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元帝時代(公元前49—前33年在位),關于天命的觀點又取得了新的力量。這個時期進行了許多政策上的改變,它們是作為對漢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極端進步措施的具有改革性質(zhì)的反動對策。這種變化伴隨著出現(xiàn)了新的政治理論觀點,而且也隨之出現(xiàn)了相應的宗教上的變化。[1]
約在公元前45年,光祿勳匡衡以實行宗教活動的改革著名,他批評了許多政治問題并發(fā)表了對君權的看法。[2] 他在這里包括這樣的意思:統(tǒng)治者既然受命于天,他們的責任就是要傳皇位于永世勿替。這種說法在一百年前可能已為董仲舒等少數(shù)人所接受,但在匡衡時代,它對許多人來說很可能帶來了某種新的啟示??锖饷枋隽司龣嗟难永m(xù)性和神明降福之間的聯(lián)系;這不僅指上天所賜之福祉,也指鬼神所賜的福祉。[3] 他還援引過去的前例,主要是引用郁郁乎文的周室諸王的成例??锖飧M而堅持連續(xù)性和一致性的必要;指導人類的方式是應該使他們能夠完成自己的本性,這樣他們就能前進到更高的道德行為的境界。
在一個流產(chǎn)的企圖更新漢王朝的五德之運的過程中,即在公元前5年,天命的重要性被突出了出來。人們甚至這樣議論,漢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因沒有產(chǎn)下一個皇子,也歸咎于他不能上應天命。[4] 此后不久,這條教義被班彪的《王命論》提了出來,它或許是中國文獻中表述政治原則最完善和最清楚的文章。
班彪(大約公元3—54年)是班固的父親,也是《漢書》的第一個作者。他曾經(jīng)目睹王莽朝廷(公元9—23年)的興起和滅亡,經(jīng)歷了最后導致劉秀(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中興漢室的那個內(nèi)戰(zhàn)的年代。此文的目的在于向覬覦皇位的隗囂和公孫述等人指出,劉氏完全有權稱尊和實行統(tǒng)治。這篇杰出的論文[5] 重申了帝國大一統(tǒng)的主張。這個主張已經(jīng)王莽在不久以前予以確立,他托辭說是上天特授此任務給他的。所以很清楚地應該指出,光武帝的政權也會據(jù)此理由而得到支持,這一點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從一開始,班彪的文章就重申人君統(tǒng)治之權本自天授的原則。其證明就表現(xiàn)在堯、舜、禹(夏代開國之君)這幾位神話君主身上;他們都受命于天。雖然他們?nèi)〉贸晒Φ那閯莶煌麄兦∏≡谙旅孢@樣一件事情上是一樣的,即他們?nèi)际巧蠎烀〉玫畚唬⑶曳先嗣竦囊庵?。統(tǒng)治的延續(xù)性可以上溯自圣君堯而直接傳到劉氏,因為有許多事變和預兆都是這樣顯示的。在代表五行之一的赤色當運的勢力下,這些事變和預兆都證明了其直接繼承關系。只有在這種基礎上皇權才有指望可得到鬼神的福祐,才能變成普天效順的目標。
然后,班彪討論了漢王朝所借以建立的環(huán)境。他直截了當?shù)芈暦Q,民間普遍認為,漢室在亂世所贏得的地位是憑借它的雄厚的物質(zhì)力量,其實這是錯誤的。他說,這種觀點不了解神器——即御璽——乃天命之所歸,是不能用智識或力量來強求的。由于這種誤解,便產(chǎn)生了亂臣賊子,其原因在于它不能體會上天的原則,也不能領會人的活動。
所有的人,從貴為天子到窮愁潦倒之輩,都是命中注定的;任何人,如果沒有做皇帝的命,他就不能做皇帝。因為正當?shù)奈镔|(zhì)必須用在正經(jīng)用途上,否則,就要禍患隨之。班彪要他的讀者注意歷史上幾件意外事件的例子;例如,有時那些最微賤而最閉塞無知的人曾經(jīng)了解并預見到天命歸于某些最優(yōu)秀人物的身上。他們能夠料到某個企求權位的人必然獲致成功,或者必然大失所望。
與某些似乎還不明確的情況相反,有五種跡象完全清楚地顯示了漢朝的開國皇帝——漢高帝(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便有這種品質(zhì),使他能夠接受天命。他是堯的苗裔;他的身體有許多奇異的特點;他的精神和勇武品質(zhì)得到了實際的驗證;他有慷慨大度的性格和仁慈的秉賦;以及他能夠判斷某人是否適宜于擔任某一項特殊的任務。除此之外,漢高帝的戰(zhàn)略謀畫能力使他能創(chuàng)業(yè)垂統(tǒng);曾經(jīng)被人們正確地報道的天象表明,他本來受命自天,決非僅憑人的能力獲得他的權力。所以班彪在總結(jié)中提出嚴肅的警告,要人們必須傾聽符兆的啟示,從而憬悟命運的重要性;不然的話,其人必會粉身碎骨。他要求他的讀者們應當注意自己的身份而不要覬覦非分。
班彪的觀點代表了他那個時代的進展,例如被王莽連系在符瑞上的力量,以及上天在皇帝的祭壇上最后被認定為正確的崇拜對象。這種觀點并不完全符合世襲制原則。天命教義所固有的含義是要表明,皇帝這個最高的地位決不能虛懸,它應該總是有人擔任著。在公元220年度黜漢朝末代皇帝漢獻帝而讓位于魏王的時候,其禪讓文件也講明了這一點,它說:[6]
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tǒng)。
?。?] 見本書上面第2章《改革和衰落》和第12章《帝國的崇拜》。
?。?] 《漢書》卷八一,第3338頁及以下諸頁。關于匡衡在宗教改革中的作用,見魯惟一:《漢代中國的危機和沖突》(倫敦,1974),第158頁及以下諸頁。
[3] 見本書上面第12章《民間崇拜》。
?。?] 《漢書》卷七五,第3192頁;魯惟一:《漢代中國的危機與沖突》,第278頁及以下諸頁。
?。?] 《漢書》卷一百上,第4207頁及以下諸頁(狄百瑞、陳榮捷、沃森編:《中國傳統(tǒng)的來源》〔紐約,1960〕第1卷,第176頁及以下諸頁)。
?。?] 《三國志·魏書二》,第75頁注3。
約在公元前45年,光祿勳匡衡以實行宗教活動的改革著名,他批評了許多政治問題并發(fā)表了對君權的看法。[2] 他在這里包括這樣的意思:統(tǒng)治者既然受命于天,他們的責任就是要傳皇位于永世勿替。這種說法在一百年前可能已為董仲舒等少數(shù)人所接受,但在匡衡時代,它對許多人來說很可能帶來了某種新的啟示??锖饷枋隽司龣嗟难永m(xù)性和神明降福之間的聯(lián)系;這不僅指上天所賜之福祉,也指鬼神所賜的福祉。[3] 他還援引過去的前例,主要是引用郁郁乎文的周室諸王的成例??锖飧M而堅持連續(xù)性和一致性的必要;指導人類的方式是應該使他們能夠完成自己的本性,這樣他們就能前進到更高的道德行為的境界。
在一個流產(chǎn)的企圖更新漢王朝的五德之運的過程中,即在公元前5年,天命的重要性被突出了出來。人們甚至這樣議論,漢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因沒有產(chǎn)下一個皇子,也歸咎于他不能上應天命。[4] 此后不久,這條教義被班彪的《王命論》提了出來,它或許是中國文獻中表述政治原則最完善和最清楚的文章。
班彪(大約公元3—54年)是班固的父親,也是《漢書》的第一個作者。他曾經(jīng)目睹王莽朝廷(公元9—23年)的興起和滅亡,經(jīng)歷了最后導致劉秀(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中興漢室的那個內(nèi)戰(zhàn)的年代。此文的目的在于向覬覦皇位的隗囂和公孫述等人指出,劉氏完全有權稱尊和實行統(tǒng)治。這篇杰出的論文[5] 重申了帝國大一統(tǒng)的主張。這個主張已經(jīng)王莽在不久以前予以確立,他托辭說是上天特授此任務給他的。所以很清楚地應該指出,光武帝的政權也會據(jù)此理由而得到支持,這一點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從一開始,班彪的文章就重申人君統(tǒng)治之權本自天授的原則。其證明就表現(xiàn)在堯、舜、禹(夏代開國之君)這幾位神話君主身上;他們都受命于天。雖然他們?nèi)〉贸晒Φ那閯莶煌麄兦∏≡谙旅孢@樣一件事情上是一樣的,即他們?nèi)际巧蠎烀〉玫畚唬⑶曳先嗣竦囊庵?。統(tǒng)治的延續(xù)性可以上溯自圣君堯而直接傳到劉氏,因為有許多事變和預兆都是這樣顯示的。在代表五行之一的赤色當運的勢力下,這些事變和預兆都證明了其直接繼承關系。只有在這種基礎上皇權才有指望可得到鬼神的福祐,才能變成普天效順的目標。
然后,班彪討論了漢王朝所借以建立的環(huán)境。他直截了當?shù)芈暦Q,民間普遍認為,漢室在亂世所贏得的地位是憑借它的雄厚的物質(zhì)力量,其實這是錯誤的。他說,這種觀點不了解神器——即御璽——乃天命之所歸,是不能用智識或力量來強求的。由于這種誤解,便產(chǎn)生了亂臣賊子,其原因在于它不能體會上天的原則,也不能領會人的活動。
所有的人,從貴為天子到窮愁潦倒之輩,都是命中注定的;任何人,如果沒有做皇帝的命,他就不能做皇帝。因為正當?shù)奈镔|(zhì)必須用在正經(jīng)用途上,否則,就要禍患隨之。班彪要他的讀者注意歷史上幾件意外事件的例子;例如,有時那些最微賤而最閉塞無知的人曾經(jīng)了解并預見到天命歸于某些最優(yōu)秀人物的身上。他們能夠料到某個企求權位的人必然獲致成功,或者必然大失所望。
與某些似乎還不明確的情況相反,有五種跡象完全清楚地顯示了漢朝的開國皇帝——漢高帝(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便有這種品質(zhì),使他能夠接受天命。他是堯的苗裔;他的身體有許多奇異的特點;他的精神和勇武品質(zhì)得到了實際的驗證;他有慷慨大度的性格和仁慈的秉賦;以及他能夠判斷某人是否適宜于擔任某一項特殊的任務。除此之外,漢高帝的戰(zhàn)略謀畫能力使他能創(chuàng)業(yè)垂統(tǒng);曾經(jīng)被人們正確地報道的天象表明,他本來受命自天,決非僅憑人的能力獲得他的權力。所以班彪在總結(jié)中提出嚴肅的警告,要人們必須傾聽符兆的啟示,從而憬悟命運的重要性;不然的話,其人必會粉身碎骨。他要求他的讀者們應當注意自己的身份而不要覬覦非分。
班彪的觀點代表了他那個時代的進展,例如被王莽連系在符瑞上的力量,以及上天在皇帝的祭壇上最后被認定為正確的崇拜對象。這種觀點并不完全符合世襲制原則。天命教義所固有的含義是要表明,皇帝這個最高的地位決不能虛懸,它應該總是有人擔任著。在公元220年度黜漢朝末代皇帝漢獻帝而讓位于魏王的時候,其禪讓文件也講明了這一點,它說:[6]
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tǒng)。
?。?] 見本書上面第2章《改革和衰落》和第12章《帝國的崇拜》。
?。?] 《漢書》卷八一,第3338頁及以下諸頁。關于匡衡在宗教改革中的作用,見魯惟一:《漢代中國的危機和沖突》(倫敦,1974),第158頁及以下諸頁。
[3] 見本書上面第12章《民間崇拜》。
?。?] 《漢書》卷七五,第3192頁;魯惟一:《漢代中國的危機與沖突》,第278頁及以下諸頁。
?。?] 《漢書》卷一百上,第4207頁及以下諸頁(狄百瑞、陳榮捷、沃森編:《中國傳統(tǒng)的來源》〔紐約,1960〕第1卷,第176頁及以下諸頁)。
?。?] 《三國志·魏書二》,第75頁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