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伊玖磨與《煙斗隨筆》

〔日〕團紀彥

十分感謝商務印書館在父親伊玖磨逝世20周年之際重版《煙斗隨筆》中文版。

父親深愛中國，自1966年訪問中國67次之多，因此16年前父親的《煙斗隨筆》翻譯本首先在中國問世，倍感欣慰；而這次由在中國出版業(yè)首屈一指、歷史悠久的商務印書館再版《煙斗隨筆》，并新增20篇隨筆譯文，尤感心悅。借此機會，我將先前兩版撰寫的中文版序合二為一與中國讀者分享。

（一）

《煙斗隨筆》在朝日新聞社發(fā)行的《朝日畫報》上連載了三十六年。每周快到截稿的時間，父親都會習慣性地在自家書齋、八丈島的工作室或走到哪里寫到哪里，把一篇又一篇的原稿送到出版社。我在家里目睹著父親的創(chuàng)作活動，他不是在創(chuàng)作音樂，就是在執(zhí)筆《煙斗隨筆》，這樣說也不過分。隨筆這一文學領域，即像鏡子一樣透視出日常看到的種種事象，在這個過程中承載信息，并追求鏡子作為自己眼睛的實質。對于作者來說，《煙斗隨筆》這個隨筆集恰恰是無數鏡子的層積，它們透視出一個個“現在”的時間。

文學的世界與音樂一樣，也是將精神活動中的各種思想反映到“音”或“文字”媒體中的工作，而兩者與自己所處的環(huán)境和它們被接受的社會是密不可分的。但在追求在其彼岸看到的普遍性上，一定有著共性。我認為，與其說父親腳踩音樂和文學的兩只船，不如說它們同屬于一個完全融為一體的世界。

2001年5月17日，父親在訪問蘇州期間病逝。記得2000年秋，長年發(fā)表父親文章的《朝日畫報》決定?？??！斑€是我活得長”，父親當時一副奇妙的表情，既悲傷又得意。許多人都勸過他，也有在報刊上繼續(xù)連載的建議，但是他推托“非《朝日畫報》不寫”，都一一回絕了。也許父親從這時就預感到自己的死期。他吟誦自己喜歡的“大寺香裊裊，升空化雨云”這首平安時代的和歌，不是也把自己的終結與《煙斗隨筆》的封筆聯(lián)系在一起了嗎？

（二）

1956年我出生的家坐落在神奈川縣葉山的一色，與海岸只隔一條國道，依山而建。這幢木結構的二層小樓日西合璧，很別致，外觀是傳統(tǒng)的日本農家的茅屋頂，內部卻是洋式風格，反映了主人我的外公所好，院子里種的是異國情調的龍舌蘭、蒲葦、加那利椰樹。我對父親的記憶是從這個家開始的。時常傳來的鋼琴聲；父親從附近海岸釣來的黑鯛魚，和玄關掛的魚簍、撈網、長筒靴等漁具；從沙灘撿來的貝殼、磨圓了角的玻璃碎片；我們一起在后山發(fā)現貝化石的情景等等。這些記憶的碎片經過五十多年歲月的磨礪，孰先孰后已經模糊不清。后來我隱約得知：這個時期父親和母親從東京老家只帶了一架鋼琴搬到葉山這個家，也許是母親的左翼家庭環(huán)境在當時的風潮下難以被周圍接納的理由吧。

總之，父親這個時期好像在創(chuàng)作“夕鶴”、交響曲“絲綢之路”等。記憶中我不知道父親在創(chuàng)作，一直以為他是成天待在家里、喜歡釣魚的人。

不久，我上了當地的小學，發(fā)現這所小學的校歌是父親作的曲。每周一到了上早會齊唱校歌時間，所有人都向我投來奇異的目光。上音樂課時，老師的神情也有點別扭。我才意識到父親已經是相當有名的作曲家了。

現在包括這首校歌在內，我認為都是自己真心喜愛的，但當時卻因逆反心理漸漸開始討厭音樂了。音樂以外的成績也不見得好，與同學又不合群，放學回家路上開始一個人到山野與蛇呀青蛙嬉戲。

今天不難想象，父親也是孑然一身在作曲，基本上是面對孤獨的人，他與同仁結伴集體行動的情況不多，所以對我的少年期似乎產生了共鳴。孤獨的父子倆經常一塊兒玩，下?；蛘呱仙剑倚┫『钡膭游锘蛏?。《煙斗隨筆》也是從講述父親這些日?，嵤潞蛯λ乃妓鏖_始的。我和母親時而也出現在父親筆下，我們對其中的對話經常聯(lián)合向父親提出抗議：“我沒那么說啊”。當然大意是對的，所以談不上是“嚴重抗議”。而父親每次都面帶“頑童”常見的笑，讓我和母親摸不著頭腦。本來說好在《朝日畫報》一年半載的連載，也持續(xù)了整整三十六年，直至父親去世前一年這家豪華版的周刊雜志?？?/p>

對父親工作場面的記憶，除了作曲時的鋼琴聲之外，又加上了他在書房為每周五截稿的《煙斗隨筆》執(zhí)筆的形象。印象深的是父親常說：“音樂是我的看家本事，周圍再吵再鬧也無妨作曲，但是《煙斗隨筆》卻要靜下心來寫”。我想，也許父親要通過《煙斗隨筆》聆聽與音樂不同的“心靈之聲”吧。

到了父親晚年，“心靈之聲”化作對日本部分政治家參拜靖國神社的憤怒，也指向了對亞洲同朋各國沒心沒肺的日本政治導向，并日臻強烈。

我的家似乎原本就與中國、朝鮮淵源甚深?！皥F”姓在日本極為少見。我們經常和父親談論起祖先的由來。團家祖先是12世紀從宋朝來到日本的，此事在北九州宗像市的祖先墓碑上信而有證。祖先的故里在博多，從地理上看也與中國、朝鮮近在咫尺。據說我的曾祖父很小就被過繼給了團家，其后明治維新時乘上“亞米利加號”被送到美國。抵達波士頓后，曾祖父進了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礦山學，回國后從事筑豐煤礦的開發(fā)。由于國營煤礦整體國轉非，曾祖父連同礦山一起被賣給了三井財閥。后來由于作為技術人員業(yè)績斐然受到高度評價，曾祖父被推舉為三井財閥的掌門人。晚年他對日本侵略滿洲深感憂慮，出任接待由國際聯(lián)盟派來的李頓調查團的陪同團團長，同時要承受來自軍方企圖對日本侵華行為正當化的壓力。曾祖父拒絕了軍部的要求，在調查團尚未離開日本時遭到與日本軍部沆瀣一氣的右翼恐怖組織“血盟團”槍殺，于1932年倒在三井銀行本部前。第二天日本便發(fā)動了對上海的空襲。父親在7歲時，疼愛自己的祖父被暗殺了，促使他伴隨家境衰微萌生走音樂之路的志向。

因為外公在一家船運公司工作的關系，母親和大舅、外婆也都住在中國。母親生在上海，長在香港。大舅因少年時代目睹了中國的苦難，加上對日本軍部猖獗不滿加入了日本共產黨。舅公也曾在茨城領導過農民運動，所以大舅和舅公是一起投身到運動中的，但由于當時日共受蘇聯(lián)的影響，他們被德田球一委員長以“激進派”罪名除名。沒落遺屬的父親，和在當時的日本社會被異化的左翼家庭的母親，一時間得不到周圍的認同，我反而得以在大自然懷抱中的葉山長大。兒時父母很少提及這些事，然而兩人對中國情感之深之強烈是毋庸置疑的。

父親與中國邂逅要追溯到“文革”以前。徹底研讀了西方音樂的基礎和技法后，父親在日本戰(zhàn)敗后作為新時代作曲家登上樂壇。但其后與當初一起成立的三人會成員——芥川也寸志、黛敏郎也分道揚鑣了,因為芥川與日共打得火熱，而黛敏郎表現出濃厚的民族主義傾向。日本音樂評論也附庸盛極一時的現代音樂，與其捍格不入的父親愈顯孤立。這樣的境遇，驅迫父親向大河奔流的中國文明中尋覓音樂淵源——不受西方音樂和邦樂和現代音樂等狹隘分類束縛的音樂源流。

67次訪華，讓他親眼目睹了中國宏偉歷史的變遷，并有幸結識了李德倫先生、吳祖強先生等眾多知己摯友。

我雖然走上與音樂另路的建筑設計，但每個周末從東大的宿舍回家必和父親縱談，音樂和建筑自不待言，無數次地談到歷史,特別是和中國的歷史、文化有關的話題。晚年的父親常說“自己的故鄉(xiāng)在東亞的大海和藍天”，一定是他對自己尋根的遐想，更是他對敬愛的中國和中國朋友們的真情袒露。我認為，這也是他對音樂與文學超越民族與國界連接人們的心靈、具有普遍意義的期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