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親之間

20多年前，1994年9月5日凌晨，先父因腦溢血突發(fā)病逝于張家界的一家賓館。父親那時已從北京調(diào)到廣州工作，是為出席湖南籍已故經(jīng)濟學(xué)家卓炯的學(xué)術(shù)研討會而去那里的。上午，接到噩耗，我先是飛往廣州，又和父親單位的領(lǐng)導(dǎo)以及幾位親屬一起飛往長沙。多虧湖南省有關(guān)方面鼎力相助，派車送我們趕赴湘西，料理喪事。

“養(yǎng)在深閨人未識”的張家界，自從被吳冠中先生推崇，后又經(jīng)攝影家陳復(fù)禮等人傳揚，到了1990年代，已是名滿天下了。我對她當(dāng)然也心儀久矣。然而誰能想到，自己竟以這樣一種方式到了那里。

自此很長一段時間，不愿提張家界，不愿提武陵源，不愿提索溪峪。

那是我的傷心哀痛之地。

再往前數(shù)10年，1984年，我失去了母親。10年后我又失去了父親。令人不勝唏噓的是，父母的離去都如此突然，連搶救時的焦慮都不容兒女們承擔(dān)。母親離去時我在南京，那是到《鐘山》雜志討論《找樂》的定稿事宜。離京前一天我還回到家里去看她，沒想到第二天飛機還沒在南京落地，《鐘山》便已得到我母親因心臟病突發(fā)而逝的消息。而父親，竟是在異鄉(xiāng)終老。這種方式恰如父母的一貫作風(fēng)，他們一生不愿給任何人添麻煩，包括自己的子女。

父母的一生并沒有多少傳奇性。父親唯一令我吃驚的事跡，至今我還將信將疑：1949年，我媽懷上我不久，他就離開家鄉(xiāng)北海，遠赴廣州求學(xué)。據(jù)說那一次遠行很有些驚心動魄——幾天以后他只剩一條短褲，狼狽不堪地回到家里。他說船至雷州半島附近遇到了臺風(fēng)，船被打翻，他抓住一塊船板，憑借過人的水性而逃生?！澳阒琅_風(fēng)來時那海浪有多高？足有四五層樓高呀！”這故事是他教我游泳時說的。我當(dāng)時就質(zhì)疑他講這故事，只是為了給我勵志。那時我還不到8歲，可見就已經(jīng)不是“省油的燈”。當(dāng)然，那一年，我爸最終還是從北海來到了廣州。不久，廣州就成為葉劍英治下“明朗的天”，他順風(fēng)順?biāo)晃{進新中國培養(yǎng)人才的洪流，進入了南方大學(xué)。而后，他又被送到北京，在人民大學(xué)讀研，最后留在那里任教。我爸離開北海不久，北海也解放了。我媽也和全中國的熱血青年一樣，被時代潮流裹挾進來，先是在北海三小做副教導(dǎo)主任，隨后也獲得到桂林讀書的機會。她畢業(yè)于廣西師范學(xué)院中文系，畢業(yè)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

1957年，父母應(yīng)該是在北京團圓了。夏天，父親回家鄉(xiāng)接祖母和兒女上北京，我才第一次見到父親，那時我已經(jīng)跟著祖母長到8歲?！傲羰貎和焙鋈话l(fā)現(xiàn)，時時被祖母掛在嘴邊的“爸爸”回來了！其實此前我已無數(shù)次看過父親的照片，并向同齡人炫耀。在那照片里，爸爸穿著黑呢子大衣，頭戴皮帽，站在雪地上，一副英氣逼人的模樣。就是為了找這個人，我曾經(jīng)求趕牛車的搭我，沿著泥濘的小路，吱扭吱扭地走了一下午。天傍晚時，扛不住好奇的趕車?yán)袉栁遥杭氠?，你坐到哪里才下？我說，離北京還有多遠？我到北京找我爸呀……那趕車?yán)袊樍艘惶?。他說他也不知道北京有多遠，但坐這樣的牛車肯定是到不了啦，“細崽，天黑啦，野鬼要出來捉人啦，趕快回家啦！”……那時我才明白，坐牛車是找不到爸爸的。

而忽然有那么一天，一個人，一手拿著一只裝滿了花花綠綠糖球的玻璃小汽車，張開胳膊把姐姐和我摟到了懷里。這就是爸爸呀！絡(luò)繹不絕的親友提著活雞活鴨和海味，來看望“從北京回來的阿寶”；過去曾牽著父母的手耀武揚威的玩伴兒們，趴在院子的柵欄墻外觀看……從此我寸步不離地尾隨在我爸的身后，直到一頓痛打把我扔到了可憐巴巴的地方。

離開少年北海半個世紀(jì)之后，當(dāng)我以花甲之身回到故鄉(xiāng)的時候，在我的姨表弟阿鳴家，看到了當(dāng)年我爸爸用他帶回的相機為他們拍攝的“全家?！薄囊毯退囊谈刚驹谥虚g，左右站著他們家的五個孩子。四姨和四姨夫已然過世，表姐妹和表弟同我一樣，當(dāng)年不過垂髫總角，今亦老矣。談笑間大家說這是我和他們僅存的童年照——因為就在作為背景的公園涼亭里，我不知什么時候溜進了畫面，遠遠地騎在欄桿上，肢體語言里散發(fā)著不平。這就是當(dāng)年我時時刻刻要獨霸父親的“眼球”，不準(zhǔn)任何人染指的鐵證。然而也正是這獨霸的心思，招來了平生挨的第一頓，也是唯一的一頓痛揍。

回想那次，我實在沒有理由為自己開脫——起因是我爸那天中午和我的四姨父一起到我家附近的酒樓吃飯。這是何其簡單而自然的事情！可一直“監(jiān)視”著爸爸去向的我，為我爸不帶我去而氣惱。我居然跟蹤他們到酒樓門口，“坐實”了父親的“罪證”，隨即回家向祖母告狀，要祖母“御駕親征”。祖母固然不會糊涂至此，卻也順著孫兒指天咒地，甚至言之鑿鑿地許諾，待這兒子回來定痛打無疑……誰知這都無法平息我的驕蠻。父親和四姨父吃完了飯，回到家，看到了正在院子里撒潑打滾的我。

估計自從回到故鄉(xiāng)，我爸已經(jīng)忍了我?guī)滋炝?，一直想找個機會踐行“棍棒”與“孝子”的古訓(xùn)。他先讓四姨父離開，又把蹲在身邊哄我勸我的祖母拽回屋里，反鎖了屋門。聽到祖母在屋里又哭又喊，我還不知道大禍臨頭。直到我爸提著一根竹棍沖到跟前，我才恍然大悟。我被按在當(dāng)院，當(dāng)著籬笆墻外圍觀的街坊鄰居的面，連哭帶號，飽飽地挨了一頓。

到今天還在思忖，是不是自此我就變成了一個敏感、內(nèi)向的人？

此后我爸再也沒打過我，甚至連粗聲的訓(xùn)斥都沒有。我相信父親也一直在為那次暴打而后悔著，雖然其錯在我。我感到他的一生都在彌補。比如他每一次到外地講課回來，都會給我買一件玩具。那些玩具中有訓(xùn)練動手能力的拼裝模型，有帶有小小馬達的電器組合。如今想起來，相比我并不富裕的家境，那些玩具的價格，都令我大感吃驚。后來，父親又給我買了《少年電工》《少年無線電》，而由此衍生的各種電工器械、無線電元件的開銷，更是巨大。我還清楚地記得父親帶我到地處新街口的半導(dǎo)體元件店，為我買下的那個半導(dǎo)體高頻管的型號是3AG14，其價為6元1角6分，而那時父親的月薪，僅僅是89元。我至今還記得，那店員用電表幫我們測試三極管的時候四周的電子迷們那艷羨的目光。而我，從挨打以后，似乎已經(jīng)“洗心革面”，成為了一個“乖乖崽”，甚至可以說有一點唯命是從。我雖不再驕縱，卻也從此和父親生分。只要面對他，我永遠會感到游弋于我們之間的一種隱隱的痛。至今想起自己在少年時代那永遠不卑不亢的沉默，讓我為自己羞愧，更為父親心痛。難道我是個記仇的孩子嗎？我為什么再也沒有在他面前展露過作為兒子的天真與無忌——哪怕是得到一件玩具后的欣喜，跑過一趟腿兒回來復(fù)命的得意？

不過后來我又懷疑，也許，我們之間隔膜的起因，并不像這樣富于戲劇性。作為一個父親，待孩子長到8歲時才出現(xiàn)，無論你再想怎么親，大都無濟于事了吧。

直到他去世，我也沒有找到機會，把我們之間的隔膜做個了斷。

當(dāng)然我是愛他的。我又何嘗不知道他也愛我們？

回想起來，其實從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開始為我謀劃為生之路了。我甚至看出來了，是學(xué)“理”還是學(xué)“文”，父母有著不同的夢想。我媽之所以要我做文學(xué)，用今天的話來說，因為她當(dāng)年就是個文學(xué)的“腦殘粉”。我少年時代偷看過她的日記，走異路尋他鄉(xiāng)的理想，破牢籠換新天的激情，洋溢其間，后來便明白其源蓋出于魯迅和巴金。父親并不和母親爭辯，但他不愿我“子承父業(yè)”，從事文科類的工作，是顯而易見的。比如他對自己的“工業(yè)經(jīng)濟”專業(yè)，甚至不比做木工電工水暖工興致更高。他對我媽隔三岔五就“點贊”我的作文也從來不予置評，只是每當(dāng)他修理電閘、安裝燈泡的時候，都把我叫過去扶凳子，遞改錐。他還教我拆過家里的一個鬧鐘，又教我把它復(fù)原。我的未來，似乎做個修表工更令他欣喜。

年齒日增我才漸漸地理解了，父親似乎對過往“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不斷的“運動”更為敏感。而最終使我恍然大悟的，是他原來和我一樣，很久以來就隱隱地感到，頭頂上一直籠罩著一團人生的陰影。

“陰影”應(yīng)該是在我全家移居北京兩年以后砸下來的。那時候知識界有一場“向黨交心”的運動，父親真正由衷地向黨交了心：解放前夕他大學(xué)畢業(yè)時，為了不致失業(yè)，曾經(jīng)求助過一個同窗，據(jù)說那同窗的父親是一個有來頭的人物，亦即今人所言之“官二代”吧。隨后我父親發(fā)現(xiàn)，那“官”是一個國民黨的“中統(tǒng)”。為此他狼狽逃竄，再也沒有登門求助。

父親這種完全徹底的“交心”之舉，來自于那個時代青年的赤誠，也薪傳于“忠厚傳家”的“祖訓(xùn)”，就像高血壓腦溢血，屬于我們家人祖?zhèn)鞯牟』家粯?。而父親終生的遺憾，就是這“忠厚”竟使他成為一個“特嫌”。那時候他還不到30歲，全然沒料到這樣的后果。直到“文革”中兩派組織打仗，爭相比賽揪“叛徒”、抓“特務(wù)”，他被“揪”了出來，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早已入了“另冊”！他這才明白，為什么爭取了幾十年，入黨的夢想永難實現(xiàn)？為什么兢兢業(yè)業(yè)、勤勉有加，也永遠不能得到重用？而我，當(dāng)然也如夢方醒，明白了自己何以不能入團，不能參軍，不能成為“紅衛(wèi)兵”而被稱之為“狗崽子”……被高音喇叭宣布“揪出來”的那天凌晨，父親把我和姐姐、妹妹叫了起來，坦誠地把向“組織”交過的心又給兒女們“交”了一遍。他請我們相信他，他不是特務(wù)，絕不是！

我記得聽他講完了，姐姐和妹妹都在看我。

我當(dāng)然相信他，但我只是點點頭，“唔”了一聲。我早已不會在他面前表達感情。

又10年，他終于得到了“解除特務(wù)嫌疑”的結(jié)論。

那時候我還在煤礦當(dāng)工人，已經(jīng)快干滿10年了。我媽來信催我溫書考大學(xué)，還告訴我，父親被“解脫了”。我記得母親的筆調(diào)仍然激情洋溢，她贊頌了高考的恢復(fù)、政策的落實，還贊頌了南下北上、調(diào)查取證的“組織”。

然而由礦區(qū)回到家里，聽母親說父親還是決計南調(diào)廣州。

我理解。

其實，在人民大學(xué)，比他冤的人就有的是。比起那些蒙冤者，這點委屈又算得了啥？但對于他，這就是一生。他若繼續(xù)留在“人大”，那個籠罩了他近30年的心理陰影或?qū)]之難去。

父親平反南調(diào)后，據(jù)說終于入了黨，先是參與了中山大學(xué)管理系的籌建，最后做到廣東管理干部學(xué)院的副院長。在別人看來，他晚景輝煌。我卻覺得，“輝煌”之謂，言之過矣，但他在廣東，療治了中年時代留下的心靈創(chuàng)傷。作為兒子，聊可慰藉吧。

我們之間的隔膜，卻只能是永遠的遺憾了。

我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待我的孩子。

當(dāng)然，更期待，這世界，小心翼翼地待每一個人。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