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法]克洛德·皮舒瓦

劉楠祺　譯

每一位書信集的出版人都有可能變成圣徒傳的作者：一邊吹捧自家賢哲，一邊貶損鄰家智者。因此，若想讓讀者更好地把握這部《波德萊爾書信集》的獨特性，是否應該先將其消極一面公之于眾？是否應該承認波德萊爾的書信既不如喬治·桑書簡廣博多樣，也與半個世紀前那部文藝片里的圣伯夫書簡大不相同？是否應該承認波德萊爾書信既不如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能帶來諸多教益，也不像梅里美書簡能記錄如許政治和上流社會生活？既不如福樓拜書簡能提供關于時代、人類、藝術等諸多堪稱倫理家的思考，也不像司湯達書簡藏有如許隱秘與辛辣？既不如維尼書簡中看到的高貴之輕蔑，也不像夏多布里昂書簡里表現(xiàn)的愛情之癡狂與傲然之冷漠，更不像維克多·雨果書簡中沾沾自喜的自我寫照？這一切都足以說明，波德萊爾既非喬治·桑，也非圣伯夫、梅里美、巴爾扎克、福樓拜諸色人等：這事實是明擺著的。

書簡作家愛寫信。波德萊爾則不然，他說自己“拙于”寫信（1851年6月7日），“寫一封信比寫一本書還費勁”（1847年12月16日）?；蛘咚窃谙胂笾袑懩切┬诺?，所以才一拖再拖總是完成不了（1853年3月26日）。寫信的樂趣源于內心的快樂意識；這種意識讓我們在告訴別人一件尚不為人所知的意外情事時心存愉悅：歌德在和愛克曼[1]的一次談話中就是如此定義“l(fā)a nouvelle”一詞的[2]（1827年1月29日）。所以說，書簡作家和中短篇小說作者，當一個孤坐桌前離群索居，另一個大概就倚著壁爐、面對著某個特定的文學圈子，二者實為同一人。假如說梅里美既是前者又是后者，能不能算是一種巧合？如果說波德萊爾既非前者也非后者——除了我們理當尊敬的那位芳法蘿小姐[3]——是否也該算作一種巧合？

波德萊爾喜歡給人以驚奇；他的美學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讓人驚奇的美學。但正是在此藝術層面或者說在此奇怪的藝術表現(xiàn)形式上，才有了波德萊爾自纂的或是他有意無意讓人打造的傳奇。既然如此，他在自己的書信里會表現(xiàn)出何種自命不凡？又會寫些什么軼事奇聞？是歐仁妮·德·蒙蒂霍與拿破侖三世的大婚[4]？還是德·莫爾尼公爵與特魯貝茨科伊公主眾說紛紜的婚禮[5]？都沒有，他的信里只談過洛贊公爵和大郡主的婚姻[6]，只談過他和讓娜的爭吵——他對讓娜·迪瓦爾始終保有騎士般的眷戀——還談過想弄點兒錢，好在瑪麗·多布倫過生日那天送給她幾束花。

波德萊爾在書信中所寫，都是些“不朽之罪惡的無聊場景”，是他的困境和他的失望，是他的苦難甚或他痛徹心腑的痛苦，是他夭折的夢想、他的困擾和他的屈辱——這些常令他想到自殺。

我們實在是太不關注作家的寫作環(huán)境特別是寫信的環(huán)境了。維克多·雨果的寫信日是每個周日（波德萊爾在1859年10月1日致普萊—瑪拉西的信中提到過）；每個星期天，他都要在其峭巖之上的居所里寫信鼓勵他的擁躉和他那些熱愛民主的朋友；梅里美則是利用參議院的某個無聊的辯論時刻為軼事專欄寫些嘲諷的文字。這種環(huán)境有利于在寫信人和對話者之間保持適度的距離?？刹ǖ氯R爾呢？他可是做不到想寫就寫的；他只有在條件允許時才寫，只有在急需時才寫，他才不會——或極少——為自娛自樂而寫。在他那“痛苦和瘋狂的生活”中，他“不得不在晚上工作，以便得到一點安寧，也為了避免一起生活的那個女人沒完沒了的煩人折騰”（1852年3月27日）。1853年3月26日，他寫給母親：“我添了最后兩塊木柴，用凍僵的手指給你寫信?！荫R上會因昨天本該清償?shù)囊还P款子而遭人追索?！矊樵碌妆仨毲鍍?shù)牧硪还P款子而被人追索?！?856年4月12日，仍是寫給母親：“我的工作向來都是在扣押與爭吵、爭吵與扣押之間進行的。”但愿我們不用為同情他而去找什么托詞。但別忘了，即便有司法監(jiān)護，波德萊爾也始終有遭扣押之虞。也別忘了，對欠債人實施人身拘禁的法律直到1867年7月22日法令頒布后才告廢止。所以說，我們在拉比什[7]滑稽劇中看到的那些逗樂的表演，我們在“最具英雄氣概的”巴爾扎克（《1846年的沙龍》語）的《人間喜劇》中讀到的那些場景，其實每天都在波德萊爾的生活中真實而可怕地上演著。

二十五年間，波德萊爾在巴黎住過的地方不下三十處，這還不包括朋友們提供的會客室一類的臨時避居地。有時，他也會躲進帝國圖書館、閱覽室、咖啡館或某個葡萄酒商的鋪子里享受片刻安寧，或匿名寫點兒文章賺些小錢。除了在翁弗勒爾度過的那幾周以外，他的文章、他的詩歌、他的書信都是在如此環(huán)境中寫就的。

那他為什么就不能把翁弗勒爾當作自己的避風港？為什么就非得在巴黎的泥濘中跋涉？我們要明白，他必須待在巴黎，至少是時不時待在巴黎：巴黎才是文學生活的中心，他需要他的朋友們?？伤麨槭裁从謺钕莶剪斎麪柖荒茏园?，哪怕抵達不久即已明白自己將一無所獲？有人說是仇恨把他拴在了布魯塞爾。這解釋說得通么？

我們大概不下十次通讀過他的書信集，這些信就像是寫給我們的，每次閱讀時我們都寬慰自己說，他一定能重新安排好自己的一生，即便身處社會邊緣，他也一定能實現(xiàn)夢想中的那種平靜、勤奮、幸福的生活，法院判決強加給他的那個屈辱——司法監(jiān)護——也一定能撤銷。可不下十次，我們又無助地目睹了其命運之無常。所以，還是讓波德萊爾自己做個總結吧：“總之，我認為我的人生從一開始就遭了天譴，而且永遠都將如此?！保?854年12月4日，致母親）。

造成此種“天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必須像讓·德雷[8]那樣去探究他作為第一個遭此天譴者的身心根源。對那個被我們稱作波德萊爾“創(chuàng)作困境”的東西——創(chuàng)作的困難和低谷反而將這種困境化為創(chuàng)作自身的榮耀——有人可能會說是缺乏靈感，但其實就是他從中學時代起便已很明顯的“拖延”習性，還有一個詞更適合他，就是他自己在《拉·芳法蘿》開篇處使用的“怠惰”一詞，他就是用這個詞來描述自己的替身塞繆爾·克拉邁爾的：“怠惰的陽光在他眼前閃耀，令他昏聵，并將上天賦予他的過半才華消耗殆盡?！薄@樣贊頌意志是很反常的。所有這一切，甚至他的過度勞累和發(fā)怒，都源自他分裂型的氣質和應對現(xiàn)實能力的不足，這一點，早被他自己最具批判性的頭腦——因而也是最令人氣餒的頭腦——無情地揭示出來了，而這顆頭腦對自己所擁有的、唯有死亡才能奪走的天才抱有最熱忱、最驚人的自信。

另一個原因叫作“資產(chǎn)者”。對資產(chǎn)者的控訴和譴責已近一個世紀，除了讓人更難理解何謂“資產(chǎn)者”以外，沒有任何進展。我們當然可以把資產(chǎn)者視為造成所有詩人之不幸的替罪羊，當然可以把波德萊爾書信解讀為對這只替罪羊的控訴。我們當然也可以改寫歷史，并設想一下如果波德萊爾能把自己的財產(chǎn)吃光花凈、而不是把將近一半遺產(chǎn)留給繼承人的話，他的生活會是什么樣子？但即便如此，他真的就能更好地創(chuàng)作《惡之花》《巴黎的憂郁》和《1859年的沙龍》么？而且前述的第一個原因就真的能消除么？眾所周知，在我們這個四處充斥著人道主義的時代，幸福和文學創(chuàng)作早就混為一談了。而任何一部偉大的作品，任何一部具有形而上之維度、充滿深刻之人性共鳴的作品，絕不可能產(chǎn)生于幸福當中，哪怕這創(chuàng)作伴隨著些許狂熱，伴隨著些許類似的鼓舞人心的激情。所以，對那位背叛舊主的將軍，對那位有罪的母親，對那位挑剔的公證人，我們不僅不應該指責，反倒應當感謝他們，我們甚至應當感謝不公正的法蘭西司法制度——如果波德萊爾能從其一生的角度審視自己的全部作品，他本人或許也會出于某種邁斯特[9]情結而對此表示感謝的。

資產(chǎn)者不懂文學，也不打算懂，他們只把文學當作消費品。其價值觀出于“道德”，或曰“道德與金錢”，更好的稱謂則是“金錢之道德”。從這一點看，所有的社會都是新教式的。

在這出大戲中，每個人物都完美地——即無情地——演繹了自己的角色。歐皮克將軍、歐皮克夫人、可笑的阿爾封斯，還有公證人昂塞爾——他是這些人中唯一被波德萊爾當作朋友的人（我們難道希望藉此讓劊子手和受害者手牽手么？）——波德萊爾在1850年1月致昂塞爾的信中提到昂塞爾說過的一句充滿邏輯的話：“我會同意出于道德目的摧毀您的全部財產(chǎn)?！?/p>

波德萊爾也盡職地詮釋了自己的角色，他接受了這種地獄般的生活。那種慳吝，那種令人生厭的對金錢的追求，那些證明債務真實存在的賬目以及那些以夢想形式存在的資產(chǎn)（即《惡之花》），那些受挫的計劃，那些虛幻的抵押，那些空洞的承諾……有時候，讀者的確有權說他們對此感到厭倦。但如果他讀得認真，讀得直截了當，像讀傳記一樣，那么就應該承認，波德萊爾的文學書簡，即一系列關于文學的短信是沒有多大用處的。金錢在波德萊爾的書信中扮演的可不是什么配角。那才是波德萊爾每天關心的問題。只要歐皮克夫人能在其索要的一筆小錢上再加10個法郎用來安葬一個女人，那他這一天就不那么黑暗（1853年11月18日）。因此，我們在書信集中盡力增加了一些關于財務方面的注釋，這些注釋都是讓·齊格勒先生長年耐心研究的成果。

波德萊爾可真會演戲：我們只能從其書信中去理解這種描述，同時又會遺憾地發(fā)現(xiàn)沒有任何一項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能向我們表明，在這個社會中，詭計——或至少說是不誠實——是應對脅迫和無情之法律的唯一手段。波德萊爾常常撒謊，他會一本正經(jīng)地隱藏起自己的真面目。可又有誰能聽到他內心的悲愴哭喊？于是，為了得到區(qū)區(qū)10個法郎，為了拖延還債期限，為了爭取有利條款，他會曲意示好，他會掩蓋真相。他還會對自己的母親耍些殘忍的把戲。米歇爾·布托爾說得很對，他的這種“惡意”不過是“夜闌人靜、惶恐不安之中，對以其全部作品所體現(xiàn)的精神誠實之巨大努力所表現(xiàn)出的某種逆反和付出的代價”[10]。

雅克·克雷佩[11]談到過波德萊爾在游走于卡洛納擔綱的《當代評論》和拉科薩德麾下的《歐洲評論》——這兩大雜志競爭激烈——之間時所表現(xiàn)出的過人的談判手腕，他評價詩人“心細如發(fā)，足智多謀”。面對有權勢的人，他也不惜諂媚拍馬，且深諳不失時機抬出歐皮克將軍為己所用（1863年8月3日，致瓦揚元帥）。他對圣伯夫、德拉克洛瓦和維克多·雨果也照耍手腕不誤：他并未平等地對待他們；而他們又何曾以平等待他？

可一旦要描述自己的處境，他的真誠又會迸發(fā)出來，他會定期總結自己的情況（“總結”這個詞用得恰如其分）。他給朋友們寫信時也是如此。他的朋友有限，遠比人們想象的要少：阿瑟利諾、普萊—瑪拉西，寥寥幾人而已，——還有幾位遠方的朋友：吉尚、弗萊斯，他能以真心相托。其他人就只能算作“關系”了。但能把“真誠”當作文學標準么？

這部《波德萊爾書信集》首先是一出大戲，波德萊爾既是腳本作者，又是導演和演員。這無疑就是它從未被其研究者降格為傳記類工具書的原因。再者說，我們真能像通常概念中認定的那樣去看待這部書信集么？唯有懂得以手足之道去閱讀這部書信集的謙謙學者才會回答說，這是一部作品，或許還是波德萊爾最具存在感的一部作品。因為生命在其中嬗變?yōu)槊\。

歷史沿革

這部書信集是波德萊爾書信的第三次結集出版，但仍不會是最終版。第二次結集出版的《波德萊爾書信集》與雅克·克雷佩的名字密不可分，沒有他就不可能有這次的第三次結集。在他去世二十年后的今天，讓我們向這個令人欽佩的人致敬：當年，他獨自一人——或幾乎是單槍匹馬——編纂了那部書信集，全然沒有我們今天所能得到的最簡單不過的技術支持：無論是打印、攝影還是復制；更重要的是，在經(jīng)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最嚴峻的時刻以及戰(zhàn)后的嚴寒和各種匱乏之后，他并沒有垮下去，并沒有變成一個可憐的學者，而是依舊保持著精致的優(yōu)雅，保持著堅忍、幽默和文質彬彬的風度。

雅克·克雷佩把他的成就都歸功于他的父親[12]。他說過，他之所以研究波德萊爾純粹出于孝心。如果我們不把波德萊爾的一些“公開發(fā)表的書信”和他生前死后出版的一些書信片段——如維克多·富爾內爾[13]1865年4月20日在布魯塞爾《解放報》(L’émancipation)發(fā)表的一些波德萊爾書信片段和阿瑟利諾1868年在《夏爾·波德萊爾的生平及其作品》(Charles Baudelaire, sa vie et son ?uvre)中引用的一些波德萊爾的未刊文字——統(tǒng)計在內，如果我們不把關于他的兩部研究著作——班斯布爾德1872年在《夏爾·波德萊爾：回憶與書信》(Charles Baudelaire, Souvenirs-Correspondances)中發(fā)表了15封波德萊爾書信，埃蒂安·沙拉維[14]1879年在《學士院候選人期間的夏爾·波德萊爾與阿爾弗雷德·德·維尼》(Charles Baudelaire et Alfred de Vigny candidats à l’Académie)中發(fā)表了7封波德萊爾書信（其中有5封是寫給維尼的）——統(tǒng)計在內，那么實際上歐仁·克雷佩才是出版波德萊爾書信的第一人。他于1887年就在岡坦出版社出版了《夏爾·波德萊爾：遺作、未刊書信與生平研究》(Charles Baudelaire，?uvres posthumes et correspondances inédites précédées d’une étude biographique)，書中披露了大量波德萊爾致昂塞爾的書信節(jié)錄、5封致福樓拜的信、70多封致普萊—瑪拉西的信以及22封致圣伯夫的信。

1888年，朱利安·勒梅爾刊發(fā)了波德萊爾寫給他的信；1891年，莫里斯·圖爾紐[15]發(fā)表了波德萊爾致薩巴蒂埃夫人的信。

從1902年到1906年，費利·戈蒂耶（Féli Gautier）在《藍色評論》《新評論》和《法蘭西信使》上刊發(fā)了80多封波德萊爾書信，這些信都選自他1906年在法蘭西信使出版社匿名出版的《夏爾·波德萊爾1841—1866年書信集》(Charles Baudelaire.Lettres 1841—1866)，書中收錄了342封波德萊爾書信。這是首部專門收錄波德萊爾書信的出版物。因此其準確性必須不負眾望。雅克·克雷佩給我們講過費利·戈蒂耶的故事。這位費利·戈蒂耶忠實于波希米亞文人的生活方式，身居陋室，屋里書籍、雜志和文件堆積如山。他們倆似乎還放棄了一項合作出版波德萊爾生平研究的計劃，所以1906年梅塞因出版社出版的《波德萊爾》一書依據(jù)的仍是1887年歐仁·克雷佩版本，但由雅克·克雷佩進行了補充和修訂，并添入了許多全新的研究成果。雅克·克雷佩雖然委托費利·戈蒂耶編輯波德萊爾書信，也在1906年2月1日和15日《新評論》上匿名發(fā)表過3封波德萊爾致阿瑟利諾的信和29封致普萊—瑪拉西的信，卻拒絕參與這部《夏爾·波德萊爾1841—1866年書信集》的出版。直到十幾年以后他才成為波德萊爾書信集的出版人。

到了1917年，即詩人去世五十年后，其作品進入了公版領域。這一年，由歐內斯特·拉維斯和馬塞爾·普雷沃斯特[16]領銜的《巴黎評論》分六期刊發(fā)了130封波德萊爾致歐皮克夫人的未刊書信，另有3封于8月15日在另一家雜志上發(fā)表，以配合卡米耶·韋爾尼奧爾（Camille Vergniol）的一篇研究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卡米耶·韋爾尼奧爾分析了數(shù)篇支持和反對出版波德萊爾書信的文章，并通過客觀性研究，為出版社和報章雜志發(fā)表波德萊爾私人書信掃清了障礙。

因為在此前的十九世紀末（1891年），就曾有過一次失敗的出版嘗試：波德萊爾同父異母哥哥的遺孀菲莉思蒂·波德萊爾當時住在楓丹白露，他授權退休的中學教師路易—阿道夫·沙布耶（Louis-Adolph Chabοüillé）發(fā)表她手中收藏的若干波德萊爾致歐皮克夫人的信。卡爾曼—萊維出版社獲得了出版權并已排版，但排版的錯誤太多，后附的一篇《波德萊爾生平》不僅謬誤多多且無作者署名。此時，卡蒂爾·孟戴斯出面干預了——他的影響力是很大的。他雖然是波德萊爾的老友，但并未以此身份介入，而是出于對帕納斯詩派的忠誠。要想知道他為何反對出版波德萊爾書信，只需讀讀他1907年2月21日在《日報》上發(fā)表的批評雅克·克雷佩的文章就清楚了，因為他認定雅克·克雷佩在1906年再版1887年的《波德萊爾生平研究》應當受到譴責。以他的批評作為參照，也就能清楚地解釋為何普魯斯特要寫《駁圣伯夫》了。1918年，在《波德萊爾致母親的未刊書信集》(Lettres inédites à sa mère)出版之際，雅克·克雷佩在序言中把孟戴斯的想法概括為：“有作品存世足矣；詩人的形象理應鐫刻于后人內心；任何想探查詩人內心的好奇心都被認為有失虔敬；任何想深掘傳主內心世界的傳記作者皆不啻為掘墓人?！蔽覀儊碚_地解讀這句話吧：雅克·克雷佩是把反對出版波德萊爾書信一事同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資產(chǎn)者對這位藝術家的指責——挑動造反、腐蝕青年——等同起來了，我們還可以再加上一句：那些資產(chǎn)者是在指責波德萊爾腐蝕了本該投身于“神圣和愛國的屠殺偉業(yè)”中去的青年一代[17]。

所以這部沙布耶版本始終處于長條校樣階段[18]，直到二十五年后才在《巴黎評論》發(fā)表。1918年，雅克·克雷佩在路易·科納爾出版社出版了這些書信，但對原稿進行了重新編輯和修訂，并增補了他1918年5月16日在《法蘭西信使》上發(fā)表的8封書信以及15封新發(fā)現(xiàn)的書信。由此，波德萊爾書信的結集出版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又是幾年過去了。這幾年以兩部波德萊爾影印書信集的出版為標志：一部由愛德華·德·魯日蒙（édourd de Rougemont）出版（1922年），另一部由?，敿~埃爾·馬丁少校（commandant Emmanuel Martin）出版（1924年）。1926年，雅克·克雷佩精心推出了《最后一批波德萊爾致母親的未刊書信集》(Dernières Lettres inédites à sa mère)，收錄了來自杜賽索瓦舊藏的118封書信及片段，彌補了《波德萊爾致母親的未刊書信集》的缺憾。

次年，阿爾芒·戈德瓦創(chuàng)辦了《手稿》雜志，由讓·羅耶爾[19]出任社長。該雜志出版過一期《夏爾·波德萊爾專號》，發(fā)表了不少波德萊爾書信的影印件。

1932年——從這一年起，報章刊發(fā)的波德萊爾書信我們將不再介紹——卡爾曼·萊維出版社以《波德萊爾寫給母親的信》(Lettres à sa mère)為題再版了1918年版《波德萊爾致母親的未刊書信集》。這部新版本沒有序言，但在出版說明中特別提及該新版本由卡爾曼—萊維出版社授權出版，并說明1932年新版的文案均由雅克·克雷佩撰寫。在此后的波德萊爾書信出版統(tǒng)計中，該書收錄的書信均未標注出自1932年新版，因為新版中的信都在1918年老版中發(fā)表過。

費利·戈蒂耶曾為伽利瑪出版社編輯《夏爾·波德萊爾全集》（?uvres complètes de Charles Baudelaire），其第一卷已于1918年問世。但這套全集并未完成；不過在1933年，有一位名叫伊夫·錢拉·勒丹泰克（Yves-Gérard Le Dantec）的人接替費利·戈蒂耶出版了一部《波德萊爾書信集》(Correspondance)。根據(jù)出版者的說明，書信集第一卷涵蓋了波德萊爾1841—1863年的書信，比1906年版書信集增加了106封；但書信集的第二卷始終未能出版。在那些年里，伊夫·錢拉·勒丹泰克始終致力于搜集波德萊爾的未刊信件，特別是雅克·杜塞[20]遺贈給巴黎大學藏品中的未刊信件。

與此同時，雅克·克雷佩為路易·科納爾出版社主持編輯的《夏爾·波德萊爾全集》（?uvres complètes de Charles Baudelaire）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這套全集的編輯工作從1922年開始，其中包括《波德萊爾書信總集》(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這是唯一一部冠以“總集”之名的波德萊爾書信集。雅克·克雷佩計劃出版四卷，結果出了六卷。第一卷于1947年由路易·科納爾（Louis Conard）的繼任者雅克·朗貝爾（Jacques Lambert）出版；最后一卷出版于1953年，其時雅克·克雷佩已去世數(shù)月，最后的工作是由我們完成的。

近二十年來，又有眾多波德萊爾未刊書信發(fā)表出來，特別是《波德萊爾致親友的未刊書信集》(Lettres inédites aux siens)，來自杜賽索瓦的第三批舊藏，由Ph.歐塞爾沃先生（Ph.Auserve）編輯，并于1966年由格拉塞出版社出版，收錄了大量新的波德萊爾未刊書信。

雅克·克雷佩編輯的《波德萊爾書信總集》，收錄了1092封波德萊爾書信以及“證物”，列出了79封缺失或亡佚書信的下落。《書信總集》附錄中收錄了各類文件（新聞稿目錄、合同、票據(jù)等），索引中列出了350條評注，這一切都使這部《書信總集》成為令人稱道的工具書，多項研究成果從中誕生。

編輯原則

本次結集出版的《波德萊爾書信集》，收錄了大約1420封波德萊爾書信和“證物”（即文字不全的書信）。該書在文件分類和“證物”概念方面與雅克·克雷佩版有所不同，故而有大約66份會計憑證因這一原因不再放進《附錄》而是直接收錄書信集中。大量財務文檔與時代共生，可以更真實地反映波德萊爾的日常生活以及詩人面對的經(jīng)濟困境。文學文檔（出版合同、新聞稿件、各種說明等）也與書信一并收錄書中。經(jīng)雅克·克雷佩確認而收進書信集里的那些“證物”依據(jù)的完全是拍賣目錄中的分析。我們認為波德萊爾的信件不僅確認了那些分析，而且證明了這些信的確出自他手。首先是因為有他的朋友們的回信。

本書未收錄這些回信?；蛟S沒必要這么做。實際上，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認為：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一封信，只有通信雙方才能相互領悟；而復音有可能遮蓋主音，即有可能遮蓋我們本想聽到和能聽到的主音。所以我們把那些回信另編一卷，作為由馬克·埃格爾丁格、羅貝爾·柯普[21]和我們共同主編的《波德萊爾研究叢書》（études baudelairienne）的第四卷和第五卷，與本書同步出版。

這部書信集的編輯原則是最大限度地忠實于原信并使之可讀。只要能找到原件，我們就一定原封不動地抄錄。為閱讀方便，我們進行了一些必要的整理，用于識別書信中的重要改動，并將這些改動記錄在《附錄》的注釋部分中。

再有就是我們在許多處都不得不按照當時的書寫慣例謄錄信件，主要是按照十九世紀初葉或中葉的書寫規(guī)則或是按照波德萊爾本人的書寫習慣進行謄錄的。

一是單詞拼寫。1848年以前的一些常用單詞的復數(shù)寫法如今已經(jīng)大變，比如“enfants”（孩子們）當時常常寫作“enfans”。同樣，如今以“ège”結尾的單詞當時常常寫作“ége”，比如“collége”（學校）、“piége”（陷阱）和“privilége”（特權）。同樣的情況還有名詞“渴望”（désir）和動詞“渴望”（désirer），當時的寫法是“desir”和“desirer”。波德萊爾的此類寫法幾乎都出現(xiàn)在他青少年時期的書信中。不過，他也的確比較偏愛古老的書寫規(guī)則，他在自己的書信中常常使用“cigarre”（雪茄）、“hazard”（機遇）、“magazin”（商店）、“guères”（幾乎不）、“ch?te”（跌倒）、“v?”（已閱）一類古老的寫法，還把“plus t?t”（很早）寫成“plust?t”，把“plus tard”（很晚）寫成“plustard”——這些書寫規(guī)則現(xiàn)在全都不一樣了。對于使用古老的拼寫方法，波德萊爾1857年3月7日在寫給瑪拉西的信中說：“我傾向于古老的寫法，但要適度?！?/p>

二是標點符號。波德萊爾在其書信中使用的標點符號尤其是青少年時期使用的標點符號極富表現(xiàn)力和情感色彩。他經(jīng)常使用破折號而不使用逗號和句號，并在后面不加區(qū)別地跟著小寫或大寫字母。這種破折號——波德萊爾非常習慣使用這種標點符號（可參看《拉·芳法蘿》第二自然段的最后一句）——可以理解為某種呼或吸的標志。在此，破折號不是單獨存在的，它的前面總會有一個句號或逗號，這取決于它是否可以定義一個或多個重要的暫停。也可能是因為波德萊爾忠實于這種呼吸式的標點符號的概念，所以他不會在兩個逗號之間放進一個插入句或一個從句，而無論第一個或第二個逗號是否被省略。對這些地方，本書均已進行了調整。

另外，本書注釋中并未特別說明十九世紀的傳統(tǒng)拼寫方法，除非有些拼寫在文本中首次出現(xiàn)才會有所說明。波德萊爾本人特有的書寫習慣也同樣沒有特別說明，僅在相關注釋中做出解釋。有些單詞和名字他會常常寫錯，比如將“pilule”（丸劑）寫成“pillule”，將“rue Pigalle”（皮加勒街）寫成“rue Pigale”，將“Deschanel”（德夏內爾）寫成“Deschanels”；有些單詞和名字他會常常連在一起寫，比如將“D’abord”（首先）寫成“Dabord”，將“Du Camp”（杜剛）寫成“Ducamp”，將“La Guéronnière”（拉蓋羅尼耶爾）寫成“Laguéronnière”；有些單詞和名字他會常常習慣性地省略尖音符和揚抑符，比如將“Crépet”（克雷佩）寫成“Crepet”，將“il para?t”（他似乎）寫成“il parait”，他青少年時期的書信還會將“d?ner”（晚餐）寫成“diner”，將“dégο?ter”（憎惡）寫成“dégouter”；有些單詞和名字他又會常常錯用揚抑符和尖音符，比如將“Arsène”（阿爾塞納）寫成“Arsêne”，將“Bohème”或“bohème”（波希米亞）寫成“Bohême”或“bohême”，將“Chateaubriand”（夏多布里昂）寫成“Chateaubriand”，將“Genève”（日內瓦）寫成“Genêve”，將“Le Havre”（勒阿弗爾）寫成“Le Havre”，將“Philoxène”（菲洛克塞納）寫成“Philoxêne”，將“pupitre”（桌子）寫成“pup?tre”，將“tatillon”（吹毛求疵）寫成“tatillon”，他青少年時期的書信還會將“guère”（不大）寫成“guêres”，將“thème”（主題）寫成“thême”，將“troisième”（第三）寫成“troisiême”；還有些單詞和名字他會常常喜歡使用分音符，比如將“pays”（國家）寫成“pa?s”，將“paysage”（風景）寫成“pa?sage”，將“paysan”（農(nóng)夫）寫成“pa?san”[22]；而且他會常常丟掉連字符，比如將“moi-même”（我自己）寫成“moi même”，將“vis-à-vis”（面對面）寫成“vis à vis”，將“Poulet-Malassis”（普萊—瑪拉西）和“Sainte-Beuve”（圣伯夫）寫成“Poulet Malassis”和“Sainte Beuve”。

注釋中雖然未將這些錯誤和特有的書寫習慣一一注明，但這些錯誤的出現(xiàn)的確說明了波德萊爾當時因忙亂、恐懼或憤怒而情緒反常，并因此而忽略了基本的書寫規(guī)則。這些反常的現(xiàn)象可能會揭示出某種強烈的情緒狀態(tài)。當我們通過比對而發(fā)現(xiàn)這些問題時，會在原文的后面注明“根據(jù)手稿”字樣。

當然，書信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句法錯誤和誤用的短句我們也不會調整；而且我們發(fā)現(xiàn)，除非必要，否則“原文如此”這樣的提示也應該少用。

手稿中未出現(xiàn)的單詞或短語，我們均以方括號顯示。這些單詞或短語要么是波德萊爾忘了寫，要么是寫錯了，所以必須調整。再有就是出版人為使文本或日期清晰可辨，也會使用方括號。

本書與手稿的差異還有以下幾點：

——波德萊爾書信的日期一般都寫在信件開頭的同一位置；一旦出現(xiàn)在信末，將在注釋中說明。

——波德萊爾的簽名始終都是大寫且始終在同一位置。以縮寫“夏·波”簽名時有時寫作“C.B.”，有時寫作“CB”。

——書名皆以斜體表示[23]。標題的不同拼寫在本書中一律統(tǒng)一，比如“Les Fleurs du mal”（《惡之花》），“F”統(tǒng)一為大寫，“m”統(tǒng)一為小寫。

——本書每一段落開頭都使用縮進和第一個字母大寫，盡管波德萊爾經(jīng)常頂頭書寫且常以小寫開頭。

——縮寫一律統(tǒng)一，如“fr.”（法郎）統(tǒng)一寫為“francs”。

——“先生”“夫人”“小姐”的縮寫統(tǒng)一為“M.”“Mme”和“Mlle”。

——除表示金額時使用阿拉伯數(shù)字外，其他使用數(shù)字的地方均以文字表示。

——波德萊爾經(jīng)常使用下劃線。本書在表現(xiàn)這些下劃線時會使用小一號的大寫字母，必要時也會注釋。

——書信中的詩均依據(jù)書信手稿排印，而不是根據(jù)1861年第二版《惡之花》或1857年第一版、1868年第三版排印。

此外，本書第二卷卷末附有《常見人名索引》。凡在波德萊爾書信中出現(xiàn)過兩次以上的人均有小傳在此，可以彌補注釋之不足。此外，正文中有些沒有注釋的人名也可在該《索引》中查詢。

懷念雅克·克雷佩，自然會想起他的朋友莫里斯·夏爾維先生（Maurice Chalvet）和讓·齊格勒先生，他們對雅克·克雷佩都抱有誠摯的情感：我要在此感謝他們這二十年來對我們的幫助。

二十世紀三十、四十年代，雅克·克雷佩與波德萊爾書信兩大收藏家族的忠實守護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是阿爾芒·戈德瓦、拉烏爾·昂塞爾和莫里斯·昂塞爾。這兩大家族世代賡續(xù)，而友誼長存。讓·夏爾維·德·雷西夫人——昂塞爾家族波德萊爾收藏的忠實守護人——慷慨地向我們開放了珍貴的“昂塞爾檔案”；讓—夏爾·戈德瓦先生也慷慨地向我們開放了由其父收藏、由他作為敏銳的鑒賞家所珍藏的那些令人贊嘆的藏品。皮埃爾·貝藏松夫人和她的孩子們、布爾·德·博扎斯侯爵、路易·克拉約先生、貝納爾·德爾梅先生、讓·杜班先生、阿爾弗雷德·杜邦先生、雅克·蓋蘭先生、阿爾貝·基斯先生和夫人、讓—雅克·洛奈先生、讓·萊昂德先生、丹尼爾·賽克斯上校、羅貝爾·馮·赫希先生都不止一次地向我們證明了波德萊爾書信的真正藏家都是我們最好的朋友。在十九世紀末，在公共機構還未關注波德萊爾之時，正是他們的前輩追隨著阿瑟利諾、追隨著普萊—瑪拉西、追隨著歐仁·克雷佩收藏起了能夠收藏和應該收藏的波德萊爾的一切。

我們經(jīng)常會麻煩手稿研究專家和經(jīng)銷商提供嚴謹?shù)蔫b定意見。為此我們真誠地感謝皮埃爾·博萊斯先生和格羅熱女士、喬治·布萊佐先生、米歇爾·卡斯丹先生、庫萊和弗爾先生、克洛德·蓋蘭先生、貝爾納·羅利耶先生、馬克·羅利耶先生、H.馬達拉索先生、G.莫爾森先生、雅妮娜·納埃爾女士、J.維達爾—梅格萊女士以及已經(jīng)故去的皮埃爾·科努安先生和維克多·德格朗熱先生。

感謝國家圖書館的M.-Th.佩羅博小姐、讓·布魯諾先生、弗朗索瓦·勒緒爾先生、羅歇·皮耶羅先生、讓·普里奈先生、勒內·朗格爾先生；——感謝雅克·杜塞文學圖書館的喬治·布蘭教授和弗朗索瓦·夏朋先生；——感謝維克多·雨果之家的瑪?shù)倌取ぐ螤柵?；——感謝斯波爾貝爾奇·德·洛文儒爾子爵圖書館的雅克·蘇菲爾先生，他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幫助。感謝他們。

感謝所有以其建議和資料幫助過我們的朋友：W.T.邦迪先生，他的名字并非偶然出現(xiàn)于此，他在范德比爾特大學（l’Université Vauderbilt）領導的波德萊爾研究中心為我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源和建議。感謝弗朗索瓦·達爾讓先生、阿蘭·博納羅先生、馬利尤斯·達爾戈先生、J.-L.德波夫先生、皮埃爾·喬吉爾先生、皮埃爾·吉拉爾先生、喬治·呂班先生、菲利普·莫尼耶先生、博斯·莫萊爾先生、皮埃爾·內坦熱先生、帕斯卡爾·皮亞先生、馬賽爾·魯夫先生、塞魯拉茲先生和夫人、保羅·維阿拉奈克斯先生、雅克·維耶先生、詹姆斯·K.維拉斯先生。懷念故去的于勒·勒夫朗先生、皮埃爾·若斯朗先生和弗朗索瓦·米歇爾先生。衷心感謝范德比爾特大學法語系的所有同事，我們總是會為一些問題去麻煩他們；我們還要感謝范德比爾特大學的研究委員會，是該委員會資助了我們的旅行。

我們還要感謝許多為我們提供了幫助的人：

菲利克斯·W.利基先生為我們抄錄了他在自己收藏的第一部《波德萊爾書信總集》頁邊處寫下的所有筆記，并向我們友好地開放了他為其大師級巨著《波德萊爾與自然》(Baudelaire and Nature)準備的異常豐富的檔案。讓—弗朗索瓦·德萊薩萊先生發(fā)表了許多具有說服力的波德萊爾研究文章——他的文章又怎能不具有說服力呢？他可是雅克·克雷佩的侄孫呀！——他的研究成果讓我們受益匪淺。

菲利普·歐塞爾沃先生好心地向我們提供了他收藏的波德萊爾青年時代的書信影印件，有什么就提供什么。大衛(wèi)·佩洛先生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波德萊爾在里昂王家中學時期的寄宿生活和七月王朝時期在路易大帝中學的住校生活，他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準確的信息，使我們得以確定一些書信的具體日期并撰寫注釋。

喬治·讓德羅先生在楓丹白露復原了阿爾封斯·波德萊爾和他妻子居住的小型社區(qū)，那個地方夏爾·波德萊爾也多次去過。衷心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寫出一篇關于這個社區(qū)的研究報告，這既有助于波德萊爾研究又有助于社會學研究——由于我們之間的老交情，他給我們提供了很多信息。

在比利時，我們要感謝神經(jīng)分析學大師R.P.讓·紀堯姆先生以及阿爾貝·基斯教授和雷蒙·布亞爾教授。我們特別要感謝外科醫(yī)師埃德蒙·亨羅汀博士，他是1864—1865年間在家中接待過波德萊爾的利奧波德·科拉爾夫人的曾孫，他來自醫(yī)師世家，學養(yǎng)深厚，又極其熟諳布魯塞爾及其周邊地區(qū)的歷史沿革，他熱情和友好的幫助使我們這些大洋彼端的來客[24]得以在比利時首都安然生活，因為一個多世紀以來，這個城市的景象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這項漫長而耐心的工作中，我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吃了不少苦，如果不向他們表達感激我也太忘恩負義了。愿他們的純真友情能在此覓得我對他們的一絲感謝。

1973年

上述文字系我在1973年為《波德萊爾書信集》初版發(fā)行而作，距今已二十年了。

從那時起，又有不少新發(fā)現(xiàn)的波德萊爾書信被拍賣，或被收藏家、專家和手稿經(jīng)銷商收藏和研究。根據(jù)這些新發(fā)現(xiàn)的原始手稿，初版《波德萊爾書信集》中的某些文本得以調整，不少注釋得以細化。如今，這些新發(fā)現(xiàn)的未刊書信均已收錄進了這部再版的《波德萊爾書信集》。

這部書信集能夠再版，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諸多友人的建議和幫助，他們是：皮埃爾·博萊斯、埃里克·布弗托、讓—路易·德波夫、雅克·杜邦、皮埃爾·昂凱爾、讓—伊夫·莫利耶、阿爾芒·梅斯、詹姆斯·S.帕蒂、勒內·維涅隆，還有帕斯卡爾·皮亞——他本人就像是仁慈的文學記憶本身——以及蒂耶里·博丹、讓—弗朗索瓦·德萊薩萊、格雷厄姆·羅布和菲利克斯·W.利基，他們給我寄來不少問題和答案，這些問題和答案既重要又引人入勝。

我還要特別提及吉多·內里教授及其翻譯團隊，他們將法文版《波德萊爾書信集》譯為意大利文出版。內里教授在翻譯和撰寫注釋的過程中向我提出了許多建議，這部新版書信集中便采納了他的許多建議。

讓·齊格勒多年來一直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他熟稔各類私人和公共檔案，因此常在這方面成為我的領路人。謹向他表達我誠摯而深切的感謝。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