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孟子》內(nèi)容和作者

　　《孟子》是記述孟軻言行以及他和當時人或門弟子互相問答的書。

　　《孟子》和《論語》有相同處，有相異處?！睹献印犯髌瑳]有有意義的題目，如《墨子》“尚賢“非攻”，《莊子》“逍遙游”“齊物論”之類，而只是攝取篇首二三個字為篇題。這一點和《論語》完全相同?！睹献印访科杏腥舾烧?，章和章之間沒有什么邏輯聯(lián)系，各自為章，也和《論語》完全相同。兩漢人把《論語》看成“傳記”，也把《孟子》看成“傳記”，如《漢書·劉向傳》引“傳”曰“圣人者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其間必有名世者”一句見于《孟子·公孫丑下》，《后漢書·梁冀傳》引“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這二句見《孟子·滕文公上》；《說文解字》引《孟子·梁惠王下》“簟食壺漿”，也稱“傳曰”。如此者不少。這是第三點相同處。漢文帝時曾設(shè)立傳記博士，《論語》、《孟子》都是“傳記博土”之一，這是第四點相同。《論語》一書，經(jīng)常為漢人引用，《孟子》也是如此，《鹽鐵論》中的賢良文學(xué)對丞相御史多用《孟子》語，《漢書·鄒陽傳》引其說王長君“夫仁人之于兄弟無臧（藏）怒，無宿怨”，本于《孟子·萬章上》，《漢書·兒寬傳》敘兒寬對漢武帝問，有“金聲而玉振之”一語，即用《孟子·萬章下》。無怪乎在兩漢時《孟子》地位僅次于《論語》，為諸子之冠冕。

　　但它和《論語》有不同處。第一，《論語》講孔子容貌動作相當詳細，尤其《鄉(xiāng)黨》一篇；而《孟子》全書僅記孟子言語和出處。第二，《論語》記到孔子再傳弟子，如曾參死時召門弟子（《論語·泰伯》），又如“子夏之門人小子”（《論語·子張》）；《孟子》僅記孟子和他弟子相問答，不涉及學(xué)生的學(xué)生。第三，《論語》記孔門弟子僅僅幾個人稱“子”，如“曾子”“有子”，而《孟子》則除萬章、公孫丑少數(shù)人外，多稱“子”，如“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之類。因為有這幾點相同和不同，便可以作出這樣的結(jié)論：《孟子》仿《論語》而作，但《論語》編纂于孔子再傳弟子之手，《孟子》大概是萬章、公孫丑二人所記，對同學(xué)輩稱“子”，對自己不稱“子”，全書文章風格一致，可能經(jīng)過孟子親自潤色。至于對當時諸侯都稱謚，尤其是魯平公，死于梁惠王元年之后七十七年，孟子初見梁惠王，惠王就稱他為“叟”（老先生），魯平公一定死于孟子后。不但魯平公死于孟子后，梁襄王也死在孟子后，就是齊宣王，也可能比孟子晚死三兩年，這些諸侯的謚，大概是孟軻門徒追加或追改的。《史記·孟子列傳》說：“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這話是大體可信的。

　　《孟子》七篇是：《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后漢趙岐作《孟子章句》，把每篇分為上、下，則七篇共十四卷。

　　第二節(jié) 孟子生平

　　孟子是孔子以后儒家一大派，對后代的影響很大，因此應(yīng)該知道他。

　　孟子名軻。大概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死于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活到八十多歲。他是鄒國人；即今天山東鄒縣東南郊。相傳他幼小時死了父親，他母親為著教育他，有“三遷”和“斷機”的事（見《列女傳》）。

　　孟子出生時，距離孔丘的死將近一百年，不但看不見孔丘的學(xué)生，連孔丘的孫子子思，曾孫子上都趕不上。孟子所從師的可能是一位不著名的儒者，因此他自己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萬章下》）。

　　孟子學(xué)成以后，便出游齊、魏、滕等國，向當時諸侯講“仁義”，講統(tǒng)一天下的方法，講治國的政策。可是當時諸侯只是表面尊敬他，心里卻認為他的那一套“迂闊”，不切合實際。他首先說齊威王，碰了釘子，便去游說宋王偃、也不得意，曾和滕定公的太子，就是不久后繼承君位的滕文公相見，仍然回到家鄉(xiāng)。后來又到魯國，魯平公要來拜訪孟子，卻被人破環(huán)。滕文公即位，孟子來到滕國?？上щ鴩√趿?，而且滕國的大臣多半是消極無所作為的人，孟子也年近七十，到了梁國。梁國就是魏國，因為國都由舊都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遷到大梁（今河南開封市），所以又稱梁國。孟子同梁惠王和他兒子梁襄王都先后相見，可惜梁惠王不聽信他；梁襄王呢，孟子有些厭惡和輕視他，所以，孟子離開梁國，又到齊國。這時正當齊宣王之世，齊宣王不用孟子的計謀。孟子離開齊國，已經(jīng)七十多歲了，從此不再出外游說，和他的學(xué)生萬章、公孫丑之流著述《孟子》七篇。

　　第三節(jié) 孟子的學(xué)說

　　孟子以孔子的嫡傳和繼承人自任，他的學(xué)說基本上和孔子相同，甚至有些地方還比孔子拘泥；但也有比孔子進步處，這是由于孔子所處是春秋晚年，孟子所處已進入戰(zhàn)國；時移世異，自應(yīng)有所不同。

　　《論語·堯曰》篇是孔子的政論大綱，先引堯、舜、禹、湯、周，然后說出自己的施政綱領(lǐng)，足見孔子是以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武，和周公為“先圣”，而自己是繼承他們衣缽的。從今天的歷史觀看來，唐堯、虞舜只是傳說中的人物，縱有其人，也只是原始社會已經(jīng)解體之際，部落聯(lián)盟的大酋長。夏禹以后，由大酋長的推選制度改變?yōu)槭酪u制。夏、商二代已經(jīng)進入奴隸社會。儒家粉飾歷史，也粉飾歷史人物。《論語·堯曰》篇已經(jīng)是后代“道統(tǒng)”的先兆，《孟子》的最后一段說得更明白：堯舜至湯，湯至文公，再至孔子；孔子而后，便是自己了。這一“道統(tǒng)”，到唐朝韓愈便自認他是遙接孟軻的了（韓愈《原道》）。

　　孔子講“仁義”，孟子也講“仁義”?？鬃影选叭柿x”和“利”絕對對立，孟子也如此主張，這是他們的相同處。但是孔子只說“性相近”（《論語·陽貨》），孟子卻一口咬定“性無有不善”（《孟子·告子上》）?？鬃舆€說：“微管仲，吾其被（披）發(fā)、左衽（衣衿向左開）矣?！保ā墩撜Z·憲問》）甚至稱管仲“如其仁，如其仁”，意思是，這就是他的仁德（《論語·憲問》），孟子卻非常輕視管仲（見《孟子·公孫丑上》）?？鬃右苍鴰状沃v到齊桓公，還有一次評論了晉文公（參考《論語·憲問》），孟子卻硬說：“仲尼之徒無道桓（齊桓公）文（晉文公）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下》）。孔子不講井田，孟子卻想復(fù)古，欣然替滕文公設(shè)計井田規(guī)劃（《孟子·滕文公上》）。這些是孟子的拘泥處。

　　孟子比孔子有進步的地方，主要是以民為重和君臣關(guān)系。這些，一則由于時代的進步，二則由于孟子“兼善天下”思想的擴張運用。孔子講君臣關(guān)系，最多只是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而孟子則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孟子甚至答復(fù)鄒穆公說：“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孟子·梁惠王下》），意思就是，你怎樣對待人，人就照樣回報你。君臣關(guān)系如此，君民關(guān)系更如此，沒有單方面要求人家怎樣怎樣的。孟子而且更進一步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這是當時極可貴的民貴君輕論。

　　孔子不大相信鬼神，他的學(xué)生說，他不談“神”（《論語·述而》），但《論語》一書中，只一萬二千多字，卻出現(xiàn)“神”字十七次，“鬼”字五次。《孟子》一書，共三萬五千多字，幾乎多于《論語》二倍，竟沒有一次“鬼”字，只有一次“百神”字?？鬃涌赡苁菬o神論者，孟子真正是無神論者。

　　孟子和孔子一樣，“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莊子·齊物論》）。他們所談的，基本上是治國、平天下的主張。但孔子也談到歷法，因為歷法關(guān)系民生?？鬃又鲝垺靶邢闹畷r”（《論語·衛(wèi)靈公》）。什么叫“行夏之時”呢？古人認為歷法有“三正”通行于夏、商、周三代，夏代以建寅之月（含“立春”之月）為一年的第一月（歲首），商代以建丑之月（今農(nóng)歷十二月）為歲首，周代以建子之月（含“冬至”之月，即今農(nóng)歷十一月）為歲首。其實，這未必是夏、商、周三個朝代的不同歷法，僅僅是春秋時代三個民族地區(qū)的不同歷法。晉國是夏墟，行的是以建寅之月為正月（歲首）的歷法；宋國是商墟，行的是以建丑之月為正月的歷法；周朝以及魯國行的是以建子之月為正月的歷法。當然，建寅的歷法，正月一般是立春之月，春、夏、秋、冬四時合于農(nóng)時，便于農(nóng)活，就在春秋以及西周，民間都行此種歷法，所以孔子說“行夏之時”。孟子更懂得歷法。他說道：“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離婁下》）?！肮省笔恰八匀弧钡囊馑?，用現(xiàn)代術(shù)語說，是客觀規(guī)律。天極高，星辰極遠，只要知道他們運行的規(guī)律，今后一千年的冬至日，可以坐著計算出來。孟子論治水，也說，一定要遵循水的規(guī)律。遵循水的規(guī)律，使用不著穿鑿附會、自以為是的聰明智慧了。這是孟子的進步處，也是他的唯物主義的表現(xiàn)。

　　但是一談到“性善”、“行仁政”等等，孟子使陷入唯心主義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討論人性和對待自然物不同，尤其和對待天體運動不同。孟子卻等同起來，說什么“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順利）為本”云云（《孟子·離婁下》）。這話是說：“天下的討論人性，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便行了。推求其所以然，基礎(chǔ)在于順其自然之理?！币磺惺挛锒加衅洹八匀弧保紤?yīng)該“傾其自然之理”。然而“自然之理”不是一時一人所能完全掌握的。不但天體運動如此，人的屬性更是如此。“人性”不但有自然因素，還有更多的社會因素，尤其不能不打下階級烙印。在生理學(xué)、心理學(xué)、社會科學(xué)沒有發(fā)達，甚至尚未成為學(xué)科的時代，孟子一定要把人性和水比附，說什么“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告子上》），這叫做瞎比附。如果性惡論依樣畫葫蘆地說：“人性之惡也，猶水之就下也”，孟子怎么回答呢？

　　孟子還有一套外推術(shù)的形而上學(xué)的方法論。

　　他說，有人突然看到一個小孩要跌下井去，都有驚駭而同情的心情。這心情便是自然產(chǎn)生的。同情之心是“仁”的萌芽，羞恥之心是“義”的萌芽，推讓之心是“禮”的萌芽，是非之心是“智”的萌芽（節(jié)譯自《孟子·公孫丑上》）。由看見小孩將掉下井的驚駭同情的心情，推而斷定人人都有同情之心，又推而人人都有仁、義、禮、智的萌芽。然后又向外推以至于“萬物皆備于我矣”（《孟子·盡心下》）。這種外推術(shù)，可以不要任何論證，便隨心所欲地引導(dǎo)出自己的結(jié)論，無怪乎“外人”（孟子和孟子徒弟以外的人）都說孟子“好辯”（《孟子·膝文公上》）了。

　　不知道是孟子這樣的思想方法--比附和外推--導(dǎo)致孟子在論有關(guān)上層建筑范圍的事物陷入唯心主義呢，還是孟子的唯心主義導(dǎo)致他采取這種詭辯術(shù)呢？總而言之，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xué)的比附以及外推的思維術(shù)，在孟子學(xué)說上，是結(jié)成不解緣的。

　　第四節(jié) 孟子的悲劇和鬧劇

　　孟子一生不得志，主要是他自取的。他把事物分為兩類，一類是本身有的，即內(nèi)在的；一類是外在的。本身有的，如仁義禮智，“求則得之，舍（捨）則失之”，這是求而有益于得的。外在的，如富貴利達，這是求而未必能得的（節(jié)譯自《孟子·盡心上》）。因此孟子雖然極想“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卻不肯考察當時天下形勢已容不得他執(zhí)行復(fù)古的井田制；諸侯講富國強兵以及合從連衡唯恐不足，更聽不得“善戰(zhàn)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離婁下》）的議論。無怪乎縱是逞其口舌，終不能說動諸侯，退而著書了事。和孟子出生稍后的商鞅，卻在孟子尚未老邁之年，得行其法于秦，使秦孝公奠定富國強兵的基礎(chǔ)。雖然死得很慘，但他那一套主張，仍然未被廢除，終于導(dǎo)致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商鞅是唯物主義者，孟子是唯心主義者，這或許是他們成敗的關(guān)鍵之一罷。

　　孟子雖然被稱為“亞圣”（始于元順帝至順元年，公元1330年，定于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在孔廟里陪著孔丘吃冷豬肉（當時叫“配享”），但到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卻對孟子的重民思想極不高興，甚至說：“這老頭兒要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焙槲涠吣辏?394）叫人把《孟子》所有有關(guān)重民思想的章節(jié)全行刪去，書名《孟子節(jié)文》，連所引《湯誓》“時日盍喪？予及女偕亡”（《梁惠王上》）都刪去了。共計刪除八十五條，并且不準士人學(xué)習這些被刪去的章節(jié)，更不準用它作考試題目。有一段時間，還把孟子牌位逐出孔廟，經(jīng)人勸說才得恢復(fù)。這固然不能說是孟子的悲劇，反而反映他所以遭專制魔王的迫害，更覺得他重民思想的可貴。這只是孟子身后的一幕鬧劇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