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秦始皇帝（通常簡稱為秦始皇）其人生于公元前259年。他名政，可能是因為他生于陰歷的第一月，這個月中國人通稱為
正月。雖然他于公元前246年正式即位，實際上在公元前238年佩戴成年人之冠和劍后才開始行使權力。在統(tǒng)一前，他象自公元前325年以來的諸先王那樣，稱為秦王進行統(tǒng)治；只是在公元前221年才代之以帝號，直至公元前210年他死去時為止。
《史記》卷六始于秦始皇之治的第一年（前246年）。但本文為了方便，敘事略為提前至公元前250年，那一年一個不尋常的人物，商人呂不韋，成為秦的丞相。
呂不韋在幾個方面有權贏得名聲。他不但是當時最富有的商人，而且更是中國歷史上達到如此顯赫政治地位的唯一商人。此外，由于本文將要明確揭示的原因，他又得到了很壞的名聲。但是，對他個人生活，人們所知甚少。象秦的其他許多著名人物那樣，他也不是秦人，但關于他的祖籍，各種史料眾說紛紜。關于他的商業(yè)活動，《史記》（卷八五）只說他“往來販賤賣貴”。［1］ 《戰(zhàn)國策》中一段類似的記載暗示，他的財產(chǎn)可能靠經(jīng)營奢侈品積聚，文中敘述，他問其父：“珠玉之贏幾倍？”［2］
在公元前265至前259年的某個時期，呂不韋在趙國國都邯鄲遇到了秦王室的一個后裔，此人是當時太子的一個妃子的幼子。這個幼子名子楚，他作為所謂的人質(zhì)（這是國與國之間交換貴族成員以示守信的一種普遍的做法）被送往趙國居住。呂與子楚結交，然后去秦，他在秦國通過賄賂和陰謀，誘使太子接受子楚為儲貳。當秦王死于公元前251年時，太子即位為孝文王，但不到一年，孝文王也死去，子楚依次在公元前250年即位為莊襄王。莊襄王的統(tǒng)治因公元前247年子楚之死而中止，因而其子得以繼位。（根據(jù)中國傳統(tǒng)的說法，贏政之治在公元前246年正式開始，不過實際上政在其父死后不久，立刻在前一年的陰歷五月登位。）
政的母親原來是呂不韋之姬，但子楚被她的美色所迷而要她，呂不韋勉強地把她獻給了子楚。據(jù)《史記》記載，她來到子楚之處時已經(jīng)懷孕，而子楚并不知道。在文中所描述的“至大期時”，她生下政，因此他的生父是呂不韋——雖然由于懷孕期長，子楚及世人都認為是子楚之子。有充分的理由（見附錄2）認為，這一句描述不尋常的懷孕期的話是一個不知其名的人加在《史記》之中的，為的是誹謗秦始皇，說明他政治的和出生的非正統(tǒng)性。要做到這點，難道還有什么更好的辦法，即不但把他說成是私生子，而且把他說成是商人（在傳統(tǒng)上商人被后世的儒生列在社會最低的階層）之子？這句插入的話——還有以后出現(xiàn)的其他相同的情況——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因為直到近期為止，關于秦始皇是私生子的說法幾乎沒有人懷疑過。
當子楚在公元前250年登位時，呂不韋成了他的丞相，在子楚的繼承者在位時他繼續(xù)任此職務，直到公元前237年他垮臺。呂不韋的權勢可以從子楚封他為侯之事中看出，據(jù)說食邑10萬戶。這一事件表明，甚至在這么晚的時期，舊的內(nèi)部分封制是繼續(xù)與新的郡縣行政制度同時并存的。
呂不韋雖然作為一個商人，自己很可能沒有什么文學教養(yǎng)，據(jù)說卻恥于秦的文化落后狀態(tài)。象許多靠個人奮斗起家的人那樣，毫無疑問他需要使自己成為文化的贊助人，從而取得威望。他采取了當時有權勢的政治家普遍采取的辦法：招納一大批士或學者在其周圍（他的傳記說有3000人）。他要求其中一些人把他們的哲學思想寫成文字。經(jīng)過他們的努力，結果可能在公元前240年編成一部獨一無二的晚周哲學思想的文集——《呂氏春秋》。［3］
在子楚死去和未來的秦始皇于公元前246年登位后，呂不韋又與秦始皇之母恢復兩性關系，人們記得，后者在呂不韋把她獻給子楚時已是呂之寵姬。后來，由于擔心年輕的秦王會知道此事，呂不韋就將特別放蕩的嫪毐介紹給太后，以轉移她的興趣，嫪毐很快取代呂不韋，取得她的歡心。這件事成為丑聞，當秦王在公元前238年成年時，他把嫪毐及其所有的近親全部處死。在開始時，呂不韋得到寬恕，但在公元前237年，他也被革職，后來被放逐至蜀（今四川的成都地區(qū)）。公元前235年，他在去蜀途中服毒自盡。
在呂不韋死前，已有另一個更偉大的政治家出現(xiàn)在舞臺上，此人于公元前221年以后注定要成為秦帝國政策的主要制訂者。他就是所有法家政治家中最著名的李斯；李斯與主要法家理論家韓非曾經(jīng)同在那個時代的儒家大思想家荀卿門下攻讀，后來在公元前247年來秦尋求前程。［4］
李斯是作為呂不韋的追隨者而開始他的事業(yè)的，他通過呂不韋而得以接近未來的秦始皇。在以后幾年中，他就秘密外交事務向秦王提出建議，但在公元前237年當一道驅逐所有客卿的詔令頒布時，他的前程幾乎斷送了。就在那時，李斯向秦王呈上一份著名的奏疏，以雄辯的辭令說服秦王撤消了這道詔令。從此李斯前程似錦，在公元前219至前213年的某個時候，他升任帝國的最高職務——左丞相。直到他在公元前208年死去時，他一直擔任此職。在此之前，當他的地位還不那么穩(wěn)固時，有的史料指責他曾經(jīng)策劃將他從前的同窗韓非置于死地，韓非于公元前233年從韓［5］ 出使到秦。但是，此事的記載被混淆了，李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與韓非之死有關，還遠沒有弄清。
司馬遷把逐客之令與一個“水利設計者”鄭國的陰謀聯(lián)系起來，這幾乎肯定是錯誤的；鄭國也從韓來秦，據(jù)說是為了誘使秦將其物質(zhì)和精力耗費在建造一條灌溉河渠上。當“陰謀”被發(fā)現(xiàn)時，河渠已完成了一半；據(jù)《史記》李斯傳記載，［6］ 這個發(fā)現(xiàn)是下逐客令的直接原因。然而此渠本身在以后完成了。渠約長120公里（75英里或300秦里），其走向大致與渭水平行，在渭水之北，它自咸陽之北往東北伸向黃河支流洛水。這一異想天開的故事因以下的事實而更不可信：河渠在公元前246年開工，而逐客令是在公元前237年頒布的。逐客令事件與嫪毐于公元前238年被處死及呂不韋于公元前237罷相之事（兩人都非秦人）年代上的一致有力地說明，是這些事件而不是建渠之事，促成了逐客令的頒布。
總之，這條河渠無疑具有重大的經(jīng)濟意義。還應連帶提到另一件幾乎同時進行的非凡的水利工程。這就是橫貫四川成都平原的灌溉河渠網(wǎng)絡，約在公元前250至前230年時期，它通過挖鑿一條巨大的石質(zhì)河渠而得以建成。關于這兩項成就的重要意義，后面還會再談到。［7］
公元前227年，燕國（位于今之北京地區(qū)）為了極力阻止秦國軍事機器的迅速推進，派使者荊軻至秦廷，隨帶一張作為臣服象征的燕國地圖和一個在燕避難的自■的秦叛將的首級。在隨之而來的朝覲中，荊軻抓起一把藏在地圖中的匕首攻擊未來的秦始皇，但在行刺快要得逞時被砍倒。約在10年以后，又發(fā)生兩起行刺事件，但同樣沒有成功：一起在公元前218年，另一起也在這一年的前后。③
但是中華帝國形成以前的最后幾年的主要特征，是單調(diào)乏味地敘述軍事征戰(zhàn)和作為一個多世紀勞動和組織的最后成果的勝利。奇怪的是，最后一個計算敵人傷亡數(shù)的事例是據(jù)說在公元前234年“斬”趙國士兵的首級10萬。此后，記載就從殺人轉向兼并領土：連續(xù)五次東進，所征服的國家為韓（前230年）、趙（前228年）和魏（前225年），然后征服南方的楚（前223年），接著又征服東北的燕（前222年），最后在公元前221年征服了更東面的齊。隨著這一次最后的征服，全中國都歸秦統(tǒng)治。列國紛爭之局變成了第一個中華帝國。
?。?］ 《史記》卷八五，第2505頁。卜德在其《古代中國的政治家、愛國者及將軍：〈史記〉中三篇秦代（公元前255—前206年）的傳記》中收有《史記》卷八五的譯文和評述及有關呂不韋的其他材料。
?。?］ 《戰(zhàn)國策》七（秦五），第275頁（克倫普譯：《戰(zhàn)國策》，第109，第137頁）。
?。?］ 此書已被理查德·威廉譯成德文：《呂氏春秋》（耶拿，1928）。
［4］ 卜德的《中國的第一個統(tǒng)一者》論述了李斯的一生和成就。
?。?］ 韓位于秦之東。
?。?］ 《史記》卷八七，第2541頁（卜德：《中國的第一個統(tǒng)治者》，第15—21頁；第59—62頁對此有進一步的討論）；《史記》卷二九，第1408頁（沙畹：《〈史記〉譯注》，第3卷，第523頁）。
?。?］ 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285—298頁詳細地描述了這兩項工程技術方面的情況。關于與這些工程有關的近期考古發(fā)現(xiàn)，見王文才：《東漢李冰石像與都江堰“水則”》，載《文物》，1974.7，第29—32頁；秦中行：《秦鄭國渠渠首遺址調(diào)查記》，載《文物》，1974.7，第33—38頁。
正月。雖然他于公元前246年正式即位，實際上在公元前238年佩戴成年人之冠和劍后才開始行使權力。在統(tǒng)一前，他象自公元前325年以來的諸先王那樣，稱為秦王進行統(tǒng)治；只是在公元前221年才代之以帝號，直至公元前210年他死去時為止。
《史記》卷六始于秦始皇之治的第一年（前246年）。但本文為了方便，敘事略為提前至公元前250年，那一年一個不尋常的人物，商人呂不韋，成為秦的丞相。
呂不韋在幾個方面有權贏得名聲。他不但是當時最富有的商人，而且更是中國歷史上達到如此顯赫政治地位的唯一商人。此外，由于本文將要明確揭示的原因，他又得到了很壞的名聲。但是，對他個人生活，人們所知甚少。象秦的其他許多著名人物那樣，他也不是秦人，但關于他的祖籍，各種史料眾說紛紜。關于他的商業(yè)活動，《史記》（卷八五）只說他“往來販賤賣貴”。［1］ 《戰(zhàn)國策》中一段類似的記載暗示，他的財產(chǎn)可能靠經(jīng)營奢侈品積聚，文中敘述，他問其父：“珠玉之贏幾倍？”［2］
在公元前265至前259年的某個時期，呂不韋在趙國國都邯鄲遇到了秦王室的一個后裔，此人是當時太子的一個妃子的幼子。這個幼子名子楚，他作為所謂的人質(zhì)（這是國與國之間交換貴族成員以示守信的一種普遍的做法）被送往趙國居住。呂與子楚結交，然后去秦，他在秦國通過賄賂和陰謀，誘使太子接受子楚為儲貳。當秦王死于公元前251年時，太子即位為孝文王，但不到一年，孝文王也死去，子楚依次在公元前250年即位為莊襄王。莊襄王的統(tǒng)治因公元前247年子楚之死而中止，因而其子得以繼位。（根據(jù)中國傳統(tǒng)的說法，贏政之治在公元前246年正式開始，不過實際上政在其父死后不久，立刻在前一年的陰歷五月登位。）
政的母親原來是呂不韋之姬，但子楚被她的美色所迷而要她，呂不韋勉強地把她獻給了子楚。據(jù)《史記》記載，她來到子楚之處時已經(jīng)懷孕，而子楚并不知道。在文中所描述的“至大期時”，她生下政，因此他的生父是呂不韋——雖然由于懷孕期長，子楚及世人都認為是子楚之子。有充分的理由（見附錄2）認為，這一句描述不尋常的懷孕期的話是一個不知其名的人加在《史記》之中的，為的是誹謗秦始皇，說明他政治的和出生的非正統(tǒng)性。要做到這點，難道還有什么更好的辦法，即不但把他說成是私生子，而且把他說成是商人（在傳統(tǒng)上商人被后世的儒生列在社會最低的階層）之子？這句插入的話——還有以后出現(xiàn)的其他相同的情況——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因為直到近期為止，關于秦始皇是私生子的說法幾乎沒有人懷疑過。
當子楚在公元前250年登位時，呂不韋成了他的丞相，在子楚的繼承者在位時他繼續(xù)任此職務，直到公元前237年他垮臺。呂不韋的權勢可以從子楚封他為侯之事中看出，據(jù)說食邑10萬戶。這一事件表明，甚至在這么晚的時期，舊的內(nèi)部分封制是繼續(xù)與新的郡縣行政制度同時并存的。
呂不韋雖然作為一個商人，自己很可能沒有什么文學教養(yǎng)，據(jù)說卻恥于秦的文化落后狀態(tài)。象許多靠個人奮斗起家的人那樣，毫無疑問他需要使自己成為文化的贊助人，從而取得威望。他采取了當時有權勢的政治家普遍采取的辦法：招納一大批士或學者在其周圍（他的傳記說有3000人）。他要求其中一些人把他們的哲學思想寫成文字。經(jīng)過他們的努力，結果可能在公元前240年編成一部獨一無二的晚周哲學思想的文集——《呂氏春秋》。［3］
在子楚死去和未來的秦始皇于公元前246年登位后，呂不韋又與秦始皇之母恢復兩性關系，人們記得，后者在呂不韋把她獻給子楚時已是呂之寵姬。后來，由于擔心年輕的秦王會知道此事，呂不韋就將特別放蕩的嫪毐介紹給太后，以轉移她的興趣，嫪毐很快取代呂不韋，取得她的歡心。這件事成為丑聞，當秦王在公元前238年成年時，他把嫪毐及其所有的近親全部處死。在開始時，呂不韋得到寬恕，但在公元前237年，他也被革職，后來被放逐至蜀（今四川的成都地區(qū)）。公元前235年，他在去蜀途中服毒自盡。
在呂不韋死前，已有另一個更偉大的政治家出現(xiàn)在舞臺上，此人于公元前221年以后注定要成為秦帝國政策的主要制訂者。他就是所有法家政治家中最著名的李斯；李斯與主要法家理論家韓非曾經(jīng)同在那個時代的儒家大思想家荀卿門下攻讀，后來在公元前247年來秦尋求前程。［4］
李斯是作為呂不韋的追隨者而開始他的事業(yè)的，他通過呂不韋而得以接近未來的秦始皇。在以后幾年中，他就秘密外交事務向秦王提出建議，但在公元前237年當一道驅逐所有客卿的詔令頒布時，他的前程幾乎斷送了。就在那時，李斯向秦王呈上一份著名的奏疏，以雄辯的辭令說服秦王撤消了這道詔令。從此李斯前程似錦，在公元前219至前213年的某個時候，他升任帝國的最高職務——左丞相。直到他在公元前208年死去時，他一直擔任此職。在此之前，當他的地位還不那么穩(wěn)固時，有的史料指責他曾經(jīng)策劃將他從前的同窗韓非置于死地，韓非于公元前233年從韓［5］ 出使到秦。但是，此事的記載被混淆了，李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與韓非之死有關，還遠沒有弄清。
司馬遷把逐客之令與一個“水利設計者”鄭國的陰謀聯(lián)系起來，這幾乎肯定是錯誤的；鄭國也從韓來秦，據(jù)說是為了誘使秦將其物質(zhì)和精力耗費在建造一條灌溉河渠上。當“陰謀”被發(fā)現(xiàn)時，河渠已完成了一半；據(jù)《史記》李斯傳記載，［6］ 這個發(fā)現(xiàn)是下逐客令的直接原因。然而此渠本身在以后完成了。渠約長120公里（75英里或300秦里），其走向大致與渭水平行，在渭水之北，它自咸陽之北往東北伸向黃河支流洛水。這一異想天開的故事因以下的事實而更不可信：河渠在公元前246年開工，而逐客令是在公元前237年頒布的。逐客令事件與嫪毐于公元前238年被處死及呂不韋于公元前237罷相之事（兩人都非秦人）年代上的一致有力地說明，是這些事件而不是建渠之事，促成了逐客令的頒布。
總之，這條河渠無疑具有重大的經(jīng)濟意義。還應連帶提到另一件幾乎同時進行的非凡的水利工程。這就是橫貫四川成都平原的灌溉河渠網(wǎng)絡，約在公元前250至前230年時期，它通過挖鑿一條巨大的石質(zhì)河渠而得以建成。關于這兩項成就的重要意義，后面還會再談到。［7］
公元前227年，燕國（位于今之北京地區(qū)）為了極力阻止秦國軍事機器的迅速推進，派使者荊軻至秦廷，隨帶一張作為臣服象征的燕國地圖和一個在燕避難的自■的秦叛將的首級。在隨之而來的朝覲中，荊軻抓起一把藏在地圖中的匕首攻擊未來的秦始皇，但在行刺快要得逞時被砍倒。約在10年以后，又發(fā)生兩起行刺事件，但同樣沒有成功：一起在公元前218年，另一起也在這一年的前后。③
但是中華帝國形成以前的最后幾年的主要特征，是單調(diào)乏味地敘述軍事征戰(zhàn)和作為一個多世紀勞動和組織的最后成果的勝利。奇怪的是，最后一個計算敵人傷亡數(shù)的事例是據(jù)說在公元前234年“斬”趙國士兵的首級10萬。此后，記載就從殺人轉向兼并領土：連續(xù)五次東進，所征服的國家為韓（前230年）、趙（前228年）和魏（前225年），然后征服南方的楚（前223年），接著又征服東北的燕（前222年），最后在公元前221年征服了更東面的齊。隨著這一次最后的征服，全中國都歸秦統(tǒng)治。列國紛爭之局變成了第一個中華帝國。
?。?］ 《史記》卷八五，第2505頁。卜德在其《古代中國的政治家、愛國者及將軍：〈史記〉中三篇秦代（公元前255—前206年）的傳記》中收有《史記》卷八五的譯文和評述及有關呂不韋的其他材料。
?。?］ 《戰(zhàn)國策》七（秦五），第275頁（克倫普譯：《戰(zhàn)國策》，第109，第137頁）。
?。?］ 此書已被理查德·威廉譯成德文：《呂氏春秋》（耶拿，1928）。
［4］ 卜德的《中國的第一個統(tǒng)一者》論述了李斯的一生和成就。
?。?］ 韓位于秦之東。
?。?］ 《史記》卷八七，第2541頁（卜德：《中國的第一個統(tǒng)治者》，第15—21頁；第59—62頁對此有進一步的討論）；《史記》卷二九，第1408頁（沙畹：《〈史記〉譯注》，第3卷，第523頁）。
?。?］ 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285—298頁詳細地描述了這兩項工程技術方面的情況。關于與這些工程有關的近期考古發(fā)現(xiàn)，見王文才：《東漢李冰石像與都江堰“水則”》，載《文物》，1974.7，第29—32頁；秦中行：《秦鄭國渠渠首遺址調(diào)查記》，載《文物》，1974.7，第33—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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