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哥是試圖解決忽必烈朝財政問題的三個“奸臣”中的最后一位。和阿合馬一樣,他不是漢人,但他的民族成分頗為模糊。歷史學(xué)家曾認(rèn)為他是畏兀兒人,然而近來的研究認(rèn)為他是吐蕃人。他首先作為八思巴的弟子中的一位而嶄露頭角。忽必烈對桑哥的能力和足智多謀印象深刻,1275年以前的某一時間他提升這位年輕的佛教徒為主管吐蕃和佛教事務(wù)的總制院使。在這個位置上,尤其在粉碎吐蕃1280年的叛亂以及以后的駐守要塞、建立有效的驛站系統(tǒng)并在這個區(qū)域安撫不同佛教方面,桑哥非常成功。在1282年阿合馬被謀殺和1285年盧世榮被處死之后,桑哥成為政府中最顯赫的人物。以這種身份,他受到對他的前任相同的批評。他最終因腐敗、竊取忽必烈及國家的財富和令人作嘔的色欲而受到控告。一些13世紀(jì)80年代最顯貴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畫家和官員趙孟頫,反對他并且向忽必烈告發(fā)他的惡毒意圖。[1] 但是,有一點似乎是清楚的:忽必烈珍惜桑哥的才智并繼續(xù)加以重用,而且在1287年12月提升他為右丞相。
桑哥的哪些政策受到漢族官員的敵視?一個是他積極支持在中國的外族人。他是畏兀兒學(xué)者和畫家的保護人;他說服忽必烈停止政府支持的反穆斯林運動;他還在1289年贊助建立了回回國子學(xué)。他作為外族人的保護者不可能得到漢人的喜愛。桑哥的財政政策也招致敵視。他提高商稅并且提高鹽、茶和酒的價格。更引起非議的是他對紙幣的改革,因為這受到潛在的破壞性通貨膨脹威脅。1287年4月,桑哥用稱為至元鈔的新鈔取代舊鈔,這種新鈔是用忽必烈的年號命名的。要按5比1的比率把舊鈔換成至元鈔,那些被迫把自己的不太值錢的舊鈔按不甚滿意的兌換率進行兌換的漢人因為他們的實際財富價值下降而憤慨。
由于他明顯地支持一個名為楊璉真加的僧人,桑哥在漢人中的聲望受到特別嚴(yán)重的損害。楊璉真加來自中國的西部并且可能是吐蕃人或者是唐兀人。幾乎在南宋被推翻的同時,他被任命為中國南部佛教的總管(江南總攝,掌釋教)。[2] 這個職位實際是在桑哥的管轄之下,因為桑哥負(fù)責(zé)全中國的佛教事務(wù)。楊璉真加建造、恢復(fù)和整修了中國南方許多廟宇,但是他還把一些儒教和道教的廟宇改造成佛教的寺廟,這種改變在漢人中造成很大的仇恨。
更使?jié)h人感到厭惡的是楊璉真加為了籌集建造和修繕?biāo)聫R所需費用而采取的方法。1285年,他掘開南宋皇陵并洗掠了已故皇帝和皇后的陪葬財寶。他挖劫了101座陵墓,掠走金1700兩、銀6800兩、玉器111個、玉帶9條、雜寶貝152個和大珠50兩。[3] 楊璉真加用這些寶物支付佛教寺廟的建造和修復(fù)費用,并且還把一些宮殿建筑改成佛教寺廟。使事態(tài)變得更糟的是他強使民力重建或改造寺廟并且將大地主的田地沒收變?yōu)樗庐a(chǎn)。南方土地所有者對他們的土地受到專橫掠奪而寺廟卻免除賦稅萬分憤怒。這些土地所有者也開始指責(zé)楊璉真加牟取暴利、腐化及追求女色。
使楊璉真加受到指責(zé)的更為嚴(yán)重的違法行為是對南宋皇族遺骨的褻瀆。據(jù)說一位皇帝的尸體被從墳?zāi)怪芯虺?,吊在一棵樹上,然后加以焚燒,最后的侮辱是將尸骨與馬骨、牛骨混在一起重新埋葬。[4] 由于這種嚴(yán)重敗壞道德的行為使楊璉真加受到譴責(zé),但是官方的歷史學(xué)家對他如此強烈地充滿敵意,以至很難確定這種說法的可信程度有多大。為什么楊璉真加要采取違背和刺激漢人情感的行為,故意地和不必要地激起南方漢人的憤怒呢?這種無緣無故的行為很難講得通,而且簡直不可相信。楊璉真加確實的成就只能進行推斷。他是一個虔誠佛教徒,試圖提高他的宗教的利益,而且在他的年代佛教的確在南方繁榮發(fā)展。到1291年,在這個國家里有位和尚和座寺廟,至少部分地應(yīng)歸功于他的保護。[5]
楊璉真加濫用職權(quán)引起南方漢人的怨恨并終于導(dǎo)致對他的保護者桑哥的指責(zé)。按照漢人的觀點,他們兩個人是剝削者和暴虐者。因為他們的財政及個人不端行為遭到漢人官員攻擊,并由攻擊變成了行動。1291年3月16日,忽必烈解除了桑哥的職務(wù)并且把他監(jiān)禁起來。8月,作出了處死他的決定。[6] 三個奸臣中的最后一個現(xiàn)在也死了,但是這三個人的行為影響著忽必烈,因為是他作為統(tǒng)治者任用了他們。一個接著一個的大臣受到重用,而且他們當(dāng)中的每一位一段時間內(nèi)都成為這個國家的實際上的統(tǒng)治者。但是,在幾年之內(nèi),他們都走向反面并都受到非議,被指責(zé)犯有嚴(yán)重罪行并且最終或者被處死或者被謀殺。無疑許多職務(wù)較低的官員感到疑惑,中國是否存在領(lǐng)導(dǎo)人物,忽必烈確實在統(tǒng)治國家嗎?他了解國家的事務(wù)嗎?他了解他的下屬的行為嗎?他開始執(zhí)行有時和他以前力倡的政策截然相反的政策。宗教上的寬容政策曾經(jīng)是他各項政策的基石,并且對于蒙古人的成功起過重要作用,現(xiàn)在看起來已被放棄。中國的宗教問題更加突出了。
例如,忽必烈在13世紀(jì)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開始頒布反對穆斯林的法規(guī),似乎出人意料,因為在早些時候他在政府中任用了許多回回人,而且直到1282年以前阿合馬居于最高的理財大臣的位置。但是忽必烈可能已意識到回回財政官員在中原引起敵對態(tài)度,他還可能擔(dān)心回回人在政府中的權(quán)力增長。無論動機是什么,他在1280年1月發(fā)布命令,禁止回回人屠宰羊的方法而且對違法者處以死刑。[7] 不久之后,他又禁止割禮。
忽必烈的鎮(zhèn)壓行動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而不是對伊斯蘭教的憎恨。他擔(dān)心政府中存在一個權(quán)力過大的回回人集團,并且擔(dān)心他們的勒索可能造成叛亂。他的反穆斯林政策一直持續(xù)到1287年。[8] 到此時忽必烈明白如果他繼續(xù)迫害回回人,外國的穆斯林商人將不會再來中國,因此他又變得寬厚起來并且撤銷他的反回回人的命令。這種政策上的改變還由于他認(rèn)識到在他的政府中回回人所占據(jù)的重要位置。他自己曾任命那位名叫賽典赤贍思丁的回回人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贍思丁未向該地區(qū)的居民強加伊斯蘭教,又對這個遙遠地區(qū)的漢化作出了出色的成績。像賽典赤·贍思丁這樣杰出的回回人的成就在抑制忽必烈的反回回人政策的決策上一定起著重要的作用。
忽必烈對佛教和道教的政策也造成對抗。由忽必烈主持的1258年的佛道辯論沒有結(jié)束這場宗教之間的沖突,在忽必烈的帝國中敵意依舊。根據(jù)漢文史料,1280年一些道士故意放火焚燒大都長春觀,并企圖把責(zé)任歸于和尚。朝廷指派幾位官員進行調(diào)查并且揭露了道士的詭計。兩個道士被處死,一個道士被割掉鼻子和耳朵,另外六個道士被流放。[9]
這個事件給忽必烈提供了一個進一步削弱道教的借口。1281年下半年,他命令燒掉除老子的《道德經(jīng)》之外的所有道教書籍,而且毀掉刻版。同時,他禁止道士出售符咒并強迫一些道士皈依佛教。道教雖保存下來,但是道教的政治和經(jīng)濟影響從根部被切斷。取得巨大勝利的佛教徒貪婪地盯著他們宗教對手的失敗,并且日益變得過分自信。13世紀(jì)80年代佛教得到越來越多的財產(chǎn)、土地和權(quán)威,史料中充斥像桑哥和楊璉真加之類的僧人濫用權(quán)力的記載。這些佛教徒開始脫離漢人,而作為外來人的蒙古人也由于他們對佛教尤其對來自吐蕃和中國之外的其他地區(qū)的佛教徒的保護和支持而使威信大大降低。
?。?] [134]傅海波:《從〈元史〉卷205〈奸臣傳〉看忽必烈時期的畏兀兒政治家桑哥的活動》,第90—100頁;[376]畢達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 關(guān)于楊璉真加,見[143]傅海波:《元代中國的吐蕃人》,第32—35頁。
?。?] [844]陶希圣:《元代彌勒白蓮教會的暴動》;[861]閻簡弼:《南宋六陵遺事正名及諸攢宮發(fā)毀年代考》,第28—36頁。
?。?] [93]戴密微:《南宋陵墓》。
[5] [410]拉契內(nèi)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第497頁。
?。?] [653]《元史》,卷16,第344頁。
?。?] [653]《元史》,卷10,第217—218頁。
?。?] [38]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294頁。
?。?] [62]陳觀勝:《中國的佛教:歷史的考察》,第425頁。
桑哥的哪些政策受到漢族官員的敵視?一個是他積極支持在中國的外族人。他是畏兀兒學(xué)者和畫家的保護人;他說服忽必烈停止政府支持的反穆斯林運動;他還在1289年贊助建立了回回國子學(xué)。他作為外族人的保護者不可能得到漢人的喜愛。桑哥的財政政策也招致敵視。他提高商稅并且提高鹽、茶和酒的價格。更引起非議的是他對紙幣的改革,因為這受到潛在的破壞性通貨膨脹威脅。1287年4月,桑哥用稱為至元鈔的新鈔取代舊鈔,這種新鈔是用忽必烈的年號命名的。要按5比1的比率把舊鈔換成至元鈔,那些被迫把自己的不太值錢的舊鈔按不甚滿意的兌換率進行兌換的漢人因為他們的實際財富價值下降而憤慨。
由于他明顯地支持一個名為楊璉真加的僧人,桑哥在漢人中的聲望受到特別嚴(yán)重的損害。楊璉真加來自中國的西部并且可能是吐蕃人或者是唐兀人。幾乎在南宋被推翻的同時,他被任命為中國南部佛教的總管(江南總攝,掌釋教)。[2] 這個職位實際是在桑哥的管轄之下,因為桑哥負(fù)責(zé)全中國的佛教事務(wù)。楊璉真加建造、恢復(fù)和整修了中國南方許多廟宇,但是他還把一些儒教和道教的廟宇改造成佛教的寺廟,這種改變在漢人中造成很大的仇恨。
更使?jié)h人感到厭惡的是楊璉真加為了籌集建造和修繕?biāo)聫R所需費用而采取的方法。1285年,他掘開南宋皇陵并洗掠了已故皇帝和皇后的陪葬財寶。他挖劫了101座陵墓,掠走金1700兩、銀6800兩、玉器111個、玉帶9條、雜寶貝152個和大珠50兩。[3] 楊璉真加用這些寶物支付佛教寺廟的建造和修復(fù)費用,并且還把一些宮殿建筑改成佛教寺廟。使事態(tài)變得更糟的是他強使民力重建或改造寺廟并且將大地主的田地沒收變?yōu)樗庐a(chǎn)。南方土地所有者對他們的土地受到專橫掠奪而寺廟卻免除賦稅萬分憤怒。這些土地所有者也開始指責(zé)楊璉真加牟取暴利、腐化及追求女色。
使楊璉真加受到指責(zé)的更為嚴(yán)重的違法行為是對南宋皇族遺骨的褻瀆。據(jù)說一位皇帝的尸體被從墳?zāi)怪芯虺?,吊在一棵樹上,然后加以焚燒,最后的侮辱是將尸骨與馬骨、牛骨混在一起重新埋葬。[4] 由于這種嚴(yán)重敗壞道德的行為使楊璉真加受到譴責(zé),但是官方的歷史學(xué)家對他如此強烈地充滿敵意,以至很難確定這種說法的可信程度有多大。為什么楊璉真加要采取違背和刺激漢人情感的行為,故意地和不必要地激起南方漢人的憤怒呢?這種無緣無故的行為很難講得通,而且簡直不可相信。楊璉真加確實的成就只能進行推斷。他是一個虔誠佛教徒,試圖提高他的宗教的利益,而且在他的年代佛教的確在南方繁榮發(fā)展。到1291年,在這個國家里有位和尚和座寺廟,至少部分地應(yīng)歸功于他的保護。[5]
楊璉真加濫用職權(quán)引起南方漢人的怨恨并終于導(dǎo)致對他的保護者桑哥的指責(zé)。按照漢人的觀點,他們兩個人是剝削者和暴虐者。因為他們的財政及個人不端行為遭到漢人官員攻擊,并由攻擊變成了行動。1291年3月16日,忽必烈解除了桑哥的職務(wù)并且把他監(jiān)禁起來。8月,作出了處死他的決定。[6] 三個奸臣中的最后一個現(xiàn)在也死了,但是這三個人的行為影響著忽必烈,因為是他作為統(tǒng)治者任用了他們。一個接著一個的大臣受到重用,而且他們當(dāng)中的每一位一段時間內(nèi)都成為這個國家的實際上的統(tǒng)治者。但是,在幾年之內(nèi),他們都走向反面并都受到非議,被指責(zé)犯有嚴(yán)重罪行并且最終或者被處死或者被謀殺。無疑許多職務(wù)較低的官員感到疑惑,中國是否存在領(lǐng)導(dǎo)人物,忽必烈確實在統(tǒng)治國家嗎?他了解國家的事務(wù)嗎?他了解他的下屬的行為嗎?他開始執(zhí)行有時和他以前力倡的政策截然相反的政策。宗教上的寬容政策曾經(jīng)是他各項政策的基石,并且對于蒙古人的成功起過重要作用,現(xiàn)在看起來已被放棄。中國的宗教問題更加突出了。
例如,忽必烈在13世紀(jì)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開始頒布反對穆斯林的法規(guī),似乎出人意料,因為在早些時候他在政府中任用了許多回回人,而且直到1282年以前阿合馬居于最高的理財大臣的位置。但是忽必烈可能已意識到回回財政官員在中原引起敵對態(tài)度,他還可能擔(dān)心回回人在政府中的權(quán)力增長。無論動機是什么,他在1280年1月發(fā)布命令,禁止回回人屠宰羊的方法而且對違法者處以死刑。[7] 不久之后,他又禁止割禮。
忽必烈的鎮(zhèn)壓行動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而不是對伊斯蘭教的憎恨。他擔(dān)心政府中存在一個權(quán)力過大的回回人集團,并且擔(dān)心他們的勒索可能造成叛亂。他的反穆斯林政策一直持續(xù)到1287年。[8] 到此時忽必烈明白如果他繼續(xù)迫害回回人,外國的穆斯林商人將不會再來中國,因此他又變得寬厚起來并且撤銷他的反回回人的命令。這種政策上的改變還由于他認(rèn)識到在他的政府中回回人所占據(jù)的重要位置。他自己曾任命那位名叫賽典赤贍思丁的回回人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贍思丁未向該地區(qū)的居民強加伊斯蘭教,又對這個遙遠地區(qū)的漢化作出了出色的成績。像賽典赤·贍思丁這樣杰出的回回人的成就在抑制忽必烈的反回回人政策的決策上一定起著重要的作用。
忽必烈對佛教和道教的政策也造成對抗。由忽必烈主持的1258年的佛道辯論沒有結(jié)束這場宗教之間的沖突,在忽必烈的帝國中敵意依舊。根據(jù)漢文史料,1280年一些道士故意放火焚燒大都長春觀,并企圖把責(zé)任歸于和尚。朝廷指派幾位官員進行調(diào)查并且揭露了道士的詭計。兩個道士被處死,一個道士被割掉鼻子和耳朵,另外六個道士被流放。[9]
這個事件給忽必烈提供了一個進一步削弱道教的借口。1281年下半年,他命令燒掉除老子的《道德經(jīng)》之外的所有道教書籍,而且毀掉刻版。同時,他禁止道士出售符咒并強迫一些道士皈依佛教。道教雖保存下來,但是道教的政治和經(jīng)濟影響從根部被切斷。取得巨大勝利的佛教徒貪婪地盯著他們宗教對手的失敗,并且日益變得過分自信。13世紀(jì)80年代佛教得到越來越多的財產(chǎn)、土地和權(quán)威,史料中充斥像桑哥和楊璉真加之類的僧人濫用權(quán)力的記載。這些佛教徒開始脫離漢人,而作為外來人的蒙古人也由于他們對佛教尤其對來自吐蕃和中國之外的其他地區(qū)的佛教徒的保護和支持而使威信大大降低。
?。?] [134]傅海波:《從〈元史〉卷205〈奸臣傳〉看忽必烈時期的畏兀兒政治家桑哥的活動》,第90—100頁;[376]畢達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 關(guān)于楊璉真加,見[143]傅海波:《元代中國的吐蕃人》,第32—35頁。
?。?] [844]陶希圣:《元代彌勒白蓮教會的暴動》;[861]閻簡弼:《南宋六陵遺事正名及諸攢宮發(fā)毀年代考》,第28—36頁。
?。?] [93]戴密微:《南宋陵墓》。
[5] [410]拉契內(nèi)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第497頁。
?。?] [653]《元史》,卷16,第344頁。
?。?] [653]《元史》,卷10,第217—218頁。
?。?] [38]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294頁。
?。?] [62]陳觀勝:《中國的佛教:歷史的考察》,第4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