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關(guān)系史

梵蒂岡所藏漢籍目錄兩種簡介

在早期中歐關(guān)系史上，羅馬教廷所在的梵蒂岡無疑是最重要的史料收藏中心。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學(xué)者們對梵蒂岡教廷圖書館（Biblioteca?Apostolica?Vaticana）所藏有關(guān)書籍的了解，遠不如對法國國立圖書館、英國圖書館、上海徐家匯圖書館所藏書籍的了解程度，原因之一，是梵蒂岡一直沒有出版相關(guān)書籍的目錄。事實上，早在1922年6、7月間，法國漢學(xué)家伯希和（Paul?Pelliot）教授就編成一部《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Inventaire?sommaire?des?manuscrits?et?impreimés?chinois?de?la?Bibliothèque?Vaticane，以下簡稱《梵蒂岡漢籍目錄》）。但這部目錄只有打字本存在梵蒂岡圖書館和極少數(shù)漢學(xué)圖書館以及個別學(xué)者手中，而沒有為學(xué)術(shù)界廣泛使用?？上驳氖牵毡揪┒即髮W(xué)人文科學(xué)研究所的高田時雄（Takata?Tokio）教授，在獲得伯希和打字稿本后，數(shù)訪羅馬，仔細核校，終于把伯希和這部遺稿整理成書，由京都的意大利國立東方學(xué)研究所（Italian?School?of?East?Asian?Studies）列為該所的《參考文獻叢刊》第一種（Reference?Series?1），于1995年12月出版。高田教授在核正伯希和目錄的同時，把梵蒂岡圖書館所藏伯希和目錄之外的漢籍，也按伯希和目錄的注錄方式一一登錄下來，匯編成《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補編》（Supplément?à?l’inventaire?des?livres?chinois?de?la?Bibliothèque?Vaticane，以下簡稱《補編》），由京都大學(xué)人文科學(xué)研究所列為《東洋學(xué)文獻中心叢刊》第7冊，于1997年5月出版。這兩本目錄使我們了解到梵蒂岡所藏漢籍和基督教或天主教傳教士的中西文著作的基本情況，它們無疑是研究中歐關(guān)系史，特別是基督教入華史和明清時期中國文化西漸史的重要參考文獻。

《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書影

《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補編》書影

正如意大利東方學(xué)研究所所長富安敦（Antonino?Forte）教授在序言中所推測的那樣，伯希和應(yīng)當是為了研究唐建中（780—784）時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及其研究史而到梵蒂岡收集材料的(1)，他以極為豐富的漢籍知識和刻苦工作的學(xué)者毅志，在短短三個星期里，編制了這份現(xiàn)在看來仍是相當詳細的目錄?！惰蟮賹鶟h籍目錄》按圖書館收藏單位，分七組藏品著錄，由于一些藏品在圖書館內(nèi)部已有分合，并增加了“Palatino收集品”，所以高田時雄氏將全書分八組著錄，著錄號碼約八百余，每一號碼少則一種書，多則有二、三十種。對于每一種書，伯希和都給出漢文書名的拉丁轉(zhuǎn)寫（用法國遠東學(xué)院轉(zhuǎn)寫法），高田時雄則極為明智地改成拼音體系，因為這一體系對今天的大多數(shù)讀者更方便使用。高田氏的另一貢獻是給出每個漢文書名、作者名、出版地、出版社的漢文原字，這對于中、日學(xué)者來講更為方便而且準確。伯希和的著錄還包括作者、出版社、出版地，有時對作者和內(nèi)容有所說明，他還給出高第（H.?Cordier）《中國書目》（Bibliographie?des?ouvrages?publiés?en?Chine?par?les?Européens?au?XVIIe?et?au?XVIIIe?siècle，Paris?1901）和古恒（M.?Courant）《中韓日文書目》（Catalogue?des?livres?chinois,?coréens,?aponais,?etc.,?Paris?1902-1912）中的編號，以便可以得知漢文原名。高田時雄的工作除了保留所有伯希和注記內(nèi)容外，訂正一些錯字，并就藏本的轉(zhuǎn)移，參考文獻等作了必要的補充，寫在腳注或方括號中以示區(qū)別。他在王重民先生《羅馬訪書記》中提到的幾種漢籍處都做了注記，便于我們今天查找王先生提示的珍本。高田時雄沒有保留伯希和編的沒有漢字的漢文書名索引和歐洲作者索引，而是統(tǒng)編為一個索引，包括漢籍書名、人名、出版社名，更為方便。高田氏的《補編》，體例一同于伯希和目錄。

據(jù)高田時雄教授在序言中介紹，伯希和所編目錄雖然題為《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但其中也包括許多傳教士用歐洲語言所寫的著作，同時還有一些日文、韓文、藏文、蒙文、滿文、越南文、泰文著作。這批藏書不是某種特藏，而是陸續(xù)受贈的，因此沒有系統(tǒng)性。其中的主要部分是傳教士在華印刷的書籍和所寫的傳教文獻，包括一些漢文和某種歐洲文字的字典稿本，天文、地理等科技著作和地圖，大量的傳教和教義著作。至于非基督教內(nèi)容的漢文古籍，主要是明末清初版的儒家典籍、史書、小說、通俗類書和字典等，價值不高。

此外，還有一些石刻拓本和早期佛典印本較有價值。就今所知，最早的一批大宗入藏品是1685年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yīng)理（Philippe?Couplet）捐贈的約五百卷中文書。此后，不斷有傳教士或東方學(xué)家的藏書加入，特別是名為“Barberini?Orientale”和“Borgia?Cinese”的兩大收藏，使梵蒂岡的漢籍藏書量劇增。《補編》所著錄的漢籍，主要是1911年以后出版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羅馬大學(xué)漢學(xué)教授華嘉（Giovanni?Vacca，1872-1953）的藏書也在其中。

從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來看，《梵蒂岡漢籍目錄》所著錄的材料中，以基督教各派教士在華傳教和他們回到歐洲后所寫的文件、著作，編制的地圖、詞典等最為重要。屬于寫本的材料更富于歷史研究旨趣，如其中的布教對話錄、往來書信、傳教士研究儒家經(jīng)典的筆記、宣教文件、基督教教義著作稿本、地圖，以及許多部詞典稿本等等。如1694和1699年Basilio?Brollo在南京編纂的漢語拉丁語詞典，分別收詞約7000和9000，是歐洲第一部綜合性的詞典，曾以稿本的形式為歐洲漢學(xué)家所使用，但因部頭太大，始終沒有出版。1813年，法國漢學(xué)家小德金（C.?L.?Joseph?de?Guignes）奉拿破侖之命，據(jù)Brollo的稿本，編纂出版了《漢法拉丁語詞典》（Dictionnaire?chinois,?fran?ais，Paris?1813），但只署了自己的名字，隨即為法國漢學(xué)家雷慕沙（J.?P.?Abel-Rémusat）和柯恒儒（J.?Klaproth）所指出。Brollo的原稿本就存在梵蒂岡圖書館（Borgia?Cinese?392-393）(2)。已刊寫本中有價值的材料，還有隨法國耶穌會士傅圣澤（Jean-Francois?Foucquet，1663-1740）到歐洲的中國人胡若望（John?Hu）的一封漢文信，由耶魯大學(xué)教授史景遷（Jonathan?D.?Spence）在《胡先生的故事》一書中發(fā)表(3)，而廣為人知。

中西文印本書籍中，也不乏有價值的文獻。1937年10月，王重民先生走訪梵蒂岡圖書館，用了兩個星期的時間，以一天數(shù)百冊的速度，翻閱一過，“薄而錄之，罕傳者手抄，珍貴者攝影”。他在《羅馬訪書記》中，擇要介紹了《西字奇跡》、《大西利西泰先生行跡》、《坤輿全圖》、《中國圖》（卜彌格爾撰）、《湯若望恩綸褒榮錄》、《天學(xué)傳概》、《身見錄》、《本草品匯精要》及《目錄》等(4)。該文提到的王先生所編《明清之間天主教士譯述書錄》，惜后來將稿本遺失(5)。王重民先生在文中說的“暇中稍加校注而刊布之”的《身見錄》，后遇專治中西關(guān)系史的閻宗臨先生，即交其整理。此書是1707—1720年間奉清廷之命與傳教士艾若瑟出使羅馬的山西平陽人樊守義所寫的旅行記，可以說是中國人寫的第一部歐洲游記，誠為中西交通史要籍。原稿夾在梵蒂岡圖書館藏《名理探》（Raccolta?Generale?Oriente?231）書中，大約與王重民先生同時走訪羅馬的閻宗臨先生，也將此書抄出，并加以箋釋，撰成《身見錄校注》，先刊桂林《掃蕩報》文史地副刊第52—53期（1941年），后列入1948年編輯的《國立北京大學(xué)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中(6)。解放后又發(fā)表于《山西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1959年第2期(7)。

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除了一些重要文獻的歷史價值之外，梵蒂岡聚集的這批藏書本身，也可以反映出17世紀以來中歐文化交流史的某些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傳教士們收集什么類的書，讀什么程度的漢文典籍，他們的筆記表明他們對儒家經(jīng)典的理解程度，這對于我們認識傳教士對羅馬教廷乃至歐洲社會影響的片面性問題。而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時留下的檔案資料，更為真切地展現(xiàn)了明清時期許多地方民眾皈依基督教的實態(tài)。

中國學(xué)者很早就關(guān)注梵蒂岡的漢籍及相關(guān)材料。1927年4月25日徐宗澤致陳垣函稱：“北平圖書館自袁先生回來后，亦曾寄下華諦岡圖書館書目，惟查各書，敝處（指徐家匯藏書樓——引者）都有矣?！?span >(8)不知袁同禮先生所抄目錄是否完備。王重民《羅馬訪書記》中也提到“袁守和先生返國后，將過羅馬時手鈔華諦岡教皇圖書館書目十余葉見示”，似乎不全。徐宗澤先生后來編有《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明清間中國天主教人士譯著簡目》，但極為簡略(9)，他又以《華諦岡圖書館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及中國公教學(xué)者譯者書目》一名，將同樣內(nèi)容收入他的《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所據(jù)為張正明司鐸抄本(10)。據(jù)劉修業(yè)女士文中講，王重民先生攝回的膠卷入藏北京圖書館，惜未能廣泛利用。此外，臺灣的方豪神甫曾走訪梵蒂岡圖書館，在許多論著中都使用過那里的中西文藏書(11)，另外，他還在臺灣影印刊布了一些梵蒂岡藏漢籍。

近年來，部分中國學(xué)者又有機會走訪梵蒂岡圖書館。1984年我留學(xué)萊頓大學(xué)，漢學(xué)研究院圖書館主任馬大正先生告我他從梵蒂岡影印回一份伯希和目錄，瀏覽一過，頗有意前往羅馬，一窺所藏。但因當時我主要的訪查目標是敦煌吐魯番寫本，所以旅行路線未過巴黎以南。時日匆匆，此愿至今未了。值得欣慰的是，我的同事李孝聰先生已數(shù)次走訪該館，在所著《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中，對其中的地圖略有涉及。而東友高田時雄先生又將伯希和目錄整理出版，加上他的《補編》，成為最佳指南，相信有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在伯希和和高田時雄目錄的指引下，探訪梵蒂岡寶藏，揭示中西關(guān)系秘史。

（原載中國中外關(guān)系史學(xué)會編《中西初識》，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3月，139—144頁。）

(1)此書已由富安敦整理出版:?P.Pelliot，L’inscription?nestorienne?de?Si-ngan-fou，edited?with?supplements?by?A.?Forte，Kyoto?et?Paris?1996.

(2)?Cf.?G.?Bertuccioli,“Sinology?in?Italy?1600-1950”,?Europe?Studies?China.?Papers?from?an?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the?History?of?European?Sinology，London:?Han-shan?Tang?Books，1995，pp.?69-70.

(3)?J.?D.?Spence，The?Question?of?Hu，New?York?1988，xiv-xv.參看T.?H.?Barrett為《梵蒂岡漢籍目錄》所寫的書評，載BSOAS，1997，p.?590.

(4)原載《圖書季刊》第3卷第4期，1936年12月出版;收入王重民《冷廬文藪》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99—809頁。

(5)參看劉修業(yè)《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學(xué)術(shù)活動編年》，《冷廬文藪》下附錄一，893頁，907頁。關(guān)于王重民羅馬之行，還請參看劉修業(yè)《王重民1935—1939年英德意諸國訪書記》,《文獻》1991年第4期，206—207頁。

(6)由于當時北京的戰(zhàn)爭形勢影響，此書沒有正式出版，論文集目錄見《北京大學(xué)五十周年紀念特刊》第6頁。閻宗臨先生1936年出版《杜赫德及其對中國描述之研究》（Essai?sur?le?P.?Du?Halde?et?sa?description?de?la?Chine，F(xiàn)ribourg?1937），為寫此書，他曾七次往返于瑞士和羅馬。參看拙撰《閻宗臨〈大月氏西移與貴霜王國的建立〉按語》，《學(xué)術(shù)集林》卷十三，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待刊。

(7)參看閻宗臨《身見錄校注后記》，《山西地方史研究》第1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152頁。另外，方豪也將《身見錄》全文抄入其所著《中西交通史》中，岳麓書社，1987年，855頁。

(8)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323頁。

(9)《上智編譯館館刊》第2卷第2期，1947年，161—163頁。

(10)中華書局，1949年，459—463頁。

(11)除上引《中西交通史》外，均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及《補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