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82、匈奴版秦檜

孟子他說 作者:熊逸


  孟子這段"力"與"德"之辨、"王"與"霸"之辨確實在歷史上不容易找到有力的例證。如果說歷史也不外乎人情,我們所能夠看到的更多的例子卻是"力"與"利"始終在主宰著一切。從這層意義上來說,我們或許可以認為孟子所推崇的"王道"在后來的中國歷史上就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它僅僅是作為一個美好的政治理想存在于歷史證據(jù)并不充分的上古時代。

  但我們也絕不能因此就說"以德服人"的例子是絕無僅有的,事實上,它們并不算少,不過通常僅僅是浮現(xiàn)在事件的表層,就像是波瀾之上的華麗的泡沫。再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在現(xiàn)實世界中,"德"與"利"的界限往往并不是那么鮮明的。

  有一段廣為大眾熟知的歷史很有意思地說明著這個問題,嗯,讓我們看看漢朝和匈奴的關系。

  先說一個小問題,"匈奴"是什么意思?

  沒人知道匈奴人在母語里對自己的國家怎么稱呼,"匈奴"這個詞其實是漢人對他們的稱呼,或許帶有音譯的性質,但這兩個字無論如何也是含有蔑視色彩的,把意思翻譯過來就是"窮兇極惡的奴才"。所以,漢朝將領如果像現(xiàn)在一些電視劇所表現(xiàn)的那樣稱呼這個草原上的對手為"大匈奴",應該說是不合人情的,因為這稱呼相當于"偉大的窮兇極惡的奴才"--抗日戰(zhàn)爭的時候,中國人稱呼日軍為"小日本"、"日本鬼子",你能想像《地雷戰(zhàn)》里鄉(xiāng)親們報信的時候不是說"鬼子進村了"而是說"大日本皇軍進村了"會是什么感覺?

  漢朝和匈奴最初的接觸是失敗和屈辱的。漢高帝劉邦戎馬半生,平定了天下,結果率三十萬大軍和匈奴作戰(zhàn)卻吃了大虧,連自己這個皇帝都險些落在匈奴人手里?!稘h書》記載,劉邦在平城陷入了匈奴的包圍,一連七天,眼看著沒有突圍的希望了,高級智囊陳平想出了一條妙計,對劉邦說:"如此這般,這般如此,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劉邦一聽,嗯,主意不錯,就聽你的!于是妙計成功,突圍而去。

  到底陳平出的是什么主意呢?《漢書》沒有記載?!稘h書》這一段的原文是:"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后人當中,有些人讀《漢書》讀的是不帶注釋的版本,覺得陳平這人很神秘,更想不通在當時如此的絕境之下到底要怎樣的秘計才能脫身而去,于是就很容易把陳平給神秘化了。注《漢書》的應劭在這里倒有個解釋,說陳平找來畫工,讓他們畫畫--很神秘吧,馬上就性命不保了,怎么還找人畫畫呢?

  畫工畫的是美女。陳平派人把美女圖給冒頓單于的老婆送去,說:"瞧見我們漢朝的美女沒有,你們要是再不解圍,我們就送二奶給你老公!"

  這一手可把單于的老婆嚇怕了,趕緊找單于吹吹枕邊風,再加上另外一些因素,劉邦這才揀回了性命。后來有學者解釋為什么《漢書》不記載這條妙計的具體內(nèi)容,原因是:太下三濫了,沒法說。也是,這主意更像是韋小寶出的,管用得很,就是上不了臺面。唐代大史家劉知幾議論《漢書》,就拿過這個例子說事,說是如此重要的一條計策,卻不把內(nèi)容寫清楚了,實在不應該。劉知幾這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那么,對于漢朝來說,匈奴問題該怎么處理呢?

  以德服人吧,沒那么高的德行;以力服人吧,沒人家力氣大;怎么辦?有辦法--以色服人。和親政策就此開始。

  劉邦死后,又發(fā)生了一件著名的外交事件。冒頓單于給劉邦的老婆呂后送來一封信,信上說:"我是北方一個寂寞的君王,你是南方一個新寡的王后,我們這兩個不快樂的人不如互通有無吧--我們結婚吧!"

  電視劇《漢武大帝》里,年輕的漢武帝回顧歷史,讀到了這封信,直氣得渾身發(fā)抖。的確,一般人都會認為這是匈奴對漢朝莫大的侮辱,當事人呂后據(jù)說也被氣得不輕。但人們?nèi)菀追傅囊粋€錯誤是:拿自己時代里的習慣觀念去套古人。單于是否真的存心侮辱呢?恐怕還真不一定。匈奴的習俗和漢人不同,漢人最難想像的是:匈奴人一死,死者的兒子要把自己親娘之外的娘娶作自己的老婆--如果不這樣做,那才是不道德的。那么,匈奴既然認為自己和漢朝是兩個對等的政權,所以,匈奴的單于娶漢政權皇帝的遺孀這也是件合情合理的事情。單于這封信雖然帶著明顯的政治意圖,但要就此來說他是存心侮辱、挑釁,倒也未必。

  呂后看了冒頓單于的來信,雖然氣得不輕,但很快便在大臣們的勸說下恢復了冷靜--朝中雖然也有激烈的主戰(zhàn)派,但主和派的思路最終說服了呂后。呂后給冒頓單于回信說:"我都是個丑老太太了,你就別瞎忽悠我了,還有,我們漢朝對你們可挺夠意思的,你們還是別找事兒了!"

  如果我們就歷史來看歷史,冒頓單于無疑是當時匈奴人的民族英雄,正是他大規(guī)模開疆拓土,大振了匈奴國威。他也不是個全不講理的人,后來又給呂后來了封信,給自己解釋說:上封信是因為自己不了解漢人的風俗習慣,所以出言冒犯了,有點兒不好意思。

  從這一個歷史插曲來看,當時的漢人思想當中,對"戰(zhàn)"與"和"的考慮主要還是從現(xiàn)實利益出發(fā)的,儒家知識分子對政治的影響還僅僅限于一些儀式化的東西,主戰(zhàn)派既沒顯得自己有多英雄、有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主和派也大可以理直氣壯,主戰(zhàn)派不罵主和派是"漢奸",主和派也不罵主戰(zhàn)派是"憤青",而作為當時最高執(zhí)政者的呂后也在聽過兩派辯論之后,作了一番理性權衡,毅然決定把此事低調處理--如果把事件往后推上幾百年、一千年,這簡直令人不可想像,尤其是,當我們想想崇禎皇帝在"戰(zhàn)"與"和"的決策問題上的為難處境的時候。

  當時的社會精英中間還存在著一條同樣說明問題的流行語:"不北走胡則南走越耳",也就是說,在這個行業(yè)里一共有三家大公司:北邊是"胡"(匈奴)、中間是漢,南邊是越(南邊有好幾個越國),你要不愿意在漢公司混了,大可以跳槽換家單位。

  一直等到一種為我們所熟悉的極端化的儒家思想占了壟斷地位之后,"戰(zhàn)"與"和"的關系才變得越來越不受國家利益的左右,跳槽也被普遍視為離經(jīng)叛道之事。

  到漢武帝的時候,漢朝可把匈奴打得夠嗆。這段歷史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匈奴從此走上了衰亡之路。但是,漢朝對匈奴的軍事勝利卻并非導致匈奴走上衰亡之路的全部原因,另外一個不大為大眾熟知的原因至少和軍事原因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那就是匈奴內(nèi)部的體制弊病。

  從某種意義上說,迅速發(fā)展起來的匈奴集團并不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tǒng)帝國,用現(xiàn)代語言說,它像是一個聯(lián)邦國家,和古代的華夏社會比較,它帶有一定程度的封建特征(我在上一本書里澄清過我們對"封建社會"這一概念的誤解),單于的地位并不相當于皇帝,而大體相當于周天子。讀了這么久的《孟子》,我們已經(jīng)了解了周代社會的大致風貌,此刻,周人的封建制度所釀成的苦果又被匈奴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嘗了一回。逐漸地,匈奴的一些地方勢力開始不服中央管束,匈奴人終于進入了類似于春秋戰(zhàn)國的大分裂時代。

  中國人最熟悉的匈奴單于恐怕就要算呼韓邪單于了,他娶的漢人妻子王昭君是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后來成為歷代文人騷客們吟詠的一個重要主題,許多人感嘆王昭君出塞和親實在是件丟人的事,他們卻忽略了這樣一些事實:王昭君僅僅是漢元帝后宮中的一名普通宮女,而以往的和親可是要派出去漢朝公主的;還有,為什么和親總是單向的呢,為什么漢朝皇帝就不去迎娶匈奴公主呢(清朝的和親政策就是這樣的,其結果比漢朝成功得多);再有,呼韓邪時代的匈奴已經(jīng)是大分裂時代的匈奴,實力早已無法和冒頓時代的匈奴相提并論--在冒頓時代,匈奴和漢朝是地位對等的兩個國家,而呼韓邪時代的匈奴卻已經(jīng)在實質上降為了漢朝的外藩。

  呼韓邪原本并不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單于,如果我們把當時的匈奴比作東周的戰(zhàn)國社會,那么,呼韓邪并不是周天子,而只是齊國或者秦國的一個僭越稱王的諸侯國君。匈奴的戰(zhàn)國諸侯們打來打去,越打越少,最后只剩下兩個單于:一個是呼韓邪單于,另一個是郅支單于。呼韓邪打不過郅支,被郅支趕得一路往南,可再往南就是漢朝的地盤了,這可怎么辦?

  這可是生死存亡的重要時刻,可不能含糊了。呼韓邪把一眾貴族們招呼過來:"大家出出主意吧,咱們該怎么辦?"

  是投降郅支單于呢,還是死拼到底?

  死拼能不能打得過呢?很可能打不過。

  是打不過也要打呢,還是找個靠山再打?

  找漢朝當靠山好不好呢?

  --焦點終于集中在這最后一個問題上。在呼韓邪的班底里,就這個問題其實前些年就討論過,問題是,不是冒頓單于的時代了,要想和漢朝作兄弟鄰邦,可人家漢朝現(xiàn)在腰桿硬了,已經(jīng)不會答應了,要想親漢,就只能答應漢朝的條件,作他們的外臣屬國。貴族們老大的不情愿:這可不行,咱們丟不起這個人!咱們曾經(jīng)在大草原揚威立萬,西域各國都是咱們匈奴人的小弟,人家要是知道咱們這個作大哥的突然跑去給漢朝作小弟了,還不得把咱們笑話死!

  呼韓邪正組織大家討論呢,聽這個說的也有理,聽那個說的也有理,就在這時候,伊秩訾王提出了一個重要意見:"漢朝現(xiàn)在正是強盛的時候,而我們匈奴卻早已經(jīng)一天不如一天了,為今之計,投靠漢朝才能活,不投靠漢朝就活不了,這道理都在明面兒上擺著呢!"

  呼韓邪聞聽此言,把眼一瞪:"你小子是想當秦檜啊!"

  一眾貴族忙問:"那您--"

  呼韓邪嘆了口氣:"那我--那我就當宋高宗吧。"

  于是,呼韓邪單于下定決心,朝覲漢朝皇帝,把兒子送到漢朝作人質,并向漢朝納貢。

  漢朝贏得了一次空前的政治勝利,雖然本著"厚往薄來"的原則,對匈奴的賞賜遠遠超出匈奴的納貢所值,甚至后來還引起一些官員對財政負擔的擔憂,但在政治問題面前,經(jīng)濟問題就顯得無足輕重了。

  在與一個對等國家的交往中贏得如此空前的勝利,這在當時還是史無前例的,以這個信史中的實例(而不是商湯王、周文王時代那些不太可靠的歷史傳說)來反觀孟子的主張,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以所謂"王道"服人,單靠一個"德"字是遠遠不夠的--既要有"德",也要有"力",還不能缺了"利",更要趕上合適的大形勢,這些條件都是缺一不可的。即便這樣,也要耗上幾代人的努力和積淀--真是一件無比復雜、無比龐大的超級工程啊。漢武帝對南方領土的擴充也是合適的例子,不過這還是留待以后再講吧。

  在孔孟的時代,人和事或許比后來要單純許多,不止孟子一個人像這樣把"德"與"力"搞得二元對立、涇渭分明,這也許是周代的風氣使然。"春秋五霸"第一位霸主齊桓公當年帶著八國聯(lián)軍(八個諸侯國的同盟軍)向楚國問罪,楚國派出了一位叫屈完的使者和齊桓公談判。齊桓公讓八國聯(lián)軍排開陣勢,一邊指點,一邊牛氣沖天地對屈完說:"用這么強的軍隊去打仗,有什么仗會打不贏!又有什么城會攻不下!"

  屈完沒被嚇著,冷靜地回答說:"您要是以仁德對待諸侯,大家全都得服您;您要想以武力服人呀,嘿嘿,我們楚國會以方城山為城,以漢水為護城河,跟您硬扛到底!您的軍隊雖然強大,我看也討不了什么便宜!"

  --春秋時代的君子們常有這樣的辭令,但戰(zhàn)國就少很多了。孟子的這一"德"、"力"之辯雖然帶有一廂情愿的色彩,卻也畢竟符合了世道人心中的某一個層面,對世人的影響還是非常深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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