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不虛此生，不虛此遇

付念桃

2020年新春來臨之際，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瞬間席卷大江南北，十幾億國人不得不禁足家中。其間，銀良同學蟄居半山，清風明月，潛心“修行”。幾十天時間，十幾萬字的紀實文學《白降河》如行云流水般傾瀉而出，又字斟句酌、反復修改，終于成書。對此，李文祥老師在《酷似一部文化“小百科”》、方宏勛老師在《念故土史韻，報母親春暉》、賈戰(zhàn)旭同學在《重逢》、韓運曾老師在《見證白降河》等文中，都有獨到、中肯的點評，都很到位，我本無話再說，但又難辭其請，只好不揣冒昧，談點感想、體會。

佛教的一首回向偈中有這樣兩句：上報四重恩，下濟三涂苦。所謂四重恩，即父母恩、上師恩、國土恩、眾生恩。四重恩第一是父母之恩，我們的身命得自父母，不論儒家道家還是佛家都很重視報父母恩。第二是老師之恩，我們的慧命得自老師。第三是國土之恩，山川、水土、糧食、礦藏等都是國土對人們的奉獻。第四是眾生之恩。作為一個社會人，我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離不開他人（包括今人和古人）的勞動和奉獻。

銀良同學1994年離開家鄉(xiāng)南下廣東，如今已年過半百，但仍激情不減當年。2019年他主編的《記住——那個時代，那些老師》，是對師恩的一種感念。新作《白降河》可謂是《記住—那個時代，那些老師》的姊妹篇，是對父母恩、國土恩、眾生恩的深深感念。它就像一部紀錄片，由遠及近，由點到面，不疾不緩，娓娓道來，徐徐展開，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畫面感。

—此人此事，此情此景，不虛此生，不虛此遇。

生養(yǎng)我們的土地以及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都是我們久遠以來不盡的因緣，記錄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人們的經歷、變化、苦樂，以及苦難中人性的善良，苦難中人們的堅忍、樂觀向上等等，應當說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這是一片有著厚重文化歷史的土地。銀良描述的白降河在《水經注》中早有記載。他的母親常雪香老人的出生地——白沙鎮(zhèn)常嶺，村東北有五代梁太祖朱溫墓。由此說來，早在幾千年前這片土地上就已有人類繁衍生息，文明傳承。

這也是一片飽經苦難的土地，歷朝歷代的更迭，都是普通百姓的夢魘。

今年八十八歲高齡的常雪香老人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農村老婦人，出生在民國時期，歷經磨難，如今兒孫滿堂，生活安康。銀良和兄弟姐妹們一起回憶、搜集、挖掘母親一生的點點滴滴，追尋自己家鄉(xiāng)一磚一瓦一草一木的變遷，用平實的語言回憶了母親一生的經歷。老人家一直以自己的兒子是一位作家而自豪，聽說兒子要寫一本關于她、關于蔚村的書，特別開心，積極配合兒子的寫作。她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到自己珍藏的老物件，在兒子的引導下回憶自己年輕時的生活，仿佛又回到了當年——小時候的“匪氣”和無憂無慮，嫁人后生活的變化，生兒育女，參加大生產運動，返回老家種地，呵護每個孩子的成長，等等。

為了更鮮活地呈現老人當下的生活狀態(tài)，銀良和兄弟姐妹們多年來一直留意記錄她的日常生活。老人家不論是在做飯，還是下地做活，孩子們要拍照或攝像時，她總是樂哈哈地配合，還真是很有鏡頭感呢。

新中國建立初期，吃穿問題依然突出，老人家和眾多婦女一樣，作為重要勞動力投入到了農業(yè)合作化運動中，按照勞動質量和數量獲得一定的報酬，為糧食生產做出了很大貢獻。老人回憶起自己當年參加大生產運動時說：“我那時候一個月能掙七八塊，有時候能掙十多塊，還得了很多獎狀，把整個屋子都貼滿了……”

回到農村以后，正是生產隊記工分時期，當年一個成年男勞力清早做活記2個工分，上午、下午各記4個工分，婦女半天掙3個工分。摘棉花時按量計算，一般每摘5斤計1個工分；割谷子按捆計算，每割1捆計1個工分。年終核算，有的生產隊每10個工分值兩毛錢，有的生產隊值一毛五，還有的值一毛。

“我一直不知道母親是啥時候睡覺的，又是啥時候起床的，好像母親從來就沒有睡過覺一樣”，銀良這段文字形象地說明了當年農村婦女的生存狀態(tài)。她們不僅要去地里撒糞、打坷垃、鋤地、剔谷苗、割谷子，點棉籽、打藥、除草、摘棉花、薅棉柴，栽紅薯、翻秧子、出紅薯、刨紅薯片，還得起早貪黑紡花織布、做衣做飯、養(yǎng)育孩子，真正是事繁任重。

在勞動中獲取報酬，爭取獨立人格，對于傳統(tǒng)女性而言，是邁出家庭走向社會的重要一步，使得婦女開始在經濟上自給自足，人身權利得到社會尊重。

當年，農村的女孩一般從十二三歲就開始學做針線活，再大點就跟著大人下地做活，出嫁后更是里里外外啥都得干。那時的女孩雖然可以和男孩一樣上學讀書，但失學率很高，大部分女孩子只是讀幾年小學就回家?guī)椭改缸龌盍?，等到高中，班里的女生只占不到四分之一。比銀良大三歲的姐姐梅花、小七歲的妹妹倩梅都只讀了幾個月的小學，基本不認字，不能獨自出遠門，只有小妹妹得到眾人的寵愛，讀完了初中。

《白降河》中多次描述童年、少年時的游戲場景：跳繩、踢毽子、蹦圈、搗雞（斗雞、撞拐）、逮馬虎（捉迷藏）、調龍戲、拉破鞋、老鷹捉小雞、推桶箍、打碟溜（陀螺）……“一群娃子你來我往，隨著鞭子‘叭叭’的響聲，‘碟溜’滴溜溜地轉，大水坑的冰上彌漫著熱火朝天的氣息，哪里還會覺得冷呢?！薄跋耧L一樣跑著，打幾個滾兒，翻幾個跟頭……”，真是讓人羨慕！

我想，對此每個人的感受可能有所不同，銀良之所以在艱難困苦的年代仍能感受到樂趣，是由于有人在為他負重前行。他的母親、姐姐，在漆黑寒冷的漫漫長冬漫漫長夜里，一邊哄著孩子一邊紡花或做針線活，怕是非常難挨吧。還有就是記憶的欺騙性，隨著時間的推移，記憶往往會自動屏蔽掉那些無法忍耐的挨餓時光，卻留下歡樂的片刻。

伴隨童年的不只是缺衣少食，和少年不識愁滋味的瘋玩，還有瑯瑯的讀書聲，這是那時鄉(xiāng)村的希望，我們正是踏著這希望走出了鄉(xiāng)村。

那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時代，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生活方式原始、落后，因而物質極度匱乏，人們往往缺吃少穿沒錢花，拿從牙縫中擠出來的一點糧食，去交換必要的日用品及服務。各家各戶按季節(jié)按男丁人數對糧食給剃頭匠，用紅薯片換瓦缸瓦罐，拿頭發(fā)換針，拿雞蛋換油鹽醬醋，甚至連補漏鍋也是拿紅薯片或蜀黍換的……

當時農村僅有的文化生活，可能就是幾個月由放映隊來放一場露天電影，需要各家輪流管飯。再就是由村里出面請盲藝人說書，當時稱為“瞎子說書”，報酬是管他們幾頓飯、多少給點糧食而已。學校大部分是民辦老師，既要教書還得種地，僅有的幾位公辦老師也沒有食堂，由有學生的家庭輪流管飯。

凡此種種，可知那時僅僅是為吃飽飯已經拼盡了所有人的全力。

在那個窮困的年代，孩子們對節(jié)日有著美好的期盼，盼望著有些好吃的可以解解饞。但對于母親而言，過節(jié)卻是件很讓人發(fā)愁的事，平常的日子已經很難熬了，拿什么去置辦年節(jié)所用物品呢？但“在我的記憶中，一年四季，母親幾乎沒有漏過節(jié)日”，“我常常想，母親執(zhí)念于每個節(jié)日，并不僅僅是為了讓閨女、娃子多吃點好的，還是對鄉(xiāng)間生活秩序和民俗文化的一種堅守，也體現了中國農民對上蒼的敬畏和對美好生活的渴盼”。

對于中原地區(qū)的普通百姓來說，傳統(tǒng)節(jié)日深植于農耕文化，它的儀式行為和儀式符號關聯著敬天禮時、尊重人倫的象征寓意。母親畢竟是讀過幾年書的人，也出身于大家庭，很自然地希望通過拜神祭祖、祈福納祥、走親訪友等活動把一大家人凝聚在一起，讓孩子們能夠有所敬畏也有所倚仗，更有歸屬感和安全感，同時也加深與鄰里和親戚之間的和睦關系。

一個瘦瘦小小的老太太，磕磕絆絆、跌跌撞撞一路走來，以自己的智慧和堅忍，以自己羸弱的雙肩和勤勞的雙手支撐起了這個大家庭。

人間煙火氣，最撫游子心。一年到頭，異鄉(xiāng)奔忙，肴饌膏粱始終抵不過母親的一塊油干餅、一碗小米湯，老人家灶火里的炊煙裊繞才是家的味道。

國父孫中山下令禁止纏足，打開了束縛中國女性身體的枷鎖；偉人毛澤東提出“婦女能頂半邊天”，女性得以走向社會，走向自立。這時，我們的母親才是完整人格的母親，才是真正能夠為兒女擋風遮雨的母親。

愿天下所有的母親都福壽安康！

2021年2月2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