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學時代

初中時期

我幼無大志，自謂不過是一只燕雀，不敢懷“鴻鵠之志”。小學畢業(yè)時是 1923 年，我 12 歲。當時山東省立第一中學赫赫有名，為眾人所艷羨追逐的地方，我連報名的勇氣都沒有，只敢報考正誼中學，這所學校綽號不佳：“破正誼”，與“爛育英”相映成雙。

可這個“破”學校入學考試居然敢考英文，我“瞎貓碰上了死耗子”，居然把英文考卷答得頗好，因此，我被錄取為不是一年級新生，而是一年半級，只需念兩年半初中即可畢業(yè)。

破正誼確實有點“破”，首先是教員水平不高。有一個教生物的教員把“玫瑰”讀為jiu kuɑi，可見一斑。但也并非全破。校長鞠思敏先生是山東教育界的老前輩，人品道德，有口皆碑；民族氣節(jié)，遠近傳揚。他生活極為儉樸，布衣粗食，不改其樂。他立下了一條規(guī)定：每周一早晨上課前，召集全校學生，集合在操場上，聽他講話。他講的都是為人處世、愛國愛鄉(xiāng)的大道理，從不間斷。我認為，在潛移默化中對學生會有良好的影響。

教員也不全是jiu kuɑi先生，其中也間有飽學之士。有一個姓杜的國文教員，年紀相當老了。由于肚子特大，同學們送他一個綽號“杜大肚子”，名字反隱而不彰了。他很有學問，對古文，甚至“選學”都有很深的造詣。我曾膽大妄為，寫過一篇類似駢體文的作文。他用端正的蠅頭小楷，把作文改了一遍，給的批語是：“欲作花樣文章，非多記古典不可。”可憐我當時只有十三四歲，讀書不多，腹笥瘠薄，哪里記得多少古典！

另外有一位英文教員，名叫鄭又橋，是江浙一帶的人，英文水平極高。

他改學生的英文作文，往往不是根據(jù)學生的文章修改，而是自己另寫一篇。這情況只出現(xiàn)在英文水平高的學生作文簿中。他的用意大概是想給他們以簡練揣摩的機會，以提高他們的水平，用心亦良苦矣。英文讀本水平不低，大半是《天方夜譚》《莎氏樂府本事》《泰西五十軼事》《納氏文法》等等。

我從小學到初中，不是一個勤奮用功的學生，考試從來沒有得過甲等第一名，大概都是在甲等第三四名或乙等第一二名之間。我也根本沒有獨占鰲頭的欲望。到了正誼以后，此地的環(huán)境更給我提供了最佳游樂的場所。校址在大明湖南岸，校內(nèi)清溪流貫，綠楊垂蔭。校后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湖”。岸邊荷塘星羅棋布，蘆葦青翠茂密，水中多魚蝦、青蛙，正是我戲樂的天堂。我家住南城，中午不回家吃飯，家里窮，每天只給銅元數(shù)枚，作午餐費。我以一個銅板買鍋餅一塊，一個銅板買一碗炸丸子或豆腐腦，站在擔旁，倉猝食之，然后飛奔到校后湖濱去釣蝦，釣青蛙。蝦是齊白石筆下的那一種，有兩個長夾，但蝦是水族的蠢材，我只需用葦稈挑逗，蝦就張開一只夾，把葦稈夾住，任升提出水面，決不放松。釣青蛙也極容易，只需把做衣服用的針敲彎，抓一只蒼蠅，穿在上面，向著蹲坐在荷葉上的青蛙，來回抖動，青蛙食性一起，跳起來猛吞針上的蒼蠅，立即被我生擒活捉。我沉湎于這種游戲，其樂融融。至于考個甲等、乙等，則于我如浮云，“管他娘”了。

但是，叔父對我的要求卻是很嚴格的。正誼有一位教高年級國文的教員，叫徐（或許）什么齋，對古文很有造詣。他在課余辦了一個講習班，專講《左傳》《戰(zhàn)國策》《史記》一類的古籍，每月收幾塊錢的學費，學習時間是在下午 4 點下課以后。叔父要我也報了名。每天正課完畢以后，再上一兩個小時的課，學習上面說的那一些古代典籍，現(xiàn)在已經(jīng)記不清楚，究竟學習了多長的時間，好像時間不是太長。有多少收獲，也說不清楚了。

當時，濟南有一位頗有名氣的馮鵬展先生，老家廣東，流寓北方。英文水平很高，白天在幾個中學里教英文，晚上在自己創(chuàng)辦的尚實英文學社授課。他住在按察司街南口一座兩進院的大房子里，學社就設在前院幾間屋子里，另外還請了兩位教員，一位是陳鶴巢先生，一位是紐威如先生，白天都有工作，晚上 7-9 時來學社上課。當時正流行diagram（圖解）式的英文教學法，我們學習英文也使用這種方法，覺得頗為新鮮。學社每月收學費大洋三元，學生有幾十人之多。我大概在這里學習了兩三年，收獲相信是有的。

就這樣，雖然我自己在學習上并不勤奮，然而，為環(huán)境所迫，反正是夠忙的。每天從正誼回到家中，匆匆吃過晚飯，又趕回城里學英文。當時只有十三四歲，精力旺盛到超過需要。在一天奔波之余，每晚 9 點下課后，還不趕緊回家，而是在燈火通明的十里長街上，看看商店的櫥窗，慢騰騰地走回家。雖然囊中無錢，看了琳瑯滿目的商品，也能過一過“眼癮”，飽一飽眼福。

叔父顯然認為，這樣對我的學習壓力還不夠大，必須再加點碼。他親自為我選了一些篇古文，講宋明理學的居多，親手用毛筆正楷抄成一本書，名之曰《課侄選文》，有空閑時，親口給我講授，他坐，我站，一站就是一兩個小時。要說我真感興趣，那是謊話。這些文章對我來說，遠遠比不上叔父稱之為“閑書”的那一批《彭公案》《濟公傳》等等有趣。我往往躲在被窩里用手電筒來偷看這些書。

我在正誼中學讀了兩年半書就畢業(yè)了。在這一段時間內(nèi)，我懵懵懂懂，模模糊糊，在明白與不明白之間；主觀上并不勤奮，客觀上又非勤奮不可；從來不想爭上游，實際上卻從未淪為下游。最后離開了我的大蝦和青蛙，我畢業(yè)了。

我告別了我青少年時期的一個頗為值得懷念的階段，更上一層樓，走上了人生的一個新階段。當年我 15 歲，時間是 1926 年。

高中時代

初中讀了兩年半，畢業(yè)正在春季。沒有辦法，我只能就近讀正誼高中。年級變了，上課的地址沒有變，仍然在山（假山也）奇水秀的大明湖畔。

這一年夏天，山東大學附設高級中學成立了。山東大學是山東省的最高學府，校長是有名的前清狀元山東教育廳廳長王壽彭，以書法聞名全省。因為狀元是“稀有品種”，所以他頗受到一般人的崇敬。

附設高中一建立，因為這是一塊金招牌，立即名揚齊魯。我此時似乎也有了一點雄心壯志，不再像以前那樣畏畏縮縮，經(jīng)過了一番考慮，立即決定舍正誼而取山大高中。

山大高中是文理科分校的，文科校址選在北園白鶴莊。此地遍布荷塘，春夏之時，風光秀麗旖旎，綠柳迎地，紅荷映天，山影迷離，湖光瀲滟，蛙鳴塘內(nèi)，蟬噪樹巔。我的叔父曾有一首詩，贊美北園：“楊花落盡菜花香，嫩柳扶疏傍寒塘。蛙鼓聲聲向人語，此間即是避秦鄉(xiāng)。”可見他對北園的感受。我在這里還驗證了一件小而有趣的事。有人說，離開此處有幾十里的千佛山，倒影能在湖中看到。有人說這是海外奇談?？墒俏矣H眼在校南的荷塘水面上清晰地看到佛山的倒影，足證此言不虛。

這所新高中在大名之下，是名副其實的。首先是教員隊伍可以說是極一時之選，所有的老師幾乎都是山東中學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國文教員王崑玉先生家學淵源，學有素養(yǎng)，文宗桐城派，著有文集，后為青島大學教師。英文教員是北大畢業(yè)的劉老師，英文很好，是一中的教員。教數(shù)學的是王老師，也是一中的名教員。教史地的是祁蘊璞先生，一中教員，好學不倦，經(jīng)常從日本購買新書，像他那樣熟悉世界學術情況的人，恐怕他是唯一的一個。教倫理學的是上面提到的正誼的校長鞠思敏先生。教邏輯的是一中校長完顏祥卿先生。此外還有兩位教經(jīng)學的老師，一位是前清翰林或進士，由于年邁，有孫子伴住，姓名都記不清了。另一位姓名也記不清，因為他忠于清代，開口就說“我們大清國如何如何”，所以學生就管他叫“大清國”。兩位老師教《詩經(jīng)》《書經(jīng)》等書，上課從來不帶任何書，四書、五經(jīng)，本文加注，都背得滾瓜爛熟。

中小學生都愛給老師起綽號，并沒有什么惡意，此事恐怕古今皆然，南北不異。上面提到的“大清國”，只是其中之一。我們有一位“監(jiān)學”，可能相當于后來的訓育主任，他經(jīng)常住在學校，權力似乎極大，但人緣卻并不佳。因為他禿頭無發(fā)，學生們背后叫他“劉禿蛋”。那位姓劉的英文教員，學生還是很喜歡他的，只因他人長得過于矮小，學生們送給他了一個非常刺耳的綽號，叫做“×豆”，×代表一個我無法寫出的字。

建校第一年，招了五班學生，三年級一個班，二年級一個班，一年級三個班，總共不到二百人。因為學校離城太遠，學生全部住校?；锸秤蓪W生自己招商操辦，負責人選舉產(chǎn)生。因為要同奸商斗爭，負責人的精明能干就成了重要的條件。奸商有時候夜里偷肉，負責人必須夜里巡邏，辛苦可知。遇到這樣的負責人，伙食質(zhì)量立即顯著提高，他就能得到全體同學的擁護，從而連續(xù)當選，學習必然會受到影響。

學校風氣是比較好的，學生質(zhì)量是比較高的，學生學習是努力的。因為只有男生，不收女生，因此免掉很多麻煩，沒有什么“緋聞”一類的流言?！皠⒍d蛋”人望不高，雖然不學，但卻有術，統(tǒng)治學生，胡蘿卜與大棒并舉，拉攏與表揚齊發(fā)。除了我們?nèi)嘁蚣毠省凹堋弊吡艘粋€外省來的英文教員以外，再也沒有發(fā)生什么風波。此地處萬綠叢中，遠挹佛山之靈氣，近染荷塘之秀麗，地靈人杰，頗出了一些學習優(yōu)良的學生。

至于我自己，上面已經(jīng)談到過，在心中有了一點“小志”，大概是因為入學考試分數(shù)高，所以一入學我就被學監(jiān)指定為三班班長。在教室里，我的座位是第一排左數(shù)第一張桌子，標志著與眾不同。論學習成績，因為我對國文和英文都有點基礎，別人無法同我比。別的課想得高分并不難，只要在考前背熟課文就行了。國文和英文，則必須學有素養(yǎng)，臨陣磨槍，臨時抱佛腳，是不行的。在國文班上，王崑玉老師出的第一次作文題是“讀《徐文長傳》書后”，我不意竟得了全班第一名，老師的評語是“亦簡勁，亦暢達”。此事頗出我意外。至于英文，由于我在上面談到的情況，我獨霸全班，被尊為“英文大家”（學生戲譯為great home）。第一學期，我考了個甲等第一名。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榮登這個寶座，雖然并非什么意外之事，我卻有點沾沾自喜。

可事情還沒有完。王狀元不知從哪里得來的靈感，他規(guī)定：凡是甲等第一名平均成績在 95 分以上者，他要額外褒獎。全校五個班當然有五個甲等第一；但是，平均分數(shù)超過 95 分者，卻只有我一個人，我的平均分數(shù)是 97 分。于是狀元公親書一副對聯(lián)，另外還寫了一個扇面，稱我為“羨林老弟”，這實在是讓我受寵若驚。對聯(lián)已經(jīng)佚失，只有扇面還保存下來。

虛榮之心，人皆有之；我獨何人，敢有例外。于是我真正立下了“大志”，決不能從寶座上滾下來，那樣面子太難看了。我買了韓、柳、歐、蘇的文集，苦讀不輟，又節(jié)省下來僅有的一點零用錢，遠至日本丸善書店，用“代金引換”的辦法，去購買英文原版書，也是攻讀不輟。結果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兩年四次考試，我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大大地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我不愿意說謊話，我決不是什么英雄，“懷有大志”。我從來沒有過“大丈夫當如是也”一類的大話，我是一個十分平庸的人。

時間到了 1928 年，應該上三年級了。但是日寇在濟南制造了“五三慘案”，殺了中國的外交官蔡公時，派兵占領了濟南。學校停辦，外地的教員和學生，紛紛逃離。我住在濟南，只好留下，當了一年的準亡國奴。

第二年，1929 年，奉系的土匪軍閥早就滾蛋，來的是西北軍和國民黨的新式軍閥。王老狀元不知哪里去了。教育廳長換了新派人物，建立了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山東省立濟南高中，表面上頗有“換了人間”之感，四書、五經(jīng)都不念了，寫作文也改用了白話。教員陣容仍然很強，但是原有的老教員多已不見，而是換了一批外省的，主要是從上海來的教員，國文教員尤其突出。也許是因為學校規(guī)模大了，我對全校教員不像北園時代那樣如數(shù)家珍，個個都認識。現(xiàn)在則是迷離模糊，說不清張三李四了。

因為我已經(jīng)讀了兩年，一入學就是三年級。任課教員當然也不會少的；但是，奇怪的是英文、數(shù)學、歷史、地理等課的教員的姓名我全忘了，能記住的都是國文教員。這些人大都是當時頗有名氣的作家，什么胡也頻先生、董秋芳（冬芬）先生、夏萊蒂先生、董每戡先生等等。我對他們都很尊重，盡管有的先生沒有教過我。

初入學時，國文教員是胡也頻先生。他根本很少講國文，幾乎每一堂課都在黑板上寫上兩句話：什么是“現(xiàn)代文藝”？“現(xiàn)代文藝”的使命是什么？“現(xiàn)代文藝”，當時叫“普羅文學”，現(xiàn)代稱之為無產(chǎn)階級文學。它的使命就是革命。胡先生以一個年輕革命家的身份，毫無顧忌，勇往直前，公然在學生區(qū)擺上桌子，招收現(xiàn)代文藝研究會的會員。我是一個積極分子，當了會員，還寫過一篇《現(xiàn)代文藝的使命》的文章，準備在計劃出版的刊物上發(fā)表，內(nèi)容現(xiàn)在完全忘記了，無非是一些膚淺的革命口號。胡先生的過激行動，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準備逮捕他，他逃到上海去了，兩年后就在上海龍華就義。

學期中間，接過胡先生教鞭的是董秋芳先生，他同他的前任迥乎不同，他認真講課，認真批改學生的作文。他出作文題目，非常奇特，他往往在黑板上寫上四個大字“隨便寫來”，意思就是讓學生愿意寫什么，就寫什么。有一次，我寫了一篇相當長的作文，是寫我父親死于故鄉(xiāng)我回家奔喪的心情的，董老師顯然很欣賞這一篇作文，在作文本每頁上面空白處寫了幾個眉批：“一處節(jié)奏，又一處節(jié)奏?！边@真正是正中下懷，我寫文章，好壞姑且不論，我是非常重視節(jié)奏的。我這個個人心中的愛好，不意董老師一語道破，夸大一點說，我簡直要感激涕零了。他還在這篇作文的后面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說我和理科學生王聯(lián)榜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的虛榮心又一次得到了滿足。我之所以能畢生在研究方向迥異的情況下始終不忘舞筆弄墨，到了今天還被人稱作一個作家，這是與董老師的影響和鼓勵分不開的。恩師大德，我終生難忘。

我不記得高中是怎樣張榜的。反正我在這最后一學年的兩次考試中，又考了兩個甲等第一，加上北園的四個，共是六連貫。要說是不高興，那不是真話；但也并沒有飄飄然覺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到了 1930 年的夏天，我的中學時代就結束了。當年我是19 歲。

如果青年朋友們問我有什么經(jīng)驗和訣竅，我回答說：沒有的。如果非要我說點什么不行的話，那我只能說兩句老生常談：“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薄扒凇薄翱唷倍志褪俏业脑E竅。說了等于白說，但白說也得說。

1998 年 8 月 25 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