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文/馮祎

2014年初春，在北京一所大學(xué)舉辦的書迷見面作品簽售會上，第一次見到了文澤爾。在此之前，我作為旅行雜志的編輯，已經(jīng)與他約了兩年的稿子。

在那個能容納300多人的階梯教室里，連臺階上、窗沿邊都擠滿了人，我仿佛要穿越人海才能完成那次期待已久的“筆友見面”，彼時他還是偵探小說界冉冉升起的新秀。同時，也是翻譯家、專欄作家、訪德學(xué)者、私人圖書館館長，甚至還有一份養(yǎng)活這些愛好的本職工作。那時候，美國專欄作家Marci Albonher作品《雙重職業(yè)》中“Slash（斜杠青年）”這個詞還沒有普及。他的身份，就像他的旅行一樣，很難被定義。

簽售會后，我們回到酒店大堂里閑聊，第一次正式見面，卻不覺生分，好像通過文字已認識了很久。至今記得說起他剛剛結(jié)束的香港之旅，因為拍婚紗照想到蘭桂坊、太平山山頂和中環(huán)取景，所以沒做任何籌劃，念頭冒出來后便直接訂了機票酒店，一會兒工夫就坐在了酒店套房的沙發(fā)上，電視里盡是曼德拉逝世的新聞。他們在香港悠悠然住了一周，除了去山頂、坐纜車、看首映、吃Caprice①、太古廣場購物、蘭桂坊喝酒、逛廟街夜市這些傳統(tǒng)項目外，每次回到酒店，都會打開電腦在網(wǎng)上聊聊天，或者取瓶啤酒看電視，坐在窗邊望著來來往往的紅色出租車發(fā)呆……奕居酒店的侍應(yīng)生會在首次入屋時，道一聲“歡迎回家”。他說直到離別，才悟出這一聲的深意：一周時間雖短，他卻是這個城市的居民，不知不覺，與游客們劃清了界限。

那時的他剛過而立，但三分之一的時間，都是在國外度過的。在我接觸的旅行作家中，文澤爾不算去過太多人跡罕至的地方，甚至主動拒絕海島度假或者野生動物園——他喜歡待在世人皆知的那些城市里，但卻不是匆匆忙忙地旅行、游覽景點。他愛的是一個城市的真實生活，如一位當?shù)鼐用癜阌巫咴诮值郎稀＞秃孟馡MAX宣傳語中說的那樣：Be part of it。當然，不冷門不等于不快樂，他中意于深挖一個城市的內(nèi)核，在世界地圖上看到它們最立體的各面。

所以讀他的旅行雜記，常常驚嘆于他對細節(jié)的觀察入微。

只坐飛機這一件事，都能被他像庖丁解牛一般，將各個環(huán)節(jié)拆解出趣味來：比如每座城市都有的機場，他用書店劃分出了三六九等，南美機場的魔幻豪放——上百本西語版《烏克蘭拖拉機簡史》足夠硬核，香港的快、準、狠——不賣文具的咖啡店不是好的機場書店，德國機場的愛書如狂——連雜志細分都能照顧到有養(yǎng)馬、種植、電鉆、手表、模型制作等冷門愛好的人；上了飛機，蓋在身上的毛毯也被他細細研究了一番，新加坡航空直接成批訂購紀梵希旗下的毛毯，帶點短流蘇，毛量奇大，手感溫暖略帶粗糙感，斯里蘭卡航空的手工編織羊毛氈極具錫蘭特色，甚至每一塊的顏色、花紋都不一樣，白俄羅斯航空的純白長毛毯，打開包裝就是一股伏特加香味；因為趕飛機，手指甲沒來得及修剪完畢，不得已在德國漢莎的飛機上買指甲刀，無意中淘到了雙立人黑盒限量版旅行套裝，他便開始關(guān)注這些高空雜貨鋪……

離開機艙的方寸之地，他的好奇心更是無處安放。

因為一個用陶瓷制作的筆尖，他會跑到日本去尋找江戶時代傳承的杰出手工匠人；為了一尊埃赫那吞的雕像，便一路追到英國瓷都特倫特河畔的斯托克，去探究那些白色黃金的身世之謎；“北非之星”最初是1926年阿爾及利亞僑民在巴黎創(chuàng)立的第一個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政黨，隨著時間推移，這個名詞有了更多衍生意義，水煙、北非菜、宣禮塔，或許是一座城市、或許是一個人，也或許是一個民族。帶著“到底什么才是北非之星”的疑問，他又踏上了北非之旅；有時候是為一家店，去一座城，斯圖加特周邊最大的漫畫店Sammlerecke②，布拉格火車站附近只賣三個牌子的老瓷器店，在布拉格Gambra-Surrealistická Galerie③可以買到世上獨一無二的紀念明信片，東京目黑區(qū)日本文具大廠Midori開的“旅行者工廠店”，香港修寶麗來古董機及impossible復(fù)刻相紙的Mint Store，世界上僅此一家，別無分號。

在他所有的旅行作品中，尤其喜歡他寫的老歐洲。

白天是世界音樂之都的維也納，到了晚上越夜越狂熱，三杯下肚，才能見識酒吧里地下音樂的硬核；如果說，西班牙以明烈的陽光和奇譎的建筑讓人神往，那么，作為西班牙17個自治區(qū)之一的安達盧西亞，則透露著更多獨立與原生——在歐洲，那些過去由希臘人、最近由德國人負責(zé)忙活的事，安達盧西亞人很少關(guān)心；飲酒之余，他們僅需要做兩件事：表現(xiàn)自我，和維持自我；尤其是歐洲還有眾多歷史豐厚且“品相兼具”的圖書館，它們是一個城市的精神地標。這本書收錄的《圖書館朝圣》并非是他對歐洲圖書館的清單式羅列，所選擇的三段經(jīng)歷看似毫無聯(lián)系——對殿堂級的大英圖書館的揶揄；為尋一份罕見資料追到西西里島的一家冷僻圖書館；最終選擇了在老家武漢開了一所自己的私人圖書館——卻是文澤爾關(guān)于自我與圖書館對話的一次私旅行筆記。

他自己曾說過，在去過的三十多個國家里，最喜歡德國。不只因為那里是他許多次旅行的出發(fā)地，也是他居住、工作過十多年的地方；最重要之處，還因為德國整體上予人以一種極度安心的氛圍?！斑@種安心感怎么說呢，無論在斯圖加特、在巴登巴登，在柏林、法蘭克福、慕尼黑抑或納粹德國最早的集中營所在地達豪市，其堅如磐石的程度都不會有任何差別。”所以但凡關(guān)于德語區(qū)的選題，我總是喜歡先聽聽他的意見。

2019年，柏林墻倒塌三十周年，我問他柏林在他心中是什么樣子。他回復(fù)說，柏林是7個“Berliner”。Berliner是一種內(nèi)里填滿紅色果醬，外面撒滿白色糖粉的油炸面包，百年來風(fēng)靡全德。從命名上看，只有“柏林人”這唯一的表面意思，但卻誠如他對柏林這個城市保有的復(fù)雜記憶：柏林大教堂的苦杏仁味、勝利之柱的檸檬酸味、跳馬社的麻辣味、柏林墻公園的空心，亞歷山大廣場的馬卡龍味，板仔spots④的跳跳糖味，以及薄荷糖制的九寸釘Berghain⑤。

這比喻太妙了，不是嗎？

英國著名旅行作家Mark Smith曾說，一趟優(yōu)質(zhì)的火車之旅來自三個方面——車外美景、車內(nèi)體驗、所遇之人和所逢之事。而優(yōu)質(zhì)的旅行亦如此。

在我們的編輯部，文澤爾的文章是公認的難改，不但要調(diào)動自己所有的歷史地理學(xué)知識，還要保持故事形態(tài)上的完整性。因此任何刪減都要謹慎小心，以免破壞那種天然的畫面感，以及邏輯上的自洽。

我問過他為何如此癡迷于旅行，他反問：如果不旅行，了解并擁有傲然世外神物的概率，是否趨近于零？

是啊，人千萬不能一生待在同一個地方，否則即便活過了百歲，實際經(jīng)驗上，也只得折半的壽命。他甚至說過，似乎應(yīng)該每十年更新一次自己的生存場所，還得是那種從赤道到極地、從歐洲到南美式的遷徙才行。他還自嘲因為膽怯，始終沒法做到遷徙式的新生，只能勉強維持每季旅行的跋涉，去老城、去島嶼、去遺跡、去洞穴，或者去看那些不久之前誕生的人類奇跡，最后曲折返回原地，感覺整個人都新生了那么一點點?！瓣P(guān)于旅行，我深信它是某種隱晦的自我救贖，折中但不遷就的寬恕”——我們終究可以長居在相似熟悉的環(huán)境，卻又能偶爾紛繁復(fù)雜地冒險。試想，如果這只是個半徑百多公里的小星球，全無地貌，四季如冬，那又如何？

我相信，旅行之于他，是在好奇驅(qū)動之下的永恒求索，是對世界的束縛的克服。只要他的好奇心尚在，他的追索之心尚在，旅行就會對他構(gòu)成永恒的召喚。

隨著時代的更迭，即便LP⑥依然有它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但人們越來越需要另外一種不同于路書式的閱讀出口，上面或許沒有景點、沒有攻略，對目的地的描摹是個人化的，帶有提煉和思辨，甚至不排除偏見的。《孤獨的旅行家》通過文澤爾極強的共情能力，為讀者造了一個他鄉(xiāng)夢，閱讀時往往會忽略現(xiàn)實邊界。

毛姆說：“閱讀是一座隨身攜帶的避難所?！边@部書，在某一時刻，也能成為你的避難所。

只是關(guān)于本書的書名，我略有疑惑。得益于他的神經(jīng)質(zhì)（非貶義，并經(jīng)本人認證），他好像可以在一個平行時空中與任何一位古今人物對話。

在維也納泡吧，他的“酒友”是戴著茶色蛤蟆鏡、蓄一字須、德語講得磕磕絆絆，貌似斯坦?李本人的可愛老頭；在大英圖書館，邂逅的館員路易莎小姐是東方學(xué)博士，能用字正腔圓的普通話介紹江浙一帶的藏書樓；埃及卡特巴城堡防波堤上偶遇的基督徒薩義德先生，教他通過宣禮塔一窺北非諸國之間的差異性；突尼斯的“的哥”黑子帶他在麥地那老城和新城間游走；和家在臺北、嗜書如命的同事M小姐一起逛臺北書店……當然還有時不時跳出來的葉芝、喬伊斯、加繆、博爾赫斯、伍爾夫、維爾加、張愛玲、魯迅、太宰治、大江健三郎，等等等等。

所以他說他是“孤獨的旅行家”，我是不信的。

腳注

①?位于香港四季酒店的法國餐廳?！幷咦?/p>

②?德語，意為收藏家的角落?！幷咦?/p>

③?意為Gambra超現(xiàn)實主義畫廊。—編者注

④?滑板場地?！幷咦?/p>

⑤?位于柏林的一間以電子音樂聞名的夜店?！幷咦?/p>

⑥?密紋唱片。—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