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景芳
《周禮》是談政治制度的書。漢初時，名為《周官》；將《周官》之名改稱《周禮》，蓋始于劉歆。自鄭玄兼注《周禮》、《儀禮》、《禮記》，《周禮》遂為三禮之一。
第一節(jié) 《周禮》作者和成書年代
《周禮》作于何時？這個問題自漢以來，即眾說紛壇。說《周禮》出于周公或劉歆偽作，固然不對；說“出于六國時人”①，也不見得對。近人洪誠采朱謙之等人之說，斷為“成書最晚不在東周惠王后”②，我看比較接近事實。
朱說：
“此書中所用古體文字，不見于其他古籍，而獨與甲骨文金文相同，又其所載官制與《詩經(jīng)·大雅·小雅》相合，可見非在西周文化發(fā)達的時代不能作。”③
洪氏更補充說：
“從語法看，文獻中，凡春秋以前之文，十數(shù)與零數(shù)之間，皆用‘有’字連之，戰(zhàn)國中期之文即不用?！渡袝?、《春秋經(jīng)》、《論語》、《儀禮》經(jīng)文、《易·系辭傳》皆必用?！赌绿熳觽鳌芬杂脼槌??！锻踔啤?、《莊子》不定?！蹲髠鳌?、《國語》以不用為常。《山海經(jīng)》中之《五藏山經(jīng)》不用。《孟子》除論述與《尚書》有關(guān)之事而外，亦不用。《周禮》之經(jīng)記全部用，此種語法與《尚書》、《春秋經(jīng)》同，故非戰(zhàn)國時人之作?！雹?br />
我基本上同意洪誠的觀點。
考周公營成周（即洛邑）原是周武王的宿愿。這一點，《史記·周本紀）采《逸周書·度邑》述武王語說：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空’。營周居于雒邑而后去?！?br />
這是說，周武王曾因地理形勢，決定在伊、洛流域、原來夏人的舊地營建洛邑，作為新都。于“周公行政七年”下又說：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鳌墩僬a》、《洛誥》?！?br />
從這兩條材料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營成周是武王的意思，其出發(fā)點在于考慮地理形勢，至于“天下之中”，則是營成周的副產(chǎn)物，并不在初時考慮之內(nèi)。而《周禮》則不然。《周禮》把“求地中”作為“惟王建國”的唯一標準。說什么“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萬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雹葸@種說法顯然違背周初營洛事實。
《周禮》封國之制，不但與《孟子》、《王制》之說不合，也與《左傳》、《國語》之說不合。例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說：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br />
意思是說：過去天子之地轄區(qū)千里，列國之地轄區(qū)各百里，依此遞降。昭公二十三年說：
“無亦監(jiān)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
這是說：楚國若敖（楚君熊儀）、蚡冒（楚君，即楚武王之父），至于武王、文王，封地不超過百里?！秶Z·楚語》說：
“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向，而至于有畿田?！?br />
此處所載封地同樣不超過百里?？梢?，周初封國無有過百里的。而《周禮·大司徒》卻說：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br />
這種封國之制，斷非周初所有。
畿服之制古籍有二說。
其一，《尚書·康誥》說：
“候甸男邦采衛(wèi)，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這是說，侯、甸、男邦、采、衛(wèi)五諸侯和周朝官民，都效力于周新大邑。這里，侯、甸、男、采、衛(wèi)依次稱為五服。《酒誥》說：
“越在外服、候甸男衛(wèi)邦伯，越在內(nèi)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br />
意思是：在外服的職官，如侯、甸、男、衛(wèi)的國君；在內(nèi)服的職官，如各級官員，眾長官，以及副職、其它官吏和王族官員。根據(jù)《尚書》所記，則王畿之外，有侯、甸、男、采、衛(wèi)五服，且甸服屬于外服。
其二，《國語·周語》說：
“夫先王之制，邦內(nèi)甸服，邦外侯服，侯、衛(wèi)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br />
這是說，先王的制度規(guī)定，王畿方千里之內(nèi)為甸服；王畿之外為侯服；侯服之外為賓服，賓服之外為要服，要服之外，稱荒服。
《荀子·正論》亦有類似的記載。根據(jù)《國語·周語》所記，則甸服屬內(nèi)服，即王畿之地，而甸服之外，還有賓服、要服、荒服等等。
以上二說不同，最合理的理解，為《尚書》所記應是周初仍襲殷制，未及改作，《周語》、《荀子》所述，則是周人新制，后世沿用。而《周禮》卻于《夏官·大司馬·職方氏》、《秋官·大行人》說什么“九畿”、“九服”（指侯、甸、男、采、衛(wèi)、蠻、夷、鎮(zhèn)、藩等九服。自王畿千里之外，每五百里為一服，依次為別），周公時顯然不可能有如此遼闊的疆域。
然而除此而外，《周禮》其余部分則什九是西周舊制，無可疑者。
我考儒家的儒，得《太宰》“九兩”的“儒以道得民”。了解到儒字古義是“有六藝以教民者”，證之以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說“儒者以六藝為法”’《漢書·藝文志》說儒家“游文于六經(jīng)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而皆通。我考井田制，從《地官·載師》而知古時遠郊亦曰牧，實為思格斯《馬爾克》一文中所說的“公共馬爾克”，近郊亦曰“農(nóng)郊”（農(nóng)郊取《詩·衛(wèi)風·碩人》），實為恩格斯《馬爾克》一文中所說的“分配馬爾克”。從《地官·遂人》而知井田制就是“把土地分配給單個家庭并定期實行重新分配”，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論述的農(nóng)村公社完全一致。其它如“合耦”之制，“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之制，等等，都不能偽，并不可能作于春秋中期以后。
因此，我認為《周禮》一書是東遷以后某氏所作。作者得見西周王室檔案，故講古制極為纖悉具體。但其中也增入作者自己的設想。例如封國之制、畿服之制一類的東西，就是作者自己設想所制定的方案。這個方案，具有時代特點，不但西周不能為此方案，即春秋戰(zhàn)國時人也不會作此方案。原因是春秋戰(zhàn)國時，周室衰微已甚，降為二、三等小國，當時不會幻想它會復興。而在西周的歷史條件下，則不可能產(chǎn)生這樣的設想。至于鄭玄所說“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是沒有根據(jù)的。
第二節(jié) 體例和內(nèi)容
《周禮》文繁事富，體大思精。全書用六官區(qū)分為六部分。今冬官全亡，地官司祿、夏官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掌疆、司甲、秋官掌察、掌貨賄、都則、都士、家士諸職亦闕。
六官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每一官都有“惟王建國，辯方正位，體國經(jīng)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數(shù)語冠首。以下，如在天官則說“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冢宰為六卿之首、百宮之長，其職掌理天下政務，以輔佐王者統(tǒng)治天下。天官所屬編制，上自大宰、小宰，下至屨人、夏采，包括六十二種職官。
在地官則說“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地官之長大司徒，掌邦教、土地、賦稅等。其編制有大司徒、小司徒、鄉(xiāng)師、鄉(xiāng)大夫、州長、黨正，以及饎人、槀?cè)说取?br />
在春官則說“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伯為六卿之一，掌邦禮，主管宗廟祭祀等。春官的編制，上自大宗伯、小宗伯，下至都宗人、家宗人包括六十九種職官。
在夏官則說“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夏官之長大司馬，為六卿之一，掌軍政，統(tǒng)領(lǐng)軍隊。夏官之屬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司勛，以及撢人、都司馬等六十八種官名。
在秋官則說“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秋官大司寇為六卿之一，其職掌獄訟刑罰等司法政務。秋官之屬有士師、鄉(xiāng)士、遂士、掌交、朝大夫等六十五種官名。以上諸官均先敘其官名、爵等、員數(shù)，再分敘各自的職掌。
《周禮》冬官全亡，以《考工記》補之。所記包括治木之工、治金之工、設色之工、刮摩之工、搏埴之工等，對于車、削、矢、劍、鐘、量、甲、韋革、皋陶、染羽、磬、玉、弓等等的制作，敘述甚詳。
應該指出，《周禮》所說“惟王建國”的“國”，實包括王畿全部。“體國經(jīng)野”的“國”，則為與野相對而言，但指遠郊以內(nèi)。至“以佐王均邦國”的“國”，則是指諸侯之國。一篇之內(nèi)，用了三個“國”字，而義各不同，不可不辨。同時，“惟王建國”數(shù)語，是從一般意義來講的。這個“王”不定指某王。表明這只是草擬一個備用的方案。
第三節(jié) 史料價值、影響及注本
讀《周禮》，不僅可以考見古制，還可以看到《周禮》作者的邏輯思想。學者稱贊孫詒讓《周禮正義》“以太宰八法為綱領(lǐng)”。其實太宰的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tǒng)、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都有綱領(lǐng)意義。即都是運用邏輯思想，從復雜繁賾的職事中，概括為若干條原則。
《周禮》六官所記，基本上是西周歷史條件下的各種現(xiàn)實的政治制度。因此，有人以《周禮》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lǐng)于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lǐng)于宗伯，為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⑥。也有人以為周公成文武之德，相成王為太師，乃廣置宮闕、猥褻、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為屬，必不然矣⑦。這都是不懂得歷史唯物主義，用后世之見來臆測古人的。殊不知《周禮》這些記載，恰是當時的真實情況。我們今日而欲考求中國古代的田制、兵制、學制、刑法、祀典諸大端，固舍是書莫屬了。
盡管自來學者對《周禮》一書疑信參半，然而此書對后世的影響還是很大的。最顯著的例子如王莽、王安石的變法、宇文泰的改革官制，有人認為就都是規(guī)摹《周禮》的。
《考工記》亦是先秦古書，漢人用補《周禮》冬官。其書稱“鄭之刀”，又稱“秦無廬”。而鄭封于宣王時，秦封于孝王時，此書當然非周初作品。但不能因此就說《考工記》是戰(zhàn)國末的書。梁啟超雖然說《考工記》是戰(zhàn)國末的書，但也不能不承認“其文體較古雅些，所敘之事也很結(jié)實，沒有理想的話”⑧。其實，這一點正可作為它是周室東遷后的人所作的一個證據(jù)?！犊脊び洝放e出“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入上梓，周人上輿”，正因為此書是周人所作，所以對于車的構(gòu)造記述特詳。這一點也是考證《考工記》寫作時代所應注意的。既然記文不是偽作，而在記里明白地舉出這些，自然它不會是春秋或戰(zhàn)國時人的作品了。至于記文的價值，今日講工藝者，類能言之，就不在這里詳說了。
《周禮》的價值就在于它是寶貴的歷史資料。我們研究古代史，論證一些問題，都可加以利用，以期把歷史變成科學。這樣，我看它就是無價之寶。
古今注釋《周禮》的書很多，不能一一列舉，也沒有必要一一列舉。茲只舉最基本的三部書：一、鄭玄《周禮注》，二、賈公彥《周禮注疏》，三、孫詒讓《周禮正義》。
鄭玄注成于東漢末，是在杜子春、鄭興、鄭眾、賈逵、馬融諸家舊注的基礎上完成的。實際上是給《周禮》學作了第一次總結(jié)。《周禮》鄭注簡奧融通，功力最深，為學《周禮》必讀的書。
賈公彥疏成于唐初，它是闡釋鄭注的。此書舊謂原出沈重《〈周官禮〉義疏》。實際上已包括魏晉六朝諸家之說，賈公彥在唐初為《周禮》學作了第二次總結(jié)?！吨熳诱Z類》論唐人諸經(jīng)義疏，說“《周禮注疏》最好”，是有根據(jù)的。
孫詒讓正義成于清末，博采宋元明清諸家之說，疏通證明，折衷至當，在清人諸經(jīng)新疏中，沒有超過此書的。在目前，可以說是《周禮》學最后的一次總結(jié)。當然，由于歷史局限性，不能說此書沒有錯誤；不過錯誤很少。這就有待于后人繼續(xù)研究了。
鄭玄《周禮注》通行版本很多，以四部叢刊影明翻宋刊本為最佳。賈公彥《周禮注疏》，阮元刻《十三經(jīng)注疏》附校勘記本較好。董康誦芬室用宋槧影印《周禮疏》五十卷最稱善本，然不易得。孫詒讓《周禮正義》有光緒三十一年鉛印本，字跡淺深不一，不便閱讀。另有民國二十年笛湖精舍刻本，字跡很大，便于閱讀，但錯字太多。還有四部備要本，也有錯字。至于國學基本叢書本，則字太小，錯字和斷句斷錯了的也不少。閱讀時，最好以笛湖精舍刻本為主，用其它各種版本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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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皮錫瑞《經(jīng)學通論·三禮》?！ 、?《讀〈周禮正義〉》，見《孫詒讓研究》?！?③ 《周禮的主要思想》，見光明日報1951年11月12日第2版?！ 、?《讀周禮正義》，見《孫詒讓研究》?！ 、?《周禮·地官。大司徒》?！ 、?王應麟《困學記聞》卷四?！ 、?胡宏《皇王大紀》。 ?、?《古書真?zhèn)渭捌淠甏贰?/div>
《周禮》是談政治制度的書。漢初時，名為《周官》；將《周官》之名改稱《周禮》，蓋始于劉歆。自鄭玄兼注《周禮》、《儀禮》、《禮記》，《周禮》遂為三禮之一。
第一節(jié) 《周禮》作者和成書年代
《周禮》作于何時？這個問題自漢以來，即眾說紛壇。說《周禮》出于周公或劉歆偽作，固然不對；說“出于六國時人”①，也不見得對。近人洪誠采朱謙之等人之說，斷為“成書最晚不在東周惠王后”②，我看比較接近事實。
朱說：
“此書中所用古體文字，不見于其他古籍，而獨與甲骨文金文相同，又其所載官制與《詩經(jīng)·大雅·小雅》相合，可見非在西周文化發(fā)達的時代不能作。”③
洪氏更補充說：
“從語法看，文獻中，凡春秋以前之文，十數(shù)與零數(shù)之間，皆用‘有’字連之，戰(zhàn)國中期之文即不用?！渡袝?、《春秋經(jīng)》、《論語》、《儀禮》經(jīng)文、《易·系辭傳》皆必用?！赌绿熳觽鳌芬杂脼槌??！锻踔啤?、《莊子》不定?！蹲髠鳌?、《國語》以不用為常。《山海經(jīng)》中之《五藏山經(jīng)》不用。《孟子》除論述與《尚書》有關(guān)之事而外，亦不用。《周禮》之經(jīng)記全部用，此種語法與《尚書》、《春秋經(jīng)》同，故非戰(zhàn)國時人之作?！雹?br />
我基本上同意洪誠的觀點。
考周公營成周（即洛邑）原是周武王的宿愿。這一點，《史記·周本紀）采《逸周書·度邑》述武王語說：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空’。營周居于雒邑而后去?！?br />
這是說，周武王曾因地理形勢，決定在伊、洛流域、原來夏人的舊地營建洛邑，作為新都。于“周公行政七年”下又說：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鳌墩僬a》、《洛誥》?！?br />
從這兩條材料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營成周是武王的意思，其出發(fā)點在于考慮地理形勢，至于“天下之中”，則是營成周的副產(chǎn)物，并不在初時考慮之內(nèi)。而《周禮》則不然。《周禮》把“求地中”作為“惟王建國”的唯一標準。說什么“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萬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雹葸@種說法顯然違背周初營洛事實。
《周禮》封國之制，不但與《孟子》、《王制》之說不合，也與《左傳》、《國語》之說不合。例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說：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br />
意思是說：過去天子之地轄區(qū)千里，列國之地轄區(qū)各百里，依此遞降。昭公二十三年說：
“無亦監(jiān)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
這是說：楚國若敖（楚君熊儀）、蚡冒（楚君，即楚武王之父），至于武王、文王，封地不超過百里?！秶Z·楚語》說：
“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向，而至于有畿田?！?br />
此處所載封地同樣不超過百里?？梢?，周初封國無有過百里的。而《周禮·大司徒》卻說：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br />
這種封國之制，斷非周初所有。
畿服之制古籍有二說。
其一，《尚書·康誥》說：
“候甸男邦采衛(wèi)，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這是說，侯、甸、男邦、采、衛(wèi)五諸侯和周朝官民，都效力于周新大邑。這里，侯、甸、男、采、衛(wèi)依次稱為五服。《酒誥》說：
“越在外服、候甸男衛(wèi)邦伯，越在內(nèi)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br />
意思是：在外服的職官，如侯、甸、男、衛(wèi)的國君；在內(nèi)服的職官，如各級官員，眾長官，以及副職、其它官吏和王族官員。根據(jù)《尚書》所記，則王畿之外，有侯、甸、男、采、衛(wèi)五服，且甸服屬于外服。
其二，《國語·周語》說：
“夫先王之制，邦內(nèi)甸服，邦外侯服，侯、衛(wèi)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br />
這是說，先王的制度規(guī)定，王畿方千里之內(nèi)為甸服；王畿之外為侯服；侯服之外為賓服，賓服之外為要服，要服之外，稱荒服。
《荀子·正論》亦有類似的記載。根據(jù)《國語·周語》所記，則甸服屬內(nèi)服，即王畿之地，而甸服之外，還有賓服、要服、荒服等等。
以上二說不同，最合理的理解，為《尚書》所記應是周初仍襲殷制，未及改作，《周語》、《荀子》所述，則是周人新制，后世沿用。而《周禮》卻于《夏官·大司馬·職方氏》、《秋官·大行人》說什么“九畿”、“九服”（指侯、甸、男、采、衛(wèi)、蠻、夷、鎮(zhèn)、藩等九服。自王畿千里之外，每五百里為一服，依次為別），周公時顯然不可能有如此遼闊的疆域。
然而除此而外，《周禮》其余部分則什九是西周舊制，無可疑者。
我考儒家的儒，得《太宰》“九兩”的“儒以道得民”。了解到儒字古義是“有六藝以教民者”，證之以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說“儒者以六藝為法”’《漢書·藝文志》說儒家“游文于六經(jīng)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而皆通。我考井田制，從《地官·載師》而知古時遠郊亦曰牧，實為思格斯《馬爾克》一文中所說的“公共馬爾克”，近郊亦曰“農(nóng)郊”（農(nóng)郊取《詩·衛(wèi)風·碩人》），實為恩格斯《馬爾克》一文中所說的“分配馬爾克”。從《地官·遂人》而知井田制就是“把土地分配給單個家庭并定期實行重新分配”，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論述的農(nóng)村公社完全一致。其它如“合耦”之制，“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之制，等等，都不能偽，并不可能作于春秋中期以后。
因此，我認為《周禮》一書是東遷以后某氏所作。作者得見西周王室檔案，故講古制極為纖悉具體。但其中也增入作者自己的設想。例如封國之制、畿服之制一類的東西，就是作者自己設想所制定的方案。這個方案，具有時代特點，不但西周不能為此方案，即春秋戰(zhàn)國時人也不會作此方案。原因是春秋戰(zhàn)國時，周室衰微已甚，降為二、三等小國，當時不會幻想它會復興。而在西周的歷史條件下，則不可能產(chǎn)生這樣的設想。至于鄭玄所說“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是沒有根據(jù)的。
第二節(jié) 體例和內(nèi)容
《周禮》文繁事富，體大思精。全書用六官區(qū)分為六部分。今冬官全亡，地官司祿、夏官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掌疆、司甲、秋官掌察、掌貨賄、都則、都士、家士諸職亦闕。
六官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每一官都有“惟王建國，辯方正位，體國經(jīng)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數(shù)語冠首。以下，如在天官則說“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冢宰為六卿之首、百宮之長，其職掌理天下政務，以輔佐王者統(tǒng)治天下。天官所屬編制，上自大宰、小宰，下至屨人、夏采，包括六十二種職官。
在地官則說“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地官之長大司徒，掌邦教、土地、賦稅等。其編制有大司徒、小司徒、鄉(xiāng)師、鄉(xiāng)大夫、州長、黨正，以及饎人、槀?cè)说取?br />
在春官則說“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伯為六卿之一，掌邦禮，主管宗廟祭祀等。春官的編制，上自大宗伯、小宗伯，下至都宗人、家宗人包括六十九種職官。
在夏官則說“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夏官之長大司馬，為六卿之一，掌軍政，統(tǒng)領(lǐng)軍隊。夏官之屬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司勛，以及撢人、都司馬等六十八種官名。
在秋官則說“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秋官大司寇為六卿之一，其職掌獄訟刑罰等司法政務。秋官之屬有士師、鄉(xiāng)士、遂士、掌交、朝大夫等六十五種官名。以上諸官均先敘其官名、爵等、員數(shù)，再分敘各自的職掌。
《周禮》冬官全亡，以《考工記》補之。所記包括治木之工、治金之工、設色之工、刮摩之工、搏埴之工等，對于車、削、矢、劍、鐘、量、甲、韋革、皋陶、染羽、磬、玉、弓等等的制作，敘述甚詳。
應該指出，《周禮》所說“惟王建國”的“國”，實包括王畿全部。“體國經(jīng)野”的“國”，則為與野相對而言，但指遠郊以內(nèi)。至“以佐王均邦國”的“國”，則是指諸侯之國。一篇之內(nèi)，用了三個“國”字，而義各不同，不可不辨。同時，“惟王建國”數(shù)語，是從一般意義來講的。這個“王”不定指某王。表明這只是草擬一個備用的方案。
第三節(jié) 史料價值、影響及注本
讀《周禮》，不僅可以考見古制，還可以看到《周禮》作者的邏輯思想。學者稱贊孫詒讓《周禮正義》“以太宰八法為綱領(lǐng)”。其實太宰的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tǒng)、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都有綱領(lǐng)意義。即都是運用邏輯思想，從復雜繁賾的職事中，概括為若干條原則。
《周禮》六官所記，基本上是西周歷史條件下的各種現(xiàn)實的政治制度。因此，有人以《周禮》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lǐng)于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lǐng)于宗伯，為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⑥。也有人以為周公成文武之德，相成王為太師，乃廣置宮闕、猥褻、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為屬，必不然矣⑦。這都是不懂得歷史唯物主義，用后世之見來臆測古人的。殊不知《周禮》這些記載，恰是當時的真實情況。我們今日而欲考求中國古代的田制、兵制、學制、刑法、祀典諸大端，固舍是書莫屬了。
盡管自來學者對《周禮》一書疑信參半，然而此書對后世的影響還是很大的。最顯著的例子如王莽、王安石的變法、宇文泰的改革官制，有人認為就都是規(guī)摹《周禮》的。
《考工記》亦是先秦古書，漢人用補《周禮》冬官。其書稱“鄭之刀”，又稱“秦無廬”。而鄭封于宣王時，秦封于孝王時，此書當然非周初作品。但不能因此就說《考工記》是戰(zhàn)國末的書。梁啟超雖然說《考工記》是戰(zhàn)國末的書，但也不能不承認“其文體較古雅些，所敘之事也很結(jié)實，沒有理想的話”⑧。其實，這一點正可作為它是周室東遷后的人所作的一個證據(jù)?！犊脊び洝放e出“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入上梓，周人上輿”，正因為此書是周人所作，所以對于車的構(gòu)造記述特詳。這一點也是考證《考工記》寫作時代所應注意的。既然記文不是偽作，而在記里明白地舉出這些，自然它不會是春秋或戰(zhàn)國時人的作品了。至于記文的價值，今日講工藝者，類能言之，就不在這里詳說了。
《周禮》的價值就在于它是寶貴的歷史資料。我們研究古代史，論證一些問題，都可加以利用，以期把歷史變成科學。這樣，我看它就是無價之寶。
古今注釋《周禮》的書很多，不能一一列舉，也沒有必要一一列舉。茲只舉最基本的三部書：一、鄭玄《周禮注》，二、賈公彥《周禮注疏》，三、孫詒讓《周禮正義》。
鄭玄注成于東漢末，是在杜子春、鄭興、鄭眾、賈逵、馬融諸家舊注的基礎上完成的。實際上是給《周禮》學作了第一次總結(jié)。《周禮》鄭注簡奧融通，功力最深，為學《周禮》必讀的書。
賈公彥疏成于唐初，它是闡釋鄭注的。此書舊謂原出沈重《〈周官禮〉義疏》。實際上已包括魏晉六朝諸家之說，賈公彥在唐初為《周禮》學作了第二次總結(jié)?！吨熳诱Z類》論唐人諸經(jīng)義疏，說“《周禮注疏》最好”，是有根據(jù)的。
孫詒讓正義成于清末，博采宋元明清諸家之說，疏通證明，折衷至當，在清人諸經(jīng)新疏中，沒有超過此書的。在目前，可以說是《周禮》學最后的一次總結(jié)。當然，由于歷史局限性，不能說此書沒有錯誤；不過錯誤很少。這就有待于后人繼續(xù)研究了。
鄭玄《周禮注》通行版本很多，以四部叢刊影明翻宋刊本為最佳。賈公彥《周禮注疏》，阮元刻《十三經(jīng)注疏》附校勘記本較好。董康誦芬室用宋槧影印《周禮疏》五十卷最稱善本，然不易得。孫詒讓《周禮正義》有光緒三十一年鉛印本，字跡淺深不一，不便閱讀。另有民國二十年笛湖精舍刻本，字跡很大，便于閱讀，但錯字太多。還有四部備要本，也有錯字。至于國學基本叢書本，則字太小，錯字和斷句斷錯了的也不少。閱讀時，最好以笛湖精舍刻本為主，用其它各種版本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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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皮錫瑞《經(jīng)學通論·三禮》?！ 、?《讀〈周禮正義〉》，見《孫詒讓研究》?！?③ 《周禮的主要思想》，見光明日報1951年11月12日第2版?！ 、?《讀周禮正義》，見《孫詒讓研究》?！ 、?《周禮·地官。大司徒》?！ 、?王應麟《困學記聞》卷四?！ 、?胡宏《皇王大紀》。 ?、?《古書真?zhèn)渭捌淠甏贰?/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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