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基本國策——“借虜平寇”
對于清初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史學(xué)界有不同意見。有的人認(rèn)為從清兵入關(guān)占領(lǐng)北京起，民族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也有人認(rèn)為由明至清階級矛盾一直處于主要地位。這些看法很值得商榷。因為如果認(rèn)為階級矛盾始終是主要矛盾，那就不能正確解釋二十年左右仁人志士的抗清運動，更不能公正評價大順、大西農(nóng)民軍聯(lián)明抗清的正義性。而認(rèn)為清軍入關(guān)就標(biāo)志著民族矛盾已經(jīng)成為主要矛盾，顯然不符合事實。甲申五月，無論是滿洲貴族建立的清廷，還是在南京繼統(tǒng)的弘光朝廷，都把大順農(nóng)民軍視為死敵。直到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清廷推行一系列民族征服、民族壓迫政策，民族矛盾才上升為主要矛盾。①
在弘光立國的一年時間里，特別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幾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滿洲貴族兵力掃滅“流寇”的美夢中?？梢哉f“聯(lián)虜平寇”（或稱“借虜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國策。奉行這一國策的背景已見上述。但是，還有必要指出它的基本思想有其歷史淵源。崇禎年間，楊嗣昌任兵部尚書和大學(xué)士，深知朝廷兵力、財力不足以支持兩線作戰(zhàn)，曾經(jīng)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建議①，具體內(nèi)容是同清方達成和議，每年輸送白銀、緞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參、貂皮之類回報，實行互市；然后集中兵力掃除“流寇”。這在當(dāng)時是迫不得已的辦法，但并沒有借助清方兵力對付義軍的意思。隨著整個局勢的惡化，一些幕僚人士開始從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出發(fā)，考慮借用北方少數(shù)民族兵力共同鎮(zhèn)壓漢族內(nèi)部的農(nóng)民起義。茅元儀寫的《平巢事跡考》②和姚康撰《太白劍》③都是以唐朝末年平定黃巢起義作為借鑒，替執(zhí)政大臣出謀劃策。這兩本小冊子毫無學(xué)術(shù)價值，編纂的目的是借古喻今。茅元儀曾在大學(xué)士孫承宗幕中任職，姚康則曾充任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的幕僚。他們以唐朝平定黃巢起義為題目著書立論，用意是借歷史經(jīng)驗說明唐朝平定像黃巢起義這樣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反抗，光靠有郭子儀、李光弼這樣的大將不夠，還需要借用李克用的沙陀兵，招降像朱溫這類義軍叛徒，才有中興之望。
弘光朝廷建立的時候，正值吳三桂降清，聯(lián)兵擊敗大順軍，占領(lǐng)北京。弘光君臣由于情報不明，對吳三桂同清朝的關(guān)系并不清楚，以為是吳三桂借清兵擊敗了“闖賊”，收復(fù)神京，一個個興高采烈，稱之為“功在社稷”的“義舉”①。五月二十七日，大學(xué)士馬士英疏“陳恢復(fù)大計”說：“吳三桂宜速行接濟，在海有粟可挽，有金聲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虜。原任知縣馬紹愉、陳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當(dāng)咨送督輔以備驅(qū)使。”②次日，弘光朝廷即決定“封關(guān)門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為薊國公，給誥券、祿米，發(fā)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赍送”③。大學(xué)士王鐸起草的加封賞赍吳三桂、黎玉田的敕諭頗能說明問題。在《敕諭破賊總兵官》一文中寫道：“聞爾星統(tǒng)關(guān)兵大挫賊銳，……是用晉爾侯世爵，加坐蟒一襲，纻絲八表里，銀二百兩，示寵異也。又爾部下士卒蓐食未飽，已令海上運漕十萬石、銀五萬兩接濟犒勞……?！雹茉凇峨分I遼東巡撫黎玉田》文中寫道：“茲特晉爾秩為兵部尚書，加賞纻絲十八端，銀一百兩，示旌也。且令漕米接濟，……。”⑤王鐸入閣在六月間，弘光君臣還不知道吳三桂四月下旬已經(jīng)投降清朝被封為平西王；而黎玉田投降了李自成，這時正任大順政權(quán)四川節(jié)度使，根本沒有同吳三桂一道勾引清兵。弘光朝廷的消息不靈，于此可見。
人們常常受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給史可法和馬士英描繪成截然不同的臉譜。事實卻表明，史可法與馬士英之間的差異比后來的許多史學(xué)家想象的要小得多。他們兩人的品質(zhì)高下主要是在個人操守方面，而在基本政策上并沒有多大分歧，都是“聯(lián)虜平寇”方針的贊決者。正是這一方針導(dǎo)致了弘光政權(quán)的土崩瓦解。史可法在甲申六月間上疏道：
先帝以圣明之主，遘變非常，即梟逆闖之頭，不足紓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莫逾于辦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從旁有牽我者，則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從旁有助我者，則寇之勢弱。近遼鎮(zhèn)吳三桂殺賊十余萬，追至?xí)x界而還。或云假虜以破賊，或云借虜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審孰是？然以理籌度，此時畿輔之間必為虜有。但虜既能殺賊，即是為我復(fù)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強，而盡殲丑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shù)也。前見臣同官馬士英已籌及此。事期速舉，講戒需遲。今胡馬闖（聞）已南來，而兇寇又將東突，未見廟堂之下，議定遣何官，用何敕，辦何銀幣，派何從人？議論徒多，光陰易過。萬一虜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虜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虜有圖我之志，而我反迎之。所重者皇上之封疆，所輕者先帝之仇恥，既示我弱，益長虜驕，不益嘆中國之無人，而北伐之無望邪！伏乞敕下兵部，會集廷臣，既定應(yīng)遣文武之人，或徑達虜主（指順治帝），或先通九酋（指清攝政王多爾袞）。應(yīng)用敕書，速行撰擬，應(yīng)用銀幣，速行置辦。并隨行官役若干名數(shù)，應(yīng)給若干廩費，一并料理完備。定于月內(nèi)起行，庶款虜不為無名，滅寇在此一舉矣。①
左都御史劉宗周六月間也上疏建議“亟馳一介，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茍仿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②?？傊?，吳三桂的引狼入室，在弘光朝廷決策大臣中無不認(rèn)為是一大快事，都主張應(yīng)該盡早同吳三桂取得聯(lián)系，借清軍之力共滅“流寇”。
當(dāng)朝廷大老沉浸于“借虜平寇”的幻想中時，個別中下級官員反而比較有遠見，主張應(yīng)以自強為主。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上疏道：“今日江左形勢視之晉、宋更為艱難，肩背腹心，三面受敵?！彼蟪⒓刃琛澳钕鹊邸⑾群笱成琊⒅摇?，又應(yīng)“念三百年生養(yǎng)黔黎盡為被發(fā)左衽”，“斷宜以進取為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御必不堅”。他對形勢的分析是：“近傳闖渠授首，未可輕信。賊計甚狡，必亡走入秦，度暑必盡銳而出，與獻賊合，睥睨長江。……又聞虜踞宮闕，動搖山東。而當(dāng)國大臣倉惶罔措，但紹述陋說，損威屈體，隳天下忠臣義士之氣，臣竊羞之，臣切痛之?！薄笆Ы癫恢危D(zhuǎn)弭秋高，虜必控弦南指，飲馬長、淮；而賊又馳突荊襄，順流東下。瓦解已成，噬臍何及？”①章正宸指責(zé)當(dāng)國大臣紹述的“陋說”是指崇禎年間兵部尚書陳新甲主持的同滿洲貴族和談；他不贊成把清軍看成義師，相反指出有披發(fā)左衽的危險。六月，給事中馬嘉植上言：“今日可憂者，乞師突厥，召兵契丹，自昔為患。及今不備，萬一飲馬長、淮，侈功邀賞，將來亦何辭于虜？”②
七月上旬，弘光朝廷召集群臣討論派遣使臣同清方聯(lián)絡(luò)事宜。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參與了集議，又經(jīng)過弘光帝召對后，感到當(dāng)國大臣“求好太急”，乃以“通敵實出權(quán)宜，自強乃為本計，懇乞嚴(yán)諭使臣無傷國體，更祈大誡疆臣急修武備事”上疏言事。疏中說：“自東敵逆節(jié)，兵帑不解幾三十年，中國虛耗，實為禍本。但以運逢百六，寓宅東南，國家事力難支兩敵，而東敵會師殺賊，為我報仇，雖蓄謀難測，而執(zhí)詞甚正。因之通好，少紓目前，以便并力于西，此亦謀國之苦心也?！?以臣愚計，是行也，所授詞于使臣者，第云彼以好來，我故以金帛報謝其酋長，犒勞其士卒，以見中朝之有禮；許之互市，以中其所須，使其馬首不亟南可已。若夫地界、歲幣等事或因遘機會有利國家是在大夫出疆之義耳，似不宜求好之太急也。……祖宗之地誠尺寸不可與人，然從來開疆辟土，必當(dāng)以兵力取之，未聞求而可得者也。……若夫約敵滅賊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如唐人用回紇之師，事誠有之，然必中國自有信臣精卒如李、郭之將，朔方、隴右之兵而后可。若專恃他人之力，如宋人借金以滅遼，借元以滅金，則益其疾耳?！苯又?，他建議朝廷：“密敕諸將奮同仇之氣，大整師徒。俟冬春之間，敵騎牽制于三晉，我則移淮泗之師以向俟谷，出全楚之甲以入武關(guān)，令川漢之將聯(lián)絡(luò)莊浪甘寧之義旅，或攻其脅，或拊其背，使敵當(dāng)其一面，而我當(dāng)其三面，不特逆賊可以一舉蕩滅，而大功不全出于敵，則中國之威靈震而和好可久矣?！雹?br />
章正宸、陳子龍等主張的自強之道，在弘光朝廷上全然行不通。原因是朱由崧登上帝位靠的是聯(lián)絡(luò)四鎮(zhèn)，四鎮(zhèn)既以“定策”封爵，已無進取之心，朝廷內(nèi)部的紛爭又造成文武大臣顧不上妥善經(jīng)營北方事務(wù)。
弘光朝廷初建之時，大順軍在西面占領(lǐng)著湖北襄陽、荊州、德安、承天四府，東面進迫淮河流域，史可法、馬士英等人針對當(dāng)時的情況作出的軍事部署是扼守武昌至南直隸（今江蘇、安徽兩?。┮粠?。隨著清兵占領(lǐng)畿輔，大順軍西撤，全國形勢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山東和河南東部一度出現(xiàn)歸屬莫定的局面。在三方對峙的態(tài)勢下，由于大順政權(quán)已無力東顧，這一廣袤地區(qū)就成了南明和清方爭奪的焦點。上文已經(jīng)說過，畿南、山東、河南官紳發(fā)動叛亂，顛覆當(dāng)?shù)氐拇箜樥?quán)，是以恢復(fù)明室為號召的。弘光朝廷本應(yīng)乘此有利時機出兵北上，盡量擴大自己的統(tǒng)治區(qū)。這樣，既可以防止清軍南下，也不失為一種自強之道。然而，史可法、馬士英等弘光朝廷重臣卻裹足不前，一味株守江南。他們的內(nèi)心怯弱是非常明顯的，且不說萬歷末年以來明廷在同滿洲貴族的征戰(zhàn)中屢遭重大失敗，一年之內(nèi)的事實也表明弘光朝廷的主要軍事支柱如左良玉、高杰、劉澤清都是避戰(zhàn)先逃的敗軍之將，大順軍既被清軍擊敗，可知強中更有強中手。于是，他們自以為最高明的策略是不越雷池一步，免得“挑激”清軍，授以南下的口實。然后，卑詞遜禮結(jié)好于清廷，維持偏安局面。史可法、馬士英等人未必看不到南明軍隊即使不北上同清方爭奪山東、河南，清廷遲早也會南下收取魯、豫，同弘光朝廷接壤爭地。但直到覆亡前夕，他們始終抱著和談（款虜）的幻想，擺出一副謹(jǐn)慎可憐的樣子，企圖博得清廷的歡心。弘光朝廷這種先天的軟弱性，使清廷不費吹灰之力輕易接管了黃河中下游大批州縣。這些地區(qū)的許多官紳既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護，被迫歸附清朝。
時人張怡是在清軍進入北京以后南下的，他途中看到的情景是：“過德州界，一路鄉(xiāng)勇團結(jié)，以滅賊扶明為幟，所在皆然。至濟南，回兵數(shù)千自相糾合，隊伍整肅，器械精好?？：又萌?，凡舟必盤詰乃得過。即以所浚之土堆集兩岸，僅容步，不可騎。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戶，留一竇以通出入，防守頗嚴(yán)。引領(lǐng)南師，如望時雨。既聞弘光登極，史公督師，無不踴躍思郊。每遇南來客旅，輒訊督師閣部所至。使斯時乘其銳而用之，數(shù)十萬義士因糧于眾，人自為戰(zhàn)，大功可立也。日復(fù)一日，坐失事機，灰忠義之心，隳朝食之氣，謀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誰咎哉！”①參與濟寧、兗州、濟南反叛大順、恢復(fù)明政權(quán)的鄭與僑在《倡義記》中寫道：“是役也，當(dāng)四海無主之日，前無所依，后無所憑，只以紳衿忠憤、鄉(xiāng)勇血誠，遂使大憝立剪，名義以新。無奈江南諸執(zhí)政鼠斗穴中，虎逸柙外，置李賊不共戴天之仇于不問，可勝嘆哉！”①張怡、鄭與僑痛斥了史可法、馬士英不顧民族大義，頓兵不進，坐看國土淪喪的卑怯行徑。實際上這正是弘光朝廷自以為得計的坐山觀虎斗，避免引火燒身的退讓政策必然導(dǎo)致的結(jié)果。上自朱由崧、史可法、馬士英，下至南明地方官僚當(dāng)時都是以大順政權(quán)為賊，視清方為友，存在著一種強烈的感激清方、畏懼清方的混合心理。
在弘光朝廷的影響下，黃河流域明朝官員顛覆大順地方政權(quán)以后，表現(xiàn)出來的彷徨失所，兵部職方司監(jiān)軍贊理主事凌?的態(tài)度具有典型意義。他參與朱帥■等人擒殺山東等地大順官員時，以明臣自居；朱帥■投降清朝以后他也暈頭轉(zhuǎn)向地跟著清廷委派的官員瞎忙，自告奮勇招撫兩河（指今河南?。?。八月初二日，清招撫山東、河南等處右侍郎王鰲永向清廷奏報：“原任監(jiān)軍兵部職方司主事凌?才猷博大，動合機宜，招撫兩河事本官一力肩承，祈量改兵垣職銜，以便行事?！蓖率斩酄栃柫钪寂鷾?zhǔn)“凌?改授兵科給事中”②。八月二十九日凌?給清廷上疏，年號稱順治元年，用的卻是明朝授予的原銜和漢字官?、郏坏骄旁率?，他改用清廷授予的“招撫河南等處地方兵科給事中”官銜，上鈴滿漢合璧關(guān)防④。與此同時他又給南明弘光朝廷不斷報告軍情①。后來清軍南下，凌?才恍然大悟，堅決反清，在河南歸德府被殺②。他在那段時間里忽清忽明、亦清亦明的異常表現(xiàn)并不是他本人想左右逢源，而是深受弘光君臣奉行的“聯(lián)虜平寇”政策的影響。甲申九月十一日，弘光朝廷“命巡按御史凌?便宜聯(lián)絡(luò)北直、河南鄉(xiāng)紳義士”，凌?上言道：“方今賊勢猶張，東師漸進。然使彼獨任其勞，而我安享其逸，恐亦無以服彼心而伸我論。為今日計，或暫假便宜，權(quán)通北好，合兵討賊。名為西伐，實作東防。俟逆賊已平，國勢已立，然后徐圖處置。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支，萬一棄好引仇，并力南向，其禍必中江淮矣。……夫有山東，然后有畿南，有畿南，然后有河北。臨清者，畿南、河北之樞紐也。與其以天下之餉守淮，不若以兩淮之餉守東。伏望皇上擇一不辱命之使臣，聯(lián)絡(luò)北方，以弭后患，宣慰山東州縣，以固人心?！雹圻@說明凌?內(nèi)心里是向著弘光朝廷的。問題是包括史可法在內(nèi)的南明君臣一味茍且偷安，以坐山觀虎斗為上策，不愿派兵北上。
弘光朝廷在大順軍西撤后，對山東等地只做了一些表面文章。如五月十一日山東濟寧官紳叛殺大順政權(quán)官員，“傳檄各路，號召忠義，一路由沂州達登萊，一路由濟南達天津，一路由臨清達河朔，一路由宿、徐達淮陽，一路由曹、單達潁、壽，以潁州守任民育濟（寧）人也。民育見檄遣諸生李道生赍至南都。督輔史公手札褒獎”①。弘光朝廷于六月間任命王燮為山東巡撫②，丘磊為山東總兵；八月“命原任薊督王永吉戴罪總督山東軍務(wù)，仍同陳洪范等料理酬北事宜”③，十月十三日“馬士英奏賜永吉斗牛服，以隆接待北使之體”④；九月十六日又任命王溁為登萊東江等處巡撫⑤。似乎弘光君臣并沒有忘記山東，問題是沒有武力作后盾，委任的方面大員根本不敢赴任，朝廷雖一再催促也無濟于事⑥。李清記：“王齊撫燮、王東撫溁辭朝后，皆溁怯不行，觀望淮上。雖疏糾旨催，充耳而已。予言于馬輔士英，謂國法宜振。士英但曰：人言我憒憒，后人當(dāng)思我憒憒。”⑦檔案材料表明，弘光任命的巡撫、總兵僅派了幾個使者進入山東清軍未到的地方頒詔、遣牌，虛應(yīng)故事就萬事大吉。七月，清招撫山東、河南侍郎王鰲永給內(nèi)院的啟本中說：“南都情形昨有小疏入告，不知當(dāng)作何方略？昨丘磊有遣牌系山東總兵，遣牌至濟南繳。又聞有李中書赍捧哀詔沿河而來。”①同月二十四日清山東巡撫方大猷啟本中說：“目下大兵已西，而江南傳喜詔之官已封識濟寧之庫藏而去?！边@種類似兒戲的舉動適足以示弱，清廷隨即命令方大猷將“濟寧庫藏……速行察解”②。八月初三日，原起兵反叛大順政權(quán)的濟寧知州朱光和當(dāng)?shù)剜l(xiāng)紳潘士良、任孔當(dāng)?shù)热艘驗榈貌坏侥厦骱牍獬⒁槐蛔涞闹г?，終于在清委山東巡撫方大猷的招致下，歸順了清朝。③
到八月間，奉使清廷的兵部左侍郎左懋第等奏：“山東人心亟可收拾。命下廷議。時吏民人自為守，撫、鎮(zhèn)不至，無所稟承。清人傳檄責(zé)郡縣獻籍，漸奉遵依。識者惜之?！雹芫旁露帐房煞ㄗ嘌裕骸案麈?zhèn)兵久駐江北，皆待餉不進。聽胡騎南來索錢糧戶口冊報，后遂為胡土。我爭之非易，虛延歲月，貽誤封疆，罪在于臣。適得北信，九陵仍設(shè)提督內(nèi)臣，起罪輔馮銓，選用北人殆盡；或不忘本朝，意圖南下，逃匿無從，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詔求賢，偏諭北畿、河北、山東在籍各官及科甲貢監(jiān)，但懷忠報國，及早南來，破格用之。從之?！雹偈房煞ǖ淖嗍璨皇侵鲝埬厦鬈婈犗虮蓖七M就地因糧用人，而是借口鎮(zhèn)兵缺餉，請求皇帝發(fā)詔求賢，讓河北、山東的官紳南下，言外之意就是放棄山東、河北等地的百姓和土地。史可法節(jié)制的四鎮(zhèn)之一東平侯劉澤清原是山東總兵，家在山東曹縣，盡管當(dāng)時清方駐山東兵力極少，清廷任命的山東巡撫方大猷在啟本中自稱“手無一兵”②，劉澤清并沒有趁勢收取桑梓之地。八月底，他派部將劉可成、阮應(yīng)兆等率領(lǐng)一千多兵馬前往臨清祭祖③，在曹縣“殺死鄉(xiāng)官一十七家、百姓無算”，又在濟寧同恢復(fù)明朝的回兵打仗，以泄私憤。九月初三日搬取家眷，招兵數(shù)百名撤回淮安。④劉澤清的這次“出兵”山東如入無敵之境，史可法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所謂“待餉不進”、山東等地“我爭之非易”，完全是明末官場中慣用的敷衍之詞，倒是“貽誤封疆，罪在于臣”，可稱實供。明翰林院官楊士聰是山東濟寧人，他不勝感慨地寫道：“其下東省，止一人一馬，責(zé)取遵依，無不應(yīng)者，積威之所劫也。及濟寧不應(yīng)，亦遂慘淡而去；繼至者乃有十三人。使南中有千人之旅渡河先至，呼吸可通，二東（指明代山東、登萊二撫轄地，即今山東?。┴M遂為虜有乎？”⑤
“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雹俸牍獬⒘酰谠S多史籍中被描寫成“正人盈朝”的局面，似乎事情全壞在后來馬士英、阮大鋮結(jié)黨亂政，正人君子聯(lián)袂而去，以至于亡國。這是東林—復(fù)社人士的門戶之見。事實上，當(dāng)政的文武大臣（包括史可法在內(nèi)）都是一批鼠目寸光的政治侏儒。大量材料證明，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以起義農(nóng)民為敵，而對多次犯中原，這時已經(jīng)攘取畿輔等地的清方則一味退讓，在“借虜平寇”的如意算盤下，圍繞“定策”、“逆案”、“順案”爭權(quán)奪利。對他們來說，只要能保住江南這塊最肥沃的土地就足以榮家安身，黃河流域的大片疆土，數(shù)以千萬計的百姓全被忘在腦后。倒是不肯入閣的崇禎朝大學(xué)士蔣德璟旁觀者清，在疏中說：“昔唐、宋在江南時，河淮以北皆虜，故不得不偏安。今奴雛（指順治帝）方幼，諸虜爭權(quán)，河淮之北，奴騎不到。而闖寇聞亦久奔，間有一二逃將士兵假名行劫而已。中原士民，椎牛灑酒，以待王師之至。但使中外合力，文武同心，分道北征，指日清廓，大非晉、宋可擬也。”②然而，他的話沒人聽。當(dāng)政大臣史可法、馬士英等人惟恐出兵北上有同清廷爭地之嫌，一味以“通好”為上策。
?、?參見1980年8月出版《清史論叢》第二輯載拙文《論清初社會矛盾》。
?、?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卷九，《敬陳安內(nèi)第一要務(wù)疏》。
?、?收入曹溶《學(xué)海類編》第十六冊。
③ 桐城姚康休那父著《太白劍》，所見為光緒乙未冬姚五桂堂重刊本。
?、?李清《南渡錄》卷一。
② 李清《南渡錄》卷一；《國榷》卷一百一載于二十九日，文字略有不同，如“因三桂款建，使為兩虎之斗”。
?、?《南渡錄》卷一；《國榷》卷一百一。
?、?王鐸《擬山園選集》（北京圖書館善本部藏順治十年刊八十一卷本）第二卷。按，諸書均記弘光朝廷封吳三桂為薊國公，大學(xué)士王鐸起草的敕諭中卻明言“晉爾侯世爵”，很可能弘光朝廷對吳三桂封爵有個升格過程，幾個月前吳三桂被崇禎帝封為平西伯，弘光朝廷初擬晉封侯爵，不久又決定加封公爵。
?、?同上書卷二。
?、?史可法《為款虜滅寇廟算已周，乞敕速行，以雪國恥事》奏疏，見馮夢龍《甲申紀(jì)事》，《玄覽堂叢書》第一一五冊。按，史可法這篇奏疏在清代刊印《史忠正公集》時因避諱改題為《請遣北使疏》，文字亦有刪改。馮氏著作刊于弘光年間，史可法尚任督師大學(xué)士，自應(yīng)以此本為準(zhǔn)。
?、?李清《南渡錄》卷一。
?、?馮夢龍《甲申紀(jì)事》。
?、?李清《南渡錄》卷二。
① 陳子龍《兵垣奏議》。
?、?張怡《?聞續(xù)筆》卷一。
① 乾隆五十年《濟寧直隸州志》卷三十一，藝文。
?、?《順治元年八月吏曹奏章》，見羅振玉《清初史料叢編》。
?、?見《明清檔案》第一冊， A1—120號。
④ 同上書，第一冊，A1—142號。
?、?楊士聰《申核真略》記凌?“為虜用，出示稱順治元年。然?于南都亦發(fā)疏不絕”。
?、?參見溫睿臨《南疆逸史》卷十一《凌?傳》。
?、?李清《南渡錄》卷三。
?、?乾隆五十年《濟寧直隸州志》卷三十一，藝文，鄭與僑《倡義記》。
?、?《南渡錄》記六月二十五日任命王燮為山東巡撫，黃宗羲《弘光實錄鈔》記于二十八日。
?、?李清《南渡錄》卷二。
?、?談遷《國榷》卷一百三。
?、?王溁任命為登撫日期，《南渡錄》記于九月十五日，《國榷》記于同月十六日。
?、?《國榷》記八月戊寅（二十三日）、辛巳（二十六日）連催王燮、丘磊赴任。
?、?李清《三垣筆記》卷下，《弘光》。
① 《明清檔案》第一冊，A—125號，啟本首頁有“順治元年八月初一日到”字樣，可知作于七月。這位“李中書”很可能就是上引鄭與僑《倡義記》中說的諸生李道生，他奉任民育之遣至南京，弘光朝廷大約給了個“中書舍人”的空銜。
② 順治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山東巡撫方大猷啟本，原件藏第一檔案館。
?、?順治元年九月初五日河南（道）總督楊方興“為欽奉遵依事”啟本，見《順治錄疏》。李清《南渡錄》卷二記，八月間弘光朝廷收到“山東濟寧知州朱光、生員孫胤泰、鄉(xiāng)民魏立芳等各疏請兵。既而不行，命補道官而已，不能救也”。
?、?談遷《國榷》卷一百二。
?、?《國榷》卷一百三。
?、?《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第四三六頁。
?、?順治元年九月初六日河道總督楊方興“為塘報事”啟本原件。
?、?順治元年九月山東巡撫方大猷“為塘報事”揭帖中說阮應(yīng)兆為副將，見《明清檔案》第一冊，A1—158號；上引楊方興啟本中則說阮應(yīng)兆是劉澤清標(biāo)下參將。
?、?《金史》卷七十五《左企弓傳》。
?、?李清《南渡錄》卷二。
對于清初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史學(xué)界有不同意見。有的人認(rèn)為從清兵入關(guān)占領(lǐng)北京起，民族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也有人認(rèn)為由明至清階級矛盾一直處于主要地位。這些看法很值得商榷。因為如果認(rèn)為階級矛盾始終是主要矛盾，那就不能正確解釋二十年左右仁人志士的抗清運動，更不能公正評價大順、大西農(nóng)民軍聯(lián)明抗清的正義性。而認(rèn)為清軍入關(guān)就標(biāo)志著民族矛盾已經(jīng)成為主要矛盾，顯然不符合事實。甲申五月，無論是滿洲貴族建立的清廷，還是在南京繼統(tǒng)的弘光朝廷，都把大順農(nóng)民軍視為死敵。直到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清廷推行一系列民族征服、民族壓迫政策，民族矛盾才上升為主要矛盾。①
在弘光立國的一年時間里，特別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幾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滿洲貴族兵力掃滅“流寇”的美夢中?？梢哉f“聯(lián)虜平寇”（或稱“借虜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國策。奉行這一國策的背景已見上述。但是，還有必要指出它的基本思想有其歷史淵源。崇禎年間，楊嗣昌任兵部尚書和大學(xué)士，深知朝廷兵力、財力不足以支持兩線作戰(zhàn)，曾經(jīng)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建議①，具體內(nèi)容是同清方達成和議，每年輸送白銀、緞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參、貂皮之類回報，實行互市；然后集中兵力掃除“流寇”。這在當(dāng)時是迫不得已的辦法，但并沒有借助清方兵力對付義軍的意思。隨著整個局勢的惡化，一些幕僚人士開始從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出發(fā)，考慮借用北方少數(shù)民族兵力共同鎮(zhèn)壓漢族內(nèi)部的農(nóng)民起義。茅元儀寫的《平巢事跡考》②和姚康撰《太白劍》③都是以唐朝末年平定黃巢起義作為借鑒，替執(zhí)政大臣出謀劃策。這兩本小冊子毫無學(xué)術(shù)價值，編纂的目的是借古喻今。茅元儀曾在大學(xué)士孫承宗幕中任職，姚康則曾充任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的幕僚。他們以唐朝平定黃巢起義為題目著書立論，用意是借歷史經(jīng)驗說明唐朝平定像黃巢起義這樣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反抗，光靠有郭子儀、李光弼這樣的大將不夠，還需要借用李克用的沙陀兵，招降像朱溫這類義軍叛徒，才有中興之望。
弘光朝廷建立的時候，正值吳三桂降清，聯(lián)兵擊敗大順軍，占領(lǐng)北京。弘光君臣由于情報不明，對吳三桂同清朝的關(guān)系并不清楚，以為是吳三桂借清兵擊敗了“闖賊”，收復(fù)神京，一個個興高采烈，稱之為“功在社稷”的“義舉”①。五月二十七日，大學(xué)士馬士英疏“陳恢復(fù)大計”說：“吳三桂宜速行接濟，在海有粟可挽，有金聲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虜。原任知縣馬紹愉、陳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當(dāng)咨送督輔以備驅(qū)使。”②次日，弘光朝廷即決定“封關(guān)門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為薊國公，給誥券、祿米，發(fā)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赍送”③。大學(xué)士王鐸起草的加封賞赍吳三桂、黎玉田的敕諭頗能說明問題。在《敕諭破賊總兵官》一文中寫道：“聞爾星統(tǒng)關(guān)兵大挫賊銳，……是用晉爾侯世爵，加坐蟒一襲，纻絲八表里，銀二百兩，示寵異也。又爾部下士卒蓐食未飽，已令海上運漕十萬石、銀五萬兩接濟犒勞……?！雹茉凇峨分I遼東巡撫黎玉田》文中寫道：“茲特晉爾秩為兵部尚書，加賞纻絲十八端，銀一百兩，示旌也。且令漕米接濟，……。”⑤王鐸入閣在六月間，弘光君臣還不知道吳三桂四月下旬已經(jīng)投降清朝被封為平西王；而黎玉田投降了李自成，這時正任大順政權(quán)四川節(jié)度使，根本沒有同吳三桂一道勾引清兵。弘光朝廷的消息不靈，于此可見。
人們常常受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給史可法和馬士英描繪成截然不同的臉譜。事實卻表明，史可法與馬士英之間的差異比后來的許多史學(xué)家想象的要小得多。他們兩人的品質(zhì)高下主要是在個人操守方面，而在基本政策上并沒有多大分歧，都是“聯(lián)虜平寇”方針的贊決者。正是這一方針導(dǎo)致了弘光政權(quán)的土崩瓦解。史可法在甲申六月間上疏道：
先帝以圣明之主，遘變非常，即梟逆闖之頭，不足紓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莫逾于辦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從旁有牽我者，則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從旁有助我者，則寇之勢弱。近遼鎮(zhèn)吳三桂殺賊十余萬，追至?xí)x界而還。或云假虜以破賊，或云借虜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審孰是？然以理籌度，此時畿輔之間必為虜有。但虜既能殺賊，即是為我復(fù)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強，而盡殲丑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shù)也。前見臣同官馬士英已籌及此。事期速舉，講戒需遲。今胡馬闖（聞）已南來，而兇寇又將東突，未見廟堂之下，議定遣何官，用何敕，辦何銀幣，派何從人？議論徒多，光陰易過。萬一虜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虜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虜有圖我之志，而我反迎之。所重者皇上之封疆，所輕者先帝之仇恥，既示我弱，益長虜驕，不益嘆中國之無人，而北伐之無望邪！伏乞敕下兵部，會集廷臣，既定應(yīng)遣文武之人，或徑達虜主（指順治帝），或先通九酋（指清攝政王多爾袞）。應(yīng)用敕書，速行撰擬，應(yīng)用銀幣，速行置辦。并隨行官役若干名數(shù)，應(yīng)給若干廩費，一并料理完備。定于月內(nèi)起行，庶款虜不為無名，滅寇在此一舉矣。①
左都御史劉宗周六月間也上疏建議“亟馳一介，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茍仿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②?？傊?，吳三桂的引狼入室，在弘光朝廷決策大臣中無不認(rèn)為是一大快事，都主張應(yīng)該盡早同吳三桂取得聯(lián)系，借清軍之力共滅“流寇”。
當(dāng)朝廷大老沉浸于“借虜平寇”的幻想中時，個別中下級官員反而比較有遠見，主張應(yīng)以自強為主。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上疏道：“今日江左形勢視之晉、宋更為艱難，肩背腹心，三面受敵?！彼蟪⒓刃琛澳钕鹊邸⑾群笱成琊⒅摇?，又應(yīng)“念三百年生養(yǎng)黔黎盡為被發(fā)左衽”，“斷宜以進取為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御必不堅”。他對形勢的分析是：“近傳闖渠授首，未可輕信。賊計甚狡，必亡走入秦，度暑必盡銳而出，與獻賊合，睥睨長江。……又聞虜踞宮闕，動搖山東。而當(dāng)國大臣倉惶罔措，但紹述陋說，損威屈體，隳天下忠臣義士之氣，臣竊羞之，臣切痛之?！薄笆Ы癫恢危D(zhuǎn)弭秋高，虜必控弦南指，飲馬長、淮；而賊又馳突荊襄，順流東下。瓦解已成，噬臍何及？”①章正宸指責(zé)當(dāng)國大臣紹述的“陋說”是指崇禎年間兵部尚書陳新甲主持的同滿洲貴族和談；他不贊成把清軍看成義師，相反指出有披發(fā)左衽的危險。六月，給事中馬嘉植上言：“今日可憂者，乞師突厥，召兵契丹，自昔為患。及今不備，萬一飲馬長、淮，侈功邀賞，將來亦何辭于虜？”②
七月上旬，弘光朝廷召集群臣討論派遣使臣同清方聯(lián)絡(luò)事宜。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參與了集議，又經(jīng)過弘光帝召對后，感到當(dāng)國大臣“求好太急”，乃以“通敵實出權(quán)宜，自強乃為本計，懇乞嚴(yán)諭使臣無傷國體，更祈大誡疆臣急修武備事”上疏言事。疏中說：“自東敵逆節(jié)，兵帑不解幾三十年，中國虛耗，實為禍本。但以運逢百六，寓宅東南，國家事力難支兩敵，而東敵會師殺賊，為我報仇，雖蓄謀難測，而執(zhí)詞甚正。因之通好，少紓目前，以便并力于西，此亦謀國之苦心也?！?以臣愚計，是行也，所授詞于使臣者，第云彼以好來，我故以金帛報謝其酋長，犒勞其士卒，以見中朝之有禮；許之互市，以中其所須，使其馬首不亟南可已。若夫地界、歲幣等事或因遘機會有利國家是在大夫出疆之義耳，似不宜求好之太急也。……祖宗之地誠尺寸不可與人，然從來開疆辟土，必當(dāng)以兵力取之，未聞求而可得者也。……若夫約敵滅賊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如唐人用回紇之師，事誠有之，然必中國自有信臣精卒如李、郭之將，朔方、隴右之兵而后可。若專恃他人之力，如宋人借金以滅遼，借元以滅金，則益其疾耳?！苯又?，他建議朝廷：“密敕諸將奮同仇之氣，大整師徒。俟冬春之間，敵騎牽制于三晉，我則移淮泗之師以向俟谷，出全楚之甲以入武關(guān)，令川漢之將聯(lián)絡(luò)莊浪甘寧之義旅，或攻其脅，或拊其背，使敵當(dāng)其一面，而我當(dāng)其三面，不特逆賊可以一舉蕩滅，而大功不全出于敵，則中國之威靈震而和好可久矣?！雹?br />
章正宸、陳子龍等主張的自強之道，在弘光朝廷上全然行不通。原因是朱由崧登上帝位靠的是聯(lián)絡(luò)四鎮(zhèn)，四鎮(zhèn)既以“定策”封爵，已無進取之心，朝廷內(nèi)部的紛爭又造成文武大臣顧不上妥善經(jīng)營北方事務(wù)。
弘光朝廷初建之時，大順軍在西面占領(lǐng)著湖北襄陽、荊州、德安、承天四府，東面進迫淮河流域，史可法、馬士英等人針對當(dāng)時的情況作出的軍事部署是扼守武昌至南直隸（今江蘇、安徽兩?。┮粠?。隨著清兵占領(lǐng)畿輔，大順軍西撤，全國形勢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山東和河南東部一度出現(xiàn)歸屬莫定的局面。在三方對峙的態(tài)勢下，由于大順政權(quán)已無力東顧，這一廣袤地區(qū)就成了南明和清方爭奪的焦點。上文已經(jīng)說過，畿南、山東、河南官紳發(fā)動叛亂，顛覆當(dāng)?shù)氐拇箜樥?quán)，是以恢復(fù)明室為號召的。弘光朝廷本應(yīng)乘此有利時機出兵北上，盡量擴大自己的統(tǒng)治區(qū)。這樣，既可以防止清軍南下，也不失為一種自強之道。然而，史可法、馬士英等弘光朝廷重臣卻裹足不前，一味株守江南。他們的內(nèi)心怯弱是非常明顯的，且不說萬歷末年以來明廷在同滿洲貴族的征戰(zhàn)中屢遭重大失敗，一年之內(nèi)的事實也表明弘光朝廷的主要軍事支柱如左良玉、高杰、劉澤清都是避戰(zhàn)先逃的敗軍之將，大順軍既被清軍擊敗，可知強中更有強中手。于是，他們自以為最高明的策略是不越雷池一步，免得“挑激”清軍，授以南下的口實。然后，卑詞遜禮結(jié)好于清廷，維持偏安局面。史可法、馬士英等人未必看不到南明軍隊即使不北上同清方爭奪山東、河南，清廷遲早也會南下收取魯、豫，同弘光朝廷接壤爭地。但直到覆亡前夕，他們始終抱著和談（款虜）的幻想，擺出一副謹(jǐn)慎可憐的樣子，企圖博得清廷的歡心。弘光朝廷這種先天的軟弱性，使清廷不費吹灰之力輕易接管了黃河中下游大批州縣。這些地區(qū)的許多官紳既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護，被迫歸附清朝。
時人張怡是在清軍進入北京以后南下的，他途中看到的情景是：“過德州界，一路鄉(xiāng)勇團結(jié)，以滅賊扶明為幟，所在皆然。至濟南，回兵數(shù)千自相糾合，隊伍整肅，器械精好?？：又萌?，凡舟必盤詰乃得過。即以所浚之土堆集兩岸，僅容步，不可騎。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戶，留一竇以通出入，防守頗嚴(yán)。引領(lǐng)南師，如望時雨。既聞弘光登極，史公督師，無不踴躍思郊。每遇南來客旅，輒訊督師閣部所至。使斯時乘其銳而用之，數(shù)十萬義士因糧于眾，人自為戰(zhàn)，大功可立也。日復(fù)一日，坐失事機，灰忠義之心，隳朝食之氣，謀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誰咎哉！”①參與濟寧、兗州、濟南反叛大順、恢復(fù)明政權(quán)的鄭與僑在《倡義記》中寫道：“是役也，當(dāng)四海無主之日，前無所依，后無所憑，只以紳衿忠憤、鄉(xiāng)勇血誠，遂使大憝立剪，名義以新。無奈江南諸執(zhí)政鼠斗穴中，虎逸柙外，置李賊不共戴天之仇于不問，可勝嘆哉！”①張怡、鄭與僑痛斥了史可法、馬士英不顧民族大義，頓兵不進，坐看國土淪喪的卑怯行徑。實際上這正是弘光朝廷自以為得計的坐山觀虎斗，避免引火燒身的退讓政策必然導(dǎo)致的結(jié)果。上自朱由崧、史可法、馬士英，下至南明地方官僚當(dāng)時都是以大順政權(quán)為賊，視清方為友，存在著一種強烈的感激清方、畏懼清方的混合心理。
在弘光朝廷的影響下，黃河流域明朝官員顛覆大順地方政權(quán)以后，表現(xiàn)出來的彷徨失所，兵部職方司監(jiān)軍贊理主事凌?的態(tài)度具有典型意義。他參與朱帥■等人擒殺山東等地大順官員時，以明臣自居；朱帥■投降清朝以后他也暈頭轉(zhuǎn)向地跟著清廷委派的官員瞎忙，自告奮勇招撫兩河（指今河南?。?。八月初二日，清招撫山東、河南等處右侍郎王鰲永向清廷奏報：“原任監(jiān)軍兵部職方司主事凌?才猷博大，動合機宜，招撫兩河事本官一力肩承，祈量改兵垣職銜，以便行事?！蓖率斩酄栃柫钪寂鷾?zhǔn)“凌?改授兵科給事中”②。八月二十九日凌?給清廷上疏，年號稱順治元年，用的卻是明朝授予的原銜和漢字官?、郏坏骄旁率?，他改用清廷授予的“招撫河南等處地方兵科給事中”官銜，上鈴滿漢合璧關(guān)防④。與此同時他又給南明弘光朝廷不斷報告軍情①。后來清軍南下，凌?才恍然大悟，堅決反清，在河南歸德府被殺②。他在那段時間里忽清忽明、亦清亦明的異常表現(xiàn)并不是他本人想左右逢源，而是深受弘光君臣奉行的“聯(lián)虜平寇”政策的影響。甲申九月十一日，弘光朝廷“命巡按御史凌?便宜聯(lián)絡(luò)北直、河南鄉(xiāng)紳義士”，凌?上言道：“方今賊勢猶張，東師漸進。然使彼獨任其勞，而我安享其逸，恐亦無以服彼心而伸我論。為今日計，或暫假便宜，權(quán)通北好，合兵討賊。名為西伐，實作東防。俟逆賊已平，國勢已立，然后徐圖處置。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支，萬一棄好引仇，并力南向，其禍必中江淮矣。……夫有山東，然后有畿南，有畿南，然后有河北。臨清者，畿南、河北之樞紐也。與其以天下之餉守淮，不若以兩淮之餉守東。伏望皇上擇一不辱命之使臣，聯(lián)絡(luò)北方，以弭后患，宣慰山東州縣，以固人心?！雹圻@說明凌?內(nèi)心里是向著弘光朝廷的。問題是包括史可法在內(nèi)的南明君臣一味茍且偷安，以坐山觀虎斗為上策，不愿派兵北上。
弘光朝廷在大順軍西撤后，對山東等地只做了一些表面文章。如五月十一日山東濟寧官紳叛殺大順政權(quán)官員，“傳檄各路，號召忠義，一路由沂州達登萊，一路由濟南達天津，一路由臨清達河朔，一路由宿、徐達淮陽，一路由曹、單達潁、壽，以潁州守任民育濟（寧）人也。民育見檄遣諸生李道生赍至南都。督輔史公手札褒獎”①。弘光朝廷于六月間任命王燮為山東巡撫②，丘磊為山東總兵；八月“命原任薊督王永吉戴罪總督山東軍務(wù)，仍同陳洪范等料理酬北事宜”③，十月十三日“馬士英奏賜永吉斗牛服，以隆接待北使之體”④；九月十六日又任命王溁為登萊東江等處巡撫⑤。似乎弘光君臣并沒有忘記山東，問題是沒有武力作后盾，委任的方面大員根本不敢赴任，朝廷雖一再催促也無濟于事⑥。李清記：“王齊撫燮、王東撫溁辭朝后，皆溁怯不行，觀望淮上。雖疏糾旨催，充耳而已。予言于馬輔士英，謂國法宜振。士英但曰：人言我憒憒，后人當(dāng)思我憒憒。”⑦檔案材料表明，弘光任命的巡撫、總兵僅派了幾個使者進入山東清軍未到的地方頒詔、遣牌，虛應(yīng)故事就萬事大吉。七月，清招撫山東、河南侍郎王鰲永給內(nèi)院的啟本中說：“南都情形昨有小疏入告，不知當(dāng)作何方略？昨丘磊有遣牌系山東總兵，遣牌至濟南繳。又聞有李中書赍捧哀詔沿河而來。”①同月二十四日清山東巡撫方大猷啟本中說：“目下大兵已西，而江南傳喜詔之官已封識濟寧之庫藏而去?！边@種類似兒戲的舉動適足以示弱，清廷隨即命令方大猷將“濟寧庫藏……速行察解”②。八月初三日，原起兵反叛大順政權(quán)的濟寧知州朱光和當(dāng)?shù)剜l(xiāng)紳潘士良、任孔當(dāng)?shù)热艘驗榈貌坏侥厦骱牍獬⒁槐蛔涞闹г?，終于在清委山東巡撫方大猷的招致下，歸順了清朝。③
到八月間，奉使清廷的兵部左侍郎左懋第等奏：“山東人心亟可收拾。命下廷議。時吏民人自為守，撫、鎮(zhèn)不至，無所稟承。清人傳檄責(zé)郡縣獻籍，漸奉遵依。識者惜之?！雹芫旁露帐房煞ㄗ嘌裕骸案麈?zhèn)兵久駐江北，皆待餉不進。聽胡騎南來索錢糧戶口冊報，后遂為胡土。我爭之非易，虛延歲月，貽誤封疆，罪在于臣。適得北信，九陵仍設(shè)提督內(nèi)臣，起罪輔馮銓，選用北人殆盡；或不忘本朝，意圖南下，逃匿無從，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詔求賢，偏諭北畿、河北、山東在籍各官及科甲貢監(jiān)，但懷忠報國，及早南來，破格用之。從之?！雹偈房煞ǖ淖嗍璨皇侵鲝埬厦鬈婈犗虮蓖七M就地因糧用人，而是借口鎮(zhèn)兵缺餉，請求皇帝發(fā)詔求賢，讓河北、山東的官紳南下，言外之意就是放棄山東、河北等地的百姓和土地。史可法節(jié)制的四鎮(zhèn)之一東平侯劉澤清原是山東總兵，家在山東曹縣，盡管當(dāng)時清方駐山東兵力極少，清廷任命的山東巡撫方大猷在啟本中自稱“手無一兵”②，劉澤清并沒有趁勢收取桑梓之地。八月底，他派部將劉可成、阮應(yīng)兆等率領(lǐng)一千多兵馬前往臨清祭祖③，在曹縣“殺死鄉(xiāng)官一十七家、百姓無算”，又在濟寧同恢復(fù)明朝的回兵打仗，以泄私憤。九月初三日搬取家眷，招兵數(shù)百名撤回淮安。④劉澤清的這次“出兵”山東如入無敵之境，史可法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所謂“待餉不進”、山東等地“我爭之非易”，完全是明末官場中慣用的敷衍之詞，倒是“貽誤封疆，罪在于臣”，可稱實供。明翰林院官楊士聰是山東濟寧人，他不勝感慨地寫道：“其下東省，止一人一馬，責(zé)取遵依，無不應(yīng)者，積威之所劫也。及濟寧不應(yīng)，亦遂慘淡而去；繼至者乃有十三人。使南中有千人之旅渡河先至，呼吸可通，二東（指明代山東、登萊二撫轄地，即今山東?。┴M遂為虜有乎？”⑤
“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雹俸牍獬⒘酰谠S多史籍中被描寫成“正人盈朝”的局面，似乎事情全壞在后來馬士英、阮大鋮結(jié)黨亂政，正人君子聯(lián)袂而去，以至于亡國。這是東林—復(fù)社人士的門戶之見。事實上，當(dāng)政的文武大臣（包括史可法在內(nèi)）都是一批鼠目寸光的政治侏儒。大量材料證明，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以起義農(nóng)民為敵，而對多次犯中原，這時已經(jīng)攘取畿輔等地的清方則一味退讓，在“借虜平寇”的如意算盤下，圍繞“定策”、“逆案”、“順案”爭權(quán)奪利。對他們來說，只要能保住江南這塊最肥沃的土地就足以榮家安身，黃河流域的大片疆土，數(shù)以千萬計的百姓全被忘在腦后。倒是不肯入閣的崇禎朝大學(xué)士蔣德璟旁觀者清，在疏中說：“昔唐、宋在江南時，河淮以北皆虜，故不得不偏安。今奴雛（指順治帝）方幼，諸虜爭權(quán)，河淮之北，奴騎不到。而闖寇聞亦久奔，間有一二逃將士兵假名行劫而已。中原士民，椎牛灑酒，以待王師之至。但使中外合力，文武同心，分道北征，指日清廓，大非晉、宋可擬也。”②然而，他的話沒人聽。當(dāng)政大臣史可法、馬士英等人惟恐出兵北上有同清廷爭地之嫌，一味以“通好”為上策。
?、?參見1980年8月出版《清史論叢》第二輯載拙文《論清初社會矛盾》。
?、?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卷九，《敬陳安內(nèi)第一要務(wù)疏》。
?、?收入曹溶《學(xué)海類編》第十六冊。
③ 桐城姚康休那父著《太白劍》，所見為光緒乙未冬姚五桂堂重刊本。
?、?李清《南渡錄》卷一。
② 李清《南渡錄》卷一；《國榷》卷一百一載于二十九日，文字略有不同，如“因三桂款建，使為兩虎之斗”。
?、?《南渡錄》卷一；《國榷》卷一百一。
?、?王鐸《擬山園選集》（北京圖書館善本部藏順治十年刊八十一卷本）第二卷。按，諸書均記弘光朝廷封吳三桂為薊國公，大學(xué)士王鐸起草的敕諭中卻明言“晉爾侯世爵”，很可能弘光朝廷對吳三桂封爵有個升格過程，幾個月前吳三桂被崇禎帝封為平西伯，弘光朝廷初擬晉封侯爵，不久又決定加封公爵。
?、?同上書卷二。
?、?史可法《為款虜滅寇廟算已周，乞敕速行，以雪國恥事》奏疏，見馮夢龍《甲申紀(jì)事》，《玄覽堂叢書》第一一五冊。按，史可法這篇奏疏在清代刊印《史忠正公集》時因避諱改題為《請遣北使疏》，文字亦有刪改。馮氏著作刊于弘光年間，史可法尚任督師大學(xué)士，自應(yīng)以此本為準(zhǔn)。
?、?李清《南渡錄》卷一。
?、?馮夢龍《甲申紀(jì)事》。
?、?李清《南渡錄》卷二。
① 陳子龍《兵垣奏議》。
?、?張怡《?聞續(xù)筆》卷一。
① 乾隆五十年《濟寧直隸州志》卷三十一，藝文。
?、?《順治元年八月吏曹奏章》，見羅振玉《清初史料叢編》。
?、?見《明清檔案》第一冊， A1—120號。
④ 同上書，第一冊，A1—142號。
?、?楊士聰《申核真略》記凌?“為虜用，出示稱順治元年。然?于南都亦發(fā)疏不絕”。
?、?參見溫睿臨《南疆逸史》卷十一《凌?傳》。
?、?李清《南渡錄》卷三。
?、?乾隆五十年《濟寧直隸州志》卷三十一，藝文，鄭與僑《倡義記》。
?、?《南渡錄》記六月二十五日任命王燮為山東巡撫，黃宗羲《弘光實錄鈔》記于二十八日。
?、?李清《南渡錄》卷二。
?、?談遷《國榷》卷一百三。
?、?王溁任命為登撫日期，《南渡錄》記于九月十五日，《國榷》記于同月十六日。
?、?《國榷》記八月戊寅（二十三日）、辛巳（二十六日）連催王燮、丘磊赴任。
?、?李清《三垣筆記》卷下，《弘光》。
① 《明清檔案》第一冊，A—125號，啟本首頁有“順治元年八月初一日到”字樣，可知作于七月。這位“李中書”很可能就是上引鄭與僑《倡義記》中說的諸生李道生，他奉任民育之遣至南京，弘光朝廷大約給了個“中書舍人”的空銜。
② 順治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山東巡撫方大猷啟本，原件藏第一檔案館。
?、?順治元年九月初五日河南（道）總督楊方興“為欽奉遵依事”啟本，見《順治錄疏》。李清《南渡錄》卷二記，八月間弘光朝廷收到“山東濟寧知州朱光、生員孫胤泰、鄉(xiāng)民魏立芳等各疏請兵。既而不行，命補道官而已，不能救也”。
?、?談遷《國榷》卷一百二。
?、?《國榷》卷一百三。
?、?《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第四三六頁。
?、?順治元年九月初六日河道總督楊方興“為塘報事”啟本原件。
?、?順治元年九月山東巡撫方大猷“為塘報事”揭帖中說阮應(yīng)兆為副將，見《明清檔案》第一冊，A1—158號；上引楊方興啟本中則說阮應(yīng)兆是劉澤清標(biāo)下參將。
?、?《金史》卷七十五《左企弓傳》。
?、?李清《南渡錄》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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