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頭一棒

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會開過，我扛著熱烘烘的一團夢想返回天津，準備大干一場。此時這種感覺我已經(jīng)充分又飽滿地寫在《凌汛》中了。心中想寫和要寫的東西很像如今春運時車站里的人群——緊緊地擠成一團。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身體內(nèi)潛藏著一種危險，很可怕的危險。記得當時我對人文社的一位責編說，我有一種要爆發(fā)的感覺，我信心滿滿，洋洋自得，好像我要創(chuàng)造一個文學奇跡，記得當時我還不知輕重地寫過一篇隨筆《闖出一個新天地》，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jīng)承受不住了，要出大問題了。我給自己的壓力太大了！

1979年整整一年，我都陷在一種沖動中，片刻不得安寧，不得喘息。半夜沖動起來披衣伏案揮筆是常有的事。這一年我寫的東西太多太多。中篇就有三部：《鋪花的歧路》《啊！》《斗寒圖》，都是從心里掏出的“傷痕文學”。還有許多短篇和散文隨筆。往往在一部作品寫作的高潮中，會突然冒出一個更強烈的故事和人物，恨不得把正在寫的東西放下，先寫這個更新更有沖擊力的小說。我有點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感覺自己整天是在跳動著。我那時煙抽得很兇。因為有了稿費，可以換一些好牌子的煙來抽，把“戰(zhàn)斗”換成“恒大”。不知是因為好煙抽得過癮，還是煙有助于思維，我的煙抽得愈來愈多。煙使我更興奮更有靈感，還是更理性與更清晰？于是我小小的書桌上天天堆滿大量的手稿、信件和堆滿煙蒂的小碟小碗。有時來不及把煙蒂放進小碗，就帶著火按滅在書桌的側(cè)面。煙頭落了一地。這是一種帶點野蠻意味的瘋狂的寫作。

刺激我寫作的另一種力量來自讀者的來信。

八十年代初的我

那時一部作品發(fā)表激起的反響，對于今天的作家是不可思議的。來自天南海北的信件真如雪片一般撲面而來。在沒有電話的時代，讀者迫不及待想要與你說話時只有靠寫信。那個時代的讀者可不是盲目的粉絲，他們都是被你的作品深深打動了，心里有話渴望對你說，要與你共同思考的陌生人。每天讀者的來信塞滿了我的信箱，我不得不動手用木板自制一個更大的信箱，掛在院中的墻上。每當打開信箱時，讀者來信會像灌滿的水一泄而出，弄不好掉了一地。我每次開信箱時要用一個敞口的提籃接著。

那是一個純粹的時代，所有的信件都是純粹的。信件包裹著真實的情感與真切的思考。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使用各式各樣的信封：有的人很窮，信封是用紙自己糊的；有的讀者不知道我的地址，信封上只寫“天津作家馮驥才”，甚至“天津市《×××》（我的某篇小說的篇名）作者馮驥才”。這使我想起契訶夫的小說《萬卡》，九歲的萬卡第一次給他鄉(xiāng)下的爺爺寫信時，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址，在信封上只寫了“鄉(xiāng)下的爺爺收”。還好，由于我的信太多，郵局里的人熟悉我，只要上邊有我的名字，我都能收到。

這些信有的來自遙遠的村鎮(zhèn)，再遠的來自邊疆，大多地名我從來沒聽說過。信里邊的內(nèi)容全是掏心窩的話，全是被我感動、反過來又深深感動我的話。他們向你傾訴衷腸，倒苦水，把心中種種無法擺脫的困擾告訴你，把你當作真正可以信賴的朋友，甚至不怕把自己的隱私乃至悔恨告訴你；還有的人把厚厚一沓請求平反的材料認認真真寄給你，他們把你當作“青天大老爺”。碰到這種信我真不知道該怎么辦才好。

這樣，我才知道當時大地上有那么廣闊無邊的苦難與冤屈。那部《鋪花的歧路》招致那么多老紅衛(wèi)兵寫信給我，叫我知道時代強加給他們的苦惱有多么深刻。尤以一種來信給我的印象至今不滅。這種信打開時會發(fā)出輕輕的沙沙聲。原來這些讀者寫信時，一邊寫一邊流著淚，淚滴紙上，模糊了字跡。我原先不知道眼淚也有一點點黏性。帶淚的信折起來，放在信封里，郵寄過程中一擠壓，信紙會輕微地黏在一起，打開信時便發(fā)出沙沙聲。這極輕微的聲音卻強烈地打動我的心。我從來沒想過自己的寫作，竟與這么廣泛的未曾謀面的人心靈相通。文學的意義就這樣叫我感悟到了。

1979年我寫過一篇文章：《作家的社會職責》。我認為作家的社會職責是“回答時代向我們重新提出的問題”，作家的寫作“是在慘痛的歷史教訓中開始的，姍姍而來的新生活還有許多理想乃至幻想的成分?！痹谶@樣的時代，“作家必須探索真理，勇于回答迫切的社會問題，代言于人民。”我在這篇文章中專有一節(jié)“作家應(yīng)是人民的代言人” 。這是“文革”剛剛過去的那一代作家最具社會擔當與思想勇氣的一句話。

這樣一來，不但讓我自覺地把自己釘在“時代責任”的十字架上，也把身上的壓力自我“坐實”。我常說“我們是責任的一代”，就是緣自這個時代。它是特殊時代打在我們這一代骨頭上的烙印，一輩子抹不去，不管背負它有多沉重，不管平時看得見或看不見，到了關(guān)鍵時候它就會自動“發(fā)作”，直到近二十年我自愿承擔起文化遺產(chǎn)保護——這是后話了。

現(xiàn)在，我要說說我個人經(jīng)歷的一場災(zāi)難了。

在長期各種——外部的和自我的壓力下，我的身體發(fā)生了問題。最初出現(xiàn)了兩個跡象：一是在1979年初冬一個夜里，我埋頭在自己抽煙吐出的一團團銀白色濃霧里寫作時，腦袋忽然有一種異樣感。我感覺我對所有東西好像全都隔著“一層”，沒有感覺了。這十分奇怪。我叫醒愛人，說我腦袋不大舒服，出去散散步，便下樓出門，走到大街上。那時城市汽車很少，也沒有夜生活，路燈昏暗，但十分安靜。我走了一會兒仍然感覺腦袋是空的，我試著背誦幾首古詩，檢查一下自己的腦袋好不好使，這些古詩倒還都記得；再想一想自己正在寫的小說，卻什么想法也沒有，好像機器停擺了。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病，走了一大圈也不見好，回來倒下便睡。早晨醒來竟然完全恢復(fù)，頭天夜里那種離奇并有點可怕的感覺一點都沒有了，腦袋里一切如常，我就接著干活。以前除去感冒我沒生過什么病，眼下又急著寫東西，便沒有把昨夜詭異的感覺當作一個危險的信號。

八十年代每一篇作品出來，都會招致數(shù)百上千封讀者來信

過了幾個月，《人民文學》通知我去北京參加一個短篇小說的“交流班”，與陳世旭、賈大山、艾克拜爾?米吉提等五六個人同住一屋。后來才知道我們都是1979年全國優(yōu)秀小說獎的獲獎?wù)?。我們天天在屋里聊天說笑，可是我又出現(xiàn)一個毛病，經(jīng)常感到有一種身體突然往下一掉的感覺，同時還有種斷了氣那樣不舒服的感覺。這種感覺不時地出現(xiàn)，這又是什么毛病呢？反正我年輕，能扛得住，先不理它。那時獲得全國小說獎是一個很大的榮譽，心里的興奮把潛在的疾患壓住了。由北京返回天津那些天，這種身體的不適竟然也消失了，消失得無影無蹤，我認為這就過去了呢。

一天，百花文藝出版社請我去講一講北京文壇的情況。那時，文壇的前沿和中心都在北京，我一半時間在北京，又剛剛獲獎歸來，各種情況知道得多。我到了出版社，和編輯們坐下來興致勃勃地剛剛一聊，突然感覺胸部有很強的壓抑感，呼吸吃力，甚至說不出話來。大家發(fā)現(xiàn)我臉色不對，前額竟流下冷汗來，叫我別講了，說我肯定這段時間太累。我天性好強，不舒服也不肯說，逢到頭疼肚子疼，向來都是忍一忍。我在編輯部休息了一會兒，感覺好一些，便起身告辭。當時我急于回家，很想馬上躺下來。

百花文藝出版社離我家很近，平時一刻鐘就可以到家了，可是那天我感到兩條腿真像棉花做的，身體很沉。我騎上車從勝利路拐向成都道時，忽然肩膀酸疼起來，胸悶，剛才那股勁兒又來了。我從來沒有過心慌，我感覺心慌得難受，跟著心臟像敲鼓那樣咚咚響，猛烈得好像要跳出來。這時我已經(jīng)騎到黃家花園拐角處，遠遠看到我家所在的那條小街——長沙路的路口了。我想我要盡快騎回家，到妻子身邊，可是忽然我好像沒有氣了，心臟難受得無以名狀，我感到已經(jīng)無力回到家了。第一次有要死了的感覺。

我得承認我命運里有個保護神——

就像“文革”抄家那天，我“瘋”了一分鐘，卻突然感覺被什么抻了一下，居然奇跡地返回正常。

就在這時候，我看見一個人迎面走來。他是我年少時的朋友，名叫王鳳權(quán)，是市二附屬醫(yī)院的醫(yī)生，就住在成都道上。不知為什么，就在這幾乎生死攸關(guān)的時刻，他出現(xiàn)在我面前。我雙手撒開車把，連人帶車撲在他懷里，我說：“鳳權(quán)，我不行了?！贝撕?，我不知道他怎樣把我弄到他家中，我躺在他床上，給我吃一片藥。后來我知道這片藥是硝酸甘油。他用聽診器給我聽了心臟。他說：“你心臟跳得太快了，現(xiàn)在還二百多下呢，要去醫(yī)院做個心電圖?！?/p>

我從來沒進過醫(yī)院，對各種疾病一無所知，但我很怕得上心臟病。到了醫(yī)院檢查后，醫(yī)生卻說我的心臟沒有病，只是室性的心動過速。我從醫(yī)生的話和表情里得到了安慰。然而從這天起，我卻掉進了一個百般折磨著我、無法掙脫的漆黑的深洞里。

1979年全國優(yōu)秀小說頒獎時，《人民文學》雜志社邀請獲獎作家暢游頤和園時的合影

在這個深洞里，我被一個無形而猙獰的病魔死死糾纏著。我不知它在哪里，它卻隨時可能出現(xiàn)。它一來，我立時心慌難耐，不停地心跳，全身神經(jīng)莫名地高度緊張。我無法知道它什么時候來，它說來就來；我嘗試過各種辦法都無法叫它停止，吃任何藥都沒用，嚴重時我有一種恐懼乃至瀕死感。當時“文革”剛剛結(jié)束，書店里只能買到一本綠色塑料皮的醫(yī)書，是1970年出版的《赤腳醫(yī)生手冊》。書中的各種病名、病癥和藥名中間，到處是黑體字的語錄。我?guī)缀醢堰@本書翻爛了，依據(jù)自己的癥狀從書里卻找不到答案。我從醫(yī)生那里聽到兩種過去不曾知道的疾病，一是心臟神經(jīng)官能癥，一是植物性神經(jīng)功能紊亂，據(jù)說我得的就是這兩種病。原因是用腦過度，長期精神高度緊張，加上抽煙過多，醫(yī)生還說這兩種病都很難纏，沒有特效藥。這樣，我不得不停下筆，戒了煙。有病亂求醫(yī)，四處尋訪民間的良醫(yī)良方，然而每一個希望最終都成為泡影。這種病更大的麻煩是在心理上，不能聽任何響動，怕見來客，不敢單獨一人在家，害怕病魔突然來襲，這便迫使妻子必須與我時刻相守，對坐相視，不時聽她小心地問：“舒服些了嗎？”那一陣子，我很灰心，我想這可能是一種宿命，一生都叫厄運壓著。別人受苦時，我也受苦；別人好了，我卻要換一種苦來受。當然我不甘心，只要心臟相對平靜，我就拿天天收到的各種書信——特別是朋友的信件來讀。

現(xiàn)在我還保留著文壇前輩和同輩的朋友們當時向我問候病情的來信。我文壇上的朋友——好朋友太多。我的病驚動了他們。王蒙、劉心武、李小林、屠岸、李陀、蔣子龍、高莽、閻綱、路遙、陳世旭、章仲鍔、蘇予、嚴文井、李景峰、李炳銀、彭荊風等等。這些信今天讀來仍然感受到那些留在歲月里昨日的情意，叫我心動。

我無法找到昨天文壇與時代那種純粹，但那種純粹卻保持在我心中。陳建功聽到的是我死了的誤傳，據(jù)說他當時還哭了一泡。留在我心中的還有當時在《北京文學》做編輯的劉恒，受他們編輯部委托扛著一個大西瓜來瞧我的“故事”。我把這個故事已經(jīng)寫在《凌汛》里了。還有諶容、張潔和鄭萬隆結(jié)伴來天津看我。那天我那個思治里閣樓上的小屋，僅這幾個人就擠不下了，我們還是熱烘烘擠在一起。張潔是個率性又真實的人，她還在一篇散文《我心靈的朋友》里寫下我們那天見面時——友情的純粹。是呵，再也沒有比來自文壇的關(guān)切對我更重要了。因為我那時最深愛的、要為之獻身的是文學。

那的確是一個奇特的時代，文學就是文壇，文壇就是文學。不像今天，文學和文壇已經(jīng)毫無關(guān)系了。

我扛著這個不明不白的病忍了半年，依舊在漆黑的深洞里盤旋不已。一天一位老醫(yī)生對我說，最好的辦法不是藥，是“異地療法”。所有官能癥都有心理因素，換一個全新環(huán)境會有助你打破疾病的慣性和心理暗示。

“文革”時醫(yī)學界完全中斷與外界的聯(lián)系，相互間也很少交流，手法與觀念全都陳舊過時，醫(yī)院給我的藥只是一種：西藥的安定和中藥的安神丸。這個“異地療法”聽起來有理，不妨一試，就當“死馬當活馬醫(yī)”吧。我便托我所在的單位——天津文藝創(chuàng)評室?guī)臀衣?lián)系北戴河的管理所，找到一間小房，妻子陪我去了。天津雖說是海濱城市，卻與海相距極遠，海風都吹不到。到了這里一片碧海藍天，所見所聞和心境立時全變了，以致忘了心臟，自然感覺挺好。記得一位醫(yī)生曾對我說過，如果你感覺不到內(nèi)臟在你身體里存在，就說明你內(nèi)臟沒有毛病。如果你總感覺它在哪兒了，多半有毛病了。這話通俗有理。

《雕花煙斗》獲獎的通知單，當時一切都極簡陋

有一天，還發(fā)生了一個叫人高興的意外。那是個黃昏，我和妻子在海邊散步，腳踩著軟軟的沙子，聽著潮聲；海邊只有不多的人在游泳玩耍。忽然聽人喊我——大馮！馮驥才！大馮！喊聲有男有女，幾個穿泳衣的人笑嘻嘻地跑過來。我首先認出蔣子龍。跑過來的都是男的，女的都還遠遠站在海邊。那時社會還不開放，女士穿泳衣有些害羞吧。在那幾個女子中，我認出葉文玲，早在前年南方戰(zhàn)時我在云南前線與她相識，她給我熱情又樸實的印象。還有一個女子，挺苗條，穿一件帶紅點的花泳衣側(cè)身站著，子龍告訴我她是張抗抗。我的第一部中篇《鋪花的歧路》和她第一部短篇《愛的呼喚》發(fā)表在同一期《收獲》上，但我沒見過她。之前文代會期間她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話很沖，口齒特別清楚，每個字都像是刻意說出來的，我們聊了一會兒，她忽然說：“你和我們年輕人還挺說得來?！蔽以陔娫捓镩_玩笑說：“怎么，你認為我是老前輩嗎？”怎么今天她站在那里不過來？只朝我點點頭，是因為她穿著泳衣嗎？

患病時，好友張潔、諶容來津看望

我一問子龍，才知他們是當時中國作家協(xié)會講習所第五期的學員。子龍是“班長”。成員全是嶄露頭角、有才氣的青年作家，都是憑著頗具銳氣的力作在文壇一炮打響。其中不少作家我都相識：劉亞洲、竹林、葉辛、陳國凱、賈大山、陳世旭、韓石山、高爾品等等。子龍知我來養(yǎng)病，晚飯后和講習所幾個成員來看我。其中一個很年輕的穿著長裙子的姑娘，文氣，安靜，目光明亮，一經(jīng)介紹才知道是王安憶，并且是我很喜歡的作家茹志鵑的女兒。她憑著《雨，沙沙沙》一露面，那種先天的文學氣質(zhì)，就叫人眼前一亮。記得那天她讓我給她“提提意見”。我笑了，說：“將來你的影響肯定愈來愈大，你可得叫媒體和評論界欠著你呵?！彼胍幌耄靼琢宋业囊馑?，也笑了。那時她二十多歲吧，到了今天，安憶已是一位當代公認卻始終低調(diào)的大家。

隨后，子龍約我和妻子到他們駐地去，晚間他們要在一起聯(lián)歡。我們應(yīng)邀去了。在一間挺大的房間里，亮著許多燈，大家相互“強迫”上臺表演。記得張抗抗很投入地朗誦普希金的長詩《漁夫和金魚的故事》，然后子龍上來唱了一段京劇，黑頭，大嗓門，唱得豪氣滿懷。大家又逼著葉文玲表演，葉文玲自己不敢唱，非拉著子龍合唱，大家叫他們唱《夫妻雙雙把家還》。兩人都不擅唱，自然唱不到點兒，還接不上詞兒，笑得大家前仰后合，然后是舞會。這個意外又歡快的“遭遇”，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久違的文學——文壇中。我真恨不得快快好起來。

病中寫的一些小說散文如《書桌》《老夫老妻》《意大利小提琴》《逛娘娘宮》，都不自覺地帶著一些人生況味

北戴河之行使我相信“精神轉(zhuǎn)移”對我的病治療有效。我的一位好友醫(yī)師張大寧對我說，你何不試一試中醫(yī)的腹部按摩？他把我介紹給中醫(yī)院一位姓胡的按摩室主任。經(jīng)胡主任一治，才知道腹部按摩的妙處，他的手并不接觸我的腹部，而是放在距離腹部十公分左右的地方一動不動，叫我用意念感受他的手掌發(fā)出的氣與力。我真的漸漸地感覺到很熱，很舒服，有一種穿透力，并且明顯地感到病魔在一點點離開我，人也漸漸地從那個痛苦的深洞里一點點探出頭來，看到光亮。

我想重新拿起筆來，但是開始時也不敢，我怕病魔重又回過身。我甚至有點怕撂在桌上的那支被我冷落了太久的鋼筆。當年秋天，吳泰昌帶一個朋友從北京跑過來看我。泰昌人單純，文學的情懷很深，眼光很好，和我投緣。他來了我自然高興。他說話總是連喊帶叫，說到激動時，還喜歡不斷地跺腳。那天他把我家養(yǎng)了多年的心愛的大黃貓給嚇跑了，從此無影無蹤，讓我兒子多次傷心落淚。然而他那次給我?guī)硪粋€“轉(zhuǎn)機”，他說李小林叫他來看望我，并問我能不能給《收獲》寫一篇散文。小林是我敬重的朋友，她的約稿我不能拒絕。吳泰昌對我叫著說：“我看你肯定行，你已經(jīng)完全好了，你不寫東西活著還有什么價值？對不對？”

他這句話讓我拿起了筆，寫了散文《書桌》。我從自己書桌的命運里寫了自己人生的變遷。一動筆心中便溢滿一種傷感美，沒想到擱筆半年多了，竟還寫得這樣投入，這樣順暢，這樣有感覺?？赡苓@次大病一場，使我不覺增添了很多人生的感悟；這是一種從心里流出的散文，至今還是我“自我欣賞”的一篇散文。從此，我便自然而然地回到了寫作中。更重要的是從寫作這篇散文開始我的文學觀悄悄發(fā)生了變化，并從不自覺到自覺的變化——這也是后話了。

而且，我開始敢于一個人獨自待在家里了，這便解放了妻子。半年多來，我把她和我被病的困擾長時間一刻不放松地捆在一起，真夠殘酷的。隨后便是敢于自己走出家門參加一些活動，在公眾場合說些話。當然，有時還會感覺不適，甚至會有要“發(fā)病”的心理威脅。

比如1981年我的中篇小說《??！》獲全國第一屆中篇小說獎，發(fā)獎會在北京的京西賓館。中國作協(xié)叫我代表獲獎作家講話，我便緊張起來，擔心上臺講到一半時犯病，可是我又不好拒絕。會前，我早早到了會場，人還不多，我在會場外的門廳便開始感覺心跳起來，而且愈跳愈厲害，我束手無策。這時一個穿軍裝的很柔和的女子走過來，自我介紹她叫陶斯亮。我說我讀過你的報告文學，寫得很好。她告訴我她是軍醫(yī)，我說我現(xiàn)在心跳得厲害，有沒有辦法制止？她問了我的病情便說：“你這種毛病怎么好上臺呢？”她跑去給我弄來一片鎮(zhèn)靜藥，一杯白水，叫我吃下。不多時心跳穩(wěn)住了，上臺講話居然沒犯病，從此讓我記住了這位“救命”的解放軍陶斯亮。

就這樣，我返回寫作和文壇。當然，至少兩三年間我口袋里總帶一小瓶鎮(zhèn)靜藥，煙卻始終沒有抽。

然而，當我重新回到寫作時，文學已非昨日，這是我下邊要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