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我們細(xì)讀《曹相國世家》，就會發(fā)現(xiàn)司馬遷有偷換概念之嫌。到底什么是“無為之治”？——文中存在著兩個截然不同的“無為之治”，一不小心就混淆了。

　　第一個“無為之治”，就是我們心目中一般慣有的道家思想的應(yīng)用，政府不搞什么大動作，聽任民間社會自由發(fā)展，如果說得現(xiàn)代一些的話，就是重農(nóng)前提下的自由放任主義，政府把自己定位為“守夜人”，只在出現(xiàn)重大社會問題的時候才會采取措施。這種政策是對秦朝反其道而行之的——當(dāng)初，秦朝常年都在搞大型政府項目，修長城、修馳道、修阿房宮和驪山陵墓、封禪泰山等等，動不動就征調(diào)幾十萬人，老百姓苦不堪言；漢初就不再搞這套了，不過就算想搞，在國力凋敝的大環(huán)境下恐怕也搞不起來了，干脆甩手讓社會自己去療傷好了。——這兩者的對比似乎在告訴我們：政府越是大有作為，老百姓的日子就過得越慘；政府甩手不管了，老百姓的日子反倒能很快好過起來。再有就是：當(dāng)社會跌入谷底的時候（比如秦朝末年），只要政府放寬管制，讓自由于民，社會就能夠迅速得到復(fù)蘇。

　　第二個“無為之治”在曹參身上似乎表現(xiàn)得更明顯一些，那就是：他的“無為”并非針對社會，而是針對自己——以前的政治是怎么搞的，現(xiàn)在還接著怎么搞，完全照著傳統(tǒng)來。老實說，能做到這點也很不容易，因為大家總是習(xí)慣于新官上任要做一些與眾不同的表現(xiàn)，也好建功立業(yè)，就算在我們?nèi)粘Ｉ畹膱龊?，我們恐怕也很難看得慣曹參這種做法——比如，我立志當(dāng)歌星，發(fā)誓要作第二個張國榮，可別人就會說：第二個張國榮有什么意思，你要做，就該做第一個熊逸！可如果我是曹參一黨的，我就會挺直腰板說：第一個熊逸有什么好，連第一千個張國榮都比不上，如果我能把張國榮模仿到百分之十，遠(yuǎn)勝于把熊逸唱出百分之百！

　　那么，我們看曹參進(jìn)了中央作了丞相之后，徹頭徹尾做了第二個蕭何，面對皇帝的不滿也自有一套合理的說辭。但是，這里面又有一個難解的問題：曹參的這種做法也就意味著他完全承襲了蕭何的政治路線，而如果蕭何當(dāng)初搞的是嚴(yán)刑峻法而不是清靜無為，那曹參的“清靜無為”表現(xiàn)在施政上豈不變成了和清靜無為正好相反的嚴(yán)刑峻法么？

　　——這還真不是沒有可能，再聯(lián)系一下所謂“漢承秦制”，那么，蕭何承襲的是秦朝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而曹參又承襲了蕭何的政治路線，這難道就是說：漢初的“無為而治”和秦制并沒有多大區(qū)別？這，還哪里有一點兒道家清靜無為的影子？

　　我們先來看看被曹參所承襲的蕭何路線到底是個什么路線。《漢書》當(dāng)中，蕭何與曹參同傳，傳末評價說：天下既定之后，因為老百姓痛恨秦法，蕭、曹兩人順應(yīng)民意，在政策上做了改變，兩人同心，于是國家安定?！@樣看來，蕭何與曹參分明是順應(yīng)民意而一改秦制呀?！稘h書》這段文字直接抄自《史記》，《史記·蕭相國世家》最后的“太史公曰”說老百姓痛恨秦法云云，但因為蕭、曹分傳，所以這里便沒提曹參。

　　《史記·蕭相國世家》說當(dāng)初劉邦攻入咸陽，一伙人馬都沖到秦宮里搶奪金銀財寶，唯獨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清人梁玉繩《史記志疑》談到這個問題，說《漢書·高帝紀(jì)》記載這同一件事時，是說蕭何“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兩相對比而知《漢書》脫誤“御史律令”，《史記》脫誤“文書”，《史記》所說的“圖書”其實該作“圖籍”，然后梁玉繩引《續(xù)古今考》：“（蕭）何收丞相御史圖籍文書，博士官所職，不遑收取，致為項羽所焚，而后天下無副本。圖謂繪畫山川形勢、器物制度、族姓原委、星辰度數(shù)，籍謂官吏版簿、戶口生齒、百凡之?dāng)?shù)，律與令則前王后王之刑法，文書則二帝三王以來政事議論見于孔子之所刪定著作……”雖然梁玉繩對此說不以為然，我們也不知道《續(xù)古今考》所據(jù)為何，但這多少也有一些參考價值。能夠確定的是，蕭何確實承襲了秦朝的法條律令，這在前文已經(jīng)講過，漢初制度決不是一個“約法三章”就可以一帶而過的——就拿秦始皇著名的“挾書令”來說吧，和“焚書”基本上是一回事，這項法令直到漢惠帝四年才告廢除。從前面講過的董仲舒“天人三策”和路溫舒的《尚德緩刑書》以及其他種種線索來看，漢朝的繁文縟法是相當(dāng)恐怖的，和秦朝不同的“無為之治”或說“休養(yǎng)生息”似乎更多地體現(xiàn)在政府不再大規(guī)模動用民力這一點上——直到漢武帝當(dāng)政為止。

　　單從刑法角度來看，《漢書·刑法制》對蕭、曹的“無為之治”給出的是“與民休息”的解釋，說當(dāng)初劉邦約法三章，顯然對壞人是不夠用的，于是蕭何從秦法中找了些合用的，作了九章律法。到了漢惠帝和呂后當(dāng)政的時候，老百姓可算能喘口氣了，都想能好好地侍奉老人、拉扯孩子，蕭何和曹參相繼為相，無為而治，順應(yīng)民意，不加擾亂，因此社會復(fù)蘇，刑罰用得很少。等到漢文帝的時候，更是清靜無為的典范，刑罰大大減少，疑罪從無，刑事案件全國一共只有四百起，刑罰簡直都快用不上了。直到漢武帝的時候情況才急轉(zhuǎn)直下，繁文縟法與貪官酷吏為患，司法系統(tǒng)一團(tuán)糟。

　　我們知道，漢武帝使儒家思想一統(tǒng)江山，徹底打敗了黃老之學(xué)，可是，從實際政治作為來看，難道說漢武帝時期的政治局面主要是儒家思想的應(yīng)用成果，正如漢武帝之前的漢初政治局面是黃老之學(xué)的應(yīng)用成果？——很顯然，漢朝人眼中的儒家和道家并非我們現(xiàn)代人眼中的儒家和道家，我們?nèi)绻胱饕幌铝私獾脑挘荒苤粡娜?、道兩家的典籍里去做文章，而要看看漢朝人對這兩家學(xué)說都持什么態(tài)度。

　　《漢書·司馬遷傳》記載了老太史公司馬談的一份功勞：司馬談憂慮當(dāng)時學(xué)習(xí)先秦思想的人不能夠了解所學(xué)之學(xué)的本意而走上背謬之途，便作了一些提綱挈領(lǐng)的文字，其中說道家是：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shù)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后，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yè)；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圣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fù)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fù)生，離者不可復(fù)合，故圣人重之?！俊?br />
　　司馬談這個總結(jié)是相當(dāng)精辟的，劈頭便說：道家提倡“無為”，卻又說“無不為”，道家的話總是不易理解，可實行起來卻沒什么難的。道家之術(shù)，理論基礎(chǔ)是“虛無”，實踐方式是“因循”，沒有一定之規(guī)，隨機(jī)應(yīng)變，因勢利導(dǎo)。“虛無”是道的常態(tài)，“因循”是君主的綱領(lǐng)。群臣匯集，讓他們各自表現(xiàn)，其中名副其實的就是好干部，名不副實的就是不稱職的干部。這樣一來，好人和壞人自己顯形，稱職和不稱職的人也自己顯形，讓君主在上邊看個清楚，酌情用誰或者不用誰。這樣一來，還有什么事情辦不成呢？這樣的做法是合乎大道的，看似混沌不明，其實金光萬丈，復(fù)歸無名。凡人都有精神和形體兩個部分，精神太勞累了就會枯竭，形體太勞累了就會疲憊，精神和形體一旦分離，那人也就從此完蛋了。死者不可復(fù)生，精神和形體分離了就不會復(fù)合，所以圣人對此是非常重視的。

　　司馬談這段話，最后的形與神之分我們可以放開不管，對那個理論基礎(chǔ)“虛無”也大可以左耳朵進(jìn)、右耳朵出——這些都是虛的，而實的東西就是那個“以因循為用”和“因者，君之綱也”，也就是說，道家思想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上所表現(xiàn)出來的核心精神就是“因循”兩字。——這時候再看漢初政治，政府建制和法律體系都是因循秦制，就連大儒叔孫通給劉邦制訂的朝儀也是因循秦制的，為此他沒少受到正牌儒家學(xué)者的非議。

　　看，按照司馬談這一提綱挈領(lǐng)，道家的思想核心既不是小國寡民，也不是自由放任，卻是一個“因循”。

　　絕不止司馬談一個人認(rèn)識到“因循”的重要性。比如漢哀帝當(dāng)政的時候，輔政大臣師丹想搞一點兒改革，他給的一個理由是：“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眡viii是說君子搞政治重在因循，對改革的事千萬要慎重，之所以要有改革，那僅僅是為了救急?！@樣看來，因循守舊應(yīng)該是當(dāng)時政壇上的主流思想，所以想要改革的師丹有必要給自己辨白一下：我可不是要大規(guī)模改革哎，我當(dāng)然知道因循才是王道，但眼下情況有變，只好改革以救急呀。

　　有人可能起疑了：“不對吧，因循守舊、不喜改革，這不分明是儒家的那一套么？”

　　也對，而且，司馬談所謂的隨機(jī)應(yīng)變、因勢利導(dǎo)云云如果出于儒家口中也一樣不會讓人覺得詫異。——漢成帝的時候，又發(fā)生日蝕了，伴隨著的還有不少靈異現(xiàn)象，此時正值皇帝寵愛許皇后，可許皇后連生兩個孩子都是早夭，于是大家就把天災(zāi)應(yīng)到許皇后身上了。許皇后文化程度比較高，受了委屈不服氣，給皇帝寫了一封長信申訴，而皇帝則采納了劉向和谷永的意見來堅定作答。劉向其人前文已經(jīng)作過一些介紹，他是西漢末期頂尖的一位儒家大師，研究《春秋》極為透徹。皇帝這封滲透了劉向等人專業(yè)意見的回復(fù)里說了這樣一段話：

　　【【世俗歲殊，時變?nèi)栈馐轮埔?，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对姟吩疲骸半m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保ā稘h書·外戚傳》）】】

　　意思是說：世道會變，風(fēng)俗也跟著會變，以前的東西如果與時代已經(jīng)格格不入了，那我們就應(yīng)該與時俱進(jìn)?！缓笫且痪浜头讲艓煹げ畈欢嗟脑挘骸熬又?，樂因循而重改作?！本o接著舉例說明，用的是《論語》里的一段：魯國翻修金庫，孔子的學(xué)生閔子騫說：“照老樣子來就行了，何必改頭換面再加工呢？”《論語》在閔子騫這句話的后面還跟了句孔子的評論：“閔子騫這小子平時不大說話，可一說話就說到點子上?！眡ix

　　接下來又引述《詩經(jīng)》片斷，這一段出自《詩經(jīng)·大雅·蕩》，按照《毛詩序》的舊解，全詩是哀嘆周厲王的無道。我把相聯(lián)的前邊幾句一起引出來，意思就更容易看得明白了：“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币馑际牵褐芪耐跽f：唉，你們殷商啊，怎么說你們才好呀，你們落到這一步不是上帝的錯，都怪你們不用老規(guī)矩和元老重臣。雖然老成人沒有了，不是還有制度和法規(guī)么，可你們就是不用這些，結(jié)果國破家亡了不是？

　　《論語》和《詩經(jīng)》都是儒家的重要典籍，用這兩部典籍來論證因循之道，看來漢朝的儒、道之別未必真有那么鮮明，至少“因循”這個大原則是兩家通吃的。

　　果真如此的話，這又引出來一個要命的問題：“因循”未必就是“清靜無為”呀？！

　　注釋：

　　xvii 《史記·曹相國世家》

　　xviii 詳見《漢書·食貨志》

　　xix《論語·先進(jìn)》：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