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歷紀元開始到第3世紀最初幾十年，漢帝國經(jīng)歷了一個完整的周期：從前漢滅亡，經(jīng)過后漢的光復和盛衰，到后漢的崩潰。漢代思想家的態(tài)度經(jīng)歷了它自己的演變過程：從揚雄對王莽的新朝的熱誠和他確信人的智力的優(yōu)越性，到荀悅為帝國體系及儒家學說辯護和他對現(xiàn)實的悲觀看法。盡管這些思想家受到衰落中的帝國的政治結構的限制，他們也可能因為他們不能提供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宏大景象，或對漢代積累起來的災難提供有效的長期補救辦法而受到責備。他們也不能建立一種思辨體系，也就是曾經(jīng)引起他們前輩極大注意的那種涉及普遍問題和范疇的抽象思維。但是，如果人的精神是由于其理解現(xiàn)實的能力，或由于其自我批評的能力而被看重，那么，東漢思想家對他們那個時代的特殊困境表現(xiàn)出了非凡的感受性，注意到了它的變化多端的細節(jié)，痛苦地預見到了它的悲劇結局。他們有勇氣和正氣批評帝國政權和儒家正統(tǒng)，并反對他們自己的集團的利益。

　　法家傳統(tǒng)的長處在于它對國家和公益問題的注重實用的看法；它的短處在于為君主唯我獨尊的權力和臣民卑躬屈節(jié)的服從辯護。道家傳統(tǒng)的價值在于它對超越和精神自由的想象，以及它對世俗權力和利益的蔑視；它的缺點在于避開世俗問題，以及它鼓勵虛無主義和逃避現(xiàn)實。儒家學說的功過為數(shù)更多，變化也更多，本章的概述已予證明，而本章只涉及后漢儒家學說兩百年的歷史。儒家學說，即使在其后漢時的衰落階段，也顯露出廣泛的靈活性，這種靈活性可以看作它的重大的長處，也可看作它的根本的缺點。

　　儒家學說的靈活性表現(xiàn)在它對復雜的人性研究的關心。自從孔子要求對人性研究特別注意，儒家學者就從未停止對某些問題的關心，可是人性問題仍和以前一樣難以解決。這些問題涉及人性的含義和概念，人的道德的和非道德的本性，人的修養(yǎng)和改造的可能性，人在精神、道德、社會、政治和經(jīng)濟領域內的處境。這些復雜的問題需要范圍廣泛的探討——實用主義的或理想主義的，一般的或特殊的；它們還引出種種態(tài)度——樂觀的或悲觀的，進取的或退縮的。因此，其范圍既包括了法家學說也包括了道家學說的思想流派。儒家中庸調和的理想以及它的妥協(xié)、容忍的勸導，雖然不那么堂皇，對于它的任務卻是適合的。

　　東漢思想缺乏古典思想和漢代初期思想那種有創(chuàng)造力的大氣魄，但它包含更多的見識和智慧。古典時代和漢初的思想家給正在形成的統(tǒng)治權打下了理智的基礎，但是既沒有預料到僵化中的政體積累起來的問題，也沒有預先想到他們的思想在受到現(xiàn)實考驗并轉變成為教條時的含意。

　　后漢思想家面臨許多進退兩難的困境，諸如自主與從屬，不變與變，或者自我與社會或國家之間的矛盾，超凡出眾與大眾性之間的矛盾，或者圣智與君主地位的矛盾。這些矛盾受到諸如法家學說的官僚政治傾向、道家學說的個人和社會的本質和儒家學說的家庭傾向性等基本因素的抑制。這些便是在后漢時期變得具體化了的，在漢以后的時代繼續(xù)吸引中國人的心智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