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注的貢獻

在中國的古籍中，有四大名注：《三國志》的裴松之注、《世說新語》的劉孝標注、《水經(jīng)》的酈道元注、《文選》的李善注。四大名注之所以被人稱道，歸根到底，是因為它們的文獻價值。裴注對于后來的《三國演義》有特別的意義，它是《三國演義》取材的一座寶庫。這當然是裴氏始料不及的。他一心要為《三國志》拾遺補闕，卻無意中成為一千年后的一部小說巨著的功臣。裴松之憾《三國志》之簡略，為其作注，其文字數(shù)接近《三國志》。裴注引及魏晉人的200多種著作，據(jù)統(tǒng)計，這些著作在《隋書·經(jīng)籍志》中被記載的已經(jīng)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其中的十分之九已經(jīng)看不到了。后人對裴注褒貶不一，如王通、劉知幾，指責(zé)裴注煩瑣，批評裴氏該注的不注，不該注的卻注了。葉適甚至諷刺說，裴松之所用的材料，都是陳壽拋棄不用的。王通、劉知幾的批評并非無的放矢，葉適的意見不免偏激。即就史料的保存來說，裴注的貢獻就不可抹殺。劉知幾的評價，一方面是出于史家的嚴謹，一方面也是因為他距離三國的時間還不夠遙遠，如果他能夠預(yù)知裴注所引之書后來大多散失，就不會那么說了。歷史一再地告訴我們：創(chuàng)造文化不易，保存文化同樣不易。歷朝戰(zhàn)爭對文獻文物的破壞，像敦煌卷子的大量流失，《永樂大典》的所剩無幾，圓明園文物的流落海外，都是例子。橫禍襲來，玉石俱焚。許多小說古本散落在日本和歐洲，又是一個證明?！队罉反蟮洹啡绻暾乇４嫦聛?，中國小說史、中國戲曲史就得重寫。裴松之是一位史學(xué)家，他為《三國志》作注，目的是補《三國志》之缺漏。他認為，碑銘和家傳不可輕信，敵國的傳聞未必可信，同一事件的不同記載，無法核實的，姑且并列存疑。例如《三國志》說，官渡之戰(zhàn)時曹操“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裴氏直接提出懷疑和反駁。應(yīng)該說，他的態(tài)度非常認真嚴肅。他的《三國志注》，開啟了史料辨?zhèn)蔚娘L(fēng)氣。

裴注對《三國演義》的貢獻彌足珍貴。由于裴松之嗜奇愛博的個性，裴注所引的大多是野史。野史處于歷史和小說的中間地帶。一方面，野史也還是史。一般來說，野史的作者具有很好的文史修養(yǎng)，不是三家村秀才。他們在主觀上具有彌補正史的動機，如果一味地信馬由韁，胡侃海聊，筆下生花，一味地要顯示其錦心繡口的文學(xué)才華，那就連作野史的資格都不夠。文人愛惜羽毛，戲說歷史是會挨罵的。另一方面，野史沒有官方的認可和支持，沒有官方的審查，少了一種束縛，少了一點顧忌，不用那么小心翼翼地左顧右盼。它不像正史那樣一本正經(jīng)。野史往往根據(jù)傳說而來，同樣的一件事，在不同的野史中，常常會有不同的記載。譬如曹操倉皇出逃，路過故人呂伯奢家殺人的事情，在孫盛的《雜記》、郭頒的《魏晉世語》、王沈的《魏書》里就有三種不同的記載。野史的記載，或與史實相違背，如三顧茅廬的故事，魚豢的《魏略》、司馬彪的《九州春秋》說是諸葛亮毛遂自薦，求劉備錄用?？芍T葛亮的《出師表》中說得非常清楚：“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濒~豢是魏人，司馬彪是晉人，他們離那個烽火連天的時代并不遙遠，但其紀事卻與史實有如此大的出入，則野史是否符合史實，確實需要我們慎重對待。野史的作者，常常帶著個人的愛憎褒貶，筆端蘸著感情，字里行間夾著風(fēng)霜。野史在敘事的時候，注重細節(jié)。描寫一具體，情節(jié)一細致，就不免加入想象的虛構(gòu)的成分。譬如馬超與曹操在潼關(guān)的遭遇戰(zhàn)，《武帝紀》里有如下的記載：“公自潼關(guān)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zhàn)。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倍凇恫懿m傳》里則有細致的描寫：“操征馬超，隔渭水，操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操猶坐胡床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操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操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操大笑曰：‘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乎！’”后者顯然更有小說的意味，曹操的狼狽和自嘲，生動如畫。再如許攸投奔曹操一事，《武帝紀》中有如下的記載：“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倍恫懿m傳》則有詳盡的生動的描寫：“既入坐，謂公（曹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唬骸阆虏挥圃闲?，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余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笙??！庇纱丝芍?，細節(jié)的描寫對于小說來說，是多么重要。搜奇覓異，追求趣味，講究文采，放飛想象。一邊受到實錄傳統(tǒng)的束縛，一邊又抵御不住文學(xué)的誘惑，控制不住好奇的本能。野史的這種雙重性格，使它理所當然地成為歷史小說取材的對象。當然，野史和野史，其情況也有種種的不同，它們的小說意味，或濃或稀，也有程度的不同。

讀過《三國演義》的人，都會感受到曹操思想性格的矛盾復(fù)雜，恰恰是裴注里有關(guān)曹操的材料最多，思想傾向又最為復(fù)雜。這當然不是一個巧合。各種傾向不同的材料涌入裴注，后來紛紛地卷入《三國演義》成書的洪流。這是曹操形象復(fù)雜的一個重要原因。裴注所引孫盛的《異同雜語》，提及許邵對曹操的評價“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這十個字的評語，更是成為《三國演義》刻畫曹操的總綱。裴注所引諸書對曹操的描寫，雖然大多突出了曹操的雄才大略，但負面的描寫也不少。曹操年輕時的放蕩不羈，對聲色犬馬的追逐，假作中風(fēng)，給叔父下套、破壞叔父的信譽，“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自白，與許攸見面時的忽悠，襲擊烏巢時殺害俘虜?shù)膬礆垼啾谥畱?zhàn)華容道倉皇出逃的窘迫，遭遇馬超追殺的狼狽，捕殺伏后時的冷血，侍寢女子的被殺，對楊修的嫉恨，殺害邊讓、袁忠、桓邵所暴露的酷虐，軍糧不足，誣倉官貪污，遂以倉官之頭壓眾人之怒，這些劣跡，都被野史記錄下來。裴注所提供的材料，雖然虛實難辨，但無疑為《三國演義》刻畫一個立體的鮮活的曹操，特別是刻畫其奸詐多疑的性格側(cè)面，提供了珍貴的資料?？梢姟澳ê凇辈懿俚念伭洗蟛糠謥碜砸笆贰?/p>

我們可以說，裴注是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的一塊出色的跳板。裴注的嚴肅，使《三國演義》不至于成為一種戲說；裴注的好奇，又為《三國演義》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想象的空間。與此同時，我們也會注意到，裴注中有關(guān)蜀漢的材料，依然比較短缺。蜀漢的那些領(lǐng)袖人物，在裴注里的形象，也遠不如《三國演義》里那么高大和豐滿。這種不足，對于一部以蜀漢為主要表現(xiàn)對象、歌頌對象的長篇歷史小說來說，是一個缺陷。很顯然，從史傳到《三國演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