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春秋》的名義
“春秋”是各國國史的通名，如《國語·晉語七》說：“羊舌肸習(xí)于《春秋》”，意思就是羊舌肸（又叫叔向）這個人，熟悉各國史書?！冻Z上》也說：“教之《春秋》”，就是說，對太子，用史書教授他?！赌印っ鞴砥酚小爸苤洞呵铩贰?、“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就是指周朝、燕、宋、齊諸國都有史書，墨子曾讀過。
《春秋》又是魯國史書的專名。各國史書有專名的，如晉國史書叫《乘》，楚國史書叫《梼杌》（見《孟子·離婁下》）。魯國史書專名《春秋》，所以《左傳·昭公二年》敘述晉平公派遣韓宣子（起）出使魯國，看到《易》《象》和《魯春秋》。不過韓起所看到的《魯春秋》，一定是從周公姬旦敘起，才能說：“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倍F(xiàn)存的《春秋》，才從魯隱公敘起。隱公父親惠公以上的魯國歷史原始記載已經(jīng)完全亡佚。
至遲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記載國家大事；在每一季的開始，一般要寫“春”到“秋”四季的季節(jié)。但古人重視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國史記載叫做《春秋》，這可能是“春秋”作為史書名的來由罷。
現(xiàn)在，自秦以上，除魯國的《春秋》還較完整地存在外，若把《尚書》中的若干篇文獻(xiàn)不算，不用說西周、東周，就連春秋、戰(zhàn)國的各種史書（《戰(zhàn)國策》很難說是史書），都不存在了。西晉初在魏襄王墓中所發(fā)現(xiàn)的晉國、魏國史書，名叫“竹書紀(jì)年”的，今天也只存在一個拼湊起來的殘本。
現(xiàn)存《春秋》，從魯隱公記述到魯哀公，歷十二代君主，計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傳》和《谷梁傳》載至哀公十四年止，為二百四十二年，《左傳》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魯國史書的原文。
第二節(jié) 《春秋》作者
《公羊傳》、《谷梁傳》都在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寫“庚子，孔子生”，《左傳》雖然沒有這一條，但于哀公十六年寫“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可以想象《春秋》和孔丘有一定關(guān)系。但孔丘不可能寫自己某日死，也不會寫自己某日生，這一“生”一“卒”，自然不會是孔丘自己筆墨。卻自《左傳》作者以來，都說《春秋》是孔丘所修，《公羊傳》甚至說有未曾經(jīng)過孔丘修改的原本《春秋》，叫“不脩春秋”；現(xiàn)今的《春秋》，則是經(jīng)過孔丘所修改過的。孟子甚至說，《春秋》是孔丘著作的。這些都是不可憑信的推測之辭。
我們研究《春秋》本身，發(fā)現(xiàn)它前后筆調(diào)不一致，可以說是體例不純罷，略舉下列幾點作為例證。
?。ㄒ唬┰陔[公和桓公時，若不是魯國卿大夫，無論國際盟會或者統(tǒng)軍作戰(zhàn)，都不寫外國卿大夫的姓名。到莊公二十二年，《春秋》才寫“及齊高傒盟于防”， 這是和外國卿結(jié)盟寫出他姓名的開始。文公八年春寫“公子遂會晉大夫趙盾于衡雍”，這是盟會魯國和外國的卿大夫都寫出姓名的開始。
?。ǘ╇[公、桓公、莊公、閔公四公時，外國卿大夫統(tǒng)軍出外征伐，都只稱“某人（即某國人）”，如隱公二年：“鄭人伐衛(wèi)”。到僖公十五年，才寫“公孫敖（魯之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寫“諸侯之大夫”，還不寫出大夫的姓名；到文公三年，才寫“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寫明了外國統(tǒng)帥姓名；到宣公六年才寫“晉趙盾、衛(wèi)孫免侵陳”，兩國率領(lǐng)軍隊之卿大夫都寫出。直到成公二年，魯國及各國統(tǒng)帥都?xì)v歷寫出：“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人皆魯卿大夫）帥師會晉郤克、衛(wèi)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zhàn)于鞌，齊師敗績”，各國統(tǒng)帥之官都一一寫明。
?。ㄈ┰谫夜郧?，《春秋》多稱某國君為某人，不稱某侯。如隱公十年：“翚（公子翚，魯卿大夫）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睆膫魑?，經(jīng)所謂“齊人”，實是齊僖公；“鄭人”，實是鄭莊公，但不書“齊侯”“鄭伯”。僖公以后，僅秦、楚兩國之君有時稱“秦人”“楚人”。宣公五年以后，就是秦、楚兩國之君也不稱“人”，而稱“秦伯”、“楚子”。
這類例子還很多，這是古人所謂“書法”。書法的意義何在？前人說孔丘意在“寓褒貶，別善惡”，但深入研究，并不如此。只是因為時代推移，，形勢變動，太史有死者有繼承者，因此各不相同而已。
古本《竹書紀(jì)年》，是晉國、魏國的歷史文獻(xiàn)，西晉的杜預(yù)親自看見剛出土的竹簡，在其《春秋左傳集解后序》中說：“其《紀(jì)年篇》……大似《春秋經(jīng)》?！碧拼鷦⒅阂部吹竭@書，在《史通·惑經(jīng)篇》中也說：“《竹書紀(jì)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本汀豆騻鳌泛汀豆攘簜鳌芬约岸偈妗洞呵锓甭丁ど畈烀柶匪鶚O度推崇的僖公十六年《春秋》的“隕（《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的一條說，不過記載那天宋國有隕石，落下五塊石頭罷了。這種措辭構(gòu)句沒有什么奇怪，而《公羊傳》等卻越說越離奇，董仲舒認(rèn)為這是“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本孔丘語，見《論語·子路篇》）。其實，根據(jù)《史通·惑經(jīng)篇》所引《竹書紀(jì)年》，也是“隕石于宋五”?？梢娺@是宋國的天象，宋國把它通報諸侯，各國史官記了下來，何嘗是孔丘的筆墨？《禮記·坊記》曾經(jīng)兩三次引用《魯春秋》，就是《公羊傳》所謂“不脩春秋”，也和今天的《春秋》基本相同。因此，我們認(rèn)為下列諸人的說法是正確的：
孔穎達(dá)《左傳正義》說：
推尋經(jīng)文，自莊公以上弒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以明時史之同異，非仲尼所皆貶也。
宋鄭樵《春秋考·自述》說：
按《春秋》之經(jīng)，則魯史記也。
他還說：
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劉克莊說：
《春秋》，史克之舊文也。
清人袁谷芳《春秋書法論》說：
《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于后世者也。
石韞玉《獨學(xué)廬初稿·春秋論》也說：
《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洞呵铩饭彩拢瑲v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shù)十人。此數(shù)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xué)，則其書法，豈能盡同？
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關(guān)系呢？我認(rèn)為，孔子教學(xué)生，不能不教他們近代和現(xiàn)代史，《春秋》一書，孔子不過曾用它作過教本罷了。《春秋》本是魯國官書，由此傳到民間，由孔門弟子傳述下來，孔門弟子或者加上孔子生的年月日，或者加上孔子死的年月日，以此作為紀(jì)念而已。
第三節(jié) 對《春秋》的評價
《春秋》這書，今天如何評價？
第一，它既是魯國史官所記當(dāng)時之大事，必然基本上是可信的。我們從所記日蝕和其他天象可以得到證實?！洞呵铩酚涊d日蝕三十六次，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初一、十月初一的一連兩次日蝕，又二十四年七月初一、八月初一的兩次日蝕；相連兩月而日蝕，前人叫做“比食”，雖然并非沒有這種可能，但在同一地兩次日蝕都能見到，卻沒有可能性。尤其在前一次是日全蝕或環(huán)蝕之后，絕不能于下月初一又發(fā)生日蝕。因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初一的日蝕可能是誤認(rèn)或者誤記；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的日蝕可能是錯簡（好比今天的書頁次序裝訂錯亂了）。除這兩次而外，實記載三十四次，而三十三次據(jù)現(xiàn)代較精密的科學(xué)方法追算，是可靠的。這是古人所不能偽造的。
又譬如莊公七年記載，“星隕如雨”，這是公元前687年3月16日所發(fā)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記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記載。不是當(dāng)時人看到，當(dāng)時史官加以記載，誰也不能假造。還有文公十四年的“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這是世界上對哈雷彗星的最早記錄，也是無法假造的。
另外，上文已經(jīng)說明，《春秋》的記事，和《竹書紀(jì)年》（古本，即汲冢本）可以互相印證。尤其是關(guān)于春秋時代一段，書法也相同。而且，從出土不少青銅器銘文中和若干古文物中，也足以證明《春秋》的可信。如隱公二年“無駭（魯國卿）帥師入極”，極國就是金文中“遽”；又如隱公四年“莒人伐杞”，清光緒年間，在山東新泰縣出土杞伯器多種，因之可以推頂春秋前杞國國都所在；又如隱公五年“衛(wèi)師入郕”，從古青銅器和泉（錢幣）文中知道郕國古本作“成”，后來才加“邑”（“阝”）旁寫作“郕”。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今傳世青銅器有楚王頵鐘，銘文云：“楚王頵自作鈴鐘”，足證楚成王名頵。又如襄公十七年“邾子牼卒”，邾子牼即邾宣公，名“牼”，可是《公羊》《谷梁》“牼”皆作“瞯”，而端方《陶齋吉金錄》有邾公牼鐘四器，可證《左氏經(jīng)》正確。這些僅僅是少數(shù)例子，已足以證明《春秋》是可信史料。
第二，《春秋》所記，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國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過一萬六千多字，但據(jù)曹魏時的張晏和晚唐時人徐彥引《春秋說》，都說是一萬八千字（張說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說見《公羊傳·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見《春秋》原文，從三國以后脫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記。再以日蝕而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魯都曲阜可以見到日蝕在六十次以上，《春秋》僅記載了一半，另外一半或者失載，或者說脫落了。《春秋》載女子出嫁的僅七次，難道在十二代君主中，一共只有七個女孩出嫁？而且宣公十六年有“郯伯姬來歸”，成公五年又有“杞叔姬來歸”，這兩位女公子，只記載她們被男方拋棄會娘家，卻未記載她們的出嫁，又是什么緣故呢？又如鄅國在哀公三年時早已屬魯所有，《左傳》和《公羊傳》《谷梁傳》都說《春秋經(jīng)》條例之一是“重地”（見《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和《左傳·昭公三十一年》），為什么魯兼并鄅國土地卻不記載呢？漏記情況還不少。拿今天輯本《竹書紀(jì)年》和《春秋》比較，又有若干條為《春秋》所應(yīng)有而未有，是脫落，還是失載，就難說了。
第三，《春秋》是粗線條的筆墨。譬如宣公二年《春秋》“秋九月乙丑（二十六日）晉趙盾弒其君皋夷”。其實，殺晉靈公（名皋夷）的不是趙盾，而是趙穿，趙盾可能是指使著，也可能不是。其中有一段曲折，《左傳》有詳細(xì)敘述。若沒有《左傳》，誰知道其中底蘊？又如莊公二十六年《經(jīng)》，“曹殺其大夫”，僖公二十五年《經(jīng)》，“宋殺其大夫”，兩條《春秋》都沒有《傳》來說明，究竟殺人者是君是臣，被殺者又是誰，為什么被殺，怎樣被殺的，從《春秋》經(jīng)文僅僅五個字從，誰也看不出。杜預(yù)也不懂，只得說“其事則未聞”。王安石譏諷《春秋》是“斷爛朝表”（見蘇轍《春秋集解·自序》），便是對《春秋》殘缺的不滿意。
《春秋》本有自己的單行本，其后和各種傳文按年合并，先經(jīng)后傳，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和《春秋左氏傳》。三種《傳》的《春秋經(jīng)》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異，等下面講《三傳》時，再具體論述。
“春秋”是各國國史的通名，如《國語·晉語七》說：“羊舌肸習(xí)于《春秋》”，意思就是羊舌肸（又叫叔向）這個人，熟悉各國史書?！冻Z上》也說：“教之《春秋》”，就是說，對太子，用史書教授他?！赌印っ鞴砥酚小爸苤洞呵铩贰?、“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就是指周朝、燕、宋、齊諸國都有史書，墨子曾讀過。
《春秋》又是魯國史書的專名。各國史書有專名的，如晉國史書叫《乘》，楚國史書叫《梼杌》（見《孟子·離婁下》）。魯國史書專名《春秋》，所以《左傳·昭公二年》敘述晉平公派遣韓宣子（起）出使魯國，看到《易》《象》和《魯春秋》。不過韓起所看到的《魯春秋》，一定是從周公姬旦敘起，才能說：“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倍F(xiàn)存的《春秋》，才從魯隱公敘起。隱公父親惠公以上的魯國歷史原始記載已經(jīng)完全亡佚。
至遲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記載國家大事；在每一季的開始，一般要寫“春”到“秋”四季的季節(jié)。但古人重視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國史記載叫做《春秋》，這可能是“春秋”作為史書名的來由罷。
現(xiàn)在，自秦以上，除魯國的《春秋》還較完整地存在外，若把《尚書》中的若干篇文獻(xiàn)不算，不用說西周、東周，就連春秋、戰(zhàn)國的各種史書（《戰(zhàn)國策》很難說是史書），都不存在了。西晉初在魏襄王墓中所發(fā)現(xiàn)的晉國、魏國史書，名叫“竹書紀(jì)年”的，今天也只存在一個拼湊起來的殘本。
現(xiàn)存《春秋》，從魯隱公記述到魯哀公，歷十二代君主，計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傳》和《谷梁傳》載至哀公十四年止，為二百四十二年，《左傳》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魯國史書的原文。
第二節(jié) 《春秋》作者
《公羊傳》、《谷梁傳》都在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寫“庚子，孔子生”，《左傳》雖然沒有這一條，但于哀公十六年寫“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可以想象《春秋》和孔丘有一定關(guān)系。但孔丘不可能寫自己某日死，也不會寫自己某日生，這一“生”一“卒”，自然不會是孔丘自己筆墨。卻自《左傳》作者以來，都說《春秋》是孔丘所修，《公羊傳》甚至說有未曾經(jīng)過孔丘修改的原本《春秋》，叫“不脩春秋”；現(xiàn)今的《春秋》，則是經(jīng)過孔丘所修改過的。孟子甚至說，《春秋》是孔丘著作的。這些都是不可憑信的推測之辭。
我們研究《春秋》本身，發(fā)現(xiàn)它前后筆調(diào)不一致，可以說是體例不純罷，略舉下列幾點作為例證。
?。ㄒ唬┰陔[公和桓公時，若不是魯國卿大夫，無論國際盟會或者統(tǒng)軍作戰(zhàn)，都不寫外國卿大夫的姓名。到莊公二十二年，《春秋》才寫“及齊高傒盟于防”， 這是和外國卿結(jié)盟寫出他姓名的開始。文公八年春寫“公子遂會晉大夫趙盾于衡雍”，這是盟會魯國和外國的卿大夫都寫出姓名的開始。
?。ǘ╇[公、桓公、莊公、閔公四公時，外國卿大夫統(tǒng)軍出外征伐，都只稱“某人（即某國人）”，如隱公二年：“鄭人伐衛(wèi)”。到僖公十五年，才寫“公孫敖（魯之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寫“諸侯之大夫”，還不寫出大夫的姓名；到文公三年，才寫“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寫明了外國統(tǒng)帥姓名；到宣公六年才寫“晉趙盾、衛(wèi)孫免侵陳”，兩國率領(lǐng)軍隊之卿大夫都寫出。直到成公二年，魯國及各國統(tǒng)帥都?xì)v歷寫出：“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人皆魯卿大夫）帥師會晉郤克、衛(wèi)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zhàn)于鞌，齊師敗績”，各國統(tǒng)帥之官都一一寫明。
?。ㄈ┰谫夜郧?，《春秋》多稱某國君為某人，不稱某侯。如隱公十年：“翚（公子翚，魯卿大夫）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睆膫魑?，經(jīng)所謂“齊人”，實是齊僖公；“鄭人”，實是鄭莊公，但不書“齊侯”“鄭伯”。僖公以后，僅秦、楚兩國之君有時稱“秦人”“楚人”。宣公五年以后，就是秦、楚兩國之君也不稱“人”，而稱“秦伯”、“楚子”。
這類例子還很多，這是古人所謂“書法”。書法的意義何在？前人說孔丘意在“寓褒貶，別善惡”，但深入研究，并不如此。只是因為時代推移，，形勢變動，太史有死者有繼承者，因此各不相同而已。
古本《竹書紀(jì)年》，是晉國、魏國的歷史文獻(xiàn)，西晉的杜預(yù)親自看見剛出土的竹簡，在其《春秋左傳集解后序》中說：“其《紀(jì)年篇》……大似《春秋經(jīng)》?！碧拼鷦⒅阂部吹竭@書，在《史通·惑經(jīng)篇》中也說：“《竹書紀(jì)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本汀豆騻鳌泛汀豆攘簜鳌芬约岸偈妗洞呵锓甭丁ど畈烀柶匪鶚O度推崇的僖公十六年《春秋》的“隕（《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的一條說，不過記載那天宋國有隕石，落下五塊石頭罷了。這種措辭構(gòu)句沒有什么奇怪，而《公羊傳》等卻越說越離奇，董仲舒認(rèn)為這是“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本孔丘語，見《論語·子路篇》）。其實，根據(jù)《史通·惑經(jīng)篇》所引《竹書紀(jì)年》，也是“隕石于宋五”?？梢娺@是宋國的天象，宋國把它通報諸侯，各國史官記了下來，何嘗是孔丘的筆墨？《禮記·坊記》曾經(jīng)兩三次引用《魯春秋》，就是《公羊傳》所謂“不脩春秋”，也和今天的《春秋》基本相同。因此，我們認(rèn)為下列諸人的說法是正確的：
孔穎達(dá)《左傳正義》說：
推尋經(jīng)文，自莊公以上弒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以明時史之同異，非仲尼所皆貶也。
宋鄭樵《春秋考·自述》說：
按《春秋》之經(jīng)，則魯史記也。
他還說：
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劉克莊說：
《春秋》，史克之舊文也。
清人袁谷芳《春秋書法論》說：
《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于后世者也。
石韞玉《獨學(xué)廬初稿·春秋論》也說：
《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洞呵铩饭彩拢瑲v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shù)十人。此數(shù)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xué)，則其書法，豈能盡同？
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關(guān)系呢？我認(rèn)為，孔子教學(xué)生，不能不教他們近代和現(xiàn)代史，《春秋》一書，孔子不過曾用它作過教本罷了。《春秋》本是魯國官書，由此傳到民間，由孔門弟子傳述下來，孔門弟子或者加上孔子生的年月日，或者加上孔子死的年月日，以此作為紀(jì)念而已。
第三節(jié) 對《春秋》的評價
《春秋》這書，今天如何評價？
第一，它既是魯國史官所記當(dāng)時之大事，必然基本上是可信的。我們從所記日蝕和其他天象可以得到證實?！洞呵铩酚涊d日蝕三十六次，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初一、十月初一的一連兩次日蝕，又二十四年七月初一、八月初一的兩次日蝕；相連兩月而日蝕，前人叫做“比食”，雖然并非沒有這種可能，但在同一地兩次日蝕都能見到，卻沒有可能性。尤其在前一次是日全蝕或環(huán)蝕之后，絕不能于下月初一又發(fā)生日蝕。因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初一的日蝕可能是誤認(rèn)或者誤記；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的日蝕可能是錯簡（好比今天的書頁次序裝訂錯亂了）。除這兩次而外，實記載三十四次，而三十三次據(jù)現(xiàn)代較精密的科學(xué)方法追算，是可靠的。這是古人所不能偽造的。
又譬如莊公七年記載，“星隕如雨”，這是公元前687年3月16日所發(fā)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記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記載。不是當(dāng)時人看到，當(dāng)時史官加以記載，誰也不能假造。還有文公十四年的“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這是世界上對哈雷彗星的最早記錄，也是無法假造的。
另外，上文已經(jīng)說明，《春秋》的記事，和《竹書紀(jì)年》（古本，即汲冢本）可以互相印證。尤其是關(guān)于春秋時代一段，書法也相同。而且，從出土不少青銅器銘文中和若干古文物中，也足以證明《春秋》的可信。如隱公二年“無駭（魯國卿）帥師入極”，極國就是金文中“遽”；又如隱公四年“莒人伐杞”，清光緒年間，在山東新泰縣出土杞伯器多種，因之可以推頂春秋前杞國國都所在；又如隱公五年“衛(wèi)師入郕”，從古青銅器和泉（錢幣）文中知道郕國古本作“成”，后來才加“邑”（“阝”）旁寫作“郕”。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今傳世青銅器有楚王頵鐘，銘文云：“楚王頵自作鈴鐘”，足證楚成王名頵。又如襄公十七年“邾子牼卒”，邾子牼即邾宣公，名“牼”，可是《公羊》《谷梁》“牼”皆作“瞯”，而端方《陶齋吉金錄》有邾公牼鐘四器，可證《左氏經(jīng)》正確。這些僅僅是少數(shù)例子，已足以證明《春秋》是可信史料。
第二，《春秋》所記，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國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過一萬六千多字，但據(jù)曹魏時的張晏和晚唐時人徐彥引《春秋說》，都說是一萬八千字（張說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說見《公羊傳·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見《春秋》原文，從三國以后脫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記。再以日蝕而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魯都曲阜可以見到日蝕在六十次以上，《春秋》僅記載了一半，另外一半或者失載，或者說脫落了。《春秋》載女子出嫁的僅七次，難道在十二代君主中，一共只有七個女孩出嫁？而且宣公十六年有“郯伯姬來歸”，成公五年又有“杞叔姬來歸”，這兩位女公子，只記載她們被男方拋棄會娘家，卻未記載她們的出嫁，又是什么緣故呢？又如鄅國在哀公三年時早已屬魯所有，《左傳》和《公羊傳》《谷梁傳》都說《春秋經(jīng)》條例之一是“重地”（見《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和《左傳·昭公三十一年》），為什么魯兼并鄅國土地卻不記載呢？漏記情況還不少。拿今天輯本《竹書紀(jì)年》和《春秋》比較，又有若干條為《春秋》所應(yīng)有而未有，是脫落，還是失載，就難說了。
第三，《春秋》是粗線條的筆墨。譬如宣公二年《春秋》“秋九月乙丑（二十六日）晉趙盾弒其君皋夷”。其實，殺晉靈公（名皋夷）的不是趙盾，而是趙穿，趙盾可能是指使著，也可能不是。其中有一段曲折，《左傳》有詳細(xì)敘述。若沒有《左傳》，誰知道其中底蘊？又如莊公二十六年《經(jīng)》，“曹殺其大夫”，僖公二十五年《經(jīng)》，“宋殺其大夫”，兩條《春秋》都沒有《傳》來說明，究竟殺人者是君是臣，被殺者又是誰，為什么被殺，怎樣被殺的，從《春秋》經(jīng)文僅僅五個字從，誰也看不出。杜預(yù)也不懂，只得說“其事則未聞”。王安石譏諷《春秋》是“斷爛朝表”（見蘇轍《春秋集解·自序》），便是對《春秋》殘缺的不滿意。
《春秋》本有自己的單行本，其后和各種傳文按年合并，先經(jīng)后傳，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和《春秋左氏傳》。三種《傳》的《春秋經(jīng)》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異，等下面講《三傳》時，再具體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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