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學者，在其傳統精神上，并不能違離戰(zhàn)國，但就當時社會形勢所影響于知識分子之意趣與性格上者，則顯然與戰(zhàn)國不同。戰(zhàn)國是在列國分爭中，知識分子參加政治，無一定法制一定軌轍的束縛。穿草鞋戴草笠，亦得面謁國王。立談之頃，攫取相印如虞卿。那時不僅國王禮士，一輩貴族公子亦聞風向慕，刻意下士。當時知識分子，成千累萬，冒昧走進王公大人門下作客，可以要求衣絲乘車帶劍閑游的待遇。戰(zhàn)國學者在理論上是嚴肅的，已是自覺性地超越了春秋時代的一輩貴族。但在生活上，是放縱的，浪漫的，豁達而無拘束的，轉不像春秋時的貴族們有一傳統典型。但他們雖意氣高張，他們的實際生活，卻依存于上層貴族，以寄生的形態(tài)而存在。他們總脫不了周游天下，朝秦暮楚，一縱一橫的時代習氣與時代風格。

　　秦漢大一統政府成立，封建貴族逐步削滅，入仕的途徑只剩一條，而且有法定的順序，誰也不得逾越違犯。于是學者氣焰，無形中抑低了。此種形勢，到漢武帝時代而大定。首先對此發(fā)慨嘆者是東方朔。他的《答客難》說："彼一時，此一時。"時代變了，我們的身份和機會，哪能與戰(zhàn)國人相比？其次有揚雄，他的《解嘲》說："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叫戰(zhàn)國學者生在這時，他們也將感無可活動之余地。再次是班固，他的《答賓戲》說："讓我們學顏淵的簞食瓢飲，與孔子的獲麟絕筆吧！至于魯仲連虞卿之徒，那是偶然時會，哪能效法呢？"他們在心情中，尚記憶著戰(zhàn)國的一套，但在時勢上則知道學不得了。他們的生活，多半是回到農村，半耕半讀。公孫弘牧豕，朱買臣樵柴，西漢讀書人大抵在農作余暇中，一年三個月的冬季，聰穎特達的，自己說三冬九個月的時間就夠用了。一般說來，從十五歲能識字讀書到三十歲，經歷十五個冬季四十五個月的長期累積，必待到三十歲始成得一通才。他們再也不想裹著糧，肩著行李，像戰(zhàn)國游士般到處瞎闖。時代變了，他們從縣學升送到國立大學。畢業(yè)后回到本鄉(xiāng)，埋頭在地方行政衙門當一小職。有成績的，再獲選拔升送中央，在王宮當一侍衛(wèi)，平時在殿廷中執(zhí)戟鵠立，遇皇帝出游，結隊騎馬隨從，然后再由此轉入仕途。所以西漢學者的出身，是鄉(xiāng)村的純樸農民，是循謹的大學生，是安分守法的公務員，是察言觀色的侍衛(wèi)隊。如此循循娖娖，再說不上奇?zhèn)シ浅Ｌ剡_之遇。而因此卻造成西漢一代敦篤、穩(wěn)重、謙退、平實的風氣。

　　但歷史上的戰(zhàn)國遺風，終于在他們腦子里忘不了。戰(zhàn)國學者常把自己當圣人，做了圣人便該做明王。那時的國王，也真會三推四讓，把至尊的寶位讓給他，他亦敢老實坐下不客氣。至于當王者師，做大國相，那已是等而下之了。西漢學者不然，自己地位低了，專把孔子捧得天般高，把孔子神圣化?？鬃邮撬麄兊慕讨鳎麄円虼艘惨笸跽咄瑯幼鸱钏麄兊慕讨?。如此來把王者地位和他們拉平。學術定于一尊，亦是學術界自身要求，不是皇帝力量所能強。一到漢業(yè)中衰，皇室威信墮落，他們終于擁戴出一位學者身份的貴族來，迫漢朝把皇位禪讓給王莽。那是學者氣焰重張的機會，不幸其人及身而敗，漢王室再起，西漢學者終于對戰(zhàn)國士運徒作了一番憧憬。

　　東漢士風，又與西漢不同。王莽是太學生，漢光武還是一個太學生，這已使東漢學者在內心上發(fā)生了異常的影像。而且從西漢中晚以來，社會學風急速發(fā)展，到處結集數十乃至幾百學者麇聚在一大師門下從學，是極平常事。一個大師畢生擁有上千門徒的不算奇。學者在下層社會漸漸占有地位。有些偃蹇不仕，再不想入宦途。王莽末年的龔勝，光武初年的嚴光，更是后代中國知識分子另成一格的兩種典型人物。高尚不仕，是東漢士風一特色。

　　在漢武帝初興太學時，太學生員額只定五十名，后來逐漸增加，自一百二百乃至三千人，到東漢末增到三萬人。太學本身成一個大社會，近在中央政府肘腋之下，自成一個集團，自有一種勢力。來學的多半是中年人，他們并不志在急于畢業(yè)謀一出路，他們只以學校當徊翔之地，遨游其間，有十年八年不離去的。太學里的言談漸成舉國輿論向導，左右影響政治。人多了，一言一動，招惹注目，風流標致，在私人生活的日常風格上，也變成觀摩欣賞的集中點。

　　東漢學風，漸漸從宗教意識轉變到藝術趣味。每一個私人生活，當作一藝術品來觀摩，來欣賞。郭泰、徐稚、黃憲，舉世風靡，備受傾倒。東漢學者的基本情調，還是農村的，而絢染上大都市集團社交色彩。他們沒有西漢人那樣醇樸厚重，也不像戰(zhàn)國人那樣飛揚活躍，他們卻有春秋時代人之雍容大雅。只春秋是貴族式，或官僚式的，而東漢則成為平民式，書生式了。書生的潛勢力，已在社會植根甚深，他們內心有一種高自位置，不同凡俗的直覺。他們成為書生貴族，不像戰(zhàn)國時代平民學者之劍拔弩張，也不像西漢時代鄉(xiāng)村學者之卑躬折節(jié)，他們的社會地位使他們蔑視政治權力，淡置一旁。那時是名勝于爵，政府的爵祿，敵不過社會的名望。君臣關系遠遜于朋友。他們的人生，成為一件藝術品，卻經不起風浪，耐不起戰(zhàn)斗。政治急速腐敗黑暗，社會上還有清名高節(jié)，相形之下，激成大沖突。黨錮之獄，名士斲喪殆盡，而東漢也隨踵滅亡。

　　其實那種書生貴族，不僅在學者們意識形態(tài)下養(yǎng)成，也在社會經濟地位上平行向前。東漢末年，門第世家已露頭角。因世代書生而變成了世代官宦，經過大擾亂的磨練，書生都轉成了豪杰。于是三國時代又成一種特殊風格。三國儼然是一段小春秋，曹操、諸葛亮、魯肅、周瑜，都從書生在大亂中躍登政治舞臺，他們雖身踞國君、丞相、元帥、外交大使之高職，依然儒雅風流，不脫書生面目。諸葛亮、司馬懿在五丈原，及陸遜、羊祜的荊、襄對壘，成為歷史佳話。以前只有春秋時代有此高風雅趣。整個三國人物，都不脫書生氣，同時也不脫豪杰氣。東漢傳統的名士氣，像孔融、管寧，那是名士之兩型，為時勢壓迫，掩抑不彰。西晉局勢漸定，名士傳統抬頭復起。此下東晉南朝，偏安江東，沿襲東漢名士一派。五胡北朝，陷落在異族統治下的知識分子，則上越三國而遠接西漢。在醇樸中帶豪杰氣，但雙方同在大門第背景下，而與兩漢、三國異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