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歲的福音

1935年的一天，天津中西女校國文范紹韓老師照例布置了周記作文，19位高中一年級女生用毛筆寫完，當場交了卷。但這回很特別，范老師要帶領大家自編一本集子，選出每個人一年中比較好的作文合集，起名《十九支箭》。

范老師在前言《我的話》里寫道：“這一篇篇的作品，都是這人生途中一階段上團結的印痕，有一天你們到了另一個環(huán)境，回想起來，你們便永遠忘不了這一種‘力’，更要繼演著這一種‘力’！”母親說范老師的話擲地有聲。

母親的學名叫楊靜如，當時年芳16歲，正處于青春迷茫時期，會“忽然感到悲觀失望”。同班同學，也是高才生的錢伯桐在集子里這樣描寫她：“嬌小淑女，性格溫柔，態(tài)度穩(wěn)重，是大家閨秀的典范。底有奇才蘊心胸”，然后筆鋒一轉：“遇事不勇，每為退讓所?！彼o如“我勸你，振精神，往前沖，鍛煉身心，做一個巾幗英雄”。

可如何沖破優(yōu)越舊家庭金絲籠般的桎梏呢？東北淪陷，如火如荼的“一二·九”愛國運動，母親卻不能和同學們一起參加。初中畢業(yè)后想去學畫，家里的老人以當畫家終會貧病落魄為由不讓她去。她非?？鄲?，想找人傾吐，最崇拜的哥哥這時已赴英倫，家里再沒有可談心的人，她想到了她所崇拜的寫《家》《春》《秋》的作家巴金，巴金先生無疑是她除了哥哥之外，最理想的精神支柱。

不久，巴金真的給這個女中學生回信了！這篇寫自79年前的少女作文《新的我》，正是在收到巴金第一封信后寫的，并被范老師選進集子里。

僅這一件具有“出土文物價值”的舊事，在今年11月紀念巴金誕生110周年的紀念活動中，無疑是一個不小的響雷。恰逢第11屆巴金學術研討會召開，主題是“巴金和他的理想主義”。

我無從了解巴金的回信里寫了些什么，我只是從字里行間強烈感受到母親在讀信后像撥開迷霧見太陽，雖有點沖動和幼稚，但起碼她變得快樂起來。她以前看什么都是灰色，現(xiàn)在看到了希望，變得勇敢了，真可謂一篇典型的理想主義的產(chǎn)物！

對這次會議，去還是不去，我們母女倆討論再三。母親說那年李伯伯（我從小就這么稱呼巴金）走，我們家里人就一個人也沒去送，叫你代表去，你那時家里有客人走不開。我說是啊，要不然我后來怎么寫了一篇《假如我有翅膀》呢？

作為那篇作文作者的女兒去開會，既榮幸又有壓力。我一再問，您到底要不要做個書面發(fā)言呢？她望望我，并沒做回答。只是在我動身的那天早上，我發(fā)現(xiàn)她靠在床上專心致志寫東西的樣子，像個虔誠的女學生，雖然白發(fā)稀疏，背駝得厲害，可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分明依然在《新的我》的道路上跋涉！

近日去看姨媽，98歲的老太太提到當年我媽寫作文這件事，還很興奮，用她仍很足的底氣大聲背誦這篇作文的頭三句：“我覺悟了！我到如今才覺悟！但是，我并不以為晚！”她說這三句把我們都嚇了一跳，你想想她（指我媽）那么小，怎么有這么大的勁兒？

那一時期，巴金一共給母親寫了十封信，天津租界淪陷前，外婆叫家庭教師池太太的丈夫池大夫查一下母親留下的兩大箱東西里有沒有“違禁品”。池大夫認為巴金的書和編的刊物沒什么，倒是那些信件有危險，于是一把火全部燒掉，連同巴金三哥李堯林和母親通的四十封信。

母親珍藏《十九支箭》很久，卻難逃在“文革”中化為灰燼的厄運。她只記得集子封面是綠色的，前三頁是師長的像，是大家用湊的兩元五角錢印的。20世紀80年代她意外地收到一位老同學留存的集子復印件，讓她驚喜萬分，思緒飛回天津的往事，其中自然有國文班刊問世。三年后，她開始和巴金的三哥李堯林交往，留下一段夢幻般的記憶。

1938年7月7日深夜，幾位被母親稱為“翡翠年華”的高中女生不甘當亡國奴，結伴離開了天津。充盈著學術自由空氣的西南聯(lián)大在召喚她。

我在巴金研討會上發(fā)言最后說：“從此，一顆理想的種子在我媽，也是年輕的小楊靜如心里種下了?！?/p>

每個人都有一次“新的我”，或早或遲，新的我就是覺醒時刻的到來。有的人覺醒了就洗心革面，有的人一輩子渾渾噩噩。母親和巴金通信長達半個世紀，她以先生信中鼓勵她的話“相信未來，未來是美麗的！”為一生的座右銘。我又何嘗不在巴金題寫的“趙蘅同志，奮勇前進！”的鞭策中堅持著自己的理想？

當年同班的“十九支箭”，今天健在的還有我的母親和吳華英阿姨兩位。

初稿于2014年12月4日北京寒天

修改于同年12月8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