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歷史的研究，盡管人們認為它很重要，直到本世紀還是令人吃驚的少。西夏是一個持續(xù)了兩個世紀的朝代，在中國北部和內(nèi)亞的政治上起過巨大的作用，并且有它自己的一套復合的制度和高度混雜的文化。但是，西夏從未被中國正統(tǒng)歷史學家視為正統(tǒng)王朝，可能是因為它甚至從唐代開始，占據(jù)的只是中國世界的邊域地區(qū)。結果是從沒有為西夏修過正史：在為遼、金的正統(tǒng)問題激烈爭論幾十年之后，終于在元朝的末代皇帝在位時的1344—1345年為這兩個非漢人建立的王朝修了專史，但是從未有人提出給西夏以同等待遇的建議。
中國史官由此把有關西夏的記載作為列傳，分列在14世紀40年代同修的宋、遼、金三史中。［1］ 這些列傳，像其他“外國傳”一樣，沒有集中敘述這個黨項人國家的內(nèi)部事務和制度，而是大量敘述它與中國世界其他政權的關系。此外，修傳時所用的原始資料幾乎全部是漢文的。夏和遼、金一樣，有自己的史官，但是他們的作品以及用黨項文字記錄的西夏官方資料，都在1227年蒙古征服時被毀掉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黨項文字和語言知識逐漸失傳，以至存世的用黨項文字書寫的碑文直至近幾十年前還不能識讀。
在正史之外，宋人的史書和文學作品中保留了許多有關西夏的資料。宋人有專論西夏的著作，大多數(shù)與邊疆防衛(wèi)和戰(zhàn)略相關，但是僅存書目，原書早已不存。［2］ 王偁撰寫的《西夏事略》是惟一的例外，該書在13世紀時還以此名單獨成書，但正如18世紀時編輯“四庫”者所述，它實際上只是王偁《東都事略》（1186年成書）中的西夏傳，出版時獨立出來并被后來的出版者給予新的書名。［3］
將所有保留下來的漢文史料合成西夏史的嘗試開始于18世紀。洪亮吉是為西夏寫史的學者之一，他的《西夏國志》沒有完成；秦恩復的《西夏書》，則在完成后不久被毀。兩部19世紀的大部頭作品刊印并保留下來：吳廣成的編年體史書《西夏書事》，42卷，1825—1827年成書；張鑒的紀事本末體史書《西夏紀事本未》，36卷，1884年成書。這兩部書對現(xiàn)代史學家仍很重要《西夏紀事本末》的絕大多數(shù)原始史料都能在其他著作中找到。但是《西夏書事》保存的大量重要資料找不到出處。正因為吳廣成引用的很多史料出處不明，有些還頗值得懷疑，所以他的作品雖然很有價值，但是使用時需要特別謹慎。
編撰這類傳統(tǒng)史書的最近嘗試是戴錫章的《西夏紀》，1927年（譯者注：實為1917年）成書。與以前的作者不同，戴錫章精心編撰的這部書核對了所有資料并開列了參考書。他惟一沒有使用的重要宋代資料是《宋會要輯稿》，因為當時該書還沒有出版。
多產(chǎn)的中國歷史學家朱希祖于1943年撰文對這些早期史書做的研究，［4］ 雖非長篇大論，但還是很有用處的。
黨項資料的發(fā)現(xiàn)和語言翻譯
戴錫章的著作出版前，對黨項人和西夏的研究因為西夏語言和文字的原始資料大量被發(fā)現(xiàn)而有了巨大的發(fā)展。部分資料是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發(fā)現(xiàn)的。1908—1909年，由P.K.柯茲洛夫率領的一支俄羅斯探險隊發(fā)現(xiàn)并發(fā)掘了額濟納的西夏古城（黑水城）。在他們的發(fā)現(xiàn)中，有一座著名佛教僧侶的墳墓，里面有成千的印刷或手寫的圖書和文書。后來斯文·赫定帶領探險隊考察了同一地區(qū)，斯坦國和蘭登·沃納也對這一地區(qū)進行了考察。雖然這次考察沒有像柯茲洛夫那樣收獲巨大，還是發(fā)現(xiàn)了很多資料。其他的資料是中國的考古學家近幾十年發(fā)現(xiàn)的。這些新資料，盡管沒有完全被識讀，還是從黨項人本身而不是它的中國鄰人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歷史證據(jù)。
對黨項語言試探性研究的成果在上述發(fā)現(xiàn)之前就已經(jīng)出版，在19世紀的最后幾年，M.G.德維利亞對一些雙語碑文作了考釋，但是遠沒有達到釋讀黨項語的目的。真正的黨項語研究始于1909年，伊鳳閣的研究主要依靠柯茲洛夫發(fā)現(xiàn)的黨項—漢語辭典，亦使用了一些其他資料，他后來編纂了一部黨項語辭典。1922年，伊鳳閣被蘇聯(lián)派往北京作外交使節(jié)，在北京他與中國學者廣泛接觸，尤其是與羅振玉的兒子羅福成、羅福萇兄弟及王靜如過往甚密，他鼓勵他們也從事黨項語的研究。伊鳳閣還影響了另一位俄羅斯學者聶歷山，他不久即開始將存在列寧格勒的柯茲洛夫發(fā)現(xiàn)的文獻進行系統(tǒng)的編目。對黨項研究極不幸的是，1937年，伊鳳閣和聶歷山都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蒙難，他們的手稿全部被沒收。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亦中斷了中國的黨項研究。當時在這一領域幾乎僅有的是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和他的學生西田龍雄主要從事的黨項語佛教經(jīng)典的研究。
在本世紀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蘇聯(lián)的黨項研究復蘇，一批年輕學者終于掌握了閱讀黨項文獻的技能，并能以令人信服的新方式翻譯資料，有些資料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此時出現(xiàn)了第一部現(xiàn)代西方的黨項史著：E.I.克恰諾夫的《西夏史綱》。［5］ 該書主要還是依據(jù)漢文史料，但是也使用了黨項資料。
此后不久，出現(xiàn)了兩部主要依靠漢文史料的深入研究黨項早期歷史的著作：保羅·弗里德蘭的學位論文《早期黨項史》［6］ 和日本學者岡崎精郎對同一課題的更細致研究。［7］ 對西夏進行全面研究的英文著述，僅有鄧如萍的博士學位論文，［8］ 作者引用了至1983年以前蘇聯(lián)和中國的絕大多數(shù)研究成果。
幾乎同一時期出現(xiàn)的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西方漢學家對中國鄰人研究的興趣，從60年代后期開始，在近20年中成果越來越多?，F(xiàn)在，我們對黨項與中國及其與契丹、回紇、吐蕃等鄰族的關系能夠有更深了解，亦能看到中國北部的復雜世界及其邊疆民族的各個方面。
近年來中國的研究
從本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亦重興西夏和黨項研究，充滿活力的語言和歷史研究論著不斷出版。中國最重要的成果是吳天墀的《西夏史稿》，初版于1980年，后來又增補和修訂再版。［9］ 這部著作是當前最有價值的黨項史的綜合論著。
白濱編輯并于1984年出版的論文集，［10］ 反映了中國學者關注的課題。其他學者如李范文、［11］ 陳炳應、［12］ 李蔚［13］ 等，也出版了有關西夏歷史和文化的論文集。在這些作者中，陳炳應注意收集黨項語的資料，而李蔚則僅限于使用漢文資料。
李范文是一個經(jīng)驗豐富的黨項語言學家，他出版了黨項同音字典《同音》的影印和漢文譯本。［14］ 雖然對他的語音重構還有爭議，但他的成果加上史金波、白濱、黃振華出版的另一部黨項字典《文?！返挠坝『蜐h文譯本，［15］ 保留了一批必需的資料。史金波還出版了一部研究黨項佛教的論著。［16］
最近，史金波、白濱、吳峰云編輯出版了《西夏文物》，［17］ 開列了黨項文物的目錄并附有介紹文章，該書提供了大部分西夏文化遺址和遺物的新圖片（包括許多彩色圖片），此外還有大量的文書。
中國學者的新研究的最重要方面是通過使用新發(fā)現(xiàn)的黨項史料使西夏的研究更為完整；大范圍的考古新發(fā)現(xiàn)亦為黨項人的物質(zhì)文化、生活和藝術提供了有價值的、完整的新證據(jù)。
俄羅斯的學者也在繼續(xù)出版重要的新著。語言學家K.克平出版了許多列寧格勒所藏黨項文書的譯文和研究成果。［18］ 依據(jù)黨項語言資料進行研究的最有意義的貢獻毫無疑問是E.I.克恰諾夫已經(jīng)完成的西夏法典翻譯的經(jīng)典之作。［19］ 現(xiàn)在已經(jīng)出版的這批譯著將使歷史學家對西夏特有的社會結構和管理制度以及黨項人根據(jù)自己的需要采用中國成文法的過程有全新的理解。就在最近，克恰諾夫與傅海波合作翻譯和研究了黨項人的軍事法典，［20］ 其中有許多涉及西夏軍事組織的內(nèi)容，他們將其與宋人的制度作了比較研究。
?。?］ [644]《宋史》，卷485—486，第13981—14033頁。[645]《遼史》，卷115第1523—1530頁。[646]《金史》，卷134，第2865—2879頁。
［2］ [771]詳見吳天墀：《西夏史稿》（成都，1983年版），第338—339頁。
?。?］ [668]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 [731]朱希祖：《西夏史籍考》。
?。?］ [266]E.I.克恰諾夫：《西夏史綱》（莫斯科，1968年版）。
［6］ [148]保羅·弗里德蘭：《早期黨項史》（華盛頓大學1969年博士學位論文）。
?。?］ [356]岡崎精郎：《黨項古代史》（京都，1972年版）。
?。?］ [97]鄧如萍：《黨項和黨項人的國家西夏》（普林斯頓大學1983年博士學位論文》。
?。?］ [771]吳天墀：《西夏史稿》（成都，1980年版，1983年修訂版）。
?。?0］ [724]白濱編：《西夏史論文集》（銀川，1984年版）。
?。?1］ [764]李范文：《西夏研究論集》（銀川，1983年版）。
?。?2］ [789]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銀川，1985年版）。
?。?3］ [770]李蔚：《西夏史研究》（銀川，1989年版）。
［14］ [765]李范文：《〈同音〉研究》（銀川，1986年版）。
?。?5］ [718]史金波、白濱、黃振華：《文海研究》（北京，1983年版）。
?。?6］ [720]史金彼：《西夏佛教史略》（銀川，1988年版）。
?。?7］ [721]史金彼、白濱、吳峰云：《西夏文物》（北京，1988年版）。
?。?8］ [96]詳見鄧如萍：《1982—1987年蘇聯(lián)對中世紀中國的研究》。
?。?9］ [260]E.I.克恰諾夫：《天盛舊改新定律令（1149—1169年）》，4卷（莫斯科，1987—1989年版）。
［20］ [268]E.I.A恰諾夫、傅海彼：《11—13世紀西夏文與漢文軍事法典》（慕尼黑，1990年版）。
中國史官由此把有關西夏的記載作為列傳，分列在14世紀40年代同修的宋、遼、金三史中。［1］ 這些列傳，像其他“外國傳”一樣，沒有集中敘述這個黨項人國家的內(nèi)部事務和制度，而是大量敘述它與中國世界其他政權的關系。此外，修傳時所用的原始資料幾乎全部是漢文的。夏和遼、金一樣，有自己的史官，但是他們的作品以及用黨項文字記錄的西夏官方資料，都在1227年蒙古征服時被毀掉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黨項文字和語言知識逐漸失傳，以至存世的用黨項文字書寫的碑文直至近幾十年前還不能識讀。
在正史之外，宋人的史書和文學作品中保留了許多有關西夏的資料。宋人有專論西夏的著作，大多數(shù)與邊疆防衛(wèi)和戰(zhàn)略相關，但是僅存書目，原書早已不存。［2］ 王偁撰寫的《西夏事略》是惟一的例外，該書在13世紀時還以此名單獨成書，但正如18世紀時編輯“四庫”者所述，它實際上只是王偁《東都事略》（1186年成書）中的西夏傳，出版時獨立出來并被后來的出版者給予新的書名。［3］
將所有保留下來的漢文史料合成西夏史的嘗試開始于18世紀。洪亮吉是為西夏寫史的學者之一，他的《西夏國志》沒有完成；秦恩復的《西夏書》，則在完成后不久被毀。兩部19世紀的大部頭作品刊印并保留下來：吳廣成的編年體史書《西夏書事》，42卷，1825—1827年成書；張鑒的紀事本末體史書《西夏紀事本未》，36卷，1884年成書。這兩部書對現(xiàn)代史學家仍很重要《西夏紀事本末》的絕大多數(shù)原始史料都能在其他著作中找到。但是《西夏書事》保存的大量重要資料找不到出處。正因為吳廣成引用的很多史料出處不明，有些還頗值得懷疑，所以他的作品雖然很有價值，但是使用時需要特別謹慎。
編撰這類傳統(tǒng)史書的最近嘗試是戴錫章的《西夏紀》，1927年（譯者注：實為1917年）成書。與以前的作者不同，戴錫章精心編撰的這部書核對了所有資料并開列了參考書。他惟一沒有使用的重要宋代資料是《宋會要輯稿》，因為當時該書還沒有出版。
多產(chǎn)的中國歷史學家朱希祖于1943年撰文對這些早期史書做的研究，［4］ 雖非長篇大論，但還是很有用處的。
黨項資料的發(fā)現(xiàn)和語言翻譯
戴錫章的著作出版前，對黨項人和西夏的研究因為西夏語言和文字的原始資料大量被發(fā)現(xiàn)而有了巨大的發(fā)展。部分資料是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發(fā)現(xiàn)的。1908—1909年，由P.K.柯茲洛夫率領的一支俄羅斯探險隊發(fā)現(xiàn)并發(fā)掘了額濟納的西夏古城（黑水城）。在他們的發(fā)現(xiàn)中，有一座著名佛教僧侶的墳墓，里面有成千的印刷或手寫的圖書和文書。后來斯文·赫定帶領探險隊考察了同一地區(qū)，斯坦國和蘭登·沃納也對這一地區(qū)進行了考察。雖然這次考察沒有像柯茲洛夫那樣收獲巨大，還是發(fā)現(xiàn)了很多資料。其他的資料是中國的考古學家近幾十年發(fā)現(xiàn)的。這些新資料，盡管沒有完全被識讀，還是從黨項人本身而不是它的中國鄰人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歷史證據(jù)。
對黨項語言試探性研究的成果在上述發(fā)現(xiàn)之前就已經(jīng)出版，在19世紀的最后幾年，M.G.德維利亞對一些雙語碑文作了考釋，但是遠沒有達到釋讀黨項語的目的。真正的黨項語研究始于1909年，伊鳳閣的研究主要依靠柯茲洛夫發(fā)現(xiàn)的黨項—漢語辭典，亦使用了一些其他資料，他后來編纂了一部黨項語辭典。1922年，伊鳳閣被蘇聯(lián)派往北京作外交使節(jié)，在北京他與中國學者廣泛接觸，尤其是與羅振玉的兒子羅福成、羅福萇兄弟及王靜如過往甚密，他鼓勵他們也從事黨項語的研究。伊鳳閣還影響了另一位俄羅斯學者聶歷山，他不久即開始將存在列寧格勒的柯茲洛夫發(fā)現(xiàn)的文獻進行系統(tǒng)的編目。對黨項研究極不幸的是，1937年，伊鳳閣和聶歷山都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蒙難，他們的手稿全部被沒收。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亦中斷了中國的黨項研究。當時在這一領域幾乎僅有的是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和他的學生西田龍雄主要從事的黨項語佛教經(jīng)典的研究。
在本世紀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蘇聯(lián)的黨項研究復蘇，一批年輕學者終于掌握了閱讀黨項文獻的技能，并能以令人信服的新方式翻譯資料，有些資料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此時出現(xiàn)了第一部現(xiàn)代西方的黨項史著：E.I.克恰諾夫的《西夏史綱》。［5］ 該書主要還是依據(jù)漢文史料，但是也使用了黨項資料。
此后不久，出現(xiàn)了兩部主要依靠漢文史料的深入研究黨項早期歷史的著作：保羅·弗里德蘭的學位論文《早期黨項史》［6］ 和日本學者岡崎精郎對同一課題的更細致研究。［7］ 對西夏進行全面研究的英文著述，僅有鄧如萍的博士學位論文，［8］ 作者引用了至1983年以前蘇聯(lián)和中國的絕大多數(shù)研究成果。
幾乎同一時期出現(xiàn)的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西方漢學家對中國鄰人研究的興趣，從60年代后期開始，在近20年中成果越來越多?，F(xiàn)在，我們對黨項與中國及其與契丹、回紇、吐蕃等鄰族的關系能夠有更深了解，亦能看到中國北部的復雜世界及其邊疆民族的各個方面。
近年來中國的研究
從本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亦重興西夏和黨項研究，充滿活力的語言和歷史研究論著不斷出版。中國最重要的成果是吳天墀的《西夏史稿》，初版于1980年，后來又增補和修訂再版。［9］ 這部著作是當前最有價值的黨項史的綜合論著。
白濱編輯并于1984年出版的論文集，［10］ 反映了中國學者關注的課題。其他學者如李范文、［11］ 陳炳應、［12］ 李蔚［13］ 等，也出版了有關西夏歷史和文化的論文集。在這些作者中，陳炳應注意收集黨項語的資料，而李蔚則僅限于使用漢文資料。
李范文是一個經(jīng)驗豐富的黨項語言學家，他出版了黨項同音字典《同音》的影印和漢文譯本。［14］ 雖然對他的語音重構還有爭議，但他的成果加上史金波、白濱、黃振華出版的另一部黨項字典《文?！返挠坝『蜐h文譯本，［15］ 保留了一批必需的資料。史金波還出版了一部研究黨項佛教的論著。［16］
最近，史金波、白濱、吳峰云編輯出版了《西夏文物》，［17］ 開列了黨項文物的目錄并附有介紹文章，該書提供了大部分西夏文化遺址和遺物的新圖片（包括許多彩色圖片），此外還有大量的文書。
中國學者的新研究的最重要方面是通過使用新發(fā)現(xiàn)的黨項史料使西夏的研究更為完整；大范圍的考古新發(fā)現(xiàn)亦為黨項人的物質(zhì)文化、生活和藝術提供了有價值的、完整的新證據(jù)。
俄羅斯的學者也在繼續(xù)出版重要的新著。語言學家K.克平出版了許多列寧格勒所藏黨項文書的譯文和研究成果。［18］ 依據(jù)黨項語言資料進行研究的最有意義的貢獻毫無疑問是E.I.克恰諾夫已經(jīng)完成的西夏法典翻譯的經(jīng)典之作。［19］ 現(xiàn)在已經(jīng)出版的這批譯著將使歷史學家對西夏特有的社會結構和管理制度以及黨項人根據(jù)自己的需要采用中國成文法的過程有全新的理解。就在最近，克恰諾夫與傅海波合作翻譯和研究了黨項人的軍事法典，［20］ 其中有許多涉及西夏軍事組織的內(nèi)容，他們將其與宋人的制度作了比較研究。
?。?］ [644]《宋史》，卷485—486，第13981—14033頁。[645]《遼史》，卷115第1523—1530頁。[646]《金史》，卷134，第2865—2879頁。
［2］ [771]詳見吳天墀：《西夏史稿》（成都，1983年版），第338—339頁。
?。?］ [668]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 [731]朱希祖：《西夏史籍考》。
?。?］ [266]E.I.克恰諾夫：《西夏史綱》（莫斯科，1968年版）。
［6］ [148]保羅·弗里德蘭：《早期黨項史》（華盛頓大學1969年博士學位論文）。
?。?］ [356]岡崎精郎：《黨項古代史》（京都，1972年版）。
?。?］ [97]鄧如萍：《黨項和黨項人的國家西夏》（普林斯頓大學1983年博士學位論文》。
?。?］ [771]吳天墀：《西夏史稿》（成都，1980年版，1983年修訂版）。
?。?0］ [724]白濱編：《西夏史論文集》（銀川，1984年版）。
?。?1］ [764]李范文：《西夏研究論集》（銀川，1983年版）。
?。?2］ [789]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銀川，1985年版）。
?。?3］ [770]李蔚：《西夏史研究》（銀川，1989年版）。
［14］ [765]李范文：《〈同音〉研究》（銀川，1986年版）。
?。?5］ [718]史金波、白濱、黃振華：《文海研究》（北京，1983年版）。
?。?6］ [720]史金彼：《西夏佛教史略》（銀川，1988年版）。
?。?7］ [721]史金彼、白濱、吳峰云：《西夏文物》（北京，1988年版）。
?。?8］ [96]詳見鄧如萍：《1982—1987年蘇聯(lián)對中世紀中國的研究》。
?。?9］ [260]E.I.克恰諾夫：《天盛舊改新定律令（1149—1169年）》，4卷（莫斯科，1987—1989年版）。
［20］ [268]E.I.A恰諾夫、傅海彼：《11—13世紀西夏文與漢文軍事法典》（慕尼黑，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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