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日本所產生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是很大的。郭沫若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總結說：“我們通過日本學習西方文化……在學習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襲的同時，這種學習還有助于推動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1］ 學生運動首先被想加快求得西學的愿望所推動。早期的學生刊物和報紙都為譯文開辟專欄。早在1896年，梁啟超就指出中國的翻譯活動進行得太慢，他敦促利用日本譯文。中國人馬上利用日本的各種簡編或書籍以尋求西學以外的知識。最早被翻譯的日文著作之一（在1899年）是一本東亞史。到1900年，一批中國留日學生（其中包括兩名未來的總理，兩名未來的駐日公使）已經成立了一個翻譯和出版組織。在幾年內，一些有魄力的出版商已經收集了各種學科的成百種日文書籍進行翻譯。據郭沫若回憶，他在四川高等學校學習的書籍包括日本科學著作的中譯本。對日本現(xiàn)代化秘密的探索自然還會導致翻譯許多日本的近代史，在二十世紀最初幾年翻譯的一系列著作中，明治時期領袖人物的傳記性作品和政治史的數(shù)量多得驚人。翻譯作品還包括當時日本的政治學研究，如幸德秋水和浮田和民的論帝國主義的著作。

　　中國之轉向日本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它發(fā)生在中國對外國作品的興趣從純科技轉向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時候。錢存訓教授曾經提出，隨著二十世紀的來臨，“興趣的變化反映在翻譯作品方面，因為對過去幾個世紀的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的熱情轉到了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新的著重點對以后幾年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發(fā)展起著重大影響。自1902至1904年，幾乎一半翻譯書籍與歷史和制度有關。對制度改革的興趣以及日本的影響是本世紀最初幾年翻譯作品中的決定性因素?！痹?880至1940年期間，約有2，204種日文著作被譯成中文，其中幾乎有一半是社會科學、歷史和地理方面的。一篇研究翻譯動向的文章指出，在總的影響方面，自1850至1889年，從日文翻譯的作品只占總翻譯作品的15.1％，自1912至1940年，占18.2％，但自1902至1904年卻達到了60.2％。［2］ 很可能那個十年中的其他幾年也占這個比例。

　　日本的影響還擴大到了對西文著作的選譯和詞匯使用方面。中文借用日文術語的情況是大量的。在各個方面都是如此。這種情況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浪漫主義的政治小說象《佳人之奇遇》和《經國美談》的通俗譯本（都由梁啟超翻譯）中十分明顯，并且蔓延到席卷中國的整個新知識潮流方面。根據近來作的一次統(tǒng)計，在那幾十年中，有四分之三的中國新詞匯來源于日文，通過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漢字詞組傳入。日本的影響不但涉及書的內容，而且也涉及書的形式。日本的現(xiàn)代印刷大約可以追溯到赫伯恩及其日本伙伴岸田吟香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在上海采購印刷機的時期。半個世紀以后，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發(fā)現(xiàn)了新的印刷技術以及西式裝訂方法，就把它們用于刊物和翻譯著作，轉而輸入中國。［3］ 因此，學生運動在清末民初傳播文化技術的知識及經驗的每一個方面都留下了它的痕跡。

　?。?］ 引自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245頁。

　?。?］ 錢存訓：《從翻譯看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載《遠東季刊》，卷13第3期（1954年5月）第318—319頁。

　?。?］ 關于傳入詞匯的統(tǒng)計數(shù)，見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378頁）。作者認為1905年是留學生翻譯作品采用西式裝訂的轉換時期。1867年岸田上海之行的部分日記連同一篇導言載于《中國》第24期（1965年）第5—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