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紳：拯救淪陷于洋教的兒童遠重于賑濟災民

1877年陰歷二月下旬，蘇州紳士謝家福剛剛完成一項艱巨的任務：押送一批饑民從南方返回他們的原籍。在歸途中，謝家福聽到了以李提摩太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在山東賑災的消息。一種似乎“與生俱來”的敏感立刻讓謝家福緊張了起來。他后來在日記中補記道：“(得知洋人賑災的消息)深懼敵國沽恩，異端借肆，不能無動于衷。顧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懷，言難自已。”

擔心洋人借賑災收買人心

在這樣一種“耿耿于懷”的情緒支配下，謝家福當即給自己熟識的一批江南士紳們集體寫信，強調必須對洋人在中國的賑災行為采取措施。謝認為：“西人在山東賑災，打的是救災恤鄰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陰謀。若不采取措施，恐怕會導致民心流失，異教橫行，終為中國之大患。”

謝氏進而建議，應該在賑災問題上與洋人展開競爭，“跟蹤濟賑”，追蹤洋人救災的路線，以賑災對抗賑災，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騙走國人的民心。謝認為，這件事情是所有有良知的愛國士大夫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并為此慷慨賦詩一首：

大兵之后又兇年，國計民生孰見憐？

安得賑錢三十萬，管教壓倒慕唯連！

詩中所稱“慕唯連”即慕維廉，他和李提摩太一樣，是西方傳教士在山東賑災的代表人物。

小孩餓死尚是小事，為天主教誘去，則大不可

在謝家?？磥?，抵抗洋人借賑災收買人心的首要之務，是與傳教士在收養(yǎng)饑荒受災兒童方面展開競爭。他在1877年5月4日給好友李金鏞的一封信中寫道：“東省災后，子女流離者不可計數(shù)，為他族收養(yǎng)者，聞有數(shù)百名之多。竊恐人心外屬，異說橫行，為鄒魯之大患……”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謝氏主張“急則治標”，這個“標”就是兒童，理由是兒童智識未開、情竇未通，更容易被異族蠱惑。謝氏激動地寫道：眼看著這些兒童被洋人驅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氣者，“能無錐心肝、豎毛發(fā)，亟圖補救哉！”

倡議在士大夫圈子里獲得了普遍的認同。譬如蘇州士紳袁遂給謝氏回信，說道：“西人想要領養(yǎng)饑荒孤兒，那是萬萬不可……我們若能多收養(yǎng)一名，則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p>

再譬如另一名叫作尤春畦的紳士，在聚會上發(fā)言道：“小孩餓死尚是小事，為天主教誘去，則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卻甚好。”

有了這些士大夫們的支持，謝家福的賑災行動隨即啟動。但謝家福本人并不認為自己發(fā)起的這一活動是賑災活動。在給友人的信中，他鄭重聲明：“弟之此行為敵夷，不為賑濟。賑濟則以仁存心，當念親親仁民之意，敵夷則唯知大義，雖捐麋踵頂，有所不辭”——意思即：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抵抗夷人，而不是為了賑災；賑災講究的是仁心；抵抗夷人講究的則是大義，為此我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這種表態(tài)贏得了許多士大夫的高度贊賞。譬如上海的紳士王賡保就來信贊揚謝氏將眾多孤兒從黑暗的“禽獸之域”中拯救出來的行為是一種偉大的壯舉，由此可見世事尚有可為。并表示愿意與其并肩戰(zhàn)斗，繼續(xù)推進這一事業(yè)。

工作開展每遇到困難，謝氏也往往以此來鼓勵自己：“生平滅夷之志，刻不能忘……(如今得此機會)而交臂失之，則身存實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謝家不必有此子也?！?/p>

也正是基于這樣一種“敵夷”而非“賑災”的理念，謝氏在山東地區(qū)的活動經費明顯側重于收容饑荒兒童。有人曾建議其將自江南募集到的資金用來開設粥廠，以解青州災民的燃眉之急，結果被其拒絕。謝氏雖然也認為青州原有的粥廠已停，災民情勢甚危，但在他眼里，兒童與大人不同：兒童無知，不懂得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的春秋夷夏大義，所以無法要求他們像成年人一樣為持節(jié)而慷慨赴死，故而，有限的資金應該優(yōu)先用來救濟兒童。謝在日記中說：因為如此考量，所以對自己的決定“理得心安”，并無愧疚。

鄉(xiāng)紳們的成功：許多災民情愿餓死，不受洋人之賑

類似的理念，謝氏在許多不同的場合都曾反復闡釋過。1877年6月22日夜間，謝氏前去訪問幾位上海紳士，力陳教堂收容中國兒童的危害。恰好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籌集賑災經費的人士，替教堂說了一句話，認為不該把耶穌教和天主教混為一談，一棍子打死，隨即招來了謝氏激烈的駁斥：“某之所辦者，與教門的良莠無關，所關注的是中外之界限。山東災民受洋人賑恤，三月有余，幾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國矣。諸君好善樂輸，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國家富強之元氣，則是大大的忠臣和義士。若還反過來替教堂籌集經費，豈非漢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賑濟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終不再是中國之民。最可憐的是，那些童子尚未開蒙，如何知道這些，眼看著他們淪陷于教堂之中，于心何忍？朱子說過，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淪陷在教堂里的兒童，遠比賑濟災民更重要?！?/p>

謝家福對洋人的賑災活動的抗拒，代表了當日中國士大夫們的主流意見。這一點從謝氏所獲得的廣泛支持中即可窺見。這種抗拒態(tài)度，同樣流行于清廷高層。1878年4月間，河南學政瞿鴻機聽到洋人賑災的消息，就立即上奏，指責洋人“其居心則險不可測”，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機“收拾人心”，以實現(xiàn)他們不可告人的陰謀。清廷接到奏折后，隨即指示山西、河南兩省巡撫(此兩省因在內陸，洋人尚未來得及進入賑災，但災情已很嚴重)，要他們但凡碰上外國人進入災區(qū)，必須“婉為開導，設法勸阻”。

災民們抗拒洋人賑濟的情緒同樣強烈。史料記載，光緒三年(1877年)，山東昌樂縣災民“弗受洋賑”；山東樂安縣災民則“俱情愿餓死，不受洋人之賑”。河南的災民態(tài)度最為決絕，不但不肯接受賑濟，還極力宣傳傳教士的“心懷叵測”。西方人士曾經在《申報》上刊文如此描述：“河南地方饑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給之銀，不肯領取，意謂西教士意在買服人心，誘人入教，故特給我等銀錢，慎勿墮其術中。彼此相戒，竟無一人肯領。且仿《鐵淚圖》之式，造作諸般惡狀，謂教士誘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貼多張，以冀煽惑人心，該省官憲無可如何?！?/p>

能夠仿照《鐵淚圖》制作宣傳畫，并廣為宣傳，這背后必然有知識分子，也就是河南本地鄉(xiāng)紳士大夫們的參與。

盡管如此，傳教士仍然多次嘗試派人進入河南賑災，但結果是，當?shù)孛癖姾驼疾辉试S他們逗留，更不許他們以任何方式涉足當?shù)刭c務，并且聲稱如果他們不離開河南就會有生命危險。河南境內的反教情緒之強烈遠勝他省，開封居民聞知傳教士花國香等人到達，遂遍貼告白，有“寧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之句，更有某書院罷課宣稱“要與西人打仗”。最終，傳教士們不得不放棄了賑濟河南的打算。整個“丁戊奇荒”期間，河南省居然做到了不讓西方人在其域內發(fā)放絲毫賑濟物資的程度，本土鄉(xiāng)紳們的鼎力配合，可謂“居功至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