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與國故學

照現(xiàn)在的趨勢看去，中國人有一天太平了，想研究本國已往的文物起來，也許要到外國去才行。現(xiàn)在研究西洋文物，非到外國去不可；將來研究自己的文物，怕也非到外國去不可?，F(xiàn)在的文化寄生生活，已經很可憐，將來的寄生生活，怕更要可憐咧！

這決不是聳動觀聽的危言。有兩種強有力的證據(jù)。一是外國研究中國文物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而且研究的成績一天精似一天；同時中國人自己做這種研究的人并不見得加多，并且精到的程度未見得能超過外國人，有時竟不如他們。二是中國的古物，比較值錢一些的，幾十年來，不斷的向外國輸送，近來輸出的數(shù)量和速率似乎更比以前要顯著。古物一到了外國，外國人確能利用他們，用十分十二分的精神來闡明中國已往的典章文物。研究的東西既給他們搬運了去，老師的身份又讓他們占了去；將來我們若完全不求振作，不想做考古的學問則已，否則怎樣能不就教于外國的支那通先生們呢？

江南有句俗話，因人成事叫做“向人家手里討針線”；現(xiàn)在國故學的趨勢，似乎要向人家手里討自己的針線了。這種向人討自己針線的文化功夫，近來已經是數(shù)見不鮮。最近從德國譯回來（“譯回”的名詞是我杜撰的，不過怕以后很有希望可以通用?。┑氖裁础蹲髠髡?zhèn)慰肌罚闶且粋€好例證。從東瀛“譯回”來的書本，何止數(shù)十百種，我們早就司空見慣了。

然而這還是請人家來遷就我；我們把外國人研究中國的成績譯回到中國來，安知不是專供我們批評之用的呢！這也許是的。冠冕話盡可以怎樣說，但是移樽就教的日子怕已經在目前了。前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文化教授Carter死了，繼任的是向負盛名的一位法國支那通Pelliot（中文名字，好像叫做伯希和）；因為慕他的名，許多中國學生就選了他的課。他第一天上課，便突如其來的發(fā)了一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全文，叫大家加以句讀。這篇碑文里很有幾個生字，并且是駢儷的體裁，竟把大部分的中國學生難倒了；他們很費了一些躊躇斟酌，才算交了卷。后來留學生們開會，特請Pelliot來演講，主席某君致介紹辭，開口便說“中國文化是世界最古的文化，今天……”；Pelliot上臺，開口便把主席的話駁斥了一番。中國的文化是不是最古，暫且不問他，不過一把斧頭決不能舞得如此容易，何況在“班門”之前呢？這位Pelliot不是別人，敦煌石室的藏經一大部分是他搬去的。

中國好比一個敗落的世家，外國是幾個暴發(fā)的富戶。彼此毗鄰而居，不上幾年，世家的遺物不知不覺的都落到富戶手里去了；富家子弟得到了這種遺物，也不免打動了研究的興趣，結果反足以在世家的子弟前面，炫耀他的博學。這都是很自然的。不過，近來這個世家似乎有力圖自拔，重振家聲的欲望與決心。前有所謂國家主義，今有所謂民族主義，無非是這種欲望與決心的一個表現(xiàn)。但只有決心是不夠的，同時要有具體的方法。

誰都知道這種方法之一，便是舊文物的保留和研究舊文物的提倡了。世家的家主要子弟們爭氣，第一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列祖列宗做過什么事業(yè)，有過什么貢獻；祖宗的作為，子孫的無用，兩相比較，一定可以引起子孫輩的自奮。否則日呼千百遍的“爭氣”，也是徒然的。

在民族主義或是國家主義的呼聲中，我希望國人對于國粹之保存國故之研究，有一番新作為。庶幾前途向人家手里討自己針線的難堪勾當，也許可以幸免了。

（選自1930年11月《讀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