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以五四為坐標

傅斯年的生命中，五四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坐標。五四可以沒有傅斯年，傅斯年卻不能沒有五四，以及他背后的母校——北京大學，這是他生命中沉甸甸的一幕。消費主義時代的來臨，使得五四的精神氣質(zhì)除了每年五月的紀念性，似乎已經(jīng)黯然退隱。然而，重訪傅斯年的五四狀況，無疑可以給我們疲軟的精神氛圍嵌入某種他者敘事，在默默無語的時代消聲器面前，呈現(xiàn)你我與家國的前塵往事。

沒有童真的孩子

與傅斯年亦師亦友的胡適，很早就沒了父親，在胡適的記憶中，那種刻骨銘心的有些過火的自尊，似乎使他很早就特別懂事，以至于偶爾的流露出一點點兒跟其他兒童一般的玩性，也會在鄰里的笑話中，迅速收斂起來，“作圣”的心態(tài)遠遠壓過了“率性”。

這在傅斯年可謂感同身受，因為乃父在傅斯年九歲那年即去世，傅斯年更多是跟寡母、幼弟相依為命。由于父執(zhí)輩的慷慨相助，傅斯年早年得以進入名學堂就讀，加之祖父的古典熏陶，看似不幸的傅斯年，卻積淀起迥異于同儕的學問厚度。當然，或許庭訓也使得他根子里那種“華夷之辨”始終揮之不去。

英達的爺爺英千里，很久之后回憶曾與傅斯年在天津生活過的一段時間，當時傅斯年在天津府立中學堂讀書，在幼年英千里眼中，“這位十四歲的傅大哥是個魁偉而莊嚴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學除了溫習功課外，就陪著先父（指英斂之——引者注）談論一些中外時局或經(jīng)史文章，絕不肯同我這‘小豆子’玩耍或淘氣”，所以幼年英千里對他只能敬而遠之，這種心理英千里晚年“還沒有完全撇掉”，可見傅斯年之老成（英千里母親語），給了同輩與弟妹不小的壓力，知識廣博，似乎也顯得有些“作圣”，不是那么和藹。

傅斯年日后主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對于青年后進督促甚嚴，甚至傳聞后輩見到他，有如老鼠見了貓，而且是只胖貓（傅先生體態(tài)頗豐），這無形中印證了傅斯年早年的成長經(jīng)歷。

父親的過早去世，加上祖父的作意栽培，使傅斯年早早就顯得格外懂事，似乎除了一次醉酒與面對日寇的侵略之外，傅斯年很少發(fā)表過滿的言論，這可見他內(nèi)心的一種克制。

在舊北大砥礪

蔡元培之前的北京大學，不乏被人刻意作古與矮化的意味。至少，當時主事者皆一時之選，而學生中也出了不少俊彥。

1913年夏，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

那時的北大預科，分為甲乙兩部，甲部偏重數(shù)理，乙部偏重文史。傅斯年身體雖然欠佳，但學習極刻苦，加上聰穎，成績?nèi)济械谝?。此時，傅斯年所注重的，更多是中國的舊學，要通當時所謂的“國學”的全部，他心中潛在的大師就是國學大師章太炎。盡管隨著跟進的速率越來越加強，傅斯年對于章太炎及其弟子有了新的認識，但其實正是由于登堂入室，所以才能看得清楚其中的弊病。

在傅斯年的中文系本科同學伍俶眼中，這個大胖子有點兒特別，因為老師的眼睛老是注意到他的身上，課桌上放了幾冊章太炎的著作，上面有不少紅色的批點。下課后，他周圍會圍上一圈同學，談笑風生，夾雜些笑聲，不少同學認為傅斯年是“孔子以后第一人”，也有人說他是黃河沿岸第一才子。

胡適認為，他剛剛留學歸國到北大任教，當時一些學生的學問是比他還來得深一些，傅斯年就是其中之一，還有他的室友顧頡剛。

還未走出校園的傅斯年，已經(jīng)承載了太多期待。

天資卓犖的傅斯年，以滿腹經(jīng)綸與多年苦學在北大贏得劉師培、黃侃等舊派的賞識，目為衣缽傳人。

然而，隨著蔡元培出掌北大，傅斯年的學問生涯漸漸暗潮涌動。

新文化勁風拂動

傅斯年大一那年冬天，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開始執(zhí)掌北大。

蔡元培在就職演說中，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長。將“抱定宗旨”置于首位。他認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要求學生從此以后，要抱定為求學而來的宗旨，“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此后蔡氏更明確地指出：“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yǎng)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yǎng)成學問家之人格?！?/p>

不過，蔡元培心目中的學問，已經(jīng)遠不止于中國舊學，他廣求知識于世界，引進西學，大大拓展學問的門庭。這些新樣態(tài)的迅速引入，使得老先生們掌控的北大，逐漸不再平靜。

二十歲出頭的傅斯年，由于對西學的敏銳與見識的通達，使得新派的陳獨秀、胡適諸人對他青眼有加。傅斯年本年而不同系的同學羅家倫就記得，他和傅氏在選課上都自由發(fā)揮，甚至有些貪多務得，彼此跨系選課，經(jīng)常一起同堂上課。課堂之外，他們時常去新文化運動要角胡適的家中，由客客氣氣地請教問題，到肆言無忌地爭論辯駁，在教學相長之中，傅斯年被慢慢拉入新文化運動的陣營，成為文學革命的有力擁躉。

師友砥礪之風，羅氏頗為懷念，“那時候?qū)W生物質(zhì)的生活非常樸素簡單，可是同學間的學術興趣卻是配合成一幅光怪陸離的圖案”。

不過，這段平靜很快就被時局所掀動。蔡元培的方案看似波瀾不驚，其實是在舊瓶中不斷注入新酒，新酒的不斷增加，慢慢將舊酒的空間擠出，無形中演化成一場文化革命。

學界的競逐之外，尚交織著社會與國運的苦痛，民國雖然誕生，但距離真正的共和之夢還相差甚遠。傅斯年對此憂心忡忡，試圖從社會革命的立場著手，將他所理解的俄國革命方式嵌入民初中國社會，這一方案是直接源于李大釗的影響，還是來自其他途徑，至今依然是謎，不過這一選擇目的與手段之間的歧異，卻很少見到有力的分疏。

這是傅斯年在主持的《新潮》雜志中的主張。

1918年夏，傅斯年約集同學羅家倫、毛子水等二十人，創(chuàng)立新潮社，籌辦《新潮》雜志。這份雜志是向傅斯年等人的老師輩所辦《新青年》致敬之作。

此時的傅斯年，對于國民性有著獨到的觀察，認為“中國群德墮落，茍且之行遍于國中”，力圖從中等學校學生著手，從修學立身上對其予以引導，其針對的目標讀者跟《新青年》有不少差別。

傅斯年甚至將中國人與中國狗相提并論，以為二者的劣根性皆誤人甚大。在他看來，社會革命的最終目的不是造成“全國一盤棋”，而是令污濁的社會得以淘洗，在“造社會”之外，好使世道人心進入正軌，人性的光輝由此閃亮。

新文化運動時期不到一年之內(nèi)，傅氏鋪陳了五十篇社會評論，幾乎等于其后來所有時評的總和，這些思想因子與時代潮流的激烈碰撞，至今讀來仍然動人心弦。然而，社會并未隨著五四的呼告而回歸正軌。

這些激烈的言論，使得《新潮》的銳氣大大超過了《新青年》，《新潮》第一卷第一期甚至不斷重印，銷售量有一萬三千冊，后面不少期數(shù)更有一萬五千冊的銷量，有時甚至遠邁《新青年》之上。《新青年》雜志的重要參與者胡適的一位朋友就認為，《新青年》中頗有“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議論，不但討厭，簡直危險”。胡適也承認，“《新潮》雜志，在內(nèi)容和見解兩方面，都比他們的先生們辦的《新青年》還成熟得多，內(nèi)容也豐富得多，見解也成熟得多”。

《新潮》同仁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外匯非常便宜的契機，大量郵購外文書，以致讀外國書演化為新潮社同仁的共同嗜好，這些新思想又很快衍生為《新潮》的相關內(nèi)容，傳導到其讀者腦海。國外思潮如此快捷地進入國內(nèi)讀者視野，跟當下的頻率似乎已很近似。

傅斯年這段日子意氣風發(fā)，不免有點兒恃才傲物，與自視甚高的羅家倫有時不免沖突，因爭辯而吵架，有一次甚至吵得三天見面不講話，然而不久又和好如初。共同的理想在青年傅斯年心中，一直最為可貴。這與20世紀30年代北大文科學生之間的氛圍似乎大不相同，后來成為魏晉南北朝史大家的何茲全先生回憶，30年代的北大同學，“一個個都好像是大丈夫，神氣很不凡。不僅同坐一堂，很少交談，甚至同住一間宿舍，幾年也不交談”，使得何先生很是煩悶。相隔十余年，風氣竟然如此不同。

激情五四：行動后的反思

五四運動不久，傅斯年給他北大同學、任職清華學校的袁同禮寫信，頗為深入地談到不少問題。傅斯年提到：“自從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的新動機大見發(fā)露，頓使人勇氣十倍。”在《〈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一文中，傅斯年認為：“我覺得期刊物的出現(xiàn)太多了，有點不成熟而發(fā)揮的現(xiàn)象”，“厚蓄實力一層也是要注意的，發(fā)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將來無益有損”，他提醒他的同志扎實工作，以便“在十年之后，收個切切實實的效果”。

作為五四運動的健將，傅斯年似乎已經(jīng)在這場運動剛剛爆發(fā)不久，就在反思為何運動由高潮漸趨低落，以及其泛政治化的轉(zhuǎn)向。

五四運動爆發(fā)前夕，北大學生數(shù)百人在北大二院禮堂開會，商討第二天游行示威之事。

傅斯年被公推為二十個代表之一。1919年5月4日上午10點，北京各校學生代表集會公推傅斯年為主席。

作為游行總指揮，傅斯年親率學生前往趙家樓，打進曹汝霖的宅邸，也就是在那里，“火燒趙家樓”之火得以點燃。傅斯年最初并不贊成同學們過于激進，勸說未果，才率眾前往，不過對“火燒趙家樓”一事頗有保留。翌日，傅斯年甚至與激情過頭的一位同學打了一架，大怒一場，發(fā)誓不到學生會工作。不過依然無法割舍，在一旁不斷鼓勁。

冷靜之后，已經(jīng)畢業(yè)的傅斯年準備留學，他在山東官費留學考試中盡管成績優(yōu)異，卻因為是五四運動的健將而遭到主考官的質(zhì)疑，被定位為“激烈分子”與“不是循規(guī)蹈矩的學生”，幸得陳雪南先生力爭，方才放行。

他在《歐游途中隨感錄》之《北京上海道中》一文中提到：“社會是個人造成的，所以改造社會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我現(xiàn)在對于青年人的要求，只是找難題目先去改造自己。這自然不是人生的究竟，不過發(fā)軌必須在這個地方。若把這發(fā)軌的地方無端越過去，后來就有貌似的成就，也未必能倚賴得過”?！叭松恼鎯r值，現(xiàn)在看來，只是就其‘端’擴而充之，待后來充滿了，作一個相當?shù)臓奚薄?/p>

留學異國途中的傅斯年，面對大戰(zhàn)之后的歐洲，正由戰(zhàn)前的狂飆突進轉(zhuǎn)入反思階段，他的觀察變得越發(fā)理性與克制。

不過，這種克制，卻絲毫不意味著退化，而是慢慢深沉為一種美酒，在傅斯年心目中，“人的精神的大小簡直沒法量他出來，以強意志去煉他，他就可以光焰萬丈。所以，愚人未嘗不可做不朽驚天的事業(yè)。不煉他，他就會枯死。所以，雖清風亮節(jié)的人，常常不生產(chǎn)一點東西”。

“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边@是紅色報人與歷史學家鄧拓借東林黨人的鐵骨錚錚，頌揚書生的愛國情懷。這好比傅斯年心中的萬丈光焰，經(jīng)由五四精神的洗禮，那種意氣與胸襟，在理性與血氣的烘托下，可謂光焰不滅。

原載《中國民商》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