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封建時代,農民在戰(zhàn)爭中不管有多大的力量,發(fā)展到最后,總不免于失敗??v然他們推翻了一個代表地主勢力的專制王朝,但他們并不能建立他們所理想的、合于農民利益的社會秩序。地主勢力又以另一個專制統治者為代表而起來了。洶涌澎湃的農民聲音重新被壓到了大地的下面。
為什么在封建時代的農民戰(zhàn)爭逃不了失敗的命運呢?
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是,在每一次農民戰(zhàn)爭中,從成功走向失敗,其間的轉換常常以進入大城市、獲得在城市中的權力為關鍵。
譬如最早的赤眉,起義以后,聚眾數十萬,七年間轉戰(zhàn)各地,終于攻進長安。在長安城里住了一年多,不能建立安定的秩序,在把那一帶地方的糧食吃完以后,被迫退出了。離開長安時還有二十多萬人,卻被后漢光武帝的軍隊一戰(zhàn)而擊漬。綠林、赤眉、銅馬這些農民起義都成了光武帝登極的基石。
唐代和明代的農民戰(zhàn)爭也有類似的情況。黃巢在五年間縱橫南北,幾乎是所向無敵,聲勢赫赫地攻入長安,但在長安住了兩年多,終于被四方云集的唐朝軍隊所逐出;又過了一年,他的力量全部被撲滅。李自成以疾風暴雨般的力量奪取了北京,很快地被明朝和滿人的聯合力量趕跑。雖然在離開北京后,沒有全部瓦解,但李白成本人戰(zhàn)死,余眾回到農村,重新積聚力量,開始新的斗爭,聲勢也遠不如前了。
由這些事例中可看出,農民在獲得了中心城市時,便是達到了成功的極峰,同時也是轉向失敗的發(fā)端了。太平天國的歷史也是如此。雖然太平天國占領南京,建都立國,歷時最久,但是既得南京以后,就開始有安于既成局面的趨勢,軍事發(fā)展常受挫折,遠不像定都南京以前的三年中那樣戰(zhàn)無不勝了。更嚴重的是太平天國領袖中驕矜自滿,生活腐化,不能團結的現象也開始萌長,終在南京城內爆發(fā)了嚴重的內訌。從此以后,太平天國就走向下坡路,李秀成等優(yōu)秀人物的艱苦努力也挽救不了整個的頹勢,不得不同趨于崩潰。
這種現象之所以產生,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一方面是因為:在農民占領了中心大城市后,往往使他的敵對力量方面發(fā)生了變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為:農民本身的弱點,在過著城市生活的時候,更大地發(fā)展了。
封建專制的統治雖然形式上統一,實際上總是存在著許多矛盾的。統治者內部的矛盾,對于農民戰(zhàn)爭,自然是有利的條件。農民隊伍萬里奔走,一刻不停,在廣大地區(qū)內進行運動戰(zhàn),正是充分利用了在統治者中各地方力量之間的矛盾以及地方力量與中央力量之間的矛盾。譬如,黃巢的部隊到了湖北江陵時,曾被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劉巨容敗了一仗,黃巢立刻渡江東走,有人勸劉巨容跟蹤窮追,巨容不肯,說:"國家多負人,在危難時雖不吝賞,事平卻又加罪。不如讓賊留下,以后還有好處。"這樣,當然使農民隊伍易于發(fā)展了。但是一到農民入據中心大城市后,情形就不同了。像是一聲警鐘一樣,警醒了一切地主統治者,使他們看到,這原來不是搗點小亂的草寇,而是一個可怕的大敵。于是統治者內部的矛盾一時減低下去,協力對付農民。勝利的農民定居在中心區(qū)域內,便成為一個集中的目標,不得不承受從四面八方來的打擊了。在太平天國史中,這情形尤其明顯。漢族的地主,特別是中小地主,和清朝統治者之間本是多少還存在著利害沖突的。但在太平天國占領南京、震動全國時,在曾國藩的號召下,中小地主也都參加了反太平天國的斗爭,幫了清朝統治者的大忙。要不然的話,單靠清朝的常備軍是無論如何也戰(zhàn)勝不了的。固然,在這情形下,統治者內部矛盾也不過是一時減低。他們紛紛起來出力打農民,還包含著爭權奪利的企圖。所以農民戰(zhàn)爭被撲滅以后,統治者內部的紛爭反而更增強了,但是農民畢竟已在這中間吃了大虧。
有時,統治者雖然集中了一切自己的力量來對付農民,卻還不能取勝,那怎么辦呢?這時他們往往不惜勾引異族的力量,甚至本為強敵,也可以攜手合作。如唐朝請了沙陀兵進攻黃巢,明朝邀請滿洲兵入關來"收復"北京,清朝撲滅太平天國,也還運用了上海洋人所組織的"常勝軍"。
所以,在農民占領大城市后,敵對力量是增強了。但同盟力量卻并不能有什么增加。在封建時代的城市中,農民找不到有力的同盟者。有的只是一部分小商人和手工業(yè)者,這些人并不能給農民增加多少力量。更有的是不事生產、久在城市里混的流浪漢,這些人已養(yǎng)成很壞的習性,他們不僅不足以增強農民力量,反會發(fā)生消極破壞的作用。
何況農民本身還有許多弱點,這些弱點禁受不住城市生活的鍛煉。當他們到處流動作戰(zhàn)時,只提出幾個直接的生活斗爭的口號,加上理想社會的朦朧的向往,固然已能使饑餓的農民風起云涌的響應,但是沒有明確的方針和辦法,帶著空想的色彩,究竟還是弱點。一到了城市中,應付比農村復雜得多的城市環(huán)境,那就不是從貧弱的土地上出來的農民所能做得好的了。而且既以城市做中心定居下來,建立新的政權,就必須為了解決一切問題,而有各方面的具體政策和實際施行的辦法。農民要求理想實現,舊的勢力(地主、商人等等)在盡力阻撓。這時,幾句簡單的口號是不夠用了,空洞的社會理想也和實際格格不相入。但是除此以外,農民們實在拿不出別的來,只好抄襲專制統治者的若干成規(guī),加以一些改變,揉合到自己的生活斗爭口號和社會理想上去。這樣,自然在政治上站不穩(wěn)的。太平天國算是做得最有成績的,但是在他的制度規(guī)章中也保留著不少專制統治者的壞遺產。
城市對于質樸的農民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所起的腐爛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封建統治者積累了四方農村中來的貢賦,造成了奢靡豪華的城市生活。農民們從貧窮的農村中一闖進城市,不免目眩神迷。他們感到自己是支配這一切的主人,就很容易發(fā)生志得意滿、盡情享受的情緒。所以農民戰(zhàn)爭停留在農村中,雖常能保持內部的紀律,但是一到了城市,組織松懈、意志渙散的弱點就發(fā)展起來,暴露在他們的行動中了。農民中的領袖們也難免受到影響,太平天國就是最顯著的例子。洪秀全的確是從苦斗中成功的人,但在南京城中,其行為竟然漸漸地重蹈以前歷代亡國統治者的覆轍:不能任賢使能,專一引用戚屬;妄信天命,以為天必佑我,對敵人來攻毫不戒備。前后竟像是兩個人,也正是在城市中享受權力的結果。他的相信天意,倒不只是由于迷信,而是順利的成功養(yǎng)成了自驕自滿的緣故。
加上城市帶了一批流浪漢到農民隊伍中來.又加上有些沒骨頭的官僚,專一趨炎附勢的士大夫,一看見農民得了大權,也雙膝跪下,表示擁戴,他們其實是陰謀利用農民戰(zhàn)爭來圖自己的利益。這些分子的加入,更加速了農民隊伍內部的瓦解潰散。
而且在軍事上,農民一取得了中心城市,便要為保衛(wèi)某一城、某一地區(qū)而作戰(zhàn),不能像過去那樣無顧忌地采用靈活運動的戰(zhàn)略。于是漸漸地轉成了被動的地位,不能不被迫在劣勢條件下應戰(zhàn)了。尤其到了危急之時,舍不得丟開既得的城市,更成了致命傷。太平天國滅亡以前,李秀成已看出軍事上的危機,主張主力退出南京,另謀發(fā)展,但洪秀全不聽,結果南京失陷,太平天國也就亡了。
農村雖然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但城市還是統治者的巢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到城市中去,農民戰(zhàn)爭得不到決定性的勝利。但城市對于農民卻像是《西游記》中陷害好人的妖山魔洞一樣。所以在農民戰(zhàn)爭中,常有對于城市徹底進行破壞的。像和李自成同時起義的張獻忠,在四川就這樣做過,遇見城市,殺光燒光。這是鄉(xiāng)村對于城市的報復,也是因為農民害怕城市:自己既無法管理城市,也阻止不了城市對自己的壞影響。這多半是在農民戰(zhàn)爭已近于失敗時的泄憤行為。把城市破壞了,老是在各處鄉(xiāng)村中流動,也終不免于力量渙散而失敗。
饑餓的農民從農村中起來,遇到城市而失敗,這在中國封建時代,幾乎成了農民戰(zhàn)爭中的一條規(guī)律。城市平時寄生在農村上面,吮吸著農民的血髓,而在農民起義以后,又偷偷地腐爛了他們的戰(zhàn)斗的靈魂!
為什么在封建時代的農民戰(zhàn)爭逃不了失敗的命運呢?
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是,在每一次農民戰(zhàn)爭中,從成功走向失敗,其間的轉換常常以進入大城市、獲得在城市中的權力為關鍵。
譬如最早的赤眉,起義以后,聚眾數十萬,七年間轉戰(zhàn)各地,終于攻進長安。在長安城里住了一年多,不能建立安定的秩序,在把那一帶地方的糧食吃完以后,被迫退出了。離開長安時還有二十多萬人,卻被后漢光武帝的軍隊一戰(zhàn)而擊漬。綠林、赤眉、銅馬這些農民起義都成了光武帝登極的基石。
唐代和明代的農民戰(zhàn)爭也有類似的情況。黃巢在五年間縱橫南北,幾乎是所向無敵,聲勢赫赫地攻入長安,但在長安住了兩年多,終于被四方云集的唐朝軍隊所逐出;又過了一年,他的力量全部被撲滅。李自成以疾風暴雨般的力量奪取了北京,很快地被明朝和滿人的聯合力量趕跑。雖然在離開北京后,沒有全部瓦解,但李白成本人戰(zhàn)死,余眾回到農村,重新積聚力量,開始新的斗爭,聲勢也遠不如前了。
由這些事例中可看出,農民在獲得了中心城市時,便是達到了成功的極峰,同時也是轉向失敗的發(fā)端了。太平天國的歷史也是如此。雖然太平天國占領南京,建都立國,歷時最久,但是既得南京以后,就開始有安于既成局面的趨勢,軍事發(fā)展常受挫折,遠不像定都南京以前的三年中那樣戰(zhàn)無不勝了。更嚴重的是太平天國領袖中驕矜自滿,生活腐化,不能團結的現象也開始萌長,終在南京城內爆發(fā)了嚴重的內訌。從此以后,太平天國就走向下坡路,李秀成等優(yōu)秀人物的艱苦努力也挽救不了整個的頹勢,不得不同趨于崩潰。
這種現象之所以產生,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一方面是因為:在農民占領了中心大城市后,往往使他的敵對力量方面發(fā)生了變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為:農民本身的弱點,在過著城市生活的時候,更大地發(fā)展了。
封建專制的統治雖然形式上統一,實際上總是存在著許多矛盾的。統治者內部的矛盾,對于農民戰(zhàn)爭,自然是有利的條件。農民隊伍萬里奔走,一刻不停,在廣大地區(qū)內進行運動戰(zhàn),正是充分利用了在統治者中各地方力量之間的矛盾以及地方力量與中央力量之間的矛盾。譬如,黃巢的部隊到了湖北江陵時,曾被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劉巨容敗了一仗,黃巢立刻渡江東走,有人勸劉巨容跟蹤窮追,巨容不肯,說:"國家多負人,在危難時雖不吝賞,事平卻又加罪。不如讓賊留下,以后還有好處。"這樣,當然使農民隊伍易于發(fā)展了。但是一到農民入據中心大城市后,情形就不同了。像是一聲警鐘一樣,警醒了一切地主統治者,使他們看到,這原來不是搗點小亂的草寇,而是一個可怕的大敵。于是統治者內部的矛盾一時減低下去,協力對付農民。勝利的農民定居在中心區(qū)域內,便成為一個集中的目標,不得不承受從四面八方來的打擊了。在太平天國史中,這情形尤其明顯。漢族的地主,特別是中小地主,和清朝統治者之間本是多少還存在著利害沖突的。但在太平天國占領南京、震動全國時,在曾國藩的號召下,中小地主也都參加了反太平天國的斗爭,幫了清朝統治者的大忙。要不然的話,單靠清朝的常備軍是無論如何也戰(zhàn)勝不了的。固然,在這情形下,統治者內部矛盾也不過是一時減低。他們紛紛起來出力打農民,還包含著爭權奪利的企圖。所以農民戰(zhàn)爭被撲滅以后,統治者內部的紛爭反而更增強了,但是農民畢竟已在這中間吃了大虧。
有時,統治者雖然集中了一切自己的力量來對付農民,卻還不能取勝,那怎么辦呢?這時他們往往不惜勾引異族的力量,甚至本為強敵,也可以攜手合作。如唐朝請了沙陀兵進攻黃巢,明朝邀請滿洲兵入關來"收復"北京,清朝撲滅太平天國,也還運用了上海洋人所組織的"常勝軍"。
所以,在農民占領大城市后,敵對力量是增強了。但同盟力量卻并不能有什么增加。在封建時代的城市中,農民找不到有力的同盟者。有的只是一部分小商人和手工業(yè)者,這些人并不能給農民增加多少力量。更有的是不事生產、久在城市里混的流浪漢,這些人已養(yǎng)成很壞的習性,他們不僅不足以增強農民力量,反會發(fā)生消極破壞的作用。
何況農民本身還有許多弱點,這些弱點禁受不住城市生活的鍛煉。當他們到處流動作戰(zhàn)時,只提出幾個直接的生活斗爭的口號,加上理想社會的朦朧的向往,固然已能使饑餓的農民風起云涌的響應,但是沒有明確的方針和辦法,帶著空想的色彩,究竟還是弱點。一到了城市中,應付比農村復雜得多的城市環(huán)境,那就不是從貧弱的土地上出來的農民所能做得好的了。而且既以城市做中心定居下來,建立新的政權,就必須為了解決一切問題,而有各方面的具體政策和實際施行的辦法。農民要求理想實現,舊的勢力(地主、商人等等)在盡力阻撓。這時,幾句簡單的口號是不夠用了,空洞的社會理想也和實際格格不相入。但是除此以外,農民們實在拿不出別的來,只好抄襲專制統治者的若干成規(guī),加以一些改變,揉合到自己的生活斗爭口號和社會理想上去。這樣,自然在政治上站不穩(wěn)的。太平天國算是做得最有成績的,但是在他的制度規(guī)章中也保留著不少專制統治者的壞遺產。
城市對于質樸的農民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所起的腐爛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封建統治者積累了四方農村中來的貢賦,造成了奢靡豪華的城市生活。農民們從貧窮的農村中一闖進城市,不免目眩神迷。他們感到自己是支配這一切的主人,就很容易發(fā)生志得意滿、盡情享受的情緒。所以農民戰(zhàn)爭停留在農村中,雖常能保持內部的紀律,但是一到了城市,組織松懈、意志渙散的弱點就發(fā)展起來,暴露在他們的行動中了。農民中的領袖們也難免受到影響,太平天國就是最顯著的例子。洪秀全的確是從苦斗中成功的人,但在南京城中,其行為竟然漸漸地重蹈以前歷代亡國統治者的覆轍:不能任賢使能,專一引用戚屬;妄信天命,以為天必佑我,對敵人來攻毫不戒備。前后竟像是兩個人,也正是在城市中享受權力的結果。他的相信天意,倒不只是由于迷信,而是順利的成功養(yǎng)成了自驕自滿的緣故。
加上城市帶了一批流浪漢到農民隊伍中來.又加上有些沒骨頭的官僚,專一趨炎附勢的士大夫,一看見農民得了大權,也雙膝跪下,表示擁戴,他們其實是陰謀利用農民戰(zhàn)爭來圖自己的利益。這些分子的加入,更加速了農民隊伍內部的瓦解潰散。
而且在軍事上,農民一取得了中心城市,便要為保衛(wèi)某一城、某一地區(qū)而作戰(zhàn),不能像過去那樣無顧忌地采用靈活運動的戰(zhàn)略。于是漸漸地轉成了被動的地位,不能不被迫在劣勢條件下應戰(zhàn)了。尤其到了危急之時,舍不得丟開既得的城市,更成了致命傷。太平天國滅亡以前,李秀成已看出軍事上的危機,主張主力退出南京,另謀發(fā)展,但洪秀全不聽,結果南京失陷,太平天國也就亡了。
農村雖然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但城市還是統治者的巢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到城市中去,農民戰(zhàn)爭得不到決定性的勝利。但城市對于農民卻像是《西游記》中陷害好人的妖山魔洞一樣。所以在農民戰(zhàn)爭中,常有對于城市徹底進行破壞的。像和李自成同時起義的張獻忠,在四川就這樣做過,遇見城市,殺光燒光。這是鄉(xiāng)村對于城市的報復,也是因為農民害怕城市:自己既無法管理城市,也阻止不了城市對自己的壞影響。這多半是在農民戰(zhàn)爭已近于失敗時的泄憤行為。把城市破壞了,老是在各處鄉(xiāng)村中流動,也終不免于力量渙散而失敗。
饑餓的農民從農村中起來,遇到城市而失敗,這在中國封建時代,幾乎成了農民戰(zhàn)爭中的一條規(guī)律。城市平時寄生在農村上面,吮吸著農民的血髓,而在農民起義以后,又偷偷地腐爛了他們的戰(zhàn)斗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