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人尤所最醉心者，厥推近代西方政治上之主權論，即政府主權誰屬，一切主權在民眾的理論。在西方，首先是由民眾選舉代表來監(jiān)督政府，繼之則由民眾代表中之多數黨來實際地掌握政權，組織政府。這一演變在西方，也有他們一段很長的過程，并非一蹴即幾。但在中國傳統(tǒng)政治里，則很早便另走了一條路，一向注意政府責任何在，它的職權該如何分配，及選拔何等人來擔當此責任。卻不注意到它最后主權在誰的理論上。因此中國社會，一向也只注意如何培養(yǎng)出一輩參加到政府中去，而能盡職勝任的人才，卻不教人如何爭取政權。因政權在中國傳統(tǒng)政治里早已開放了，任何人只要符合法制上的規(guī)定條件與標準，都可進入政府。整個政府，即由此等人組成。

　　由于中西雙方歷史演進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心理，雙方也不同。西方的政治意識，可說是一種外傾型的，中國則比較屬于內傾型。中國人心理，較偏重于從政以后如何稱職勝任之內在條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爭取與獲得之外在活動上。與上述觀念相連帶，中國社會民眾對政府常抱一種信托與期待的態(tài)度，而非對立與監(jiān)視的態(tài)度。若我們說西方政權是契約的，則中國政權乃是信托的。契約政權，時時帶有監(jiān)督性。而信托政權，則是放任與期待。因此中國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權上爭持，而重在道義上互勉，這又已成為一種歷史惰性，并不因辛亥革命而消失。

　　革命后的社會民眾，并不曾有一種積極興趣來監(jiān)視政府。其受傳統(tǒng)文化陶冶較深的知識分子，還都想束身自好，在期待狀態(tài)下準備獻身于政治。這些在其內心肯自動作負責準備的，但多失敗了。受傳統(tǒng)文化陶冶較淺的人，反而較易于接受新潮流，他們投入政黨，全部積極興趣，轉移在如何爭攫政權上，卻沒有如何負責的內心準備。此在西方，并不成為是毛病。因在西方，政府與民眾，本來是敵體，不斷由民眾中間跑出人來，爭持政權是我們的，他們結著黨來監(jiān)督政府，至少好使政府不敢不負責。在中國，傳統(tǒng)心理上，政府與民眾是上下一體的。民眾中間，本來不斷有人去參加進政府了，問題是在如何盡職與勝任。

　　現在則整個理論，及政治體制都變了，但歷史惰性依然存在。一輩富于外傾性格的人，競求躍登政治舞臺，而偏于內傾性格者則陸續(xù)淘汰。理論上精神上都成了外傾型的政治，應該有一個超政府的外在力量來監(jiān)視而控制它，而實際上則并無此力量，于是中國政治遂急速腐化，即不負責任，而這一種腐化，又在一種惡化姿態(tài)即爭取政權中表出。所謂革命與組黨，全只是一種政治性的活動，卻并未觸及政治的本質。中國的外傾政治，則只是抄襲膚淺，老在如何活動上注意，而且仍還是全從社會中層階級知識分子中一輩接受傳統(tǒng)文化陶冶較淺，而富于外傾性格者來活動。此一活動，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在理論上，他們說是對民眾負責，為民眾服務。而民眾本身，并不曾密切注視他們，來強迫他們真的負責與服務。

　　本來中國傳統(tǒng)文化教育，要一輩從事政治活動者，先在其內心具有一種自動負責服務的道德修養(yǎng)，而現在則付之缺如。中國傳統(tǒng)政治在制度本身，本也有要政府自身能自動負責服務的一套措施與法規(guī)，現在則又全認為黑暗陳舊而被忽視被棄置。于是那輩乘機攫取政權的人，在此真空圈中，陷入權力欲與財富欲之無限發(fā)展，而政治遂愈變愈混亂。這固是新舊過渡中，很難避免之一階程。然其主要責任，則仍應由此輩中層階級知識分子，實際從事政治或接近政治者負擔。而他們卻轉移論鋒，認為是社會民眾之不率職。譬如一店主雇用店員，疏于防范，店員營私舞弊，卻回頭罵店主無能。營私舞弊者是店員，詬厲譴責店主無能者也是那些店員。若使那些人不先洗凈他們營私舞弊的內在動機，而仍由他們指揮店主，試問那無能的店主，如何會忽然有能力來裁判這一批店員呢？

　　在近代中國，能巨眼先矚，了解中國傳統(tǒng)政治，而求能把它逐步銜接上世界新潮流的，算只有孫中山先生一人。他的三民主義，實能采納世界政治新潮流之各趨勢，而使其會歸一致。民族主義里，有德意納粹與法西斯精神之優(yōu)點，而無其缺失。民生主義里，有蘇俄共產政權向往之長處，而無其偏病。民權主義又把英美政黨代議制度之理論，釋回增美。政治上之權能分職，最能擷取中國傳統(tǒng)政治如我所謂信托政權的內在精神，而發(fā)揮出它的真意義。在西方所倡三權分立的理論下，再加添中國傳統(tǒng)考試監(jiān)察兩權，使在政府內部自身，有一套能為社會自動負責之法制，而一面又減輕了近代西方政治之對立性與外傾性，把來符合中國自己的國情。在他理想中，哪一個權能分職的五權政府，實不與社會相對立，而與社會為一體，依然是一種信托政權，而酌取了西方契約政權之長處來補偏救弊。而在新政初期，又設有一段訓政時期，為到達其理想新政權之過渡。大體上，在他總是有意參酌中外古今而自創(chuàng)一新格，惜乎他的意見與理想，不易為國人所接受。人人只把一套自己所懂得于外國的來衡量，來批評，則孫先生的主張，既不合英美，又不合蘇聯，亦不合德意，將見為一無是處。無怪他要特別申說知難之嘆了。

　　推敲孫先生政治意見的最大用心處，實與中國傳統(tǒng)政治精義無大差違。他只把社會最下層的民眾，來正式替換了以往最上層的皇室。從前是希望政府時時尊重民意，現在則民意已有自己確切表達之機構與機會。而一面仍承認政府與民眾之一體，而偏重到政權與民權之劃分。只求如何能使賢者在職，能者在位，而已在職位者，則求其能暢遂表達他的賢與能，而不受不必需要的牽制。又在政府自身，則仍注重其內在職權之分配與平衡，而不失其穩(wěn)定性。這一種穩(wěn)定性，實與一較廣大的國家，而又有較長久的歷史傳統(tǒng)性者，為較更適合。能穩(wěn)定并不比能動進一定壞，此當斟酌國情，自求所適。此一理想，自然并不即是完滿無缺，盡可容國人之繼續(xù)研求與修改。但他的大體意見，則不失為已給中國將來新政治出路一較渾括的指示。比較完全抹殺中國自己傳統(tǒng)，只知在外國現成政制中擇一而從的態(tài)度，總已是高出萬倍。

　　我們也可說，孫中山的政治理想，還是較偏于內傾型的，以其注意到國情。而目下其他意見，無論是主張英美民權自由，與主張?zhí)K俄共產極權，都是外傾型的，以其目光只在向外看，而沒有肯回頭一看我們自己的。我們當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并不是確經試驗而失敗了。他的那番理想與意見，實從未在中國試驗過，而且也未經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細心考慮與研索過。

　　中國近代政治潮流，依然只側重在革命與組黨兩條路。組黨為的是要革命，革命后仍還只重在組黨。黨是一種力量，可以用來革命。黨又是一種力量，可以用來把握革命后所取得的政權。所以有了這一黨，便不許有那一黨。那一黨之爭取出路，依然有待于再革命。而中國近代政黨的組成，顯然不由社會下層的真正民眾，而仍是社會中層的知識分子在活動、在主持。他們只想把民眾投歸黨，沒有想把黨來回向民眾，于是變成了由黨來革民眾的命。這樣的組黨革命，將永不會有成功之前途。

　　若說孫中山失敗了，他是失敗在一面是個政治思想家，而同時又是實際革命的領導者，終不免因為領導實際革命之需要，而損害及其思想與理論之純潔與超越性。又失敗在他的黨徒只知追隨孫中山革命與組黨，沒有能進一步來了解孫中山的政治理想。其他僅知抄襲外國一套現成政治理論與政治形式來組黨與革命的，他們的精神實力，自然更未曾用在建立自己的政治理想上，而只用在如何組黨與如何革命上。于是西方政治的主權論，一到中國，卻變成了權力論。革命與組黨，只注重在如何憑借權力而活動。若論政治本質，在近代中國，始終是一張空白，待向外國去套板印刷。始終是用外國的理論，來打破自己的現實?，F實重重破壞，而外國理論則始終安放不妥貼。

　　將來中國政治若有出路，我敢斷言，決不僅就在活動上，決不僅是在革命與組黨上，也決不僅是在抄襲外國一套現成方式上，而必須觸及政治的本質，必須有像孫中山式的為自己而創(chuàng)設的一套政治理想與政治意見出現?？v使這些意見與理想，并不必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也仍還有留待國人繼續(xù)研求與實行試驗之價值。這是我窮究了中國二千年傳統(tǒng)政治所得的結論。

　　（一九五○年作，載《民主評論》二卷十一、十二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