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道授業(yè)的責任與魅力^[1]

2006那一年，北大中文系六位教授先后謝世，我很傷感。年底，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我撰寫了《行過未名湖邊》。此文初刊《中華讀書報》（2007年1月31日），后多有轉(zhuǎn)載，流傳頗廣。文中提及林燾先生和徐通鏘先生，但著墨不多，不是篇幅限制，而是我對他們的學問所知甚少，不好妄談。很榮幸，此文被節(jié)錄收入《求索者——徐通鏘先生紀念文集》（商務(wù)印書館，2008）。拿到樣書，開始認真補課，說實話，有兩篇文章對我觸動很大。魯國堯的《他“思想過”·“徐通鏘難題”》（第35—47頁），提及徐先生2005年在杭州會議上的講稿《漢語特點的研究和語言理論建設(shè)》，比較中美兩國現(xiàn)代語言學的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起點相近而結(jié)果迥異，希望國人走出“外國的理論在那兒翻新，咱們也就跟著轉(zhuǎn)”的怪圈。我真沒想到，徐先生有如此開闊的國際視野和崇高的學術(shù)志向。而且，正是基于此理念，徐先生腳踏實地，走自己的路，創(chuàng)立了“字本位”理論。另一篇是潘文國的《徐通鏘的歷史地位》（第51—57頁），稱徐為“世界級語言學大師”。所謂“世界級語言學大師”，除了在中國學界超越前賢，更必須對人類整體的語言研究作出獨特的、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徐先生是否達到如此境界，我不懂，沒有發(fā)言權(quán)。我想說的是，中國學界不斷有人呼吁“原創(chuàng)性貢獻”“世界級大師”，可真的有大師出現(xiàn)，我們能及時辨認、崇敬且給予表彰嗎？當年魯迅曾譏笑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儒林外史》因不合西方的“文學概論”，好像就顯得不永久，也不偉大了。魯迅不無憤慨地稱：“偉大也要有人懂?！?span >（《且介亭雜文二集·葉紫作〈豐收〉序》）大家都是同事，抬頭不見低頭見，若真的有人脫穎而出，取得令世界矚目的學術(shù)成果，我們?nèi)绾蚊鎸Γ?/p>

比起多有接觸的徐通鏘先生（1931—2006），林燾先生（1921—2006）對我來說更為遙遠，只是路遇時打個招呼，表示一下敬意。因此，《行過未名湖邊》之談?wù)摿窒壬?，行文拘謹，與林先生之豐神俊朗很不相配。拜讀商務(wù)印書館2007年10月刊行的《燕園遠去的笛聲——林燾先生紀念文集》，有幾篇文章我很喜歡，如丁邦新的《追憶與林燾先生的過從》、王義遒的《回來呀，語言學家！》、孫玉石的《依稀遠去的笛聲》、王洪君的《懷念林先生》以及劉一之的《懷念林燾先生》，都是聲情并茂，比我笨拙的筆墨好多了。不過，這本紀念集，我最感興趣的還是林先生的《浮生散憶》（第466—503頁）。文中提及，“七七事變”后，林先生和無數(shù)北平民眾一樣，交織著悲憤、恥辱與無奈；好不容易考入美國人辦的燕京大學，得以繼續(xù)學業(yè)。俞平伯先生告訴他，這樣的政治環(huán)境不適合學文學，建議選擇語言文字專業(yè)；而高名凱教授暢談歐洲語言學興起以及歐洲漢學家運用現(xiàn)代語言學方法研究漢語取得巨大成就，更是決定了林先生的終身志業(yè)。而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軍關(guān)閉了燕大，林燾夫婦告別雙親，歷盡艱辛，輾轉(zhuǎn)兩個多月，到達成都的燕京大學復(fù)學。這段“驚心動魄”的經(jīng)歷，實在太精彩了，已進入我討論抗戰(zhàn)中中國大學命運的專業(yè)論文。

朱德熙先生（1920—1992）的學問我完全不懂，但我手頭有他書贈的詩箋：“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書孟子語以應(yīng)平原同志囑?！背痰赖轮骶帯抖兰o北京大學著名學者手跡》（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一時找不到朱先生的墨寶，用的還是我這一幅。記得是1988年春天，我買了一盒詩箋，請王瑤先生等題詞。王先生嫌我的紙不夠好，另寫了一幅。同時提醒我，朱先生字好，應(yīng)該請他寫。我說我跟朱先生不熟，王先生于是自告奮勇，替我求來了這幅字。讀郭銳《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懷朱德熙先生》（見《朱德熙先生紀念文集》第301—304頁，語文出版社，1993），才知道同年夏天，朱先生為八四級漢語專業(yè)畢業(yè)班留言，也寫了這句話。為后生小子題詞，不見得有什么深刻的用意；可在隨后發(fā)生的政治風波中，朱先生的表現(xiàn)，足證孟子的“窮”“達”觀對其影響極深。我很慶幸，這幅小小的詩箋，竟然很好地展露了朱先生的襟懷。

1988年朱德熙先生題贈

關(guān)于朱先生，我更想談的是師母何孔敬的文章?！堕L相思——朱德熙其人》（中華書局，2007）一書，包括“兒時少年”“昆明七載”“上海省親”“清華六年”“保加利亞”“北大風雨”“待人接物”“瑣事拾遺”“親屬師友”“訪美客居”“西歐之行”“美國晚年”“親友追思”等十三章，收短文157則。據(jù)作者《前言》，此書是在汪曾祺的鼓勵下，花了十幾年的工夫，斷斷續(xù)續(xù)寫成的。我的讀后感是：人很棒，文章也精彩。像《我送德熙到陸家營》《一束薔薇花》《結(jié)婚》這三則的“好”，可謂有目共睹——情深，不造作，敘述極為傳神。至于《李榮拎來只大肥鴨》《中文系的數(shù)學測驗》以及《兩個馕》，此等短小的筆記，可入新“世說”。作者自謙文化水平不高，只是普通的家庭婦女，幸有朱先生不時點撥（參見《德熙不是落后分子》《德熙關(guān)心我的閱讀》兩節(jié)）?？稍谖铱磥?，作者文字簡潔，恰到好處，那篇《汪曾祺二三事》，甚至有點像汪曾祺的筆調(diào)和趣味。

此書附錄《長相思》一文，原有副題“懷念德熙”，初刊《朱德熙先生紀念文集》（第49—59頁），此前早就拜讀過，對“從初戀到新婚”一節(jié)拍案叫絕。寫婚禮歸來那一段，收入《長相思——朱德熙其人》時略有改動：

上了樓，把唐（蘭）先生寫的字掛上，字是用金文字體寫在朱紅蠟箋上的，寫的是《詩經(jīng)》開頭的四句：

　　關(guān)關(guān)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德熙是君子，我是淑女！

我很幸福。（第313頁）

如此筆墨，實在是妙不可言。作者長期在家相夫教子，沒有參加那么多政治運動，很少經(jīng)歷同時代人那些不堪回首的“洗澡”，因而也不太受社會上流行語言（或曰“套話”）的影響。一旦拿起筆來，追憶自己與朱先生并肩走過的風雨歷程，比那些扭扭捏捏的二流作家好得多。

何孔敬《長相思——懷念德熙》一文，還收入《南大語言學》第二編（商務(wù)印書館，2005年12月），跟王力先生夫人夏蔚霞的《憶了一》、李方桂先生夫人徐櫻的《方桂與我五十五年》（節(jié)選）、蔣禮鴻先生夫人盛靜霞的《含淚寫金婚》、俞敏先生夫人楊藻清的《俞敏先生，我的心里仍然充滿了你》等，合為一輯，題為“‘惠’文七篇”（題因《古列女傳·柳下惠妻》而起，參見《編后言》）。這些語言學家夫人所撰的懷念夫君文章，幾乎是字字珠璣，尤其是寫婚戀的部分，絕對是美文。不同于常被史家贊賞的、與男人站在同一起跑線的職業(yè)婦女，這是另一類的“新女性”——兼具東西美德，有很好的文化修養(yǎng)，但自覺地躲在大師身后；因無意（也無須）拋頭露面參與社會上的激烈競爭，保持了良好的生活感覺與情趣，晚年為文，瑣瑣細細，很是動人。這方面代表性的例子，還有周有光先生的夫人張允和（1909—2002），這位活了九十三歲的“家庭婦女”，晚年因《最后的閨秀》（三聯(lián)書店，1999）、《張家舊事》（張允和口述、葉稚珊編寫，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而“暴得大名”；至于去世后刊行的《昆曲日記》（語文出版社，2004）以及金安平著《合肥四姐妹》（凌云嵐、楊早譯，三聯(lián)書店，2007），凸顯其從容優(yōu)雅的生活態(tài)度，更是讓忙得四腳朝天的現(xiàn)代人歆羨不已。

關(guān)于王力先生（1900—1986），我只讀過他的《古代漢語》《詩詞格律》《漢語詩律學》《漢語史稿》以及《中國語言學史》等，對其學問的博大精深，實在不敢贊一詞?？晌谊P(guān)注他留法期間翻譯出版的二十余種法國小說、劇本，以及抗戰(zhàn)期間為了“賺稿費”而寫的大量小品文。記得也是1988年春天，我和錢理群、黃子平應(yīng)人民文學出版社之邀，開始選編“漫說文化”叢書。這項工作的宗旨是：“選擇一批有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橫生的散文分專題匯編成冊，一方面是讓讀者體會到‘文化’不僅凝聚在高文典冊上，而且滲透在日常生活中，落實為你所熟悉的一種情感，一種心態(tài)，一種習俗，一種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則是希望借此改變世人對散文的偏見。讓讀者自己品味這些很少‘寫景’也不怎么‘抒情’的‘閑話’，遠比給出一個我們認為準確的‘散文’定義更有價值?！?span >（參見陳平原《漫說“漫說文化”》，1992）這套小書共十冊，我負責其中的《閑情樂事》《生生死死》等五種。坦白交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重新刊行《龍蟲并雕齋瑣語》（1982），為我進入王力先生抗戰(zhàn)期間的“小品世界”，提供了絕大的方便。經(jīng)由一代學者的共同努力，今日流行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教材，論及抗戰(zhàn)中的散文寫作，大都會提及王力先生。如《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錢理群等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談及抗戰(zhàn)中“小品散文的多樣風致”，有這么一段：“還有一學者型散文家王了一（王力）寫了一本《龍蟲并雕齋瑣語》，批評時政及社會風俗，能做到學問、趣味上的兩重統(tǒng)制，瑣事瑣議，設(shè)喻巧妙。作者有很深的中外文化上的修養(yǎng)，語言學家駕馭語言，樸雅的風格自備一格。”（第470頁）作為語言學家，王力之“不務(wù)正業(yè)”，闖進肅穆的文學殿堂，有不得已的因素，早年在清華，甚至因此而耽誤了職稱晉升（參見夏蔚霞《憶了一》，載《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第1—14頁，商務(wù)印書館，1990）；可時過境遷，卻也成了“美談”。

我1984年秋方才走進北大，與王力先生沒有直接接觸，偶爾在校園里遇見，連打個招呼都輪不上?？晌易约河X得，我離王先生很近。原因是，我在中山大學念碩士時的導(dǎo)師吳宏聰先生，1938年考進西南聯(lián)大中國文學系，1942年畢業(yè)后留校任教；1946年聯(lián)大結(jié)束，隨王力先生轉(zhuǎn)往中山大學。我從吳先生處，聽了無數(shù)王先生伉儷的故事，也充滿景仰之心，但從未想過要去拜訪，只是默默地祝福。讀吳宏聰先生發(fā)表在《王力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語文出版社，2000）的《懷念王力先生》，以及收入《大師后面的偉大女性——紀念王力夫人夏蔚霞女士》（商務(wù)印書館，2005）中的《嘉言懿行，遺澤留芳——緬懷王師母夏蔚霞》，可以明白他們之間非同尋常的師生情誼。蔣紹愚先生在《燕南園60號：永久的回憶》（《大師后面的偉大女性》第136—139頁）中，稱師母感嘆“做一個名人的妻子不容易”——不僅要承擔家務(wù)、照顧子女，“更重要的是在為人處世方面要和先生一樣，成為學生的楷?！薄Ｕ驗橥鯉熌缸龅搅诉@一點，才會有那么多弟子追懷不已。順便說一句，為并非名家、長期站在“大師后面”的師母出紀念文集，這在中國學界可算是創(chuàng)例。

對于語言學家王力、朱德熙、林燾、徐通鏘四位先生，我沒有能力辨析其學術(shù)上的功過得失。我關(guān)心的是作為個體的人，一個我曾有幸目睹、接觸乃至交往的北大教授，如何逐漸走向歷史。這里特意點出“教授”二字，是想強調(diào)作為教師的“職業(yè)精神”。李榮先生稱：“德熙教了一輩子書。教書假如也算是一匠，他就是首屈一指的能工巧匠，好比造趙州橋的隋匠李春?！?span >（《朱德熙先生紀念文集》第34頁）比起學問如何高深，著述怎么宏富，我更看重一個教授對于學生的深刻影響。讀《朱德熙先生紀念文集》中裘錫圭先生、陸儉明先生的追懷（第255—259頁、第260—264頁），還有其他紀念文集中諸多情深意切的好文章，你能深刻體會到，傳道授業(yè)的責任與魅力，是其他職業(yè)所無法比擬的。

我當然明白，“紀念文集”作為一種著述形式，只能“揀好聽的說”。但如果并非編撰“學術(shù)史”，而是著眼于“薪火相傳”，此等兼及學問與人生、略有溢美但飽含深情的文章，是引領(lǐng)我們進入某一學術(shù)傳統(tǒng)的最佳途徑。

（初刊2008年11月26日《中華讀書報》）

[1] 此乃作者在北大中文系“博雅清談”之二“科學的精神，人格的魅力——王力、朱德熙、林燾、徐通鏘四位先生紀念文集懇談會”上的發(fā)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