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國文人學士常用室名別號明志，如容齋、直齋，若觀堂、選堂，多為藏書盈室、學富五車之士。小子不敏，上大學一、二年級時，聽王利器先生來北京大學講《漢書·食貨志》，其中有“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損亦如之”，頗覺用以比擬治學，也十分合適，于是斗膽給自己起個齋號，名曰“三升齋”。其實那時住在北大38樓202室，八人同窗，哪里有齋！我處上鋪，只有一張床而已。不過這句話的后半，正是我著意所取，以此來鞭策自己。因為78級中國史這個班，年齡差距在一輪以上，而所積累的知識，也有天壤之別，我只得暗下決心，以勤補拙。既然自命為“三升齋主”，勤勉治學成為此后人生的唯一道路與堅持，雖然有“倒賠”的時候，但也不時收獲“三升”。

自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筆耕不輟，雖然采用廣種薄收之法，治學頗雜，但作為“文革”后入學而科班出身的歷史學者，謹守“家法”，不敢隨興趣而動。日積月累，也略有幾分收成，在西域史、敦煌學、隋唐史、中外關系史等領域，都多多少少發(fā)表過一些論文，輯成專著的有《于闐史叢考》（與恩師合著）、《歸義軍史研究》、《敦煌學十八講》、《辨?zhèn)闻c存真：敦煌學論集》、《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敦煌學新論》、《中國中古史研究十論》、《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于闐與敦煌》（合著）、《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等，如農(nóng)民勞作，春種秋收，一類文章積累多了，就輯成一書，以廣流傳。

西方學術的“書評”傳統(tǒng)和中國學術的“隨筆”習慣，對我都有很深的影響。因此，純學術的論文之外，我喜歡寫書評，不論批評的，還是表揚的，我都寫。這些書評文字，從前編輯學術論集時，也分類輯入若干，后來論文寫得多，書評寫得少，所以新編的幾種論集，就沒有再收書評文字；還有一些歷年撰寫的書評，因為內(nèi)容與論集不符，因此也就一直沒有收入任何集子中。這次收羅一下，竟然卷帙盈匣。此外，還有一些應約就某個方面的學術發(fā)展，有感而發(fā)，形成文字，略可說是一些隨筆性質的東西。這兩類文字集中起來，按內(nèi)容分為“中外關系史”、“西域史”、“敦煌學”、“吐魯番學”、“中古史”幾個方面，雖然不敢比《容齋隨筆》之“考據(jù)精確，議論高簡”，但追求“讀書作文之法”，卻是一直以來的努力方向。故仿平日喜讀之洪邁著作，名此小書曰“三升齋隨筆”，以期今后還有“續(xù)筆”、“三筆”、“四筆”、“五筆”。

最后感謝孟彥弘、朱玉麒二位仁兄鼓動編輯此書并收入他們主編的《鳳凰枝文叢》，感謝鳳凰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倪培翔先生親自責編此書，他們都對本書的內(nèi)容和編排提出過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榮新江

2019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