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忽必烈希望不僅僅被當作中國皇帝，但是他不能強迫別的汗國接受他的權(quán)威。作為蒙古大汗，他渴望統(tǒng)治廣大地域，尋求對他作為整個蒙古帝國不容爭辯的統(tǒng)治者地位的承認。斡羅斯的欽察汗國支持阿里不哥的汗位繼位資格并且對忽必烈的勝利并不甘心?？刂浦衼啿旌吓_汗國的海都是忽必烈的死敵。只有波斯的伊利汗國創(chuàng)立者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和他的后代承認忽必烈為大汗，但他們基本上是自治的。欽察汗國和伊利汗國糾纏于阿哲兒拜占牧場所有權(quán)的沖突中，轉(zhuǎn)移了他們與大汗關(guān)系的注意力。

　　面臨對他的大汗地位的這種有限的承認，忽必烈變得更加認同中國，并且尋求對他成為中國皇帝的支持。為了吸引漢人的忠誠，他必須是一個表里如一的傳統(tǒng)的中國皇帝。如果他希望得到中國士大夫或精英的支持或者至少他們的默認，他必須恢復(fù)一些儒家的儀式和習(xí)慣。忽必烈保持一個蒙古人的本色并且不放棄蒙古人的價值觀，不過他意識到為了得到漢人的支持他必須做出某些調(diào)整。

　　忽必烈給他的漢人臣民的最明確的信號是把首都從漠北遷到中國北方。在他的幕僚劉秉忠的幫助下，他接受把首都從和林遷到今天的北京的想法。1266年，他下令建造漢人稱為大都而突厥人稱為汗八里的城市。蒙古人直接從漢語翻譯，稱它為大都。盡管回回人監(jiān)督這項工程并且有大量外國工匠參與建設(shè)，在概念上和風(fēng)格上這座城還是中國式的。因為忽必烈希望大都作為他努力吸引傳統(tǒng)的漢人儒士的象征，設(shè)計者遵循了中國模式。但是，他選擇了一個不落俗套的地點建設(shè)首都。和以前的大部分位于黃河或其支流附近的中國首都不同，大都位于中國北部邊境附近（見地圖33）。

　　忽必烈選擇這個曾是遼、金首都的地點，一是因為他領(lǐng)悟到他的帝國不僅僅只包括中國，二是他希望保持對他的蒙古故鄉(xiāng)的控制。這個在中國北部的行政中心將向他提供一個監(jiān)控地點并向他提供確保他對故園權(quán)威的基地。大都的主要欠缺是谷物儲備不足。為彌補這個缺點，忽必烈從中國南方運來大量的糧食，最終還將大運河延長到首都。

　　回回建筑師也黑迭兒和他的助手把大都建筑成典型的中國式的首都，但又帶有一些蒙古格調(diào)，城市呈矩形，圍在用土夯實的城墻之中。在它的外城墻之內(nèi)是兩道內(nèi)城墻包圍的皇城及忽必烈的住所和宮殿，百姓不得進入。城市按東西軸和南北軸對稱地布局，寬闊的街道從11座入城的城門按幾何圖形延伸。街道足夠?qū)掗?，以至“九軌可并馳”。在所有的城門處，三層高的城樓用以警告對城市即將來臨的威脅和危險。［1］ 紫禁城里的所有建筑，包括皇帝自己以及后妃的住所、接見外國使者的大殿，以及湖、花園和橋都明顯地和典型的中國式的首都相同。然而，在一些建筑物中蒙古裝飾是明顯的。在忽必烈就寢的帳篷里掛著貂皮帳簾，這是他念念不忘蒙古人的狩獵生活象征。在宮里的花園中設(shè)立蒙古風(fēng)格的帳篷，忽必烈的兒了們經(jīng)常居住在帳篷里而不是住在宮殿里。當忽必烈的后妃們臨產(chǎn)時，她們就被移到帳篷中分娩。［2］ 忽必烈從蒙古草原為他的宮殿臺基帶來青草和泥土，這樣他自己和他的蒙古伙伴就不會忘記他們的傳統(tǒng)。但是，最大的影響仍是漢人的。

　　漢族對城市建設(shè)的影響也許最清楚地表現(xiàn)在忽必烈下令在宮殿附近建造的廟宇。太廟的建設(shè)表明他想取悅于儒家精英的愿望。漢人極為重視對祖宗的崇敬，建造太廟表示忽必烈想保持有關(guān)敬仰祖宗的禮儀。忽必烈還為他的八位包括成吉思、窩闊臺和蒙哥在內(nèi)的祖先建造牌位。毫無疑問相同的動機促使他在都城建立地壇和社稷壇。1271年，他下令按漢人方式每年在這些祭壇進行祭祀，以便在神的保佑下確保豐收。他甚至建造孔廟，在那里宮廷官員向這位中國圣人祭奠并進行一年一度的儀式。忽必烈很少參加這些典禮，僅僅派漢人幕僚代表自己。

　　1274年陰歷一月忽必烈首次在他的新首都主持朝會。隨著大都成為更具漢人風(fēng)格的都城，忽必烈原來的夏都開平或上都，即塞繆爾·泰勒·柯爾律治詩中的行宮（譯者注：英國詩人，1772—1834年，《忽必烈汗》是他的著名詩作），變成別的用途。上都成為繼續(xù)舉行蒙古人薩滿教儀式的主要地點，有元一代這些儀式一直在這里舉行。［3］ 上都不再是真正的首都，而越來越多地作為忽必烈的夏天休息場所和獵場，此地是他賴以保持和重申他與傳統(tǒng)的蒙古事務(wù)息息相關(guān)的紐帶。上都沒有那么多的政府機構(gòu)，從這一點上看，上都的蒙古風(fēng)格更濃，而漢族影響較小，所以這為蒙古大汗提供了良好的寬松氛圍，使他從中國皇帝必須承受的壓抑的生活方式中擺脫出來。

　?。?］ 兩個14世紀的史料，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和蕭洵的《故宮遺錄》，對當時北京的建筑和規(guī)模有極有價值的描述。南希·S.斯坦哈特在她的博士論文[478]《蒙古影響下的都城建筑：忽必烈的帝都大都》中，引用了這些史料。亦見她的論文[479]《忽必烈的都城規(guī)劃》。中國的考古學(xué)家亦開始對大都遺址進行考察，他們近年的發(fā)現(xiàn)，見[702]元大都考古隊：《元大都的勘察與發(fā)掘》；[703]《記元大都發(fā)現(xiàn)的八思巴字文物》；[704]《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遺址》；[797]張寧：《記元大都出土文物》。

　　［2］ [411]保爾·拉契內(nèi)夫斯基：《中國汗廷中的蒙古祭禮》。

　　［3］ [653]見《元史》，卷77，第1923—1927頁，特別是19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