亦沒有給這些人寫傳記，則依據(jù)地方志的《選舉志》，確定其身份。著者的生平不能確定，便要通過各種途徑推測其著作的年代。這些工作，看似瑣細，卻需要下實實在在的功夫。

全書不僅出色地完善了上述三個方面的工作，在編排方面，亦見功力。如從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起，清代對杜注提出補苴、校正的著作多達二十余種。如隱公元年莊公“寤生”一說，見仁見智，錯綜復雜。按照時間先后編排，可以看到學者對杜注的考證愈趨精細，對古注的利用愈趨繁復，杜注在某些文字、禮制方面的闕失亦為之補正，這些都是積極的方面。當然，杜注的某些錯誤并未如我們想象的那樣被輕易破除。這都說明，清人著述，資料收集很勤勉，但也難免和前人勞動多所重復。類似這樣的問題，恐怕非清代所獨有。據(jù)我所知，作者正從清代往前推，計劃對歷代“春秋左傳學”著作，作系統(tǒng)的鉤沉著錄。這是一項更加浩大繁難的工程，可能曠日持久。但我對此依然寄予厚望。

（《清代春秋左傳學論著提要》，羅軍鳳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