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王朝（公元581—613年）的開國皇帝名楊堅，他一直統(tǒng)治到604年，稱為隋文帝；他被作為佛教徒撫養(yǎng)長大，所以他即位之初的所作所為中有一件事就是停止北周所掀起的滅佛運動，重新恢復了佛教。［1］ 當他于581年結(jié)束了北朝和589年滅掉了南朝而征服了全國的時候，他依靠佛教來保證實現(xiàn)中國的重新統(tǒng)一。但是，他小心翼翼地也不忽視曾受到北周王朝迫害的道教。他甚至把他的第一個年號取名為開皇（公元581—600年）。這是道教模仿佛教而確立的世界演化過程的幾個時期——即所謂宇宙浩劫（■ol-pa）——之一的名稱。［2］ 他急于想培育他的臣民達到精神上的一致，在他們的宗教信仰方面他并不偏袒一方而損害另一方。
隋文帝于581年即位后不久即發(fā)布命令宣稱，［3］ 他和崇敬佛祖一樣崇敬老子，他強調(diào)這二者都試圖使一切事物歸于“一”；不過，在這份詔書中這是要建立遭到禁止的佛教寺院。但是，他于次年在長安建立了道教的玄都觀。他在那里安置了道士，使之負責發(fā)展能對國家服務的道教技藝。玄都觀的主持人稱為觀主，國家通過他來控制這個道教社團。中世紀道教哲學著作，按其原來形式說，應上溯到隋代。這就是《本際經(jīng)》，［4］ 此書深深浸透了佛教氣息，甚至它的標題也是這樣，它和梵文Pūrva-koti是相對應的。
公元585年，隋文帝就老子化胡［5］ 的問題組織了一次辯論，在辯論中他可能偏袒佛教，雖然他在586年卻建造了一座老子廟。他也不怠慢儒教，謹遵儒教的儀式和教誨以贏得有教養(yǎng)的官吏們的心，特別是要贏得南方官吏們的心。他又重新清理了秘書省因受戰(zhàn)亂影響而嚴重殘毀的圖籍。凡私人藏書家獻書一卷供抄錄者則賜縑一匹，國家為此征課人頭稅。據(jù)說，用這種辦法搜集的佛教典籍遠遠超過了儒家經(jīng)籍的數(shù)目。［6］
隋王朝采取國家嚴格控制佛教教會及其活動的步驟，其政治動機和北朝的動機一樣，是很顯然的。公元600年三階教［7］ 被禁止，607年和尚們奉命必須敬拜皇帝和官吏。管理佛教的中心設在大興善寺；現(xiàn)在在長安仍可見到此寺的遺址?！按笈d”事實上是隋文帝新建的圍以城墻的都城之名，“善”字則是該寺所在的街道名稱，位于玄都觀對面。［8］ 寺內(nèi)有一個行政單位名昭玄寺，其中有由“大統(tǒng)”寺官主持的官僚等級系統(tǒng)。昭玄寺在各州設有分寺。這個管理體系是從北朝承襲下來的。
作為對國家承認的報答，佛教徒必須參加王朝祭祀。大約在公元584年，大興國寺遍建于45州，以負責國家交給的宗教法事任務?；实鄯滦А稗D(zhuǎn)輪王”［9］ 而自稱為普世之君；轉(zhuǎn)輪王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傳說中的阿育王。為了效法轉(zhuǎn)輪王，隋文帝在平定南方之后有三次（公元601、602和604年）分舍利，并為藏舍利而修建了莊嚴的佛塔。但他只建了111座佛塔，而阿育王據(jù)說在一日之間就建造了84000座佛塔。
中國南方直到公元589年才完全平定，隋王朝在那里最初遇到了猛烈的抵抗，因為它被視為外夷，正象曾經(jīng)受到幾代逃亡者所斥責的早期北朝那樣。佛教教會的領袖們被隋王朝的支持者所取代，因為佛教僧徒卷入了叛亂；對他們的財物也毫不客氣。那時南方的佛教高僧是天臺宗的創(chuàng)始人智?，［10］ 隋文帝的長子楊廣——即未來的隋煬帝（公元605—617年在位）——對他禮貌有加。楊廣娶了一位南方的公主；590年他當上了揚州總管，事實上就是整個中國東南部的總督。我們現(xiàn)在擁有這位赫赫人物和可尊敬的和尚之間的通信，知道智?本人很有保留態(tài)度，但最后還是去建康給這位皇子受了菩薩戒。他后來便隱居到江西的廬山；公元593到595年他再度到建康，此后便返回他在天臺山（浙江）的隱居處。598年初在這里圓寂。
從教義方面來看，隋代的兩位佛教偉大人物是吉藏和智?；他們都是南方人。吉藏（公元549—623年）出生于建康，但其家庭的先世卻是出自伊朗（安息：Arsak），通過（安南）東京和廣州流寓到了中國。［11］ 他在南朝的陳王朝（公元557—589年）開始他的佛教徒生涯，隋軍南下時他逃往會稽（浙江），住嘉祥寺中；他在這里獲得了“嘉祥大師”稱號，并且跟智?有往來。隋煬帝登極（605年）以后，先召吉藏到建康就職，后又召他到長安就職；唐朝初年他就在長安去世。
吉藏長于研習中觀學派，被認為是三論宗集大成的大師。［12］ 我們得益于他對這些論的注釋以及他自己的著作；比起僧肇來，這些著作對于了解印度真正的教義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可是，還有一篇《二諦義》的文章。其中俗諦和真諦之分仍然吸收了中國古老的“有”和“無”的思想；俗諦和真諦之分是一個透光孔，中觀學派即借此來解決它的矛盾。佛教的印度化在隋代還沒有走得那么遠。那個時期在長安和洛陽的少數(shù)翻譯家［13］ 在中國譯本的梵文經(jīng)典中并沒有增添什么重要的東西。
智?（又名“智者大師”）在公元538年生于今天的河南省，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14］ 他是南朝梁（公元502—556年）的一位官員的兒子；他的父親在建康于554年遭西魏劫掠時被殺。智?在青年時代云游北方時成了慧思（公元515—577年）的弟子，［15］ 從他學習《妙法蓮華經(jīng)》、《般若波羅密多經(jīng)》和《大般涅槃經(jīng)》；這些經(jīng)文影響了他往后的思想。在南朝的陳王朝時期的公元567年，智?住在建康，575年他再從這里前往天臺山。這里是古代道家的棲隱地，位于今浙江省內(nèi)寧波之北，高3000英尺以上。［16］ 智?或許是害怕北周王朝的滅佛運動也會在同一年（公元575年）最終要波及到南方。但是10年以后（585年）他被召往建康，在陳王朝宮廷里講法，并與朝廷的大人先生們比肩而坐，跟他們搞“清談”，就這樣以佛教思潮的方式參與了中國南方文人學士中間的活動。在隋軍于587年南下時他逃離了建康，但是在他們的堅持下，他不得不于591年重返建康，后來才回到天臺，卒于598年。
智?的思想基本上是中國式的，他開了后來許多世紀宗教調(diào)和論的先河。他的思想不再是從前時代那種合釋、道為一的哲學綜合論，雖然我們在他的著作中仍然可以找到道教的某些內(nèi)容，而寧可認為是關于印度教義的哲學綜合論，因為印度哲學在那時已被人們了解得更深入了。他進行了“教判”工作，這種工作部分地是年代學的（這種歷史上的關心是中國人所喜愛的），部分地則純粹是教義上的。他企圖在教判工作中首先說明“五時”，即據(jù)認為是佛祖證道的時間。這五時依其順序為“華嚴時”（Avatamsaka）；“小乘（鹿苑）時”（Mrgadavat?。?；“方等時”（vaipulya，大乘）；“般若時”（Praj■āPārami）；“法華時（Sadharmapu■ar■ka）以及最后的“法華湼槃時”（MahāParinirvāa-sūtra。其次他想闡明“八教”，它們又分屬兩小組：
1.化法四教：即三藏教；通教；別教；圓教。
2.化儀四教：即頓教；漸教；秘密教；顯教。
這種判教分類法是借助于枚舉數(shù)字的圖推導出來的，是中國人所喜歡的，但它的最終產(chǎn)品是中印合璧的解經(jīng)學的一種殊難理解的大雜燴。智?的一句名言就是說“一念三千”；此即和舊的道家辯證法所教導的那種一與多的一致，絕對與經(jīng)驗的一致；但它在思想上的突出之點卻是地地道道的佛教思想。這句話出現(xiàn)在智?的主要著作中，它講的是控制思想的方法，一用“止”（梵文為■amatha）法，一用“觀”（梵文為vipa■yana）法——這有些象我們西方神秘論中的via Purgativa和via illuminativa。這一著作名《摩訶止觀》，“摩訶”為梵文mahā（大）的音譯；另有一個“小”止觀。天臺宗在今天的中國幾乎不復存在，但它一直在日本繼續(xù)流布，且有所發(fā)展，當然它的形式是經(jīng)過相當?shù)男薷牡摹?br />
［1］ 芮沃壽：《隋煬帝：個性與陳規(guī)舊矩》，載芮沃壽編：《儒教信仰》（加州斯坦福，1960），第54、56頁；陳觀勝：《中國佛教的歷史考察》，第194—209頁；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3卷，（劍橋，1979），第75頁以下。
［2］ 關于道教的“劫”，見《隋書》卷五三，第1091頁。
?。?］ 見芮沃壽：《隋代意識形態(tài)的形成，公元581—604年》，載費正清編：《中國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1957），第86頁。
［4］ 見吳其昱編：《本際經(jīng)，7世紀編輯的道教著作，敦煌手稿寫本》（巴黎，1960）。
?。?］ 見前《公元3世紀哲學的振興》和《南北朝時期的道教》。
?。?］ “數(shù)十百倍”，見《隋書》卷三五，第1099頁。
［7］ 見前《南北朝時期的佛教》。
?。?］ 見山崎宏：《隋唐佛教史研究》（京都，1967），第45—46頁。
［9］ 此即梵文Ckrvrti-rāj。
?。?0］ 見下文。
?。?1］ 見陳榮捷：《中國哲學資料集》，第357—369頁；以及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英文版），第2卷，第294—299頁。
?。?2］ “三論宗”：見前《南北朝時期的佛教》。
?。?3］ 其中有來自犍陀羅的阇那崛多（公元523—600年）；來自南印度的達摩笈多（卒于619年）；來自烏耆延那（在犍陀羅之北，今西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的那黎提拏耶舍和毗尼多流支等人。
?。?4］ 見赫爾維茨：《中國早期佛教中的凱撒譯文》；智凱卒于公元598年初。
?。?5］ 見前《南北朝時期的佛教》。
?。?6］ 關于天臺山和智凱，見馬伯樂：《浙江考古隊考古簡報》，載《法國遠東學院通報》， 14∶8（1914），第58頁以下。
隋文帝于581年即位后不久即發(fā)布命令宣稱，［3］ 他和崇敬佛祖一樣崇敬老子，他強調(diào)這二者都試圖使一切事物歸于“一”；不過，在這份詔書中這是要建立遭到禁止的佛教寺院。但是，他于次年在長安建立了道教的玄都觀。他在那里安置了道士，使之負責發(fā)展能對國家服務的道教技藝。玄都觀的主持人稱為觀主，國家通過他來控制這個道教社團。中世紀道教哲學著作，按其原來形式說，應上溯到隋代。這就是《本際經(jīng)》，［4］ 此書深深浸透了佛教氣息，甚至它的標題也是這樣，它和梵文Pūrva-koti是相對應的。
公元585年，隋文帝就老子化胡［5］ 的問題組織了一次辯論，在辯論中他可能偏袒佛教，雖然他在586年卻建造了一座老子廟。他也不怠慢儒教，謹遵儒教的儀式和教誨以贏得有教養(yǎng)的官吏們的心，特別是要贏得南方官吏們的心。他又重新清理了秘書省因受戰(zhàn)亂影響而嚴重殘毀的圖籍。凡私人藏書家獻書一卷供抄錄者則賜縑一匹，國家為此征課人頭稅。據(jù)說，用這種辦法搜集的佛教典籍遠遠超過了儒家經(jīng)籍的數(shù)目。［6］
隋王朝采取國家嚴格控制佛教教會及其活動的步驟，其政治動機和北朝的動機一樣，是很顯然的。公元600年三階教［7］ 被禁止，607年和尚們奉命必須敬拜皇帝和官吏。管理佛教的中心設在大興善寺；現(xiàn)在在長安仍可見到此寺的遺址?！按笈d”事實上是隋文帝新建的圍以城墻的都城之名，“善”字則是該寺所在的街道名稱，位于玄都觀對面。［8］ 寺內(nèi)有一個行政單位名昭玄寺，其中有由“大統(tǒng)”寺官主持的官僚等級系統(tǒng)。昭玄寺在各州設有分寺。這個管理體系是從北朝承襲下來的。
作為對國家承認的報答，佛教徒必須參加王朝祭祀。大約在公元584年，大興國寺遍建于45州，以負責國家交給的宗教法事任務?；实鄯滦А稗D(zhuǎn)輪王”［9］ 而自稱為普世之君；轉(zhuǎn)輪王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傳說中的阿育王。為了效法轉(zhuǎn)輪王，隋文帝在平定南方之后有三次（公元601、602和604年）分舍利，并為藏舍利而修建了莊嚴的佛塔。但他只建了111座佛塔，而阿育王據(jù)說在一日之間就建造了84000座佛塔。
中國南方直到公元589年才完全平定，隋王朝在那里最初遇到了猛烈的抵抗，因為它被視為外夷，正象曾經(jīng)受到幾代逃亡者所斥責的早期北朝那樣。佛教教會的領袖們被隋王朝的支持者所取代，因為佛教僧徒卷入了叛亂；對他們的財物也毫不客氣。那時南方的佛教高僧是天臺宗的創(chuàng)始人智?，［10］ 隋文帝的長子楊廣——即未來的隋煬帝（公元605—617年在位）——對他禮貌有加。楊廣娶了一位南方的公主；590年他當上了揚州總管，事實上就是整個中國東南部的總督。我們現(xiàn)在擁有這位赫赫人物和可尊敬的和尚之間的通信，知道智?本人很有保留態(tài)度，但最后還是去建康給這位皇子受了菩薩戒。他后來便隱居到江西的廬山；公元593到595年他再度到建康，此后便返回他在天臺山（浙江）的隱居處。598年初在這里圓寂。
從教義方面來看，隋代的兩位佛教偉大人物是吉藏和智?；他們都是南方人。吉藏（公元549—623年）出生于建康，但其家庭的先世卻是出自伊朗（安息：Arsak），通過（安南）東京和廣州流寓到了中國。［11］ 他在南朝的陳王朝（公元557—589年）開始他的佛教徒生涯，隋軍南下時他逃往會稽（浙江），住嘉祥寺中；他在這里獲得了“嘉祥大師”稱號，并且跟智?有往來。隋煬帝登極（605年）以后，先召吉藏到建康就職，后又召他到長安就職；唐朝初年他就在長安去世。
吉藏長于研習中觀學派，被認為是三論宗集大成的大師。［12］ 我們得益于他對這些論的注釋以及他自己的著作；比起僧肇來，這些著作對于了解印度真正的教義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可是，還有一篇《二諦義》的文章。其中俗諦和真諦之分仍然吸收了中國古老的“有”和“無”的思想；俗諦和真諦之分是一個透光孔，中觀學派即借此來解決它的矛盾。佛教的印度化在隋代還沒有走得那么遠。那個時期在長安和洛陽的少數(shù)翻譯家［13］ 在中國譯本的梵文經(jīng)典中并沒有增添什么重要的東西。
智?（又名“智者大師”）在公元538年生于今天的河南省，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14］ 他是南朝梁（公元502—556年）的一位官員的兒子；他的父親在建康于554年遭西魏劫掠時被殺。智?在青年時代云游北方時成了慧思（公元515—577年）的弟子，［15］ 從他學習《妙法蓮華經(jīng)》、《般若波羅密多經(jīng)》和《大般涅槃經(jīng)》；這些經(jīng)文影響了他往后的思想。在南朝的陳王朝時期的公元567年，智?住在建康，575年他再從這里前往天臺山。這里是古代道家的棲隱地，位于今浙江省內(nèi)寧波之北，高3000英尺以上。［16］ 智?或許是害怕北周王朝的滅佛運動也會在同一年（公元575年）最終要波及到南方。但是10年以后（585年）他被召往建康，在陳王朝宮廷里講法，并與朝廷的大人先生們比肩而坐，跟他們搞“清談”，就這樣以佛教思潮的方式參與了中國南方文人學士中間的活動。在隋軍于587年南下時他逃離了建康，但是在他們的堅持下，他不得不于591年重返建康，后來才回到天臺，卒于598年。
智?的思想基本上是中國式的，他開了后來許多世紀宗教調(diào)和論的先河。他的思想不再是從前時代那種合釋、道為一的哲學綜合論，雖然我們在他的著作中仍然可以找到道教的某些內(nèi)容，而寧可認為是關于印度教義的哲學綜合論，因為印度哲學在那時已被人們了解得更深入了。他進行了“教判”工作，這種工作部分地是年代學的（這種歷史上的關心是中國人所喜愛的），部分地則純粹是教義上的。他企圖在教判工作中首先說明“五時”，即據(jù)認為是佛祖證道的時間。這五時依其順序為“華嚴時”（Avatamsaka）；“小乘（鹿苑）時”（Mrgadavat?。?；“方等時”（vaipulya，大乘）；“般若時”（Praj■āPārami）；“法華時（Sadharmapu■ar■ka）以及最后的“法華湼槃時”（MahāParinirvāa-sūtra。其次他想闡明“八教”，它們又分屬兩小組：
1.化法四教：即三藏教；通教；別教；圓教。
2.化儀四教：即頓教；漸教；秘密教；顯教。
這種判教分類法是借助于枚舉數(shù)字的圖推導出來的，是中國人所喜歡的，但它的最終產(chǎn)品是中印合璧的解經(jīng)學的一種殊難理解的大雜燴。智?的一句名言就是說“一念三千”；此即和舊的道家辯證法所教導的那種一與多的一致，絕對與經(jīng)驗的一致；但它在思想上的突出之點卻是地地道道的佛教思想。這句話出現(xiàn)在智?的主要著作中，它講的是控制思想的方法，一用“止”（梵文為■amatha）法，一用“觀”（梵文為vipa■yana）法——這有些象我們西方神秘論中的via Purgativa和via illuminativa。這一著作名《摩訶止觀》，“摩訶”為梵文mahā（大）的音譯；另有一個“小”止觀。天臺宗在今天的中國幾乎不復存在，但它一直在日本繼續(xù)流布，且有所發(fā)展，當然它的形式是經(jīng)過相當?shù)男薷牡摹?br />
［1］ 芮沃壽：《隋煬帝：個性與陳規(guī)舊矩》，載芮沃壽編：《儒教信仰》（加州斯坦福，1960），第54、56頁；陳觀勝：《中國佛教的歷史考察》，第194—209頁；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3卷，（劍橋，1979），第75頁以下。
［2］ 關于道教的“劫”，見《隋書》卷五三，第1091頁。
?。?］ 見芮沃壽：《隋代意識形態(tài)的形成，公元581—604年》，載費正清編：《中國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1957），第86頁。
［4］ 見吳其昱編：《本際經(jīng)，7世紀編輯的道教著作，敦煌手稿寫本》（巴黎，1960）。
?。?］ 見前《公元3世紀哲學的振興》和《南北朝時期的道教》。
?。?］ “數(shù)十百倍”，見《隋書》卷三五，第1099頁。
［7］ 見前《南北朝時期的佛教》。
?。?］ 見山崎宏：《隋唐佛教史研究》（京都，1967），第45—46頁。
［9］ 此即梵文Ckrvrti-rāj。
?。?0］ 見下文。
?。?1］ 見陳榮捷：《中國哲學資料集》，第357—369頁；以及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英文版），第2卷，第294—299頁。
?。?2］ “三論宗”：見前《南北朝時期的佛教》。
?。?3］ 其中有來自犍陀羅的阇那崛多（公元523—600年）；來自南印度的達摩笈多（卒于619年）；來自烏耆延那（在犍陀羅之北，今西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的那黎提拏耶舍和毗尼多流支等人。
?。?4］ 見赫爾維茨：《中國早期佛教中的凱撒譯文》；智凱卒于公元598年初。
?。?5］ 見前《南北朝時期的佛教》。
?。?6］ 關于天臺山和智凱，見馬伯樂：《浙江考古隊考古簡報》，載《法國遠東學院通報》， 14∶8（1914），第58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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